冯·赖特（Gerog Henrik von Wright,1916～）是当代著名的芬兰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在剑桥大学的教授职位继任者，其三位遗嘱执行人之一，后任赫尔辛基大学教授，美国康奈尔大学无
一
我们世纪的哲学主流之一，被称之为“分析的”，是这个时代最典型的精神风潮。它也是己最广泛地席卷了整个地球的潮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与给当代文明打上最深烙印的两大势力——科学和技术结盟。
我意识到我的评价中的主观性因素。毫无疑问，它受到我的经历和个人口味的双重影响。在下面的文字中，我将试图给它以理性的辨明。我将凭借考察这一运动的历史起源以及一开始就隐含在它本身之中的某些相互冲突的倾向的发展来做到这一点。
从较广的视野去看，分析哲学继承了欧洲的启蒙传统。把也许是它最伟大的代表人物伯特兰·罗素比作伏尔泰，并不是毫无道理的。不过，当分析哲学最早出现在哲学舞台上时，它是与也植根于启蒙传统的另一思想潮流相对抗的。这就是哲学中的唯心主义传统。与过去决裂的里程碑是摩尔的《拒斥唯心主义》，它出现于1903年。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数十年间，当这一新哲学在广阔的战线上取得突破时，它自称是思想领域的一次大变动，一次深刻的革命。这段时间距现在已经很久远了。在本世纪后半期，分析哲学已经获得作为一个确立或公认的思想传统所具有的典型特征。它特有的外观已经消退；它日渐增多地成为折中的。它的身份似乎已受到误入歧途的威胁。
与此同时，这一思潮已经发生变化。由科学和技术所代表的合理性形式，由于它对社会和人的生存条件的反作用，已经变得成问题了。分析哲学，本身是能够通过科学取得进步这一信念的产物，似乎内在地不可能对付这些问题。任务不得不留待其他类型的哲学去完成，后者不同于分析潮流，且常常对它持批评态度。
二
在它的身份认同危机的混乱情景下，把分析哲学置于历史的批判的审视之下是适宜的。还未曾有人完整地撰写这一运动的历史。由于它日渐增多地分叉或分枝，识别出它的最本质特征并把这些特征与后来疏远其起源的添加区别开来，试图这样做是切中要害的。
在逻辑实证主义战前的喉舌即期刊《认识》中，有两篇论文对于我们目前所从事的事情来说是重要的。一篇是由魏斯曼写的，题目是“什么是逻辑分析？”。作者写道：
“哲学和科学是人的心智的两种根本不同的态度。——科学的心智寻求知识，即真的、与实在一致的命题。在较高的层次上，它上升到理论形式。——通过哲学人们能获得日渐增多的内在清晰性。哲学推理的结果不是命题，而是对命题的阐明。”（注：Waismann,P.265。）
在这些话语后面有一种观点，即在一方面是哲学、另一方面是科学之间存在截然分明的界限。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所表达的正是这种观点，并且他始终坚持这一观点，尽管他的哲学后来经历了许多变化。这种看法从一开始就在我思考哲学的方式上打下了烙印。不过，对于所有那些自称为分析哲学家的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情形并非都是如此。在具有这一称谓的哲学家中间，如魏斯曼所区分的，代表着两种理智态度——它们有时公开对抗，有时结成非反思的联盟。因此之故，几乎从一开始，分析哲学就潜藏着矛盾，最终这些矛盾变得公开化，由此破坏了该运动的统一。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这件事是怎样发生的。
