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永雄】后现代多维空间与文学间性

一、空间转向:后现代多维空间与后结构主义

当代文学理论在经历了“非理性转向”、“语言论转向”、“文化转向”和“人类学转向”等重要转型之后,20 世纪末叶“空间转向”( spatial turn) 日益引人注目。这一转向是当代知识和政治发展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列斐伏尔、索雅和克朗可以说是空间转型和空间理论的代表性人物。

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被视为批判性后现代主义的先祖,其名著《空间的生产》(1974) ,分析了其三种“空间认识论”:可感知的、物质的第一空间,构想或想象的第二空间和无穷开放、不断解构与重构的第三空间。美国后现代地理学家爱德华·索雅《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1996) 所提出的“第三空间”理论已成为近年来后现代学术中的一个热门话题。索雅引述米歇尔·迪尔《后现代血统》按字母顺序给出的各式各类空间形式,描述了绝对空间、抽象空间、构造空间、行为空间、身体空间、资本主义空间、构想空间、具体空间、矛盾空间、文化空间等60 余种空间形式。学者们开始把以前给予时间、历史和社会的青睐,纷纷转移到空间上来。空间反思的成果最终导致建筑、城市设计、地理学、文学以及文化研究诸学科变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呈现出相互交叉渗透的趋势。[1]在社会和文化理论领域,后现代空间转向成为思考当今复杂而多变的现实世界与精神空间的一个重要维度。

从西方文化与文学的角度来说,从前现代到现代世界的主导时空是物理时间与地理空间,荷马史诗口耳相传的传播与形成方式,以及流浪汉小说以线性时间串联地理空间的结构方式堪为典范;在现代主义时期,文化中的危机意识与文学中的异化主题使得心理空间成为主导空间,意识流小说的内心独白、时空颠倒、自由联想特征使之成为佳例;在后现代多维空间中,由于赫尔曼·闵可夫斯基对爱因斯坦相对论的经典阐释,时间被视为附加于空间三维之上的第四维,瞬息同步、虚拟互动的赛博空间正隐然成为最引人注目的主导空间,矩阵成为文学艺术的主角,如好莱坞大片《黑客帝国》( The Mat rix ,1999 ,该影片名字含有“矩阵”之意,其系列影片和电子游戏已成为当代娱乐文化标志性的图腾) 和赛博朋客小说《神经漫游者》(Neuromancer ,1984 ,或译《新罗曼司》) 堪为代表。

鉴于此,今天的后现代“空间转向”的现象及理论观念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丰富性和重要性。荷兰哲学人类学教授德·穆尔在《赛博空间的奥德赛》(2004) 中指出:“20 世纪90 年代初万维网和虚拟现实的出现⋯⋯把单维的、文本中心的因特网,变成了一种多媒体工具,虚拟现实已经成为可能,用户可以通过电脑屏幕进入三维世界。数年之中,曾经是科幻小说的非分之想,已经变成千百万电脑用户日常生活中的现实⋯⋯这个世界和我们自己都因此而正在发生基本的改变。”“赛博空间并不是超越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个自主、自由的地带,而是一个与我们的日常现实性紧密交织在一起的空间。我们在‘移居赛博空间’之时,不仅仅带着我们离线的许多性格特征、组织机构和思想偏见,而且反过来说,赛博空间更是借助了工业机器、汽车、飞机、收音机、视觉设备、移动电话、银行信用卡、监视摄像头、玩具、武器和医用置入物(如电子起搏器、全功能电子耳) ,等等,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开始了庞大的殖民化。”[2]可以说,在后现代,较为单一的传统地理空间与线性历史的观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多维的后地理空间与共时的后历史时间等观念日趋重要。

