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以理性的名义表达人自己新的信仰：人因为其理性而成为世界的认识者甚至创造者，人因为其理性而能够认识真理甚至创造真理 —— 这是人的主体性力量的发现和展示。理性无非是人对自己思维能力的肯定，而思维就意味着尽量消弭差异，达到本质的把握：消除了现象的差异之后的稳定的结构就成为本质，本质超越多样的现象，获得了同一的形式和内涵。然而，在后现代思想家看来，消除差异就是抹杀活生生的存在，从而意味着理性的“暴力”。德国学者维尔默说：“所谓‘现代话语’指的是人类制定规范并被规范所约束的组织形式，而此处的人是某种社会动物。自有统一性自我开始，暴力便存在了，而并不是自律自我在确定过程中的某种行为。”（同上，第82页）同一对差异的扼杀，就意味着人类从自恋情节走向自虐的行为，抹杀自己内在的丰富性；一致性对多样性的压制，就意味着人的创造性抑制着人的创造性本身，理性作茧自缚，扼杀自己的活力。
人们希望在压制性的力量中解放出来，不再因同一性而放弃自己的个性，不再因普遍性而失去特殊性，不再因一致性而失去多样性。尽管现代性一路高唱凯歌，但在历史进程中一直有这样的现象：差异抵抗同一，特殊冲击普遍，多样嘲笑一致，偶然戏弄必然，确定性压制不了不确定性。原因就在于：面对无限复杂的客体，人的理性认识往往是暂时的。因此，思维需要跳出已经僵化了模式。所有这一切就是思想需要新的启蒙，人需要新的解放。为了实现新的思想启蒙，实现人的再次解放，人们开始怀疑那种所谓穷尽真理的“绝对本质”，由此出现了反本质、反同一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后现代主义思潮出现的理由在于，面对作茧自缚的理性，人们开始怀疑理性自身的可靠性、绝对性；面对人的自我神话，人们开始自我反思。人们不能把自己对客观世界的性质的认识结果当成客观世界的性质本身，而应该把自己的知识看作理解和解释世界的工具。理性使我们能够认识世界，帮助我们改造世界，但是如果我们把其暂时的认识结果绝对化，那就可能影响到我们以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说到底，理性知识是我们认识、理解和把握世界的工具，而不是世界本质本身。如果我们把本来有限的理性认识绝对化，那么理性就会变成非理性。由于理性把不确定性简化成为确定性，理性就成为最大的不确定性。我们得到的可能并不是事物的本质，而是对事物本质的不同解释。
但是，笔者也不能同意这样的观点：每一理论都是比喻性的，“它可以描绘实在性，但不能反映实在性”。（齐曼，第29页）因为无论是比喻还是解释，其实都是对实在的不同反映，只是不同的描述和解释，其反映实在的效力有差异而已；理论并不只是比喻性的，而是可以反映和框架实在的工具。实际上，正如乌尔里希·贝克所言：“工业现代性的病根不是理性过多而是理性缺乏、非理性的盛行。退隐治不了这种病，只有通过理性的激进化以吸收被抑制的不确定性才能治好这种病。”（贝克等，第43页）我们不能放弃理性：而只能深化理性：深化理性不是遮蔽不确定性，而是理解包含着不确定性的质的规定性；不是因统一性回避多样性，而是理解包含着差异性的统一性。后现代不是退回到前现代，而是走向更现代，因此后现代性应该转向反思的现代性。
二
后现代主义对从古希腊到近现代哲学的本质主义提出了挑战，但本质主义也有多种表现形态。如果说古希腊是本体论的本质主义，那么近代哲学则是认识论的本质主义，而现代哲学是语言论的本质主义。本体论的本质主义表现为：任何真实的概念都反映客观实在的本质，即本体世界的逻各斯，甚至思维和语言都是客观逻各斯自身的显现；认识论的本质主义则体现为：任何科学知识的普遍性都是由先验的结构所决定，本质就是形式的统一和认识的普遍性；而语言论的本质主义认为：可以被人理解的世界结构，实际上是语言逻辑或句法的结构，与其说语言反映世界的本质，不如说语言赋予世界某种本质。实际上，后现代主义是对所有这三种本质主义都提出质疑。这里的逻辑不仅是高尔基亚式的（没有本质；即使有本质，人们也不能认识它们；即使有本质而且也能认识，人们也不能将它们说出来），而且超越了本体论范式的高尔基亚逻辑，因为它否定了本体论提问方式的合法性。