在《认识》杂志战前最后一卷两篇论文中的第二篇，其题目是《逻辑实证主义和剑桥分析学派之间的关系》，作者为麦克思·白拉克。值得称赞的是，它第一次试图使人们注意到新哲学的双重根源以及它们的独有特征，一个根源在维也纳，另一个根源在剑桥。该作者还意识到在分析哲学家中间很流行的对哲学本质的两种态度之间的对立。
三
思想史上的重要潮流经常几乎同时发源于知识界的几个不同角落。我们已经指出，这种说法对分析哲学运动完全成立。不过，为刻画起见，这样做是有益的，即把该运动的实际诞生定位于某个确定的时间和地点：世纪之交的剑桥，并把两个杰出人物即伯特兰·罗素和乔治·爱德华·摩尔视为它的创立者。这两位哲学家是相互影响和相互激励的。正是年轻一岁的摩尔，促使罗素背叛了康德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并开辟了通向新的哲学台阶的道路。与此同时，这两个人又是很不相同的。这一运动中的许多内在冲突都可以追溯到这两个人之间的分歧——包括由魏斯曼所区分的那两种理智态度之间的冲突。
人们可以说，罗素在哲学中所追求的是不可动摇的真理性知识。这一说法对于他早期所从事的逻辑和数学以及后期对付休谟关于归纳的怀疑论的努力来说都是成立的。在这方面可以恰当地把他与笛卡儿相比较。像那位法国哲学家一样，罗素先是在数学中看到了无可置疑的知识的典范。但是数学中的证明开始于公理，而它们是可以受到怀疑的。这一洞见把罗素引向了逻辑。如他在几部自传之一中所证实的，他于1900年参加在巴黎召开的国际哲学代表大会，这件事对他后来的发展至关重要。（注：Russell, 1944, P.12：“1900年是我理智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年，在这一年中最重要的事件是我参加了在巴黎召开的国际哲学代表大会。”）在那里他见到了皮亚诺，并结识了数学基础研究的意大利学派。这次会见的长期成果是对于逻辑的下述贡献——先是在《数学原则》中，然后是在与怀特海合著的《数学原理》中——它们是这门学科的历史上位距前列的贡献。
作下述反思也许是无用的，但与此同时又是诱人的：假如不是由于罗素对逻辑所做的贡献以及他把逻辑看作哲学的本质，（注： Russell,1914,P.42。）逻辑是否还会具有它在本世纪毫无疑问所具有的那种中心位置？首先，新逻辑会一直为数学家而不是为职业哲学家所关注。例如，有谁会认识到19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是耶拿的一位数学教授？罗素慷慨地说，（注：Russell,1914,P.7。）弗雷格是第一个用逻辑分析方法去处理哲学问题的人。根据仅在本世纪后半期所实际发生的那些进展，把弗雷格看作分析哲学的“发现之父”——但把罗素看作弗雷格的追随者，而不是把弗雷格看作罗素的先驱，这将是不适当的。而且，假如没有罗素，人们是否会被诱使赋予弗雷格这种地位，是很难说的一件事。
罗素对确实性知识的追求把他带到了逻辑。在为数学提供基础方面，逻辑是最不易受到攻击的科学。并且由于构成哲学的核心，它允诺归根结底要赋予哲学以科学的确实性和精确性。在他的那本比其他任何书都更好地反映了这种态度的书即《我们关于外间世界的知识——作为哲学中科学方法的一个领域》中，罗素写道：“自古以来，哲学就比其他任何学问分支作出了更大胆的断言，但获得了较少的成果。我相信，结束这种不能令人满意的状况的时机现在已经到了。”（注：Russell,1914,P.13。）在一篇写于本世纪20年代的论文中， 他说哲学“本质上是一门科学，它区别于特殊科学之处仅在于它所研究的问题的普遍性。”（注：Russell,1928, P.71.他继续说，“新哲学认为， 所有的知识都是科学知识，有待用科学的方法来确证和证明。”）从魏斯曼所作出的区分的角度看，罗素代表着心智的科学态度而不是哲学态度。对于大多数仍然自称“分析的”哲学家来说，这同样的说法也是真的，至少我相信是如此。他们中的许多人可能希望把魏斯曼的区分视为不适当的简化，或者甚至看作是完全的误解。
