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反基础主义的涵义
1、反基础主义是后现代哲学的一个基本理论倾向,而不是一个哲学流派反基础主义作为一个基本理论倾向,与后现代哲学的反理性主义、反本质主义、反本体论、视角主义、非中心化等思想倾向紧密联系、相互为用,集中体现着后现代哲学质疑现代性、否定现代性、超越现代性的根本特征。它的影响极其广泛,在当今西方文化思潮中,凡是直接、间接涉及到相对性、不确定性的思想理论问题,诸如历史的、伦理的、美学的相对主义问题的讨论中,以及在关于科学的本质与历史地位的讨论中,都可以感受到它的作用和影响。反基础主义在后现代哲学的各种理论倾向中居基础地位,起导向作用。
2、反基础主义是基础主义的对立概念,具有与基础主义相反的意义。反基础主义与基础主义的内容特点是彼此规定、相互照应的。所以,要弄清什么是反基础主义,必须从什么是基础主义说起,以便从反面使反基础主义的内涵得以规定。
所谓基础主义指的是思想文化中的这样一种信念,即认为任何知识都存在一个坚实的、不容置疑的、不可动摇的基础。哲学家的任务就是去发现这种基础是什么,并从理论上竭力支持这种探索。
基础主义这种理论信念、思想倾向,在哲学史上是屡见不鲜的。甚至可以说从古希腊到后现代哲学产生之前的哲学史,实际上不过是基础主义的各种表现形式相互更替的历史。在古希腊,柏拉图的理念论是基础主义的典型代表。它认为物质世界中的各种具体事物都是变幻无常的、不真实的,在物质世界背后的理念世界才是真实的、永恒的、万物的本原。物质世界是理念世界的影子和摹本,理念世界是本原世界。理念世界是由不同层次的理念构成的等级系统,有最低层次的关于具体事物的理念,如桌子、椅子;有稍高一层次的关于数学或科学方面的理念,如方、圆等;有再高一层次的艺术和道德方面的理念,如美和正义等;有最高的理念善,善是创造一切的力量和源泉。总之,理念论认为理念是万物的本原,一切知识的基础。
在近代,17 世纪法国哲学家笛卡儿在他的《哲学原理》序言里,把人类的全部知识比作一棵大树,说树根是形而上学(哲学) ,树干是物理学,树枝是分门别类的各种科学(医学、机械学) 。在这个有名的树喻(用树打比喻) 中,把哲学当成了全部知识的基础。同时,他还从普遍怀疑出发,进一步探讨了关于基础的基础。情况是这样的:他基于法国资产阶级的进步要求,倡导理性,追求真理,以怀疑为武器反对经院哲学。他说:“要想追求真理,我们必须在一生中,尽可能地把所有事物都来怀疑一次”[1 ] (P1) ,把怀疑作为认识事物的一般方法,主张一切怀疑,怀疑一切。在这种普遍怀疑的观念中,只有怀疑本身才具有绝对性、不可动摇性,其逻辑结果必然是对怀疑本身不能再怀疑了,同时也正是怀疑本身才能证明怀疑主体的存在。据此笛卡儿作出了著名的“我思故我在”的结论。这是他全部哲学的第一原理,即基础的基础。这就是主张主观思想决定主体肉体的存在,精神第一性物质第二性,是精神本体论。
黑格尔作为客观唯心主义者,认为宇宙万物都是从“绝对精神”中派生出来的。他认为绝对精神基于内在矛盾处于不断变化发展之中,最初是逻辑阶段,表现为光秃秃的概念体系,在矛盾推动下进而外化为自然界,再进一步外化为人类社会,在社会发展中产生了普鲁士王朝,出现了黑格尔哲学,绝对精神才通过人身返还到了自身。可见,他以思辨的形式(从概念到概念的抽象演绎的形式) 通过宏大的思辨叙事(利奥塔语) ,把整个世界都纳入他的逻辑体系之中,把一切的一切都最终归结为绝对精神,即认为一切事物和所有的知识都以绝对精神为基础。他是哲学史上最大的基础主义者。
现代西方哲学的两大流派(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 同样没有超出基础主义的范围。比如在人本主义中,意志主义者叔本华讲的“生存意志”,尼采讲的“权力意志”,心理分析学家弗洛伊德讲的“情欲”、“无意识”,存在主义者海德格尔讲的“在”等等,都被认为是带根本性的基础的东西。
在哲学史上具有基础主义理论倾向的唯物主义派别不同于唯心主义,不是把“客观精神”或“主观精神”当作一切知识的终极基础,而是向客观世界探求。这是因为它的认识理论不是唯心主义先验论,而是唯物主义反映论。反映论认为,人的认识是人的认识器官在同外界事物接触过程中形成的观念,即客观物质在人的头脑中转化为主观精神的过程。观念、精神是实在的反映,正确的观念即真理,同实在相符合。所以它强调客观实在是一切知识的基础。