在后现代主义的冲击下，理性的权威瓦解了，思维开始自我怀疑了，本质也就被消解了。可是，现代性与其说死了，不如说改变了自己的形态，变得更加符合现代性了，现代性更加自觉和成熟了。正如维尔默所说的：“为了使怀疑有意义，必然要有许多不容质疑的东西。”（维尔默，第174页）有人说：“我们不能知道现在，我们不能知道过去，我们不能知道未来。”（沃勒斯坦，第2页）可是，难道我们不能知道“我们不能知道”吗？同时，与其说“人死了”，不如说人的力量更加全面了。因为这一切都反映了人的自我反思能力的提升和自我意识的进一步自觉，至少确证了人类思维可以怀疑自己，可以反思自己的有限性。实际上，从笛卡尔以来，启蒙思想就开启了理性自我怀疑的哲学原则，而自我怀疑的能力也是一种本质的确证。由此看来，本质并不能够彻底消解，我们只能改变理解本质的形式。另外，人们不仅可以反思自己的认识，怀疑自己的思维，也可以把这种怀疑用语言叙述或表达出来。譬如，我们的确理解了后现代主义者所表达的反本质主义的观点和态度。这说明，语言是可以表达某些本质的东西，而且语言表达的某些本质的内容可以为人们所理解。在这个意义上，后现代主义者成功地让我们理解了他们学说中的反本质主义的“本质”。
尽管后现代不过是更现代，但后现代性的确表现出新的理论特征：现代性是立足于确定性发现的怀疑，是建设性的破坏；后现代性是立足于不确定性的怀疑，是破坏性的破坏。现代性是为了发现确定的本质，后现代性是为了确立本质的不确定性。因此，现代性体现为本质主义，后现代性则体现为反本质主义。
在策略上，反本质主义有两种形式：一是说根本不存在本质，一是说人的思想无法了解客观的本质。前者从根本上质疑万物的客观存在，后者怀疑我们能否认识、理解和表达本质。后者认为，既然人们不能认识、理解和表达本质，那么是否存在本质就成为一个无法回答的伪问题。就是说，即使存在某些不依赖于我们的认识的客观本质，我们也无法认识它；即使能够认识它，我们也无法用语言表述出来；即使能够把它表述出来，我们也无法达成真正一致的理解。
尽管反本质主义以差异性否定一致性的本质，但是世界的差异性存在已经肯定了本质的存在，因为这就确证了此物不是他物。形象地说，猴子就是猴子，它不是狗；即使我们无法认识猴子和狗的基因的差异究竟在哪里，但是，猴子和狗的本性差别依然存在。所以，本质不会因差异而消失，不能因为认识的暂时性而否定认识事物本质的必要性，原因在于：科学认识不断自我纠错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我们可以逐步接近事物本质。换言之，“如果一个体系想产生接近‘真理’的东西，它就必须经常纠正错误。”（齐曼，第9页）为了生活世界，我们必须相信有某种本质，必须尽可能地认识和表达事物的“本质”，必须谈论各种本质，否则我们就不能区分差异。一句话，我们无法消解本质，只能改变理解本质的方式。
三
在后现代语境中，人们对本质的理解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因此，我们再也不能简单地恢复对以往本质的信念，而是应该在充分领悟后现代挑战的基础上，重构某种历史性、实践性的本质范畴。实际上，经过后现代精神的浸染，人们已经理解到：本质与其说是客观实在自身的本质，不如说是对客观实在本质的猜测和符号表征。我们不能回避后现代主义的挑战，而应该把后现代主义提出的问题综合在重构的、反思的现代性理解之中，赋予本质范畴新的内涵和规定性。
第一，把已经获得的本质的认识当作进一步认识的起点。事物的复杂性往往使我们的认识显得幼稚，可是这种复杂性恰恰说明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和认识为转移的客观的本质。
第二，以生成变化着的朝未来开放的本质取代永恒不变的本质。过去，我们往往把暂时的认识当成永恒不变的真理，现在我们越来越认识到：世界是无限复杂的，事物也处在永恒的变化过程之中，因此我们的认识都是暂时的和有待进一步深化的，有效的知识都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本质具有历史性和生成性。
