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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伟民】德里达的解构策略

由于形而上学把在者的存在规定为在场(présence) , 因而德里达称之为在场的形而上学。在场就是当下呈现的意思。德里达所讲的在场有多种表现形式, 如言语向自身在场、向自己的所指在场、向他者在场; 事物向作为本质(eidos) 的目光在场, 作为实体/本质/存在(ousia) 的在场,作为现在或瞬间( nun) 的时刻( stigmè)的暂时在场, 我思、意识、主体性向自身的在场, 他者与自身的共同在场, 作为自我的意向现象的主体间性等等。
虽然哲学话语和文学话语都受制于种种形而上学的前提, 但德里达认为没有一部文本会完全受制于形而上学。这是因为任何文本最终都是解构性的, 都实施一种能动摇、摆脱形而上学信念或命题的解构。即使在柏拉图、笛卡尔和康德这些最正统的哲学家的形而上学中, 也存在着随时都会发生决裂的两种相反力量, 其中一种是起支配作用的权威力量, 另一种则是威胁或削弱这一权威力量的对抗力量。但这种对抗并非消极的破坏, 而是始终伴随着权威力量的产生并参与到权威力量运作的整个过程之中。形而上学文本本身具有强大的解构效应, 作为一种煽动、违犯、瓦解和颠覆的力量, 能从根本上触动传统创作的秩序、规范、界限、模式和逻辑。由于在场的形而上学把逻各斯当作真理和意义的核心和源头, 因而德里达又把它表述为逻各斯中心主义( logocentrisme) 。对形而上学进行解构, 也就是对逻各斯中心主义进行解构, 就是询问逻各斯的可能性条件。逻各斯中心主义所产生的解构效果, 恰好是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 逻各斯中心主义的逻辑随时准备翻转或颠覆自身, 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文本写得越有说服力, 也就越能动摇自身的界限、权威的界限、霸权的界限。在德里达那里, 解构并不是方法, 而是策略。
                                         一
德里达在其代表作《论书写学》中至少运用了三种解构策略。解构有两种含义:一是指文本本身实施的解构, 是动摇、颠覆、削弱、违犯的意思; 二是指德里达为拆毁逻各斯的真理和意义而进行的介入并进而打破形而上学二元对立系统的读解。这两种意义的解构都不是纯粹消极的破坏,解构活动只有栖居在外部结构之中才是可能的和有效的, 解构事业必须从内部加以实施, 从结构上要向原有的结构借取颠覆所必需的所有策略的和布局的对策。
德里达的第一种解构策略最为重要。由于形而上学在书写与言语之间设定了对立和从属的关系, 因此, 德里达的解构策略并不是要取消这个对立和等级关系, 而是一方面要颠倒这种等级秩序关系, 要表明逐渐变得强大和宽泛的书写如何拆毁源于逻各斯的真理和意义, 表明使得逻各斯脱离自身的书写的暴力并不是突然袭击无辜的语言的, 因为语言首先就是书写, 书写逐渐包含并超越语言, 另一方面要诉诸于原初书写来包容书写与言语、原初痕迹来容纳在场与不在场、延异来结合主动性与被动性, 从而最终取消在场形而上学的二元等级体系。
逻各斯中心主义是一种语音书写( écriturephonétique) 的形而上学, 从前苏格拉底、柏拉图经黑格尔、莱布尼茨直至海德格尔的西方哲学史就是一部形而上学的历史, 是书写在“完满”言语( parole)之外受贬损和受压抑的历史。几千年来,在西方, 言语与书写的关系是一种支配与从属的等级关系。在逻各斯中, 与语音(phonè) 的原初的和本质的关联从未被割断。“语音的本质直接接近那在作为逻各斯的‘思想’中与‘意义’相关联、产生意义、接受意义、言说意义、‘聚集’意义的一切。”[ 1 ] (P21)语音中心主义与关于作为在场的一般存在的意义之历史规定性相融合。