此外,还要看到,基础主义对基础的追求是受同一性思维方式支配的。这种思维方式要求在思维过程中,从错综复杂的差异性、多样性、丰富性中,找到可通约性,舍掉差异性、多样性、丰富性,整合共同点,把握同一性;同时将高层次归结到低层次,并依次递进,逐级递归,最后归结到最低层次,从而找出作为终极基础的最大范围的同一性。
以上所述,共计讲了基础主义的含义、历史表现、认识理论(反映论) 和思维方式等四个方面。
反基础主义作为基础主义的对立概念与基础主义有相反的意义,我们可以从相反的方面对反基础主义的内涵进行界定。
3、反基础主义的主要内容
第一,与基础主义认为哲学是一切具体知识的基础相反,它主张否定大叙事,解放小叙事。在反基础主义者看来,基础主义认为哲学作为世界观的理论讲的是关于整个世界、全部历史如何如何的大叙事,一般的具体知识、具体科学讲的是关于不同类别的具体事物的小叙事。哲学可以为具体知识具体科学进行论证、提供合法性,成为它的理论基础。利奥塔在《后现代状态》引言中就曾指出:“只要科学不想沦落到仅仅陈述实用规律的地步,只要它还寻求真理,它就必须使自己的游戏规则合法化。于是它制造出关于自身地位合法化的话语,这种话语被叫作哲学。”而这种依靠大叙事、元话语使自身合法化的就是“现代”科学、现代性。
反基础主义则反其道而行之,否定大叙事,解放小叙事。利奥塔说:“简化到极点,我们可以把对元叙事的怀疑看作‘后现代’。怀疑大概是科学进步的结果,但这种进步也以怀疑为前提。与合法化元叙述机制的衰落相对应,思辨哲学和从属于思辨哲学的大学体制出现了危机。”[ 2 ] ( P2) 即“大叙事失去了可信性”[2 ] (P80) 。
总之,反基础主义认为怀疑、否定大叙事、元叙事,既是科学发展的前提又是科学发展的结果,所以主张否定大叙事解放小叙事。同时认为知识、科学不需要哲学为自己提供合法性。知识、科学的合法性是靠自身的内在性(性能) 的显现获得的,即靠知识与技术结合成为首要生产力、对社会发展起重要作用而取得合法性的。正如利奥塔所指出的:“在最近几十年中,知识成为首要生产力,这已经显著地改变了最发达国家的就业人口构成,这对发展中国来说也是最主要的薄弱环节。在后工业社会后现代时期,科学将继续保持并且可能加强它在民族国家生产能力方面的重要性。”[2] (P3) 知识、科学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通过显现自身“内在性”而获得认同和确证的。也正是利奥塔所说的:“这是一种通过事实达到的合法性。”[ 2 ](P96)
第二,与基础主义寻求基础之基础相反,它主张拒斥形而上学。基础主义不仅认为哲学是全部知识的基础,而且寻求基础之基础,确认哲学中关于存在之存在的理论,即本体论(形而上学) 是整个哲学理论(包括本体论、发展观、认识论、历史观) 的基础。本体论说到底就是关于物质、精神谁是第一性的理论。比如,笛卡儿的哲学第一原理“我思故我在”主张思想决定存在,精神第一性物质第二性,就是精神本体论。
与基础主义对基础的基础的寻求相反,反基础主义的一个重要理论内容就是拒斥形而上学(反对本体论) ,要从哲学的根基上摧毁基础主义赖以存在的基石。反基础主义拒斥形而上学有各种具体表现,其中比较激进的是德里达用解构的方法,即从内部突破的策略解构本体论。
他说过:“传统哲学的一个二元对立命题中,除了森严的等级高低,绝无两个对项的和平共处,一个单项在价值、逻辑等方面统治着另一单项,高居发号施令的地位。解构这个对立命题归根到底,便是在一个特定时机,把它的等级秩序颠倒过来。”[3 ] (P72) 从而消解本体论。
第三,与具有基础主义理论倾向的唯物主义派别坚持反映论相反,它抛弃反映论。具有基础主义倾向的唯物主义,认为人的知识不是头脑里固有的,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主观对客观的反映,客观实在是一切知识的基础,逻辑地必然地坚持反映论原则。反基础主义反其道而行之,抛弃反映论。
