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批判欧文的学者通过查阅原始历史资料,发现欧文篡改文献,将一个关键的句子改得面目全非,但欧文本人则称他是根据现存的历史资料得出的“结论”。这个句子实际上是盖世太保头目希姆莱的电话指令, 原文是“Verwaltungsführer der SS haben zu bleiben”, 意为“党卫军的行政领导务必留下”,译成英文便是“Administrative leaders of the SS have to stay”。欧文却把德语原文翻译并改为下列句式,“Administrative leaders of the SS. Jews to stay”,结果使原文的意思变成“党卫军行政领导。犹太人留下”,并强辩说,希姆莱在给党卫军军官的电话里是下令让“犹太人待在原地”,以此说明希姆莱是在拯救犹太人,而非屠杀犹太人。显而易见,在短短一句话中, 欧文不仅篡改了一个关键词, 把“haben”(即have) 当成“Juden”(即Jews) ,而且有意背离通常的语法习惯,削足适履,将其强行断开。这无疑是蓄意为纳粹分子开脱罪责的一种伎俩,也充分说明“否认大屠杀理论并不是历史体裁的一部分,而是另一种体裁,是政治或煽动仇恨的演讲所用的体裁”。[1]此外,欧文在情急之下常常扔掉了历史学家的伪装,其有些撰文读起来无异于一种反犹太的法西斯主义的谩骂。难怪本书作者伊格尔斯通利用代表新法西斯主义的“布里斯顿爆炸者”(Brixton Bomber) 的例证作为警示,呼吁人们要认清否认大屠杀的真实面目,并提醒人们,否认大屠杀根本就不是历史,只是伪装得破绽百出的反犹太的种族仇恨。[2]为此,伊格尔斯通还特别指出,作为后现代的一种认识,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历史在这个世界上造成的后果之一,就是使我们所继承的文化成为多元文化。蓄意否认大屠杀的种族主义者恰恰仇视这种多元文化,因为它是在不同传统之间相互尊重和商榷的基础上形成的。多元文化的社会也只能是多元文化的融合、共存,而不是同化成一种文化的社会。
伊格尔斯通在书中对欧文案进行的探讨,是为了通过“一叶知秋”的方式来反思否定性后现代主义的可能误区及其危害。在西方,对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种种指责与评判是一个历史过程,这一过程目前依然在进行之中。后现代主义正式出现于20 世纪50 年代末和60 年代初期,并逐渐主导了西方思想界,其影响已经遍及西方社会的各个方面,其触角之多元、内涵之丰富是当代任何其他思潮所不能比拟的。许多反对大屠杀否认论的人们和大多数历史学家,都将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或文化相对主义相提并论,并且发现这些观点很有威胁性。
伊格尔斯通坦言,他的论点一直深受法国著名哲学家、后现代思潮中的关键人物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 的影响。利奥塔在其专著《后现代状况》(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中曾经指出,使我们成为“后现代”的是我们“不轻易相信”元叙述(meta2narratives) 这一事实。[3]元叙述是一个庞大的解释,有助于我们在世界中定位,有助于解释我们周围的其他所有叙述。然而,在经历了20 世纪后三分之一时期所发生的种种变化以后,我们不再能够相信任何这样的解释了,不再相信任何一个理论能够解释一切了。诚然,后现代思潮表现出一种叛逆性和价值选择性,这种开放态度恰恰是对现代闭锁心态的否弃。后现代思想还使人们识破了科学万能的神话。美国著名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小柯布(John B. Cobb ,J r. ) 就曾强调说,后现代主义者使差异拥有了立足之地。他从后现代主义的反思角度出发,分析了美国在近二三十年的社会经济发展,认为以高掠夺性、高资源消耗为代价的美国经济,实际上是裹足不前的。诸多源自后现代思潮的分析和批判足以说明,后现代主义提出的多元,旨在使人类将尊重差异(或者异质) 作为精神生态的基本信条,对于世界万物要依照多元性加以认识与理解。