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批判休谟以来实证经验论的两个教条，釜底抽薪，打破逻辑经验主义的基本理论框架。他指出：严格区别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本身是一个“非经验”的“形而上学信条”, [6]因为意义理论中的“分析性”实质上是主词与谓词的同义性，它并不出于人的先天领悟，归根究底来源于大量经验观察事实的记录；人工语言的语义规则不过是“翻译”日常语言的约定性规则，后者包含了心理、行为和文化的诸多经验因素。他否定逻辑与语言分析的先验性，要将全部科学命题建立在更为开阔的人的行为经验的基础上。他又批判意义证实的还原论教条肢解经验与科学整体,说它“乃是胡说，而且是许多胡说的根源”， [7]指出从洛克、休谟到逻辑经验主义都将科学陈述还原为原子式的感觉、印象、观念或孤立的感觉资料、经验事实，逻辑经验主义在此基础上孤立、静态地拼合零碎经验、构造科学理论，只会使科学知识研究误入歧途。他承认科学双重地依赖于语言与经验，但认为“我们关于外在世界的陈述不是个别地，而是仅仅作为一个整体来面对感觉经验的法庭的”， [8]具有经验意义的单位不是个别的感觉、印象、观念和语句，应当是整个科学。
第二，以实用主义的整体经验论建立整体、动态的科学观。他认为人类全部知识与信念是一个从地理、历史事件记录到原子物理、数学与逻辑之“人工织造物”的整体，一个边缘同经验紧密接触的“力场”，各门科学按照同经验相距远近、普遍性程度高低，结成一个有内在逻辑联系的动态整体；连续经验的变动同科学“力场”发生冲突，会引起科学整体内部的变革，科学家有理智选择与调整的自由，修改科学的陈述与法则，使科学整体的内部意义重新融贯一致。蒯因强调全部科学受人类经验整体制约，各门科学内在联结为整体，处于时有调整、变革的动态发展过程，这种观点符合科学史和现代科技革命的实际。但他认为科学的概念系统只是预测未来经验的工具、梳理经验之流的手段，是类似荷马史诗中的“诸神”那样的文化设定物，这就会导致科学哲学中的相对主义约定论。
第三，反对“拒斥一切形而上学”的口号，重新肯定哲学本体论在科学理论建构与发展中的作用。他认为任何科学陈述都有承认某种存在的本体论涵义。但他并不主张恢复传统的“第一哲学”，而是通过语言与逻辑分析，提出“本体论的承诺”说。接受一种本体论，对于解释整体经验、建立科学理论“是基本的”，那就是根据承诺某种存在对象，“择定要容纳最广义的科学的全面概念结构”。 [9]他用现代逻辑的语言提出本体论承诺的公式：存在是约束变项的值。就是说，一种科学理论整体的语言结构以特有的方式承诺其解释存在对象，也就决定了这种科学的取值范围。蒯因在分析哲学界为本体论恢复名誉，重新肯定哲学原则对科学理论的重要作用，这有积极意义，促使科学哲学重视紧密结合哲学背景理论来研究科学的结构与发展规律。但他实质上主张本体论承诺只同科学承诺使用的语言相关，也有相对主义倾向。
第四，以实用主义的经验论与多元真理论，建立“自然主义的语言哲学”。他赞赏皮尔士用行动的效果说明信念与概念的实际意义，采纳行为主义观点，认为语言与知识是对环境刺激的经验行为反应，受复杂多样的社会、心理因素制约，承诺的本体论是相对的，其意义有多元性、不确定性。一些哲学家主张语言的意义是某种独立、固定的精神实体，语言是其标签；蒯因批判这种语义学是“博物馆神话”，语言成了“博物馆”中僵死精神实体陈列品的标签。 [10]他进而提出“语言译不准原则”，认为不同语言的意义翻译没有译准的标准。他不是忽然热衷于语言的翻译理论，而是主张各种科学理论体系都是约定性的、适应环境的有用工具，各有互不相同的本体论承诺、概念结构和语言意义，彼此难以沟通，没有公共测度的标准。这种相对主义原则对60年代后历史主义学派的科学哲学形成“范式的不可通约性”说，有直接影响。