四
罗素一直追寻确实性，摩尔则认为他已经占有了它。在他著名的论文《捍卫常识》中，摩尔列出了大量他认为他确实知道的东西。例如，他是一个人，他有身体，他从来不曾到过月球，世界在他出生之前已存在了相当相当长的时间，如此等等。
关于这些真理的知识，既不是哲学反思也不是科学探究的结果。所谈论的这些真理是“常识”，但它们隐含着重要的哲学结论。摩尔有身体这件事蕴涵着存在物质的东西。摩尔由此认为，他能够证明外部世界独立于他的意识而存在。在他的另一篇著名的论文即他于1939年在不列颠科学院所作的讲演中，他以手势的形式给出了证明，他举起他的两只手，以使他的听众确信它们代表着外部世界的两个事物。正如维特根斯坦曾注意到的，惟有具备摩尔的严格和理智水准的哲学家才能向一个学术团体提出这样的“证明”，而不使自己显得荒谬可笑。
摩尔的“证明”当然不是证明。但人们可以说，它表达了对于哲学问题的某种态度，对这种态度我本人表示同情，并且从维特根斯坦的思维方式中也可以知道这种态度，尽管具有不同的伪装。人们可以试着把这种态度描述如下：
必须把下述哲学观作为荒谬或无意义的加以拒斥，它们否定我们以及哲学家们在不作哲学思维时也会认为理所当然地存在着的事物。这种观点的例子有：不存在一个独立于我们的心灵的外部世界；或者，一切存在的东西都是物质的；或严格说来，人们不能确实地知道任何东西；或者，没有人能够以与他实际的行动方式不同的方式行动。这些是由哲学上的唯心主义者、唯物主义者、怀疑论者和决定论者所主张的论题。既然它们与我们在日常生活和日常话语中所确知的东西相冲突，它们就是反常和乖戾的。照其原样，即使不经论证，它们也必定被拒斥。存在物质的对象，但也存在不同于物质对象的东西，我们“确实知道”相当多的真理，或者我们即使不是总是、也是经常地能够以不同的方式行动——所有这些，以及某些哲学家质疑的许多其他东西，都必须作为事实加以接受。
不过，关于此类问题的哲学化并不因此走向终结。摩尔对此是完全清楚的。不过，问题不是与常识意见和陈述的真有关，而是与它们的意义有关。它是否意味着存在一个独立于我的意识的外部世界，或者意味着我有自由意志？回答这些问题就是分析的任务。
这里模仿摩尔的一个例子是诱人的。摩尔说他知道母鸡下蛋。（注：Moore, 1905, PP.65ff。（参看此文重印于Philosophical Studies, 1922.））他一点儿也不怀疑情况不是如此。 但他不能构想出母鸡下蛋意味着什么。摩尔在哲学方面的相当大部分的分析工作在于，努力阐明物质（物理）世界中的事物和事件，如母鸡下蛋，是如何与我们关于它们的知觉（感觉材料）相关联的。不过，他的思维的这些方面眼下并不与我们相关。
真理问题和意义问题之间的区分，对于理解不仅为摩尔哲学而且为整个分析哲学所特有的东西是至关重要的。分析在哲学中所设定的任务就是阐明语句（陈述）的意义。不过，即使被分析的陈述的真或假并不是不确定的，人们仍然有权去问他对它们的分析是否正确。是什么东西决定这一点？分析的本性和分析结果的正确性就是一个哲学问题。我并不知道它的解决方案，在本文中我本人也不打算去探究这个问题。（注：在我的“思想自传”中，我已努力这样去做。见von Wright 1989, PP.42—54。但我很不满意我在这个问题上达到清晰性的尝试。）
五
罗素和摩尔都强调他们哲学的“分析”性质。（注：这种说法对于他们年轻的同时代人弗朗克·兰姆塞也成立，其证据见Ramsey 1991 中的大量段落。）罗素似乎是第一个把逻辑分析说成一种“方法”的人。（注：参看Russell,1914, P.7以及其他各处。 ）在他后期的一本自传中，他写道：“自从我抛弃康德和黑格尔的哲学以来，我一直寻求通过分析去解决哲学问题；并且我仍然相信，惟有凭借分析才能取得进步。”（注：Russell,1959, P.14.）他说， 由此达到的进步“与伽利略在物理学中所引发的进步属于同一类型”。（注：Russell,1914, P.14.）