当代学术领域中“空间”转向的现象,蕴含着哲学思维范式的嬗变与文艺理论概念的焦点转移,意味着文学疆域和审美空间拓展的巨大可能性。现任教于英国达勒姆大学地理系的麦克·克朗将地理空间引入文化与文学空间的研究,其《文化地理学》(1998) 以“文学景观”为题专门讨论了文学中的空间含义,阐发了文学空间与互文性的关系。他认为文学空间里的地域描写意味深长,文本环环相扣,交织在文化惯例之中。恰如列斐伏尔空间是为社会所生产同时也生产了社会的理论所示,克朗强调文学同样是一种社会媒介,一个特定时代不同人群的意识形态和信仰,组构了本文的同时也为文本所组构。文学是一张纷繁复杂的意义的网。任何一种个别的叙述,实际上都会难分难解地牵掣到其他的叙述空间, [3]产生一种“秘响旁通、伏采潜发”的效应。麦克·克朗等主编的《思考空间》(2000) 指出:“空间在现代思想中无处不在。它是使理论之骨更为赏心悦目的血肉……问题不仅在于空间——不同于概念——意味着颇为不同的事物,而且还在于其意义随境而生。例如,在文学中,空间通常混杂着‘真实的’世界、理论空间和实际空间。空间在不同的学科领域呈现出不同的性质。例如在文学理论中,空间往往是操作者处理文本的一种方式,用来转换文迹。在人类学中,空间意味着在一个日益一体化的世界里社群如何建构的问题。在传媒理论中,空间呈现出叙事及时间的美学转向的特征——一种基于视觉传媒的建构模式。在地理学和社会学中,空间意味着物质性的问题;例如空间可以更为接近‘经验’,如此等等。在所有的学科中,空间是一种表现策略……当今这个世界无疑表现为一种‘电子想象的全球拼贴画,永远在运动……由剥脱于其语境的碎片所组成,它们锯齿状的边界在无休止地进退,致命性地与邻共舞’。”[4]在克朗《思考空间》中,集中了西方当代哲学家、理论家关于空间的代表性论述,是理解与反思后现代空间转向的重要思想资源。其学术框架和理论空间涵括本雅明的城市思想和批判分析;巴赫金的空间对话;维特根斯坦与日常生活的构造;德勒兹之后的空间科学;德·赛都、西苏、布尔迪厄的空间思想;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拉康主体性的空间维度;法农的问题空间;爱德华·赛义德的想象性地理空间;另类电影及地理政治空间;等等。后现代空间转向以及多维空间交叠的特征,意味着在未来的一段较长的时期内,虚拟现实的赛博空间将会与现实的物理生活空间,以及我们思想情感的心理空间及审美空间并行不悖地存在着,甚至日益成为后现代多维空间中的主导空间。

引人注目的是,后结构主义哲学及美学的诸多重要概念在学理上与空间理论密切相关。在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上,连续与离散是两种基本模式。前者以逻辑推演和体系建构为特征,如西方思想史上柏拉图、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形而上学二元论所蕴含的等级制与中心主义传统,影响深远,而后者即离散思维模式则以当代“后”主义(后现代、后结构主义、后理论⋯⋯) 为代表,以强调差异性、流变性、开放性,装配性、碎片性,以及语境生成美学为特征,尼采是其哲学渊源,而德里达、福柯、德勒兹、拉康、鲍德里亚等人的思想观念具有标志性的意义,体现了后现代美学转向,呈现出新巴洛克美学的特质。后现代多维“空间”,尤其是主导性的赛博空间呈现出万花筒般的多元、开放、流变的特征,与后结构主义哲学及美学消解中心主义与二元对立模式的一些关键概念相契合。例如,德里达强调能指与所指关系上开放性的意义“延异”;福柯倡言权力话语和档案研究以颠覆历史的连续性,以系谱学与知识考古学寻绎、还原和清洗历史的碎片;德勒兹以差异哲学与游牧思维对柏拉图以来的形而上学思想传统进行解辖域化和再辖域化。这些影响重大的当代理论家美学思想中一些富于原创性的重要概念如延异、生成、反俄狄浦斯、块茎、千高原、褶子、游牧、少数族文学,分裂分析、无器官的身体、仿真、拟像、横截线、象征交换、完美的罪行、内爆、系谱学、知识考古学、辖域化—解辖域化—再辖域化、逃逸线等,大多与空间相关而不是与时间相关,它们为我们审视世界、思考当代文艺理论的拓展提供了新的思路与图式。