罗蒂在《哲学与自然之镜》一书中,集中地批驳了反映论。他说写这本书的目的就在于摧毁读者对“知识”的信任,即把知识当作⋯⋯具有“基础”的东西的这种信念。他认为,反映论把实在当作知识的基础是犯了简单类比的错误,是把认识活动混同于视觉活动(单纯用眼睛看东西的活动) 。在视觉活动中,知觉的形成,似乎具有某种强制性,仿佛知觉对象有一种力量在迫使我们接受它,视觉的这种潜在影响表现在认识活动上,就会让他们把自己的心灵看成一面镜子,把认知当作是对某种心外之物的反映,完全忽视了认知活动中人的主动参与。其实,认识对象不是先于认知活动而独立存在的东西,而是认识的结果。任何一种知识,不管是比较高级的理论,还是比较低级的感觉,都是在人的认识关系中形成的,所谓存在就是被认识到的存在。人们无法在认识关系之外把关于世界的理论与世界本身加以比较,独立于认识之外的客观实在不可能成为知识的基础。
罗蒂对反映论的批驳实际上是陷入了“自我中心困境”。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东西。20 世纪初新实在论者培里在批判黑格尔为代表的理性派唯心论与贝克莱为代表的经验派唯心论时,就对“自我中心困境”问题进行了剖析。在培里看来,唯心主义之所以把认识对象看作仅仅存在于意识之中而不是独立的实在,就是由于陷入了“自我中心困境”。
所谓“自我中心困境”,在培里看来,就是指人不能离开他与事物的认识关系来认识事物,即人们不能把自身排除在认识活动之外去发现未被认识到的东西。意识到的对象总是与意识同时存在的。这种困境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 (1) 对象进入认识关系立刻成为观念,认识者无法将它(观念)与外在的非观念的真正对象比较,即认识以内的对象无法同认识以外的对象相比较。(2) 认识者无法就同一对象和他人进行沟通,因为他人的意见告诉认识者之后,他人的意见已进入认识者的意识范围了(认识以内的对象无法同认识之外的对象相比较) 。(3) 认识者无法摆脱认识关系去认识事物。(4) 消除了认识关系也就中断了认识,并失去了认识对象。
很显然,当罗蒂宣称人们无法在认识关系之外把关于世界的理论与世界本身加以比较时,无疑是陷入了“自我中心困境”。培里指出,唯心主义正是利用这种困境,推论出事物的存在依赖于对它的认识,在人的意识之外不存在任何东西。换句话说,一切存在的东西都是被认识的东西,“存在即被感知”,“月亮无人看时确实不存在”。从而陷入了唯心论。
培里进一步指出,陷入“自我中心困境”的主要错误是把认识关系绝对化了。主要表现为两点: (1) 把认识关系当成了人与世界的关系的基础和核心,否定其他关系诸如实践关系、价值关系、审美关系等。(2) 只讲关系不讲关系项,即发生关系的主体。
这实际上是利用认识论上所说的认识过程中主体与客体的相互关系,在本体论上作出了主体决定客体的唯心主义结论。
综上可见,反基础主义抛弃反映论,否定知识的客观基础,陷入了“自我中心困境”,其论证的方法和结论都是不足取的。
第四,与基础主义受同一性思维方式支配相反,它主张向同一性开战。后现代的反基础主义把同一性思维当作扼杀人的创造性、想象力的过时的东西加以攻击,热衷于寻求差异性、多样性、碎片性、零散化、不确定性,倡导、推崇多元论,不可通约性,重视歧见、反例,主张将“异”引进哲学,认为“异”是千百年来一直被体系哲学家从体系中排除出去的东西。他们否定了世界的多义性、多元性,把丰富多彩的复杂性还原成了苍白贫乏的单一世界,并导致独断论和思想霸权。反基础主义认为将“异”看作一个“对话者”、“对立面”,才能彻底跳出同一性思维方式,摧毁基础主义。
综上所述,反基础主义作为基础主义的对立概念,具有与基础主义相反的意义。其主要内容有:否定大叙事,拒斥形而上学、抛弃反映论、向同一性开战(否认同一性) 等四个方面。
二、复杂性探索与反基础主义产生的科学技术背景
1、现代技术革命与复杂性科学的诞生