言语或语音在西方享有特权, “‘听—说’系统, 通过那表现为非外在的、非世俗的因而非经验的或非偶然的能指之语音成分, 而必定在整个时期内支配着世界历史, 甚至产生了世界概念、世界起源概念,这概念源于世界与非世界、外与内、观念性与非观念性、普遍与非普遍、先验与经验之间的差别等等。”[ 1 ] (P17)而书写则被局限于起次要的和工具的作用: 书写是一种圆满的和充分在场的言语的翻译者, 是服务于语言的技巧, 是一种本身免于解释的原初言语的代言人、传话者。
各斯的时代贬低那被视作介质之介质并堕入意义之外在性之中的书写, 抬高那产生、言说和汇聚意义的语音, 形成了一个主次有别的二元等级结构。能指也就是一般的书写, 所指也就是语音。这个把所指与能指、可知与可感当作相互外在的而加以区别开来的逻各斯时代也就是形而上学时代。在逻各斯的时代, 读解与书写、符号的生产或解释、作为符号组织的一般文本都处于次要地位, 而已由逻各斯的要素并在逻各斯的要素中被构建的一种真理或一种意义却居于主导地位。所指与一般逻各斯直接相关, 而与能指即书写的外在性则间接相关。逻各斯具有特权, 而可感的、有限的书写的本义就是: 指称能指的符号本身也指称着一个永恒真理, 这个真理在接近在场的逻各斯时被永恒地思考和言说。在在场形而上学中, 符号的形式本质只有从在场出发才能得到确定。所指先于能指、监视能指和独立于能指。所指的意义并不取决于其与能指的关系。“所指的形式本质就是在场, 所指所具有的接近作为语音的逻各斯的特权也就是在场的特权。”[ 1 ] (P31)所指、言语、语音这三者说的都是同一个东西。
从柏拉图经黑格尔直至胡塞尔、海德格尔和列维- 斯特劳斯, 整个西方哲学传统无不属于逻各斯时代, 无不具有在场形而上学的本质特征。
柏拉图认为真理在于理念向理性在场,并划定了可感与可知这两个从低到高的等级世界, 并进而使所指(言语) 对应于可知、能指(书写) 对应于可感, 从而在西方开创了贬低书写而抬高言语的在场形而上学。而亚里士多德哲学则把事物向自身的在场当作事物的实体和存在, 也是一种在场形而上学。中世纪经院哲学也不例外,真理是向绝对逻各斯在场的: “所指作为纯粹的可知性方面, 诉诸于一个它与之直接相统一的绝对的逻各斯。这个绝对的逻各斯在中世纪神学中就是一种无限的创造的主体性。”[ 1 ] (P25)
笛卡儿则强调作为清楚明白的观念之知识和真理就在于向意识在场。近代哲学家们把绝对在场规定为向自身在场, 规定为主体性, 却指责堕落的和有限的书写并不向自身在场。德里达把卢梭当作一个典型, 因为卢梭同柏拉图一样诉诸于另一种在场模式: 在可感我思中向自身在场, 而我思同时又包含了神圣法则的铭文。卢梭像柏拉图一样推崇隐喻意义上的书写, 自然的、永恒的、普遍的和神圣的书写, 而贬低甚至谴责本义的、可感的、表述性的、堕落的、次等的人工书写。卢梭甚至认为前一种书写与价值的起源、与作为神圣法则的良知的声音、与心愿和情感等具有同等尊严。[1 ] (P29)书写之所以有好坏之分, 乃是因为书写与灵魂或肉体的声音有关。好的自然的书写就是心愿和灵魂深处的神圣铭文, 而坏的人工的书写则是被驱逐进肉体的外在性之中的技巧。灵魂的声音, 自然的神圣的声音是与神圣的铭文相融合的。因此, 好的书写始终在一种永恒的在场中为人所理解。
莱布尼茨之本质上并非语音的普遍符号论( caractéristique universelle ) , 由于始终诉诸于一种无限论神学、逻各斯或上帝的无限理智, 因而并不会中止逻各斯中心主义。“相反, 它证明了逻各斯中心主义, 它产生于逻各斯中心主义并求助于逻各斯中心主义, 诚如对它进行批判的黑格尔批判一样。”[ 1 ] (P117)由于逻各斯中心主义在原初意义上就是一种形而上学的人种中心主义,因此, 当莱布尼茨为传授普遍符号而引证具有非语音性质的中文模式时, 中文模式只是从表面上中止了逻各斯中心主义。
黑格尔概述了全部逻各斯哲学, 汇聚了所有把存在界定为在场的哲学, 把无限主体向自身的接近赋予给在场。同时, 黑格尔不得不贬损书写或使书写处于从属地位, 因为书写是对自身的遗忘, 是开创了精神史的内化记忆的外化。黑格尔在其《美学》中很清楚地指出了声音在观念化中、在概念的产生和主体向自身的在场中所具有的奇特的特权。黑格尔极为欣赏作为语音书写的拼音字母, 指责非语音要素则威胁着历史以及作为在生命气息中向自身在场的精神生命, 威胁着在场形而上学。黑格尔的绝对知识使书写隐没在逻各斯之中, 使痕迹重新回到显现, 重新占有了差异, 从而完成了本义的形而上学。