在阐释与思考后现代多维空间问题上,当代法国著名哲学家德勒兹( Gilles Deleuze ,1925 —1995) 具有特殊而重要的影响。福柯曾预言有朝一日,20 世纪将会是“德勒兹世纪”,还有一些学者甚至把德勒兹称为“哲学中的毕加索”、“我们时代的康德”,认为“恰如康德的三大批判为欧几里得空间、亚里士多德时间和牛顿物理学的世界提供了认识论、形而上学、伦理学和美学那样,德勒兹所提供的哲学概念使得我们当今碎片化的黎曼空间、扭曲的时间和远离平衡态的热力学的非线性效应的世界呈现出意义”。[5] Ian Buchanan 和G. Lambert 主编的《德勒兹与空间》(2005) 指出:“可以认为,吉尔·德勒兹是20 世纪最重要的空间哲学家———他不仅贡献了极为丰富的关涉空间的新概念,而且空间也正是他从事哲学的方式。德勒兹曾言一切事物皆在内在性的平台上发生,他设想出一种巨大的荒漠般的空间,而概念则犹如游牧者一样在其间聚居流散。德勒兹空间化的哲学赋予我们以众多概念:光滑与条纹、游牧与定居、解辖域化与再辖域化、褶子,以及其他许多使我们进行空间思维的概念。”[6]德勒兹关于空间的哲学与美学概念,广泛渗透和影响了建筑、电影、城市规划、政治技术和形而上学玄思领域,成为当代人思考空间问题的重要理论资源。

二、千高原:理论的“块茎”空间与文学的“间性”

英国沃里克大学(Warwick University) 在1990 年代进行了一系列重要的赛博哲学研究。一年一度的“虚拟未来”研讨会在沃里克举行,德勒兹与加塔利合著的《千高原》居于赛博研究的“核心”地位,其中的后结构主义思维方式和哲学话语受到普遍重视并且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建筑学家与历史学家罗宾·伊万斯(Robin Evans) 认为:“德勒兹与加塔利从空间维度丰富了我们对关联性问题的新的思考方式:取代树木的块茎;黎曼的拓扑空间;千高原;装配性与碎片性。”德勒兹与加塔利合著的《千高原: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1985 ,以下简称《千高原》) 被誉为“赛博福音论者的哲学圣经”。[7]他们在合作完成这部理论名著之后约十年时间内,强调空间关系而不是历史连续性的“制图学”( cartograp hy) 和“地理哲学”(geop hilosop hy) 成为他们哲学与美学思想的关键词。例如,德勒兹和加塔利在《千高原》中借用皮埃尔·布列兹( Pierre Boulez) 关于“光滑空间”( smoot h space) 和“条纹空间”( st riated space) 术语,阐发他们后结构主义哲学和美学概念。他们指出空间总是混杂着光滑与条纹的力量,这是地理哲学的完美表达。光滑空间意味着强度过程和装配空间,无中心化的组织机构,无高潮,无终点,处于不断变化和生成状态,与科层化和静态系统的条纹空间迥异其趣,而块茎、火、中亚游牧族的大平原、沙漠、大海、极地冰雪、空气、风景、思想、音乐,等等,皆是光滑空间,传媒、娱乐工业、资本主义皆可创造“新的光滑空间”。光滑空间没有长期记忆,没有宏大理论和堂皇叙事,只有微观的历史、微观的社会学。[8]电子新媒介导致赛博文化呈现方兴未艾的发展趋势,在此语境下,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千高原》已成为理解与反思当代社会生活形态与赛博文化的颇为重要的哲学文本。