第三，以包容多样特征或差异的本质取代形式同一的本质。理性往往把普遍性视为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然而忽视了事物性质的复杂性、丰富性。我们必须意识到，事物的本质是特定事物的本质，是事物的特定发展阶段的本质，是内在地包含着无限差异和多样性的本质。这种本质更接近于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概念。
第四，以一定情境中的关系的本质取代内在固定的本质。我们习惯于寻找理想的共同要素，把事情从其存在的情景中抽象出来得出普遍的结论。现在要认识到：由于事物与具体的环境存在不同的互动关系，因而形成了不同的规定性。
第五，以协商对话达成的共识取代对本质的绝对真理性的认识。由于人们的认识各有不同的视角，具有有限性和暂时性，因此得出的结论往往各有差别。语言学家乔姆斯基说过：“世界是纷繁复杂的。每一个问题，无论是一个物质分子还是整个国际社会，都可以有许多不同的考察角度。而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你则可以得出截然不同的答案。”（乔姆斯基，第35-36页）但正如约翰·齐曼指出的：“当我们谈到科学知识时，我们指在公共领域积累的、并可得到的信息的内容，而不是每个人的记忆和思想。”这种知识不是作为经验的“个人知识”，而是“意见一致”的可能性。（齐曼，第8页）“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或首先为少数人发现。但是，真理发挥作用还得需要共识。
第六，把本质范畴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结合起来。世界的复杂性和变动性决定了认识的不确定性，本质范畴也不应该是确定性的，本质不过是通过对事物的简化达到的对客观事物复杂性的阐释。即使在数学领域，“哥德尔定理断言，在一个给定的公理系统内，存在可公式化，但不能决定其真假的命题。换言之，用由这些公理产生的数学语言交流的科学消息，可能包含依赖于这种命题的不确定性论断。”（同上，第28、17页）法国学者埃德加·莫兰说，既然“认识永远是一种探险”，所以“不确定性杀死简单化的认识而成为复杂认识的解毒剂”。复杂性认识就是承认：知识既是确定的，又是不确定的：“认识是在一个不确定性的海洋里穿越一些确定性的群岛的航行。”（莫兰，第21、68页）沃勒斯坦说：“如果我们把不确定性作为我们知识系统的基本建筑材料，我们或许还能构建对现实的理解。这种理解虽然本质上是近似的，当然不是决定性的；但仍然有助于启发我们特别关注我们现在……所具有的历史性选择。”（沃勒斯坦，第2页）
总之，只有包含相对性的成分，才能克服相对主义；只有包容后现代的要素，才能回应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只有纳入本质不确定性的因子，才能重建本质的范畴。在后现代话语的语境中，我们并不能放弃现代性，而只能反思、重建现代性，重建包含差异和多样性的本质范畴。
【参考文献】
贝克 等，2001年：《自反性现代性 —— 现代社会秩序中的政治、传统与美学》，赵文书 译，商务印书馆。
莫兰，2004年：《复杂性理论与教育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
齐曼，2003年：《可靠的知识 —— 对科学信仰中的原因的探索》，赵振江 译，商务印书馆。
乔姆斯基，2006年：《宣传与公共意识》，信强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维尔默，2003年：《论现代和后现代的辩证法 —— 遵循阿多诺的理性批判》，钦文 译，商务印书馆。
沃勒斯坦，2006年：《知识的不确定性》，王昺 等译，山东大学出版社。
（原载《哲学研究》，2008年第12期。录入编辑 乾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