按照德里达的读解, 就逻各斯中心主义和在场形而上学的迫切、强烈、系统和不可抑制地渴求先验所指而言, 胡塞尔现象学的根本原则依然是对在场形而上学的最彻底和最关键的恢复。由于现象学是在一切价值的源头和保证、“本原的本原”之中得以构成的, 即在原初给予的明证性中,在意义之向一种完满而原初的直观的在场之中得以构成的, 因此, 德里达给出的答案就是: 现象学仍是一种在场形而上学。每当在场的价值受到威胁时, 胡塞尔都会
唤醒它、提醒它, 使它以最终目的之形式回归自身。胡塞尔现象学保留言语, 肯定逻各斯与音素之间存在着本质联系, 强调意识的特权就是只作为活生生的声音的可能性。在胡塞尔那里, 作为意识之在场的特权只能通过声音被确立起来。如果没有声音, 任何意识就是不可能的。“声音就是在普遍性形式下靠近自身的作为意识的存在。声音是意识。”[ 2 ] (P89)
德里达指责海德格尔对在场形而上学和逻各斯中心主义采取一种模棱两可的立场, 既身陷其中, 又违犯它们, 并且是在它们的界限内作出违犯的。海德格尔—方面说存在发出声音向思想召唤, 另一方面又说这种声音是沉默、无声、隔音、无语、原本失音。鉴于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认为存在问题在存在者—存在论上是有区别的, 传统形而上学由于混淆了这个区别误将存在者当作了存在, 而德里达则断言在海德格尔那里作为立论基础的存在者- 存在论的( onticoontologique) 这个关键概念, 无论从差异方面来看, 还是与表示延异产生的延异( différance) 概念相比,都是派生的。“存在者—存在论—差异( différenceonticoontologique ) 及其在‘此在的超越性’中的根据并不是绝对原初的。只有延异才是更为‘原初的’, 但我们不再能把它称作‘本源’或‘根据’, 因为这两个概念本质上属于存在—神学的历史, 即属于能起到消除差异的作用的体系。”[ 1 ] (P38)由于海德格尔坚持认为存在只有通过逻各斯才显现为历史并且根本不处在逻各斯之外, 所以, 德里达断定海德格尔思想尚未完全摆脱逻各斯中心主义, 海德格尔思想也许仍然处于存在—神学时代, 仍然陷于在场形而上学之中。
同时, 在我们看来是对现象学方法和原则加以背离的列维- 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 在德里达看来则是一种排除或贬低书写的音位主义, 因而也同样陷入了在场形而上学或逻各斯中心主义。一方面, “现代结构主义或多或少是在对现象学直接或公开的依赖性中成长壮大, 这一点足以使它求助于西方哲学最纯粹的传统性, 这个传统性超越其反柏拉图主义而把胡塞尔引回到柏拉图。”[ 3 ] (P4546)另一方面, “现象学的第一阶段就其风格和对象来说, 更加是结构主义的, 因为它首先并且尤其想提防心理主义和历史主义。”[ 3 ] (P235)换言之, 结构主义依赖于现象学, 现象学又是结构主义的现象学。
然而, 经过2000多年的缓慢发展, 在书写与语言( langage) 的关系问题上, 书写开始包含并超越语言。书写开始逐渐起主导作用, 而言语则在它自己再也无法控制的二元结构中只处于从属的地位。随着所谓圆满的言语的死亡, 书写史和作为书写的历史就发生了新的突变。如果说在以往人们还用“语言”来表示行为、活动、思想、反省、意识、无意识、经验、情感等等, 那么现在人们则用“书写”来表示所有这一切; 不仅如此, 书写还用来表示文字的、图画的或表意的铭文之物质形态,表示使得书写成为可能的一切; 书写还可超越能指方面而表示所指方面本身; 书写不仅包括电影、舞蹈, 还包括绘画、音乐、雕塑等; 书写不仅有竞技书写, 而且还有军事和政治书写, 甚至控制程序的书写等。德里达想要表明的是, 文图( gramme) 或字母( graphème) 是复杂的要素。