蒯因冲决逻辑经验主义，引进实用主义，提供动态、整体的科学观，重新确认“形而上学”的意义，加之日常语言哲学的呼应与影响，这就导致当代分析哲学与相关的科学哲学别开生面，出现多种自立门户的新学说，形成多元化的新格局。综合科学认识论、现代逻辑、语言与心理、人工智能为一体的认知科学理论这门新学科也产生、发展起来，它并有实际应用价值。各种分析哲学学说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大都深入到心智哲学层面，探究语言与认知的终极本性。甚至属于日常语言学派的塞尔（John Rogers Searle）在发展奥斯丁的言语行为理论中，于80年代发表《意向性》等著作，也深入心智哲学领域，探究言语行为的形而上学基础，强调心智活动的因果性、整体性，认为整体性的心智活动是在个人与世界相互作用中，在一切外界事物对人的“心—脑的影响”中形成的，但他也反对将精神与心智状态简单地还原为物理—生理状态，认为心智问题有相对独立的研究价值，应考察身与心的关系，心智、语言与大脑的结构、功能之间的因果联系。蒯因的学说中包含着动态、整体的科学实在观与实用相对主义的内在矛盾，在60年代后新生的种种分析哲学学说中，就表现出实在论和反实在论的分化趋向，它们对科学哲学的演变也各有不同的影响。
实在论强调语言包括科学的语言指称世界的实在对象，持实在论哲学取向的有两位代表人物。蒯因的学生、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戴维森（D.H.Davidson）肯定蒯因的动态、整体的经验论与科学观，批评其相对主义。他改造、发展塔尔斯基的真理论，建立实在论倾向的语言本体论和“变异一元论”，形成“戴维森纲领”，在分析哲学界很有影响。其要义就是主张：科学真理以信念为经验性依据，其意义在于它们是“自然法则”，人们共有语言和信念就是共有一个客观、公共的世界图景，语言结构显示实在的特征。 [11]使用一种语言体现人们的世界观，即对事物存在方式的基本信念，这种共同信念表明存在一个客观、公共的世界，因而有客观真理，而因果关系是“整个宇宙统一的粘合剂”，是世界统一性所在。 [12]后起之秀、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克里普克（S.A.Kripke）也是著名的逻辑学家，他所创建的关于模态逻辑语义学的“可能世界学说”，被国际逻辑学界广为采用。他坚持一种本质主义，认为分析传统只承认先验的逻辑必然性，将经验科学命题看作只有或然性、偶然性，这是错误的，“必然”与“偶然”不只是逻辑模态，也是实在事物本身的模态，全部科学知识都是对实在事物的必然性与本质的认识，亚里士多德传统的本质主义不是无意义的形而上学，“本质主义的观点是正确的”； [13]他还批评英国分析哲学家斯特劳逊(P.F.Strawson)等人局限于描述知觉经验的“摹状词”的语言分析，将科学的对象归结为抽象的“一堆特性”，湮灭实在事物本身这一科学研究的出发点。 [14]他提出因果历史的命名学说，主张命名（确定语言的指称、赋予意义）即人的认识，是一个集体性的社会历史过程，是有社会性因果链条传递联系的历史过程，表明人们对知识对象的意义理解由表及里、不断深化，进向把握实在事物本质的必然真理，应当以动态的历史观点研究科学知识。克里普克的学说对科学实在论的兴起有一定的影响。
反实在论主张科学知识的意义及其真值并非来源于所指称的客观对象，而取决于知觉经验和逻辑构造，是行为经验与心智建构活动所派生的。蒯因的学说中也有这种思想成分。美国的刘易斯（D.K.Lewis）固守一种内涵语义学，主张科学名词的意义（内涵）决定指称，知识、信念的内涵构成则由个人的心智活动决定，意义成了只存在于头脑中的抽象的东西，个人心智状态的函项。英国哲学家达美特（M.A.E.Dummet）强调真理只是意义的内在融贯一致，真理等同于辩明，即在理想条件下对陈述的证明。最极端的反实在论者是在美国以分析哲学叛逆者形象崛起的罗蒂（R.M.Rorty），70年代末以来他发表《哲学和自然之镜》、《实用主义的后果》等多部著作，倡导一种新实用主义和后哲学文化，来融合分析传统与欧陆人文哲学，意图根本改造分析哲学，在西方引起广泛影响，也被视为一种后现代主义哲学。