不过，罗素并没有过多地论及新方法的本性和特点。他对这方面的问题并没有什么贡献。摩尔更多地意识到这里的问题所在。（注：参看两篇论文《什么是分析？》和《分析的辨明》，见Moore 1966。）但是他关于它们所必须说出的话语并不是非常透彻的。他的著名的例子“兄弟是男性同胞”很好地说明了分析，即把一个概念剖析为它的各个构成要素，但这完全缺乏哲学意味。
在已提到的魏斯曼所写的那篇论文中，我们读到：“分析意味着分解和拆卸。‘逻辑分析’由此看来意味着：把一个思想拆分成它的终极逻辑构成要素。并且这里我们全都太容易想到来自其他领域的类比：正像物理学家透过光栅分解白光——化学家分析一种材料——一样，人们大致也可以这样去设想哲学家的事情，他的任务就是揭示思想的结构，显示它的逻辑构造。”罗素著名的有定摹状词理论经常被引证为哲学上有意义分析的范例。（注： Ramsey, 1931, P.263：“——哲学的范例，罗素的摹状词理论”。）让我们这里打量一下这一理论。
如所周知，根据罗素的理论，语句“司各特是威弗利的作者”的意思与“存在一个x使得x是威弗利的作者，并且对所有的y而言，如果y是威弗利的作者，则y等于司各特。”从这里我们能够学到一些什么呢？首先，一个具有简单的主谓语法形式的语句能够具有复杂得多的逻辑形式，一个语句的语法构造并不必然反映它的逻辑结构。其次，逻辑上重要的概念可能暗含在一个语句中，而不作为该语句的词语出现。于是在语句“司各特是威弗利的作者”中隐藏着存在（“有”）、全称（“所有”）、条件性（“如果一则”）以及同一等概念。分析使这些隐含的构成要素显现出来。
我们这里对罗素的理论打算去解决的那些哲学问题不感兴趣，也对他所建议的分析是否正确这个问题不感兴趣。关于这同一论题存在着相互竞争的理论。我们这里对罗素的分析感兴趣，仅因为它是一个给人留下极深印象的例子，说明了什么是一给定语言表达式的逻辑语法。作为这样一个范例，它还极深地影响了那位哲学家，在使罗素和摩尔所代表的新的哲学方式成为一场世界范围的运动方面，他比其他任何人都作出了更多的贡献。
六
没有人能够否认，同时作为《逻辑哲学论》和《哲学研究》的作者的维特根斯坦，对于分析哲学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性。至于是否能把维特根斯坦本人正确地称为分析哲学家，这几乎是另一个问题。人们可以这样谈到《哲学研究》：对于典型的“分析”探究来说，它的精神是陌生的甚至是带有敌意的。相反，《逻辑哲学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分析哲学思潮的极品，特别是按这一思潮在罗素那里获得的、后来由维也纳学派成员所进一步发展了的形式。后期维特根斯坦表现出同摩尔的某些相似。
我以为，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的基本问题是这样的：语言记号如何能与世界处于意义关系之中？或更简短地说，语言是如何可能的？答案是维特根斯坦把语言看作实在的图象的观点。维特根斯坦所谓的基本语句由名称组成，名称代表着世界中的事物，语句中名称的相互关系描画着那些事物在一可能事态中的相互关系或排列组合。基本语句之外的所有有意义语句都是基本语句的所谓真值函项。
事物是这个世界的实体。事物在事态中的可能关系和名称在有意义语句中的可能关系构成世界的逻辑形式，即本质。于是语言的本质和世界的本质是同样的。
维特根斯坦的观点预设了对于—语言的语句的双重分析。首先，人们必须能够把基本语句分析、分解为名称，名称在语句中的连接对应于事物在世界中的排列。其次，人们必须能够用基本语句的真值函项的形式展示所有其他的有意义语句。