,,恩格斯说过:“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4 ] (P505) 15 世纪以来产生的近代自然科学,发展到17 世纪出现了一个高峰,机械力学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到了18 世纪,由于它在生产上的广泛应用,引起了第一次技术革命,主要标志是发明和使用蒸汽机,后来又发明和使用内燃机和电动机,实现生产过程的机械化,解放人们的体力。20世纪以前的机器主要是由工具机、传动机和动力机三部分组成。虽然它们与最初的简单的手工工具相比,不仅大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而且大大地减轻了人的体力劳动,延伸扩展了人的手脚功能,但是,还不能完全代替人的手脚,人对机器的操作和指令还是手脚去执行的。这时的机器是物质和能量组成的系统,还没有信息处理的能力,机器的控制和管理完全由人来进行。这时,人们要了解掌握一部机器,比如对机械钟和蒸汽机,先把它拆成许多零件,分别了解了这些部件的性质和功能,然后再把它们组装、整合起来就行了。这时只要求人们具有机械观和分解迭加的分析方法。
随着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庞大的、复杂的、高速运转的机械设备的出现,引起了人对机器系统操作管理的需要,加上人们对信息的认识,又推动人们在操作人员和一般机器系统之间创设了新的机器,即控制机。控制机是以物质和能量为基础的信息与控制系统。现代控制机虽然有许多优点,但仍然不能满足生产高度发展的需要。它的一个明显的局限是,不能使机器与环境之间、机器内部各部分之间相互“通讯”, 自行适应内外环境变化的需要,进行自动控制。
在生产实践和科学实验的推动下,从20 世纪中叶开始,世界上兴起了一场以微电子学和电子计算机为主要标志的新的科学技术革命。这次技术革命不同于以往的机械化过程,其质的飞跃在于发明和使用电子计算机,实现生产过程和管理过程的自动化,解放人们的脑力,所以,国外有人称它为“三A 革命”,三A 是指工厂自动化、办公自动化、家庭自动化。电子计算机用机械和电子的装置模拟和代替人脑的某些智能。电脑是人脑的延伸。把电脑装在现代控制机上,就能使它克服原有的局限性,具有自适应、自学习、自修复等自动控制的功能。有了电脑和自动控制机就能实现生产过程和管理过程的自动化,从机械化飞跃到自动化。
可见,新技术革命时期的新机器, 已发展到由工具机、传动机、动力机和控制机、电子计算机等几部分组成的机器系统。现代机器的主要性质与功能是整体性的,比如,信息流、反馈这些性质是整体性的,自调节、自适应的控制功能更是整体性的,只有在动态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中,才能存在,才能被把握。一旦将它分解拆卸,这些性质和功能就不复存在了。如果说第一次技术革命时代要求人们具有机械观和分析方法,那么新技术革命则要求人们并训练人们具有整体观念和综合方法。
这不仅是客观需要,也有实现的可能:首先应该看到,电子计算机就特别能帮助人们综合地普遍联系地考虑问题。从前人们考虑问题受智力条件的限制,不能同时考虑大量的因素,不得不用少数的原因来解释一些现象。这种方法尚能应付第一次技术革命时期的一些相对简单的问题,但却解决不了当代各种特别复杂的问题。电子计算机延伸了人脑,它能以敏捷的运算速度、精确的逻辑判断力和不会遗忘的记忆力,帮助人们“记住”大量的原因,并把它们联系起来加以综合的筛选,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
其次,还应看到,新技术特别要求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对于像制造蒸汽机、汽车、电动机的工业技术,只要受到专门训练的专家、工程师就能驾驭了。可是解决像航天、环境污染那样复杂的问题就不能不进行跨学科的研究,打破狭隘的专业分工界限。比如,阿波罗登月飞行计划就是一个十分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1961 年5 月,美国总统肯尼迪提出了60 年代末宇航员登上月球的任务,并正式批准了‘阿波罗’计划。为此,美国专门设计了‘阿波罗’飞船和‘土星—V’火箭,动员了2万多家厂商,约120 所大学,参加人员400 多万,共耗资250 亿美元,终于在1969 年7 月21 日,由‘阿波罗11 号’把两个宇航员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送上了月球。”[5 ] (P201) 。正是新技术革命所需要的跨学科综合研究和科学发展的一体化趋势,进一步增强了人们的整体观念,促进了系统科学的发展。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类系统工程学科犹如雨后春笋迅速发展起来。这些学科都带有跨学科的性质,都是以一般的系统整体,特别是以开放复杂的巨系统为研究对象的。