“我们把这个要素理解成是一般的原初综合之介质或不可还原的原子, 这个要素属于我们并不能在形而上学的对立系统内部加以确定的一切, 属于我们不应称之为一般经验,甚至一般意义的起源的一切。”[ 1 ] (P1920) 书写被拓宽和变得强硬了; 支配着这种书写的“合理性”不再源自于逻各斯, 而是开始拆毁源于逻各斯意义的所有意义, 但这并不是毁坏, 而是去除沉淀和进行解构。真理的意义在这个拆毁过程中首当其冲, 因为有关真理的所有形而上学规定, 甚至海德格尔提醒我们注意的那种超越了形而上学存在- 神学的规定, 也都与逻各斯的要求或在逻各斯血统中被思考的理性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二
德里达第一个解构策略的第二个方面与第二个解构策略有着衔接关系。通过讨论语言学与书写学之间的关系, 把语言学的意图与其实际行动对立起来, 从而运用了第二种解构策略。德里达在运用第二个解构策略时, 也就完成了第一个解构策略的两个方面的工作。
语言学之所以成为一门科学, 甚至人文科学的认知模式, 是因为它蕴含了言语高于书写、书写服务于言语这一形而上学前提,它具有音位学基础。语言科学先把语言确定为语音、词汇和逻各斯的统一体, 而后再作出语言/言语、信码/信息、图式/用法、语言学/逻辑学、音位学/音素学/语音学/词汇学这样的可能区分。“……为语意和语言行为提供基础的直接的具有特权的统一体就是声音与意义在语音中连接起来的统一体。与这种统一体相比, 书写始终都是派生的、突发的、特殊的、外在的, 重复了能指即语音。”[1 ] (P45)
德里达发现了一种张力: 一方面普通语言学为成为科学而意图论证书写之从属于言语的次要地位, 另一方面其实际行动却又解放了一个语言学—音位学只是其附属领域的普通书写学的未来。这在索绪尔那里尤为典型。遵循重言语而轻书写的西方传统, 索绪尔以语言的本质与书写无关,书写本质上外在于语言的内在系统, 书写甚至还会污染、破坏和威胁语言的内部系统, 书写存在的唯一理由只是再现言语、意义、所指、概念、理想对象, 从而认为书写仅仅具有狭隘的和派生的功能。这也就能理解索绪尔为何认为只有言语组合才构成语言学研究的对象了。德里达指责索绪尔在一方面认为书写是言语的形象再现而另一方面又把言语与书写看作两种不同符号系统时所导致的自相矛盾, 严词指责和抗议索绪尔关于书写所作的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贬低和激愤的评论。在德里达看来, 由于书写并非言语的再现或象征, 书写就外在于言语, 由于言语本身早已是书写, 书写又内在于言语。
索绪尔还主要从书写损害言语的角度发现书写与书写所再现的言语之间如影随形的紧密关系, 认为书写最终篡夺了主导地位, 而言语反倒成为书写的窥测器。在西方历史上, 书写意味着遗忘, 因为书写作为助记手段代替了记忆, 就是逻各斯脱离了自身。“如果没有书写, 逻各斯就会停留在它自身之内。书写遮掩了意义在逻各斯中向着心灵的自然的、原初的和直接的在场。书写的暴力是突然降临到作为无意识的心灵上面的。因此, 对这个传统进行解构, 将不在于推翻这个传统, 也不在于宣告书写无罪。而是在于表明书写的暴力为何没有降临到无罪的语言上面。”[ 1 ] (P55)鉴于索绪尔认为语言独立于书写, 德里达则直言, 书写的原初暴力之所以存在, 是因为语言首先并且在日渐公开的意义上就是书写。书写早已开始向言语篡权了。当索绪尔自认为书写问题已被存而不论时, 书写问题实际上恰恰就是其语言学问题, 并且不止是语言问题。一般书写涵盖了整个语言符号领域, 语言学符号与书写符号难以明确区分开来。实际上, 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也时常反对他自己, 他也认识到语言类似于书写, 语言学符号包含了原初书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德里达说索绪尔开辟了普通书写学领域。这也就是德里达所说的在索绪尔的意图与行动之间存在着的张力关系。