在《逻辑哲学论》发表前后不久，罗素在著述中对语言以及世界的逻辑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还为自己的观点铸造了一个生动的名称逻辑原子主义。逻辑原子论的看法是许多冠以分析哲学之名的学说所特有的。人们甚至可以把它看作是本质性地属于这种思维类型的。这并不衍推接受语言的图象理论，后者对后来的发展发生了相对小的影响。（注：一个例外是芬兰哲学家司滕纽斯（Erik Stenius），他用有意思的论证捍卫了语言的图画论的某个版本。参看Stenius 1960.）
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的特点在于，人们不能给出基本语句和名称的例证，因此也不能给出世界中事物的例证。这一特征是与这部深刻的“形而上学”著作的其他特征相关联的。不仅逻辑形式经常为语言表面的语法形式所掩盖，如罗素的摹状词理论所表明的。在原则上还不可能在语言本身内描述这种形式。维特根斯坦的理想语言因此被恰当地叫做“绝不—绝不—语言”（never－never language ）。（注： Black 1964, P.11.白拉克还把它叫做“逃避—语言”（lingua abscondita），同上。 ）语言逻辑的“晶体结构”在有意义言语中显示自身，但不能说它具有这种或那种形式。
维特根斯坦在他的书的前言中说，哲学问题源自于“误解我们的语言的逻辑”。当人们清楚地把握了这种逻辑，如同它在语言的有意义的使用中显示自身，哲学问题就会消失。哲学问题于是都是伪问题。它们不能被解决——只能被消解。在哲学中，人们不能提出他们可以用论证来支持或反对的论题。例如，存在一个外部世界，严格说来就不是一种人们能试图用唯物主义的论证来捍卫或者用唯心主义的论证来反对的立场。
七
《逻辑哲学论》的作者认为，他已经一劳永逸地处置了哲学问题。在完成他的书之后，他抽身隐退于理智的孤独。从哲学角度说，剑桥是该书藏身的地方。要不是该书落入莫里兹·石里克和他在维也纳的某些同事之手，这种情形也许会持续更长得多的时间。
1922年，石里克应邀从基尔（Kiel）来担任一度为恩斯特·马赫所占据的维也纳哲学教授席位。围绕石里克很快聚集了一批人。到20年代末，他们发表了名为《科学的世界观——维也纳学派》的宣言，从而成为一个为更大范围的公众知道的学派。该学派的成员并不是“纯粹”哲学家， 而是全都一直还在某一个特殊的学科领域内工作。 （注：Wissenchaftliche Weltauffassung,P.13. ）他们在哲学中共同持有一种基于科学的反形而上学态度。在这方面他们在欧洲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在布拉格、莱姆堡（Lemberg）、华沙以及中欧的其他大学城镇， 包括柏林，也存在着具有类似的科学——哲学倾向的学派，并且在学派之间还有活跃的相互接触。
在他们反对唯心主义的战斗中，剑桥分析家们把他们自身看作是世纪之交哲学中其他新实在论思潮的同盟军。另一方面，维也纳学派的成员则把自身看作是19世纪实证主义（特别是它在马赫那里所获得的、因而是其感染上观念论而不是实在论的形式）的追随者和继承人，特别是在其初创时期，该学派的哲学立场可以刻画为实证主义加上由新逻辑创造的工具。这两者的结合也反映在“逻辑实证主义”这一名称中，它成为这一运动的标签，特别是在英语世界中。这一名称并不是该学派本身的发明。它似乎起源于在斯堪的那维亚出版的两本书：埃诺·凯拉的《逻辑新实证主义》（1930）和佩策尔（Ake Petzall ）的《逻辑实证主义》（1931）。