他指出分析哲学（科学主义）与欧陆人文哲学的鸿沟在加深，“只侃逻辑”的学院派分析哲学家的形象不是学者或科学家，倒象是“律师”，他们教学生是在“虚脱他们的心智”。 [15]他抨击以逻辑分析为中心内容的分析哲学已经变质，甚至腐坏，自从后期维特根斯坦、蒯因批判以来，已走向慢性自杀。他认为以往全部西方哲学的主流都是以心物、心身、主客体二分为前提，以认识论为中心，在琢磨人心这面“自然之镜”中，探究世界的本质、心的镜式本质，以求知识的基础。于是构造了种种“镜式哲学体系”和“基础主义”，20世纪以来至今的一些分析哲学也大都没有摆脱这种陈规，他都加以批判。他坚决反对本质主义，主张彻底打碎全部“镜式”哲学，建立一种融合杜威、后期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学说的新实用主义的“启导哲学”，将人的全部知识与文化活动都看作适应环境的社会行为经验、整体性语言游戏，说这样才能进入研究人类文化活动全景的“革命哲学”与“后哲学文化”时代。他倡导新实用主义吸收当代哲学解释学思想，实现从认识论（包括语言哲学）到解释学的转折，消除科学主义和人文哲学的对立，实行不同文化范式的对话，以求互相沟通与融合，这对提示科学哲学中也要注重研究人文因素对科学发展的作用，是有一定意义的。
（三）当代科学哲学的进展
当代与分析哲学相关的科学哲学有许多新进展，研究成果丰硕。一方面，由于当代科技革命使人们深化了对科技整体发展的哲学理解；另一方面，当代分析哲学的变革和种种新学说的建立，为拓进科学哲学提供了种种新思路。当代科学哲学也是在突破逻辑经验主义中发展的。50 年代至60年代，英国波普尔（K.Popper）已建立批判理性主义，对逻辑经验主义发起猛烈冲击，批判它的归纳主义证实说，提出演绎主义的“证伪”说，主张科学是借助于演绎不断“证伪”而逼近真理的“不断革命”过程。蒯因变革分析哲学及其引发的各种新学说，更促使相关的科学哲学发生重大演变，创立多种新学派。它们的基本理论特点是：注重用整体论观点，动态地研究科学发展的历史过程，并考察社会历史与文化因素、科学家主体在科学创新与变革中的重要作用；破除分析与综合、经验与逻辑、观察与理论之间的严格界限，强调它们的相互渗透、互为作用；肯定作为世界观背景的形而上学在科学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各种学派的哲学观点和学说内容很有差异，有的也有偏差之处，而总体上说，他们探究科学创新与发展的规律，从不同方面各自为当代科技革命提供了值得借鉴的历史与理论研究成果。从60年代以后的演进来看，历史主义、新历史主义和科学实在论等三个学派最有影响。
1. 历史主义学派。
美国马萨诸塞理工学院教授、科学史家与哲学家库恩（T.S.Kuhn）于1962年以来发表《科学革命的结构》等多部著作，创立历史主义学派。他以丰富的史料，论述科学发展是以“范式”转换为枢纽、知识积累与创新相更迭、有动态结构的历史过程。他创建的学说在科学领域清除逻辑经验主义影响，也超越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促成当代科学哲学的方向性转变。他的学说有两点要义，从中可见蒯因等人的分析哲学对它的重要影响。
第一，“范式”是科学发展论的中心范畴。库恩描述科学发展的图式：一种范式规定的常规科学——反常与危机——旧范式转换成新范式的科学革命、形成新常规科学。他认为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不在于意义的证伪或证实，人们在解决疑难的活动中才产生科学，形成科学的范式则标志一门科学成熟。范式有“模型”、“模式”的含义，指由科学共同体普遍承认的科学原理与配套系统历史地形成的共同信念，如哥白尼的太阳中心学说、牛顿的经典物理学、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现代量子力学等都是科学的范式。