《千高原》是总览德勒兹与加塔利思想观念的一条颇佳的途径,且在文化研究中具有重要性。这部著作本身就充分体现出后结构主义思潮的特征,展示了繁复多姿的思想空间,可视为一种“块茎”式的理论图式。它以地理学上的“原”(高原抑或平原) 的概念取代一般书籍中“章节”概念。《千高原》呈现出“高原的网络”,虽然标明日期,但却是时空倒错的,没有编年史顺序可循。高低不同的千面高原之间隐伏着众多新颖的概念与奇崛的思路。这部著作中的15 个“原”的聚合可以让读者从任何序列阅读。每一个原构成一个“一致性的平台”——这是一种异质因素共享的平台。在每一个原内,各种概念在构形和拓展,并随着追溯它们在不同的学科领域和话语的踪迹而变化。例如在14 原,光滑空间与条纹空间的概念通过对布纹、音乐、海战兵法、数学、物理、艺术史的研讨而得到精致详尽的阐发。不同的“原”互相交叉、巧合并且一一分支发展,提供了多元互联的共振域。《千高原》中大量使用了与科学共鸣甚而相通的概念:黑洞、白壁、模糊总体、邻域、黎曼空间……德勒兹认为有些科学概念同属于学者、哲学家、艺术家。比如说柏格森对精神病学有着深入的研究, 他的一些概念同黎曼的数学空间和物理空间有着紧密的关系。德勒兹强调:“哲学总是注意概念,搞哲学就是试图发明和创造概念……这是一部哲学著作,既是一本难懂的书,也是一个完全可以理解的东西,只要人们需要它,渴望它,它便是一个打开的工具箱。这本充满了科学、文学、音乐、人种学叠句的书,力图成为一部概念的著作⋯⋯这是押在将哲学回归为快乐的学问上的一个赌注。”[9]德勒兹还认为,概念犹如砖块,可以用来建筑思想大厦。如果不合用,则可以扔出窗口。因此,阅读此书也犹如你听录音磁带,如果你不感兴趣,可以快速略过其中一段。“千高原”就是这样一个充满差异与联系的大千世界,犹如赛博空间的电子网络与超链接,可以让作者思想的骏马驰骋或读者游牧式的阅读。

千高原中的“原”(plateau) 一词出自于乔治·巴特森( Gregory Bateson) 一篇关于印度尼西亚巴厘岛文化的论文,与性高潮有关。作者在巴厘文化中发现完全不同于西方高潮式的取向的一种利比多经济学。巴特森以此词描绘一种特殊的状态:指避免臻于高潮点的一种强度的持续、自振动之域。在巴厘文化中,母与子的性游戏和男人之间的争吵都会注意保持这种奇特的强度稳态化。“某种持续的强度之‘原’取代了(性) 高潮到来。”国内多将此书名译为《千高原》,强调其“强度的稳态化”的特质,但易引发关于“高潮”的联想,似乎多少有悖于此义。这一关键词更确切的中译似应是“千面原”,由此可以展现德勒兹和加塔利后结构主义思想中强调“居间”(in2between) 而非“高潮”的观念。不同于基要论的开端与高潮式的终结“, 居间”是丰姿多彩、变化生成的平台“; 千面原”既可指高原,也可指平原,有参差不齐、气象万千之意趣,当更切近德勒兹/ 加塔利哲学美学的要义。“平原”与“高潮”之分,在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后结构主义哲学美学观念中,不仅是性取向之分,也是文化取向和思维模式之分。从文化隐喻的意义上说,赛博空间的无数网页就是一种后现代的千面原,电子网络世界既是古希腊的民主广场,也是罗马式竞技场。电子网络作为当今最重要的信息交流传播平台,其超链接性和虚拟现实世界蕴涵着无限的可能性和开放性。

尽管《千高原》是一部驳杂难懂的哲学思想的“概念之书”, 但是相对而言, 其开端的“块茎”(Rhizome) 论却可能是最清晰易懂的。“块茎”是《千高原》中最重要、最基本的哲学概念,意指“一切事物变动不居的复杂互联性”。[10]在生物学的意义上“, 块茎”是指在土壤浅表层匍匐状蔓延生长的平卧茎。在日常生活中,块茎令人联想到马铃薯或红薯之类的植物块茎和鳞茎。但是,这一术语在德勒兹与加塔利的著作中具有更为殊异的哲学和美学涵义。尤其是在《千高原》中,“块茎”成为一种复杂的思想文化隐喻。它迥异于传统形而上学的“树状”或“根状”模式。“树状”模式具有中心论、规范化和等级制的特征,而“块茎”(如藤和草之茎) 的生态学特征则是非中心、无规则、多元化的形态,它们斜逸横出,变化莫测。这一点很容易使我们联想起传统中心主义的权力空间与离散式的赛博空间的区别与特质。N. Lucy 在《后现代文论:导论》(1998) 中认为,我们可以确认树的不同部分(如叶、枝、干、根) ,但无法如此辨认块茎;原则上一粒草籽可以块茎式地蔓延生长,直至覆盖整个星球的莽原,而一棵树显然总是立足于一个点。故此,德勒兹与加塔利视块茎为“反中心系统”的象征,是“无结构”之结构的后现代文化观念的一个例子。块茎是无结构、开放性的,构成“多元性的入口、出口和自己的逃逸线”。这种逃逸线(反对固定的原点) 是典型的反中心或“游牧”思维的体现,与柏拉图以来主导西方思想的“树状逻辑”恰成对照。在此意义上,块茎和树状模式不再是生物学概念或文学隐喻,而是一种思想挑战和哲学实践。