分析哲学的剑桥变种有双重的根源，一个源于摩尔，另一个源于罗素。人们能够从起源于维也纳的那个运动中识别出类似的二元论，该运动有两个最杰出的代表人物——石里克和卡尔纳普，后者在许多方面都是罗素工作的追随者和继任人。他本人必定已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石里克则更近似于摩尔，但他首先是受到了维特根斯坦的影响。他称维特根斯坦是“逻辑领域内所有时代最伟大的天才”。（注：根据凯拉与笔者的口头交谈。）他这样谈到《逻辑哲学论》：他坚定地确信，它是迄今为止我们时代的哲学方面最重要的著作。他补充说，“我坚定地确信，这本书是我们时代最有意义的哲学著作——就真实性而言，难以估量这些观念的范围：任何经理解之后真正采纳这些观念的人，从哲学角度说，必定因此是一个变化了的人。这些新的洞见对于哲学的命运绝对是关键性的。”（注：见 Waismann 1976（死后出版）一书的序言，P
石里克从维特根斯坦那里接受的，首先是把哲学看作活动的观点，活动的目的在于使句子的意义清晰。在《认识》创刊号上他的开篇论文《哲学的转折点》中，石里克写道：“哲学阐释命题，科学证实它们。在科学中我们关注命题的真，在哲学中我们关注它们实际上意味着什么。”（注：Schlick 1929, P.8.英译见Schlick 1979, P.157.）把真理问题与事实问题区分开来，这一区分也标志着科学和哲学之间的区分，与魏斯曼所作的区分是同样的。后者在他发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论文中表达了这一区分，当时维也纳学派已不再存在，其成员也随风四散了。这些区别直接起源于维特根斯坦，但人们也可以在其中识别出摩尔声音的遥远回响。
当哲学使问题消失不见时，哲学活动就达到了它的终点。与各门科学不同，既然哲学没有它自己独有的题材，它的问题的消失就意味着它本身的消失。于是，由石里克在他的论文中所宣布的哲学中的转折就是哲学的终结。石里克本人用许多话语说出了这一点。他的论文中经常被引用的结论性句子是这样的：“到那时，将不再需要谈论‘哲学问题’，既然所有的问题都将被哲学地处理，即是说，用一种清晰而有意义的方式来处理。”（注：Schlick 1929, P.11.英译见Schlick 1979, P.160.）卡尔纳普也一度认为，传统意义上的哲学正在走向终结。它的位置将由“科学的逻辑”来取代，他指出，后者与“科学语言的逻辑句法”是一回事。（注：Carnap 1934, P.iii-iv ：“哲学可以用科学的逻辑来代替：科学的逻辑只不过是科学的逻辑句法。”）但与石里克和维特根斯坦更为一致的是，他还曾指出，哲学不是一个体系或理论，而是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就是逻辑分析。（注：Carnap 1931, P.237。）它给我们产生一些句子，它们谈论那些作为分析对象的句子。前者属于元语言，后者属于对象语言。元语言规定对象语言的句子要有意义就不得不遵守的规则。他因此与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的下述立场拉开了距离：人们不能有意义地谈论语言。他接受了罗素在他给维特根斯坦的书所写的序言中尝试性赞成的一种观点，即存在语言的逻辑分层。这一见解也与希尔伯特所作出的数学和元数学的区分相关。语言一元语言的区分在分析运动中可以称之为逻辑构造主义的一支那里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支区别于另一支，更适合后者的是“逻辑分析的”这个词。逻辑构造主义（在逻辑本身之外）的萌芽可以在罗素的几本著作中找到，其中有《心的分析》和《物的分析》。在前一本书中，他偶尔非常接近于马赫和逻辑实证主义的立场。构造主义早期的高峰是卡尔纳普的《世界的逻辑构造》，它出版于1928年。使我感到奇怪的是，这部十分优秀的著作对哲学后来的发展并没有产生太多的影响。（注：最接近于卡尔纳普在《世界的逻辑构造》中的工作的也许要算Nelson Goodman 1951。凯拉对有关实在的逻辑构造的那些问题进行了相当不同于卡尔纳普的探索。参看我的论文《埃诺·凯拉的一元论》（1990）。）