德里达认为, 书写法( graphie) 概念包含了人为痕迹( traceinstituée) 的要求。要想思考人为痕迹, 就必须思考差异在指称结构中的滞留。只有当痕迹具有可能性时, 自然与约定、象征与符号之间的对立才有意义。任何语言都不可能不受原初书写( archiécriture) 的触动和损伤, 原初书写由于不能被还原为在场的形式, 因而也就不能并且将从未能被确认为科学的对象。但原初书写根本上却是与普通书写相联系的。普通书写只有通过原初书写的遮掩,通过渴求一种驱赶其他者和复本并致力于缩减其差异的言语, 才能历史地规定自身。相应地, 普通书写概念也要通过原初书写概念来解构。德里达之所以“坚持把这种差异称作书写, 是因为在历史压抑的活动中, 书写的境遇注定意味着最难以消除的差异。书写最紧迫地威胁着对生动的言语的渴求, 书写从内部并且从一开始损害着生动的言语。”[1 ] (P8283)书写、痕迹、差异这三者就这样紧密相关在一起。德里达出于策略上的考虑, 把差异本身( différence2même) 称作痕迹、存留、延异。原初书写、延异运动以及在同一种可能性中同时开启时间化、与他者的关系和语言的不可还原的原初综合( archi2synthèse) , 这三者可以相提并论。在场形而上学的整部历史却倾向于缩减痕迹, 使痕迹从属于浓缩在逻各斯之中的完满在场, 使书写屈从于完满的言语。在场是一种无延异、无痕迹的显现, 就是死亡的别名。
德里达还引入了原初痕迹( architrace)这个概念, 旨在摆脱从在场或从原初的非痕迹中得出痕迹概念并由此形成经验标志的传统模式。德里达认为, 痕迹不仅是起源的消失, 也意味着起源并未消失, 起源只有转而通过非起源, 通过痕迹, 才能被构建, 痕迹由此成了起源的起源。诉诸差异, 就是为了缩减语音要旨。而差异的显现和功能又必须以一个原初综合为前提。这个原初综合也就是原初痕迹。“如果没有一种在时间经验的最小单元中的滞留, 如果没有一种将异者作为异者而滞留在同者中的痕迹, 那么, 任何差异都不会起作用,任何意义都不会显现。因此, 这并不涉及被构建出来的差异, 而是涉及那在完全确定内容之前产生差异的纯粹运动。(纯粹的) 痕迹就是延异。”[ 1 ] (P92)纯粹的痕迹并不取决于语音( phonique ) 或书写( graphique) 这样的感性丰富性, 反而是语音或书写的条件。虽然痕迹并不存在, 但痕迹的可能性却先于符号的所指与能指。“因此, 延异无法感知, 也无法理解, 延异使得符号在同一个抽象领域(语音文本或书写文本) 内部或在两种表达领域之间的相互结合成为可能。延异也使得(通常意义上的) 言语与书写的结合成为可能, 如同延异确立了可感知物与可理解物之间的形而上学对立, 进而确立了能指与所指之间、表达式与内容之间的形而上学对立等一样。”[ 1 ] (P95)在专门的痕迹领域中, 差异产生了种种要素, 并使这些要素构成为文本和痕迹系统。由于痕迹有理由先于听(语音) 与看(书写) 这两个感性领域之间的区分, 因而我们就没有理由在语音与书写之间确立“自然”等级了。空间与时间之间的差异在经验统一性中的结合使得视觉的、空间的书写链可能以线性的方式适应听觉的、时间的语音链。于是, 德里达又认为, 差异就是结合( articulation) 。空间与时间的结合, 时间成为空间以及空间成为时间, 就是德里达所说的间隔( espacement)
由于书写既构造又拆散主体, 因而书写就不同于主体。作为书写的间隔就是主体成为不在场和成为无意识。作为主体与其自身死亡的关系, 这个生成就是主体性的构造。书写主体的原初不在场也就是事物或指称对象的不在场。“意指关系只形成于延异的空洞中: 形成于并不显现者之间断性和离散性的空洞中, 形成于其转向和保留的空洞中。”[ 1 ] (P101)作为书写的语言的这种裂缝和间断性, 促使音位学必须抛弃书写与言语之间的任何极端的区分, 抛弃音位主义、连续主义和线性主义。裂缝标志着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不可能在全部在场和绝对在场中统一起来, 因而, 完满的言语也就并不存在。原初书写、痕迹与间隔这三者说的是同一件事情。