德勒兹和加塔利认为树状模式宰制了西方的全部思想与现实,因此倡导“块茎”的思维模式:不把事物看成是等级制的、僵化的、具有中心意义的单元系统,而是把它们看作如植物的“块茎”或大自然的“洞穴”式的多元结构或可以自由驰骋的“千高原”。德勒兹注意的不是辖域之间的边界,而是强调消解边界的“逃逸线”、“解辖域化”。树木的文化逻辑强调的是系动词“to be”,而块茎的构架则赖于连词“and …and…and…”,因此,块茎所建立的是一种AND (链接) 的逻辑。《千高原》的块茎概念或游牧思想具有反基要主义的特质,呈现出一种德勒兹式的哲学空间或审美图式。

从德勒兹和加塔利“千高原”、“块茎”的哲学话语看数字文化的崛起和赛博空间多元关系,可以发现他们所概括的“块茎”的几个特征基本上可以适用于对赛博空间的诠释。块茎普遍存在于世界:鳞茎、薯茎是块茎,老鼠是块茎,洞穴也是块茎,游击战是块茎,体育竞赛是块茎,城市是块茎,网页是块茎,网聊、网恋是块茎,博客、黑客、威客皆是块茎,它们本质上是不规则的、非决定性的、无法预料的,表现出隐蔽、运用、侵入、外突、裂变、创造、生成等功能。数字文化与赛博空间的主要特质如瞬息同步性、多媒体性、超链接性、虚拟性、互动性等, [11]可以与德勒兹和加塔利“千高原”、“块茎”的哲学话语互阐互补互证,深化我们对包含文本间性在内的后现代多维空间关系的理解。“块茎”的主要特征如下:

第一个特征———联系性原则(比较:电子网络具有超文本、超链接的特质) 。

第二个特征———异质性原则(比较:赛博空间蕴涵着繁复多姿的差异性旨趣) 。

第三个特征———多元性原则(比较:网络写手与受众具有无限可能性进行多元互动) 。

第四个特征———反意义的裂变原则(思考:胡戈“馒头血案”恶搞陈凯歌《无极》[12]) 。

第五和第六个特征———制图学与贴花的原则(比较:电子传媒的剪贴与数码成像) 。

“千高原”、“块茎”等概念是从哲学与美学空间的维度探讨文学间性,进而建构当代文艺理论形态的一个独特视角。在后现代“千高原”和“块茎”式的繁复多变、多元互动的空间中,传统文学的疆界早已消解,文学空间在裂变与转型,文学研究的理论空间不断在拓展和扩容,尽管从文化研究回归文学本体研究的呼声在文艺理论界一再响起,但是,哲学、美学和诗学经历过20 世纪学术思想的几大转向之后,向文学空间的单纯回归实际上已经不复可能。文学问题正在悄然地转化成为不同空间的现象、关系与论旨。

在此背景下,虽然我们关注文学本体研究的基点,但是电子数字文化时代又促使我们不得不超越传统学术范式,因为文学研究在学理上已经不可避免地进一步拓展成为文学间性研究,同时,在某种意义上,文学间性问题也就是文学空间链接关系问题。