借用卡尔纳普的说法，（注：Carnap 1931, P.238。）分析方法的“否定的使用”是用来摧毁形而上学并把它从哲学中驱逐出去。这种十字军东征似的讨伐行动是该运动的逻辑实证主义阶段最典型的特色，并且按它的代表人物的意见，在当时哲学的一般情形之下，这种行动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注：carnap 1931, P.238，“在当前的历史情景之下是必须的和重要的”。）热情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冷却下来。仍可称为分析哲学支脉的某些后来的发展，甚至已进展到支持惊人思辨因而在这种意义上具有“形而上学”特征的见解。我将在后面回到这个话题。
随着纳粹的兴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终爆发，维也纳学派以及中欧的具有逻辑——分析趋向的相关学派迅速而残忍地走向终结。由于宣扬“进步的现代”精神，这种哲学被选做迫害的靶子。幸运的是，它在奥地利、德国、波兰的相当大一批信奉者在盎格鲁—撒克逊地区找到了避难所。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逐渐在其主人国家的哲学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我发现，分析哲学在战后回到欧洲大陆的进展是惊人的迟缓。在德国，一个奥地利人沃尔夫冈·斯太格缪勒为之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在他的祖国，维也纳学派的遗产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似乎绝灭了。
在它被驱逐和返回的那段时间内，分析运动本身已经经历了很大的改变。
八
在维也纳学派发表它的宣言的同一年，维特根斯坦回到了剑桥。在30年代，他在这里发展了一种“新哲学”。我不打算描述它。我们感兴趣的是它对分析运动的影响。
后期维特根斯坦的思维方式与罗素的有根本性区别。这两个人之间的个人关系也冷淡下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那段时期内，罗素把维特根斯坦的发展看作一种堕落，把他的影响视为哲学方面的危险。
维也纳学派的《科学的世界观》总是不合口味且令他讨厌。但他也通过他的《逻辑哲学论》极大地强化了这同一种精神。在他开始作为哲学家的新生涯之际，他的思考就其主题而言，是与在维也纳正在进行的工作密切相关的。（注：关于这一点，参看Wittgenstein 1967。 ）详细阐明这些细节，对于哲学思想史家来说是一个诱人的任务。维特根斯坦在其所谓的“中期”的大部分著述仍有待发表。
维也纳学派和30年代早期的维特根斯坦尽管在精神上不一致，但在气质上两者仍有值得注意的类似。根据摩尔的一个说明（当时他出席了维特根斯坦的许多讲演），维特根斯坦急于强调他的方法的创新所在。他说，它将在哲学中引起一场革命，这场革命可以与伽利略在物理学中引起的革命或由于抛弃前科学的炼金术在化学中所引起的革命相比拟。（注：Moore 1954－55, P.322（参看Moore 1959。 ））已经达到思想史上的一个转折点的类似感觉，也是由维特根斯坦引起的第二次剧变的特色。它以“日常语言哲学”而著称。由这场新运动的倡导者们所撰写的一本小册子题为《哲学中的革命》。在某些方面它确实可以与约二十五年前维也纳学派的宣言相比拟。