后现代主义倡导的多元文化观点,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西方中心话语和欧洲中心论,并且使尊重文化差异和重新审视与反思历史成为人类的当代实践。无论后现代思潮曾经如何被简单化和被妖魔化,或者如何被大屠杀否认者别有用心地歪曲与利用,但它尊重差异、尊重事实、尊重他人的主旨,却是大屠杀否认者难以攻破的。当然,后现代主义思潮由于成分复杂,其思维空间不断扩大,这就有可能给心怀叵测之人留下可乘之机。不过,一种理论或思潮的局限,与对其有意加以误用或利用是两码事。否认大屠杀的欧文案,显然属于后者。
如今,欧文案已经成为历史,但此案留给人们许多警示与思考。多年来,大屠杀否认者们一直使用百般伎俩去伪造历史,而欧文案本身就是精心策划的一大骗局。由于伪造历史的欺骗性,加上现代媒体的炒作和隐藏在背后的商业利益追求,人们越发认识到审视和尊重历史的重要性。
在对欧文案进行审判时,就流行着这样一种说法:新闻是一种体裁,它需要一个故事。在整个案例的报道过程中,记者们信守了行业的格言:“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于是,在真伪不辨的情况下,就可根据新闻价值来大肆报道或炒作某一事件,而且越是耸人听闻,越是连篇累牍。结果,美国的犹太学者抨击大屠杀否认者,就不被视为“新闻”,而非犹太裔的英国学者否认大屠杀,那就是可遇不可求的“新闻”,因为这具有吸引读者的“魅力”。欧文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将这种媒介文化现象与模糊的新闻视线巧妙地结合起来,故意在法庭上做秀,在采访中津津乐道,不惜一切地提高自己的收视率与知名度,把无中生有的东西转换为大众关注的新闻焦点。事实上,在判决之后的当天,见诸报端的是欧文的照片,而不是李普斯塔特的照片。这样简单追求新闻性的报道,无疑为大屠杀否认者提供了宣传,在客观上起到了助纣为虐的负面作用。
在对于人权的习惯性侵犯依然频繁发生的今天,否认大屠杀的论调多多少少地干扰了历史学家的正常研究,同时也或多或少地刺激了犹太人的心灵创痛。与此同时,这种堂而皇之的造假与伪装手法所引发的种族偏见、媒体炒作、历史颠覆与价值混乱等等否定性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景观,对人类的良知和尊重历史的态度提出了挑战。大卫·西泽兰尼(David Cesarani) 专门就这次审判所引发的争议撰写过一篇文章。他指出:“大屠杀之所以是具有吸引力的事件,并不是因为它是历史上扣人心弦的一章,还因为它有着令人吃惊的现实意义。”[4]联系到欧洲的种族清洗、卢旺达的种族灭绝行动、新种族主义与新法西斯分子的种种劣行以及全球范围内不断发生的暴力冲突事件和局部战争,欧文案给予人们的警示就更加不容忽视。历史和后现代主义观点都曾不断地提供给人类尊重差异、真诚待人、倾听他人等等有益的价值观念。其中所突显的真诚,就是要求没有虚假、没有伪造。因为一旦可以伪造真诚,那就可以伪造一切。人类历史上这方面的惨痛教训举不胜举,给人类良知所造成的伤害难以言表。无论是一位有良知的个人,还是一个真正成熟的民族,都不希望把扭曲的历史留给后世。因为任何扭曲的历史只能孕育出扭曲的灵魂、扭曲的人格乃至扭曲的社会。
【参考文献】
Gilroy ,Paul ,2000 ,Between Camps : Nations , Culture and the Allure of Race ,London :Penguin.
Jenkins , Keith , 1995 , On“What is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Norris , Christopher , 1990 , What’s Wrong with Postmodernism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原载：《国外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录入编辑：中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