虽然一般认为,是法国著名文艺理论家克里斯蒂娃创造了“文本间性”( intertext ualité或译“互文性”) 的概念,但是在文学“间性”问题上还有颇为丰富的其他思想资源。例如,德里达曾言“文本之外一无所有”。在此意义上,文学文本与社会文本、政治文本、哲学文本、美学文本、宗教文本、口头文本、印刷文本、多媒体电子文本、超链接文本等等之间存在着重叠与交互关系。T. S. 艾略特著名的论文《传统与个人才能》中已蕴涵了文本间性的思想元素,他认为成熟诗人“作品中最好的部分,而且最具有个性的部分,很可能正是已故诗人们,也就是他的先辈们,最有力地表现了他们作品之所以不朽的部分……当一件新作品被创作出来时,一切早于它的艺术品都同时受到了某种影响。现存的不朽作品联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完美的体系。由于新的(真正新的) 艺术品加入到它们的行列中,这个完美的体系会发生一些修改……于是每件艺术品和整个体系之间的关系、比例、价值便得到了重新的调整;这就意味着旧事物与新事物之间取得了一致……过去决定现在,现在也会修改过去。认识到这一点的诗人将会意识到任重道远”。[13]哈罗德·布卢姆曾在其论著《影响的焦虑》(1973) 中提出文本之间总是存在着一种焦虑关系,因为新作会寻求取代旧札。他强调的不是文本对其他文本的抽绎,而是强调每一个文本都会重新调整旧有的意义序列,或者在生活模式上随机打上新的烙印。[14]克里斯蒂娃的“文本间性”的概念认为一切发言(无论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 ,都必然指向其他发言,因为词语与语音/ 语法结构都先在于单个的言者和单个的言说。当作者有意识地引用或者暗指他人的作品时,文本间性就生成了。[15]因此,文本间性可以指文本有意识地引用、借镜、续写、逆写或者戏拟其他文本,其中蕴含着互为文本、互为主体、互为语境、互相交叠、互动认知与阐释的开放结构。

用德勒兹的“千高原”、“块茎”等后结构主义哲学术语来说,文学文本之间、文学文本与其他文本之间的互文关系呈现出一种“辖域化—解辖域化—再辖域化”的空间关系。静态地看,千高原式或者块茎式的千姿百态的文学文本是一种辖域化,自有其生命与价值;动态地看,它们之间又贯通着千丝万缕的逃逸线,可以不断地解辖域化与再辖域化,可以有繁复多姿的链接与游牧的可能性,从而呈现出一种与后现代多维空间和后结构主义文艺美学观念相通的逻辑联系。

三、新巴洛克美学:“褶子”论与当代文论的建构

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数字化的当代语境中,(新) 巴洛克作为一种文化艺术风格开始凸现,而德勒兹哲学的“褶子”概念和“游牧”论美学,有助于我们思考与此相关的当代文论建构问题。按照Angela Ndalianis 在《新巴洛克美学与当代娱乐》(2004) 中的看法,我们今天正处于文化传媒转型的一个重要阶段,新巴洛克诗学与美学渗透了后现代文化:新传媒技术的应用、新旧传媒与空间的链接关系,导致了17 世纪欧洲风靡一时巴洛克风格与20 世纪末、21 世纪初的新巴洛克美学之间形成富有意义的文化“界面”。两个时代之间构成了一种历史性的回响,同时又有重要的美学、空间、技术、文化、经济、社会的差异。从资本主义在全球的发展来说,古典巴洛克风格与17 世纪自由资本主义扩张、市民文化的兴旺、对大众文化产品的需求增加以及对物理空间的新发现有关,由此人们重新理解与审视外空间、地球(人居环境) 与自然的空间关联性。而新巴洛克美学则与全球化语境中的晚期资本主义发展密切相关,它在时间上与20 世纪末、21 世纪初电子数字技术所创造的迷宫式效应密切相关;在空间关系上,则与电脑世界和赛博空间的数字环境与生态美学相关。[16]在西方,大众传媒生产自文艺复兴以来一直在稳步上升,戏剧、小说、圣经、印刷书籍的流通与价值在增殖,17 世纪的巴洛克文化艺术风格至18 世纪得到了技术理性的启蒙;而在今天全球化语境下,电子传媒时代的娱乐工业呼唤着技术再启蒙,注重视觉性、空间性和新异的感受性使得新巴洛克美学与历史上的巴洛克时期联系起来,并且生成新的形态与衍变。