在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20 世纪70 年代左右,面对着各种开放复杂的巨系统,不同国家、不同学科的研究人员,从不同的角度用系统方法探索复杂性,复杂性科学就应运而生了。比如,中国的钱学森院士就是通过对系统科学及其应用的探索和研究,特别是在建立系统学的过程中,提出“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范畴与处理复杂巨系统的“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从而创立了复杂性科学的中国学派。
综上可见,新技术革命使复杂性科学的产生既有客观需要,又有现实可能,必然随之而产生。
2、现代技术革命为反基础主义产生提供了重要条件
我这里主要讲两方面。先从科学研究方法论的演化说起。所谓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是指一切具体科学的研究共同遵循的方向、途径与路线既不同于各门具体科学从事研究活动的具体方法,又不同于对于认识与实践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更高层次的哲学方法。它是作为哲学方法与具体科学具体研究方法的中介层次,内在于整个科学发展过程中,随着科学前进并直接制约着科学前进,在科学发展范围内广泛适用的方法。科学的发展从古代的直观思辨演进到近代的经验分析以后,从15世纪中叶到19 世纪中,持续了约四百年,一直用还原论的方法,把整体分解为部分,把高层次还原到低层次,按着从大到小、从上到下、由浅而深的顺序认识事物、探索宇宙奥秘。比如,物理学对物质结构的探索,就经历了一个从实体→分子→原子→原子核→基本粒子→夸克的分析、分解的过程。这种方法取得了巨大成就,功不可没。但是用这种方法去研究复杂系统,如人体系统、人脑系统、地理系统、社会系统、天地人等开放复杂巨系统就不灵了。还原论是受同一性思维方式支配的。还原论在面对复杂性、探索复杂性时表现出的片面性、局限性,以及复杂性科学在产生发展过程中所引起的科学研究方法论的转变,即超越还原论发展整体论,实现还原论与整体论的辩证统一的转变,是为反基础主义拒斥同一性、向同一性宣战提供的一个重要条件和依据。
第二方面是,信息化时代产生的虚拟实在的认识论问题,与知识的外在化问题,为反基础主义拒斥反映论提供了一个重要条件。新科技革命的主要标志是发明使用电子计算机。电子计算机的广泛使用,出现了电脑化的趋势。以电脑化为物质技术基础产生了信息化。在这个时代,在人们面前出现了这样两个使人的认识容易陷入误区、产生偏差的问题:
其一是,到了电脑时代,人们利用高度的计算机技术可以“虚拟实在”。一个人在一台模拟装置中所经历的虚拟演示过程,对他来说是“实在的”,这正是建立这种模拟装置的首要目标。当人们在电脑影像中得到了甚至远远超出了在客观世界能够得到的真实感的时候,再在虚拟实在与客观实在之间进行区别好像失去了意义。由于虚拟技术的发展,客观实在在人们认识中的地位似乎大大降低了,甚至可以说客观实在已经不值得再像过去那样认真对待了。人们与之打交道的似乎仅仅是一些信息或者符号,似乎没有理由认为只有客观实在才是实在。换句话说,从感知的真实程度来说,好像虚拟实在与客观实在之间没有差别了。在这种陷入误区的似是而非的认识中,就蕴含着对真实世界的客观性的怀疑与否定。这就是虚拟实在的认识论问题。