                                       三
从笛卡儿到黑格尔, 上帝的无限理智就是那借助于言语来排除书写而成为无限的和自我呈现的逻各斯。鉴于笛卡儿把书写符号从我思和清楚明白的明证性中驱赶了出去, 而黑格尔使感觉符号重新与完全向自身在场的绝对理念的运动相切合, 德里达断言笛卡儿和黑格尔都没有抓住书写问题。莱布尼茨的普遍符号虽然在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屏障中打开了缺口, 但诚如卢梭在黑格尔之前所指责的那样, 由于这种普遍符号忽视了言语, 因而大大限制了其爆炸力。卢梭始于新的在场模式, 即始于主体在意识或情感中向自身的在场, 比其他人更多地受到被他强制排除的东西的吸引和折磨。也就是说, 卢梭常常在言语与书写之间摇摆不定, 在用书写来增补言语时反而让书写取代了言语。于是, 围绕卢梭的《爱弥尔》《忏悔录》和《语言起源论》而阐发的增补理论就成了德里达的第三个解构策略: 辅助言语的书写成了主宰言语的书写, 补充言语的书写成了取代言语的书写。更确切地说, 书写既补充言语,又取代言语。德里达在“柏拉图的药”一文中说, 药既是治病的良药, 又是致病的毒药。书写就好比药。
卢梭既赞扬活生生的言语, 又不断怀疑圆满的言语。在讲话中, 在场既被允诺,又被拒绝。被卢梭置于书写之上的言语是应该存在的言语, 确切说是本该存在的言语。德里达要我们注意这个在生动的讲话中把我们与在场联系起来的时态。卢梭在重建在场时, 既推崇书写, 又取消书写。卢梭把书写前者视为是在场的毁灭和言语的疾病。但卢梭使书写重新占有言语所丧失的一切而又恢复了书写。卢梭正是通过一种比言语更为古老的书写来恢复书写的。用书写代替言语, 也就是以价值代替在场。延异使得在场和不在场的对立成为可能,延异是在者消失和显现的主要形式。延异是用来把握在者的筹划。如果没有延异的可能性, 那么, 在场的愿望就会得到窒息。延异产生自己所禁止的一切, 使得由自己使之成为不可能的一切成为可能。[ 1 ] (P206) 处于能动运动中的差异, 不仅先于形而上学, 而且还超越作为形而上学的存在的思想。差异与延异的关系在于, 差异包含在延异之中, 并不穷尽延异。德里达在《立场》中指出, 延异是差异及其痕迹的系统游戏,也是间隔的系统游戏。延异没有主体, 主体是延异的结果。在延异之前, 主体并不是向自身当下在场的。主体只是在与自身的分离中、在生成空间中、在拖延和推迟中被构成的。延异( différance) 一词中的字母“a”是被书写或读解的, 是不能被听到的, 它所唤起的间隔意指着拖延、迂回和推迟。
卢梭认为, 书写表达需要, 而言语表达情感。当自然的言语不能支持在场时,非自然的书写就迫切需要被添加到言语上去。由于书写使得思想向言语的直接在场从再现和想象中产生出来, 因此, 自从再现充当在场以及符号充当事物时起, 书写就是危险的。这种补充手段是危险的, “是在言语确实不在场时为使言语出场而设下的一种人为的狡计”, [ 1 ] (P207)是向语言的自然命运施加的暴力。增补有两种必然并存的意义: 增补既添加, 又代替。艺术、技术、意象、再现、习俗等都是自足的自然的增补。增补( supp lément) 处在完全的在场与不在场之间, 决定着所有的概念对立。增补在添加时只是为了代替。增补介入或潜入就是为了取代。增补在填补时, 就好比我们在填补真空。增补是通过在场之在前的缺乏来进行再现和构图的。德里达认为,增补的这两种意义在卢梭那里交替发挥着作用。增补概念和书写理论以深不可测的方式表明了卢梭文本中的文本性本身。“无限的增补性过程始终早已动摇了在场, 也早已动摇了自身之重复和分裂的空间。”[ 1 ] (P233)可见, 在德里达那里, 增补同差异、痕迹一样, 也是用来取消和损害在场、批判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策略之一。