范式不是逻辑经验主义构造的静态逻辑图式，而是受各种社会文化因素制约、有背景知识、有基本科学法则，将多重知识内容综合成的有机整体；它同其它学科关联，对人类知识总体的变化有重要作用。范式有世界观背景，“范式的中心是它的哲学方面”， [16]库恩确认“形而上学”在形成范式、发展科学中有重大作用，这符合科学史实际。但是他对范式的哲学理解有两重性：一方面他说范式中的科学语言描述实在世界，有实在论思想因素；另一方面他又说范式本质上是“一个人造物”，是解决疑难的“工具”，其真理性是相对的，范式中的各种科学法则不是逼真映现自然规律，而是“语言游戏活动”的规则，只有“家族相似性”。 [17]这种相对主义倾向无疑是很受蒯因和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的影响。
第二，科学革命的本质是范式的变革和转换。库恩批判逻辑经验主义将科学进步只归结为知识的渐进积累，他论述常规科学中会出现反常现象与新的科学发现及创新，从而产生危机，导致抛弃旧范式、建立新范式的科学革命。他主张科学发展是常规科学知识积累的量变和科学创新的质变交互更迭的过程，这比较符合科学发展的实际。范式转换中不仅科学的范畴、理论体系与方法根本变化，而且，哲学背景的变化是其先导并贯穿其中，科学革命也是“世界观的改变”。 [18]他肯定哲学在科学革命中的重要作用，这有合理性。但是，他只从心理知觉与经验的意义，阐述范式变革引起科学家的知觉方式、观察语言及解释世界的根本变化，他根据格式塔心理学比喻说，就象在不同条件下看一个图形，会从看来象是鸭变为看来象是兔，就象人用倒置透镜看到彻底改变了的世界。他认为科学的语言是刺激—反应的行为工具，不同范式有不同的本体论承诺，有意义全然不同的科学语言，它们就象采用互不相通的方言，有“不可通约性”，不可相互交流、比较与评价。这种相对主义明显来源于蒯因的“语言译不准原则”，否认科学革命是否定中有肯定、创新中有继承，因此受到很多批评。
库恩的学说探究科学历史发展的规律，颇有影响。“范式”说甚至被一些学者扩大用于研究文化（如罗蒂）和文明（如亨廷顿）问题。历史主义学派内部又形成一些新学说，它们对库恩的思想各有批评与修正，如英国的拉卡托斯（I.Lakatos）力图融和精致的证伪主义和范式论，提出科学研究纲领学说，认为常规科学时期就有不同范式的竞争，并肯定科学发展中在先后范式之间有继承性。美国的劳丹（L.Laudan）则提出用“研究传统”范畴代替“范式”，对研究传统做了较为细致的内部结构分析，强调科学进步的合理性，认为不同研究传统之间可以沟通与融和。美国的费耶阿本德（P.K.Feyerabend）是这个学派中一位激进的代表，他的多元主义学说提出“怎么都行”这个口号，国内有些人将它说成是主张为所欲为的认识论的无政府主义，这是望文生义的误解。其实，他是在批判逻辑经验主义和批判理性主义为科学人为预设原则、束缚科学发展，是强调应当倡导多样理论与方法的创新、竞争，才有利于科学创造性地发展。他还批判科学沙文主义与西方文化中心论，认为科学不是西方的专利，主张不同形式的文化传统都拥有平等发展科学的权利，还特别指出中国共产党50年代以来鼓励发展传统中医学，这种做法“是合理的”，值得仿效。 [19]
2. 新历史主义学派。
历史主义学派的相对主义倾向，令人忧虑科学有丧失合理性基础的危险。1963年3月在美国伊利诺斯州厄巴那召开科学哲学会议，后又出版会议文集《科学理论的结构》，宣告新历史主义学派形成。当时芝加哥大学教授夏佩尔（D.Shapere）的报告《科学理论及其域》成为该学派的理论纲领，文集《理由与求知》是他的代表作。70年代以来，这一学派以马里兰大学为中心，有较大发展和影响。
夏佩尔左右开弓，既批判逻辑经验主义是脱离科学史实际、死守不变逻辑教条的“预设主义”，又批评库恩等人的科学革命论触陷在相对主义的岩礁中，其根源在于蒯因和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影响。他致力于研究科学理论的动态结构和科学发展的因果联系，旨在将科学发展重新纳入合理性轨道。他的学说主要有两个要点。