第二是,在信息化时代,知识的性质发生了变化。用利奥塔的话来说是知识“明显的外在化”了。何以见得? 我们知道信息并非全是知识,但知识却可以被看作是某种特殊类型的信息。在信息化时代,当知识的表征、获取、传播、利用等都离不开信息时,知识必然外在化了。其外在化突出表现在两方面:其一,知识表现为信息,知识形式化、符号化了,它不再强调在内容方面与实在的关系,只是外在地表现为脱离内容的纯形式方面。其二,信息的获取、传播与利用,也不再强调实践的作用、知识自身的价值与社会的需要了,只是关注知识能否转化成可以被接受的信息,知识只要经过一个信息量的转译过程(如果不这样转译就会遭到遗弃) 进入信息网络传输就行了,如同商品投入市场进行交换一样。这样就会使人们感到知识的发现、传播、利用都与内容的真假无关,科学知识也就不再与某种高尚的目的相联系。“真理”、“正义”等名词概念虽然仍然存在,但是,它们已经从理想、政治的领域脱离出来,而具有了一种“语言游戏”的性质。这就是信息化时代的知识外在化问题,在这种屈从于“信息霸权”的陷入误区的似是而非的认识中,也蕴含着对真理性与客观性的怀疑与否定。
上述两点,是对基础主义的认识理论(反映论) 的严重挑战,是为反基础主义拒斥反映论提供了一个重要条件、依据。
综上可见,复杂性科学与后现代哲学的产生,有共同的科学技术背景,并共存于同一社会之中。它们虽然处于社会意识的不同层面,一个是横断科学及其方法论层面,一个是哲学的层面,但是,它们之间必然存在相互作用与相互影响。
三、反基础主义与复杂性探索的相互作用与相互影响
1、相互为用
(1) 反基础主义对复杂性探索在研究趋向上的认同与研究方法上的启示。
反基础主义质疑同一性、单一性、终极性,强调多样性、奇异性、非线性、不可穷尽性,反对“将复杂性还原成简单性”,要超越还原论。这是对复杂性探索在研究趋向上的认同。
后现代哲学的后结构主义,即解构主义,突破了近代科学的“机械论、还原论、素朴实在论和决定论”的世界观方法论,使之“朝向多元化、时态化和复杂性的急剧变化”[6 ] (P27) 。后现代哲学给予了复杂性探索方法论上的启示。这种启示在普利高津与斯坦杰斯所进行的复杂性探索中成了从机械力学到热力动力学转换的关键,从静态的决定论的生命观转向一种称之为“耗散结构”的新理论的转换的关键。“这个新理论基于复杂性原理、自组织原理和源自非平衡条件下的混沌的秩序原理。”[6 ] (P267)
(2) 复杂性探索为反基础主义提供了一定的实证科学的支持。
复杂性探索对还原论的超越,就是对反基础主义拒斥同一性的科学支持。
研究复杂性科学家把复杂系统的自组织看作是对熵原则的修正,作为一种朝向不断增长着复杂状态的组织的演化力量。“在平衡的动力学状态中,我们发现了一种对秩序的持续突破和对结构的解构和有序与复杂性的产生”[6 ] (P291) ,这就是对反基础主义将“异”引进哲学的有力支持。
2、相互阻抗
(1) 反基础主义把分析、分解绝对化,一味强调差异性、多样性、个性,否定同一性、共性、普遍性,非此即彼”,把它们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是对复杂性探索所说的综合、集成、整体涌现的阻抗。
(2) 复杂性探索的一个基本原则是“把复杂性当作复杂性来处理”,它反对简单化,重视非线性、随机性、不确定性、整体涌现性,是为了更精确更深刻更完整地反映客观事物,坚持客观性、辩证性,是以唯物论辩证法为哲学基础的。
反基础主义拒斥同一性、反对反映论,认为现象背后没本质、历史发展无规律,是以强调主观性、相对性为特征的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为基础的与复杂性科学的哲学基础是相互阻抗的。
复杂性科学不是以后现代哲学为哲学基础,后现代哲学也不是复杂性科学的理论升华,它们两者不互为基础。
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也不是在意识形态的同一个层面上发生的,一个属于横断科学、科学发展的方法论,一个属于哲学。在相互作用中,两者对于对方的作用各有特点,后现代哲学对复杂性科学的作用具有方法论意义,复杂性科学对后现代哲学的作用带有实证性,但两者没有谁属于谁、谁是谁的组成部分的问题,两者互不相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