“声音和声音意识, 即仅仅作为向自身在场的意识, 是被体验为对延异进行抑制的自动感触( autoaffection) 的现象。这个现象, 这个被认为是对延异的抑制, 这个对能指的晦暗性的实际缩减, 就是人们所说的在场的起源。”[ 1 ] (P236)德里达这里所说的“自动感触”, 就是矜持、自为、主体性的意思, “能指的晦暗性”就是能指的空间的外在性。德里达强调增补的外在性特征,由于添加者是添加到一个外在于自己的完满在场上, 因此, 添加者就什么都不是。当我们把添加看作纯粹的添加时, 也就取消了添加言语添加在直观在场上, 书写添加在生动的并向自身在场的言语上, 手淫添加在所谓正常的性经验上, 文化添加在自然上, 恶添加在无辜上, 历史添加在起源上, 等等, 无不如此。从柏拉图经卢梭直至黑格尔的西方哲学都致力于用在场、言语、自然、起源来消除痕迹, 消除延异。德里达还指出了卢梭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社会政治维度, 因为卢梭在《语言起源论》中把声音与书写对立起来, 就好像把在场与不在场、自由与奴役对立起来一样。德里达指出了书写在形而上学史上的处境:“书写虽是一个被贬低的、侧偏的、抑制的、被回避的论题, 但书写自从被遏制的时候起就一直在施加一种持久的和无法摆脱的压力。”[ 1 ] (P381)问题是要排除一种令人恐惧的书写, 因为它自身涂改了自己在言语中的在场。卢梭宣告了书写的绝对外在性,但又描述了书写原则对于语言的内在性。卢梭把外在性的力量视作内在性的构成要素、言语的构成要素和所指意义的构成要素。书写的完全变异能从外部、在其内部影响生动的言语。增补既非在场, 也非不在场。“卢梭的梦想在于使增补强行进入形而上学。”[ 1 ] (P444)然而, 由于卢梭并不能想到书写出现在言语之前和在言语之中, 并不能设想需求与情感之间的统一, 因而, 卢梭仍然属于在场形而上学的时代。
                                       四
在以上三种解构策略中, 第一种解构策略是总体上的, 贯穿《论书写学》整部书,其余两种可以看作是对其所作的局部的例证。在场形而上学的种种二元对立和等级体系, 如善与恶、肯定与否定、意义与形式、灵魂与肉体、自然与文化、理智与情感、所指与能指、实在与现象、真理与虚构、被动性与主动性、空间与时间、被模仿与模仿等, 都导源于言语与书写这个根本性的对立以及主导与被主导的等级关系。如果解构了集中体现在言语与书写关系处理上的逻各斯中心主义, 那么, 在场形而上学的所有二元对立形式及其等级体系就会分崩离析。如果把书写与言语之间的从属关系以及从中派生出来的其他所有二元等级关系颠倒过来, 把书写、能指、现象、虚构、情感等当作主导项, 把言语、所指、本质、真理、理智等当作要以主导项为可能性条件的从属项,同时, 如果用原初书写把书写与言语整合在一起, 用原初痕迹把在场与不在场凑合在一起,用延异来把主动的生产与被动的生产结合起来, 那么, 我们就能摆脱执迷于真理、意义、合理性、基础、原则的逻各斯中心主义。
德里达在《论书写学》中主要读解了索绪尔、卢梭和列维-斯特劳斯三个人。第二种解构策略, 德里达主要是从索绪尔那里读解出来的, 说的是索绪尔本应服务于其意图的行动违背初衷, 走向了反面, 而第三种解构策略则是从卢梭和列维- 斯特劳斯那里读解出来的,说的是书写对言语来说是一个危险的增补, 就像柏拉图的药既是良药又是毒药。德里达运用解构策略对《普通语言学教程》《野性的思维》《忧愁的热带》《爱弥尔》《忏悔录》《语言起源论》等形而上学文本进行解构读解,是为了表明形而上学文本本身蕴涵着解构书写与言语之间从属与主导的等级关系的能力, 因而, 索绪尔、列维-斯特劳斯和卢梭既是在场形而上学家, 又是杰出的解构者。