第一，域、理由和科学进步的合理性。他认为：科学建立在成功信念的基础上，它是经验与理论的有机结合。科学理论即世界信念形成关于宇宙的广阔、连贯的图景。科学发展是历史性与客观性的统一。每个时代的科学以相互关联又有区别的信息群（包括“待研究的信息群”和“背景信息群”）作为研究对象，形成不同的“域”或称科学场，也就是各种科学的门类、分支、专题，它们在求知过程中不断分合、交叉、演变、深化，使科学整体成为动态可变的规则系统。“域”的各种信息群中都有观察与理论的相互渗透，例如现代天体物理通过接收来自太阳的中微子，观察40万英里厚的太阳的中心核，这远非直接知觉意义的观察，而需要多种背景理论，结合仪器分析与理论推导，才能得出这种观察的结论。但夏佩尔批评库恩等人片面强调观察依赖于“背景理论负载”，于是主张不同的科学范式由于背景理论的变换而有全然相异的世界图景，有意义截然相异的范畴与语言，相互间不可通约、没有继承性，这就走向相对主义。他认为科学变革造成各“域”的深刻变化，但科学进步有合理性，在于它是“以理由为基础的科学的发展”，理由就是科学变革的因果联系，一种“推理链联系”，“有一根发展链条把两套不同的标准联系起来”，使科学创新中有连续性、规律性，而科学创新也只有在充分借鉴、吸收既有历史成果中，在把握科学自身发展的因果联系中，才能实现。 [20]
第二，“不可保证”的实在论。夏佩尔认为科学发展至今支持了实在论，已将关于客观世界独立存在的假设内在化为一种成功信念群。但他又认为，对这种信念永远可能产生怀疑，迄今相信为实在事物特性的信念也可能根本改变，如关于基本粒子的实体概念可能变为用数学公式解释它的本性。他还主张真理只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科学信念的可接受性，永可怀疑、修改，在真理观方面实在论和实用主义的概念工具主义可以相辅相成。总之，他宣称主张一种开放可变、“不可保证”的实在论。实质上，它对实在论和实用主义依违两可，仍然为相对主义留有余地。因此，新历史主义学派是历史主义学派和科学实在论学派的中介环节。
3. 科学实在论。
科学实在论在70年代中期兴起，一直蓬勃进展，现已成为广有影响、势头强盛的学派。它主张科学理论是对客观实在事物的近似为真的真实描述，科学活动作为一种发现与创新的事业，在历史实践中不断深化认识、向实在的真理接近。它批判地吸取当代其它科学哲学的合理成果，既批判逻辑经验主义等学派的预设主义，又吸取他们的逻辑与语言分析方法；既反对历史主义学派的相对主义，又吸取其动态、整体的科学发展观。60年代美国分析哲学家塞拉斯（W.Sellars）已开始提倡科学实在论。美国著名哲学家、逻辑学家普特南（H.Putnam）1975年以来发表《心智、语言和实在》、《理性、真理和历史》、《实在论和理性》等多部著作，有力推进科学实在论发展。德国哲学家施太格缪勒称誉他是“具有纵观全局能力的哲学家”。 [21]他的学说阐发了科学实在论的基本哲学纲领。
科学理论的语言指称实在事物，处于整体发展中的科学法则不断逼近实在的真理。普特南前期提出“趋同实在论”，认为科学范畴、术语的真值在于它指称客观对象，其意义表述对象的本质；各门科学在相互关联中整体发展，一些科学术语往往指称相同对象而其意义先后有很大变化，如牛顿经典物理学和爱因斯坦相对论都使用质量、能量、时间、空间等术语，意义却并不相同，表明科学进步趋同于对特定对象的认识不断深化，因此在科学变革中不同范式的意义变化有因果链的连续性。科学理论的“意义”本源于对所指称的实在事物的认知，其真理性在于符合实在事物的必然规律。普特南用“缸中之脑”的生动比喻，抨击反实在论者将科学概念的意义仅归结为头脑活动、心智自身意义建构的主张：那就象在一个营养液大缸里存活许多切下的头脑，并将它们同一台超级计算机连接，这些头脑不指称外部事物就能产生一切幻觉性意义并相互交流，能“一起玩模拟游戏”，会“永远相互欺骗下去”。 [22]他批评库恩等人片面强调观察依赖于背景理论、主张范式不可通约，是错误的文化相对主义。