虽然这第二次革命是由来自剑桥的火花点燃的，但它在牛津才燎原成一场大火。我本人可以清晰地回忆起这一点。战前我曾短暂地访问过牛津，当时唯心主义传统在那里仍很强大。我第一次见到了阿尔弗里德·艾耶尔，他在那里看起来像一只不为人熟悉的当地鸟。维特根斯坦近似于神秘人物；罗素和摩尔在牛津只有很小的影响。当我八年后回到这个地方时，我所面对的是一种完全变化了的情形。维特根斯坦的名字挂在每一个人的嘴上。不过，不是作为《逻辑哲学论》的作者，而是作为蓝皮书和棕皮书的作者，并且作为一个有影响的教师。一些有特殊地位的人出席他在剑桥的讲演。
对于这种氛围的变化，比任何其他人都作出更多贡献的牛津哲学家毫无疑问是吉尔伯特·赖尔。艾耶尔的《语言、真理和逻辑》一书，也许是曾经写过的对于哲学中的逻辑实证主义和经验论运动的最好的半通俗阐述，它在战前已出版一些年，但据我判断，它在剑桥的影响一直不是很强。战后，艾耶尔移居伦敦。
如“日常语言哲学”这个名称所表明的，分析思维的新变种并不过多地诉诸逻辑或科学的哲学。在这方面，它与罗素和逻辑实证主义者所代表的思想类型明显不同。它更多的近似于剑桥分析学派的第二位创始人摩尔的思想方式。（注：当然也有差别。也许人们可以说，他可能在那里发挥的影响被维特根斯坦在牛津的思想氛围中所激起的狂热所遮蔽了。）像摩尔一样，牛津分析家们感兴趣的是语言表达式在其日常用法中的表层结构，而不是去用逻辑工具把数学和科学思维的深层结构“形式化”。
如此关注日常语言在哲学上怎么可能是重要的甚至是有意思的呢？新运动的批评者否认哲学能够这样发展，并嘲弄新思潮的主张将导致哲学的完全平庸化。罗素就是这样一位批评者。
事实上，回击不相干的指责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人们也许可以这样回答：为了具有哲学意味，对日常语言的关注必须旨在解决某些已公认的构成哲学问题的难题和谜团。这一条件明显为吉尔伯特·赖尔的理应著名和有影响的著作《心的概念》所满足。若要说的话，它的题材是“哲学的”。它处理心智现象的本性，并批评他所谓的关于“机器中的幽灵”的笛卡儿神话。探讨该问题的新方法或方式在该书前言中描述如下：“构成本书的哲学论证并不打算增加我们关于心灵的知识，而是要校正我们所具有的知识的逻辑地图。”哲学的任务不是去发现新的真理，而是要阐明（旧的）意义。
也许对于后代来说，哲学家约翰·朗格肖·奥斯汀会作为战后牛津哲学最具原创性的代表人物突显出来。在他那里，情形是更为复杂的。他于1960年去世时相当年轻。我愿把他称为这种新形式的经院哲学的精妙博士，若对细节作必要的修正，则可以把他与六个半世纪以前的另一位牛津哲学家相比拟。在探察语言用法的概念阴影方面，奥斯汀是罕与其匹的大师——我想说，在这一技巧方面他甚至胜过维特根斯坦。不过，在奥斯汀那里，他对语言的概念观察是否总是与哲学相关，这一点并不总是清楚的。奥斯汀本人把他的分析活动说成是语言现象学的开端。这本身不是哲学，却是哲学的许多副产品之一，是“一门真正的、综合性的语言科学”。（注：Austin 1956, P.132. ）它的起源类似于许多其他科学的起源，如17世纪的物理学或19世纪的心理学和社会学。在他那篇富有特色且有措辞巧妙的标题的论文Ifs and Cans（《假如和能够》）中，奥斯汀写道：“于是，凭借我们能够借以摆脱哲学的唯一途径，即把它踢到楼梯上去，我们将使我们自身从哲学的又一个部分中脱身（仍将有足够部分的哲学留下来）。”（注：Austin 1956, P.132. ）——人们应该把这些话语与石里克关于哲学转折点的那篇论文的结语相比较。
（原载《社会科学论坛》1999年9/10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