塞尔(JohnR·Searle) 抨击了德里达的解构策略, 指出了乔纳森·卡勒在《论解构:结构主义之后的理论和批评》一书中的问题。塞尔认为, 西方哲学家, 即使语言哲学家, 也很少有人关注书写与言语之间的同异关系, 书写与言语之间的关系问题在哲学上只是一个次要问题。“言语与书写的区分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笛卡儿、康德、斯宾诺莎、休谟等并不具有特殊的重要性。”[4 ] (P14)然而, 德里达却赋予这个关系问题至关重要性, 以至于从这个关系问题出发来设想从柏拉图、笛卡儿经卢梭、黑格尔直至胡塞尔、海德格尔和列维-斯特劳斯的整部在场形而上学史, 并以解构在场形而上学为己任。再者, “解构会解构自身。”[4 ] (P25)塞尔设想, 如果我们把解构与逻各斯中心主义也看作是二元对立的等级系统, 那么, 被赋予特权的解构事实上从属于被贬低的逻各斯中心主义, 因为为了确立起解构的等级优势, 解构主义者就不得不诉诸于他设法加以贬低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价值来确立自己的价值哲学优势。塞尔的批评不是没有道理的, 但塞尔似乎遗忘了德里达辛勤耕耘的土地的特殊性: 哲学与文学的关联地带, 既非哲学, 也非文学, 既与哲学有关, 又与文学有关。如果塞尔仅以哲学家的方式向德里达提问, 那就会偏离德里达文本的文本性。
罗蒂从新实用主义的角度批判德里达所说的逻各斯中心主义, 曾写过“作为一种书写的哲学: 论德里达”一文, 但罗蒂也未能避免像塞尔那样的失误, 如果我们把论题的不对称性称作失误的话。罗蒂在《机缘、反讽和协同性》一书第六章中更是断言后期德里达比前期德里达更有说服力,因为前期德里达沉溺于创造新概念并试图把那些本不可能结合的性质结合在一起,而后期德里达不再依赖文字魔术, 而是诉诸于书写方式。德里达的解构理论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基于其论题在哲学与文学之间左右逢源的模糊性, 而罗蒂却要在确切的哲学范围内论德里达的书写理论, 强调德里达是在用讽喻、格言、警句、双关语谈论和读解作为书写的哲学。
实际上, 我们应该把德里达的解构工作看作是克服哲学与文学共生地带的在场形而上学并摧毁其二元对立的等级体系的尝试, 就像梅洛- 庞蒂试图克服近代西方哲学的身心二元论一样。在德里达自己所界定的文本的文本性内, 德里达的解构策略是有效的, 他的解构理论是能自圆其说的。对于书写与语音或言语的关系, 德里达的观点是明确的: “由于结构上和本质上的原因, 纯语音的书写是不可能的, 并且它最终也从未缩减非语音书写。尽管语音书写与非语音书写之间的区分是必不可少的和合法的, 但这种区分相对于我们所说的根本的协同和联觉却是派生的。”[ 1 ] (P134135)显然, 德里达并不是要把书写的权力、优越性和地位还给书写, 也不是要用书写中心主义来反对逻各斯中心主义。
由于德里达认为并不存在文本外的东西, 因此, 德里达的文本的文本性就因脱离社会历史性而难免有方法论的缺陷。当然<,/SPAN>, 德里达自己也意识到了其三大代表作《论书写学》《声音与现象》和《书写与差异》中多少存在着的这一缺憾, 他在以后的著作中开始把解构策略运用于社会历史实践和政治生活领域, 并强调解构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理论态度, 而是一种介入伦理和政治转型的态度, 也就是质疑权威、反抗霸权的实践行为。
 
【参考文献】
JacquesDerrida. De la grammatologie[M ]. Les *ditions deMinuit, Paris, 1967
JacquesDerrida. La voix et le phénomène[M ]. Presses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Paris, 1967.
JacquesDerrida. Lpécriture et la différence[M ]. *ditions duSeuil, Paris, 1967.
John R. Searle. Déconstruction [M ]. *ditions de lpéclat,1992.
 
(原载:《云南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录入编辑:中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