科学认识在主客体内在关联、相互作用的社会实践中形成与发展。普特南后来提出内在的科学实在论，批评形而上学的实在论主张世界对象总体不受人主体的任何作用、真理只是思维同外部事物刻板对应，认为这是错误的外部主义哲学观。他主张主体与客体、认知与实在有相互的因果性作用，“科学知识具有来自经验的输入物”，而思维是在“使用者的概念构架内同特定的对象相对应”，作为知识基础的经验观察也受理论框架或概念所浸染。 [23]他肯定认知主体与理性思维在科学建构中的能动作用。他和克里普克一样主张因果、历史的命名说，认为在当今科学分化、技术发达的世界，认识科学真理不取决于个体的先验才智，而是在社会共同体的实践经验中形成。他后来也接受实用主义思想因素，有时将“社会实践”和实用主义的“实践”、“行动”混同，甚至称自己的哲学为实用主义实在论。但波义德论评他基本上是科学实在论者，而不是实用工具主义者。 [24]
科学进步有客观价值标准和重大社会功用。强调科学哲学不仅要研究科学发展的事实，也应联系社会人文因素考察科学发展的价值与社会效应，这是普特南的又一重要突破。他认为事实与价值象是一枚硬币的不可分割的两面，每个事实判断都有价值负载，价值评估是科学合理性标准的重要内容。在社会生活中科学的活动与运用不是价值中立的，而是同人的社会实践、文化背景、各种利益紧密相关，都有善或恶的伦理价值，科学哲学和道德科学及其它社会、人文学科应当结合研究。他反对道德主观主义、情感主义和非理性的文化相对主义，认为科学的认识价值和社会、伦理价值有客观的正当性标准。科学有利益相关性，但它不应受不正当利益支配，不应被滥用、误用；说科学只是工具理性、只有实用的工具性价值也是狭隘、错误的眼界。他洋溢乐观精神指出：科学是真与善的统一，是实现理性进步、促进社会完善的事业，它在工业革命与社会现代化中已实现巨大价值，应当紧密结合研究人和社会发展实际，以合理的价值导向，不断发展科学进步的事业，发挥其重大社会功用。
在普特南的哲学纲领影响下，科学实在论勃发多姿，涌现不少新学说，如：波义德的辩证实在论强调运用辩证的科学方法论，才能提供趋于精确的世界图象；胡克的进化自然主义实在论论述自然秩序在进化中的统一性；加拿大哲学家邦格建立科学本体论，用逻辑分析手段研究世界物质系统的不同层次的实在，意图使科学哲学精确化；哈金的实体实在论肯定理论实体真实存在；此外还有结构实在论、关系实在论等等。
从历史主义学派到科学实在论都强调要紧密联系社会文化因素研究科学发展，科学哲学逐渐向科学发展的社会效应与价值领域伸展，这就促成80年代以来开拓研究一门新兴学科“科学技术与社会”（简称STS）。科技是推动社会的“第一生产力”，应是造福人类的巨大力量。当今全球性科技革命在深刻促进经济结构、社会关系、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的变迁，而另一方面，由于社会根源和不合理的价值导向，科技进展中也产生许多负面效应，如军备竞赛、环境污染、生态危机、高新科技发展中的伦理道德问题等等。为使科学正确发挥其社会功用，用于有益目的，避免破坏性效应，80 年代以来“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研究已迅速崛起，发展成为很有影响的综合性交叉学科。它有开阔的研究内容，包括科技发展的社会条件，科技发展的社会人文因素和价值导向，高新科技发展的社会效果与伦理道德问题，科技和经济、产业、教育、文化的关系，等等。这一研究领域已超越科学哲学范围，但究其根底，它的形成与研究是和科学哲学相关的。这一学科研究直接关涉社会发展战略，受到欧美各国普遍重视，成立不少专门研究机构，制订有关的理论、历史和战略研究计划，开设有关教学专业。 [25]中国学术界也在起步开展研究，探讨中国特色的科技与社会发展之路，这对我国实施科教兴国与可持续发展战略，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注释】
[1]这是卡尔纳普的一篇重要论文的题目，见艾耶尔编〈〈逻辑实证主义〉〉（Logical Positivism,The Free Press, New York, 1959），第54页。
[2]石里克〈〈哲学的转折点〉〉（The Turning Point in Philosophy），见艾耶尔编〈〈逻辑实证主义〉〉，第54、55页。
[3]卡尔纳普〈〈卡尔纳普思想自述〉〉，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第62—63页。
[4] 见同上书，第35页。
[5]见同上书，第91页。
[6] 蒯因《从逻辑的观点看》，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35页。
[7]同上书，第39页。
[8]同上书，第40页。
[9] 同上书，第15页。
[10]蒯因《本体论的相对性及其他》（Ontological Relativity and Other Essays）,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9年，第27页。
[11] 戴维森《真理与解释的探究》（Inquiries into Truth and Interpretation）,Clarendon Press,Oxford, 1984年，第199页。
[12]戴维森《论行动与事件》（Essays on Actions and Events）,Clarendon Oress, Oxford,1980年，第xi页。
[13]克里普克《同一性与必然性》，见涂纪亮主编《语言哲学名著选辑》，三联书店，1988年，第380、381页。
[14] 克里普克《命名与必然性》，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53页。
[15] 罗蒂《实用主义的后果》（Consequences of Pragmatism）,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2年，第220—221、225页。
[16] 库恩《对批评的答复》，拉卡托斯编《批判与知识的增长》，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315页。
[17] 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第38页。
[18] 库恩同上书，第73、91页。
[19]费耶阿本德《自由社会中的科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第81页。
[20]夏佩尔《理由与求知》，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第221—222、443—444页。
[21] 施太格缪勒《当代哲学主流》下卷，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306页。
[22] 普特南《理性、真理和历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7—13页。
[23] 同上书，第62—63页。
[24]波义德《科学实在论的现状》，《国外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50页。
[25]参阅殷登详《科学技术与社会导轮》，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二、三章。
（原载《国外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录入编辑：中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