在德勒兹的哲学著作《褶子:莱布尼茨与巴洛克风格》中“, 褶子”(fold)是他加以阐发的核心概念,也是他整个哲学体系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德勒兹在文化哲学的意义上创造性地把莱布尼茨单子论、褶子概念与巴洛克风格联系起来,提出了具有后结构主义思想特色的“游牧”美学。巴洛克(baroque) 一词源于葡萄牙语,意为“奇特而不规则的圆”,是珍奇和奇妙的意思,代表着17 至18世纪的一种欧洲文化艺术风格,在当时欧洲的建筑、雕刻、绘画,乃至其音乐和文学中都有着充分的体现。在文学上指奇崛夸张、繁艳的藻饰,花团锦簇的风格。巴洛克艺术以富丽繁复、精雕细刻为特点,意味着奇异、变幻,标志着被压抑的激情的异化,显示出动态、戏剧性、追求无限、虚实一体、色彩与光线的明暗反衬等艺术特色。例如凹凸不平的图形,富于装饰效果的涡旋,建筑上单柱变成双柱,园林中水花飞溅的喷泉,等等。而当代新巴洛克动态空间是一个失去中心的无限链接世界,糅合了文化传媒的多媒体技术,审美主体的多感官协同效应,摧毁传统边界,改变叙事与空间形式,唤起受众的主观能动性,激活互文逻辑,展示开放性的多元结构,凸现“幻象建筑”(德勒兹语)和审美惊愕。[17]近年来,不少历史学家、哲学家、批判理论家如Omar Calabrese 、Gilles Deleuze 、Mario Perniola 、Francesco Guardini 、Peter Wol2len 和Jose Maravall 都探讨过巴洛克与新巴洛克的形式、社会和历史构成问题。

在西方哲学领域中,“一”与“多”是一个经典命题。德勒兹的“褶子”概念既是从莱布尼茨“单子”论引申出来的哲学概念,也是他从后结构主义视角对此命题的一种当代哲学和美学的反思。从毕达哥拉斯、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到莱布尼茨,都曾经从数学、神学等维度来阐释这个命题。褶子是无所不在但人们却熟视无睹的现象,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德勒兹对褶子现象有精彩的描绘:褶子以及其丰富的形态出现在外部宇宙和内心世界之中。迷宫就是典型的褶子。大脑也是皱褶式的。小到微粒,大到宇宙,无处没有褶子。其实,活生生的世界就是一个美丽而浩瀚的褶子。褶子象征着差异共处、普遍和谐与回转迭合。褶子中蕴涵着差异哲学观念和与现代全息论类似的内涵:打褶与展开褶子(fold —unfold) 已经不仅仅意味着物理意义上的拉紧—放松、挛缩—膨胀,而且还意味着生命意义上的进化—退化;生命被打褶进入一粒种子之中,种子之褶的展开可以成为一棵参天大树;“动物都有异质和异形两重变化,比如蝴蝶折叠成毛虫,毛虫伸展为蝴蝶”。[18]“褶子”普遍存在于物质与精神世界之中,并且互相联系、互相交叠。

德勒兹精彩地破解了莱布尼茨哲学蜿蜒曲折的褶子之谜,并创造性地把褶子的哲学概念与欧洲文化中的巴洛克风格联系起来,认为“巴洛克风格由趋向无限的褶子来定义”。“褶子”与巴洛克风格的契合点在于,它们犹如无数条曲线与无数个点相切的变化曲线。莱布尼茨的“单子”论认为单子无门无窗,与其说是粒子,不如说是斗室;单子是最简单的数,或者说是无穷的倒数∞,上帝则是该倒数之上的“唯一”。倒数的特性在于它是无穷的或无穷小的,是世界之镜和上帝的反向形象。单子概念在某种意义上类似于印度文化中“因陀罗之网”的隐喻。因陀罗是古印度文学中的天神之王,根据印度神话传说,他有一张神奇的大网,网上缀满熠熠生辉的宝石。每一颗珍宝自身光华灿烂,同时又映射出其他宝石的绚丽光辉。而从莱布尼茨“单子”概念来说,世界由无穷单子(宝石) 构成,但是任何一粒单子或宝石都映照出上帝“唯一”之像。从而构成一与多的既隔又通的微妙和谐关系。单子因此构成一种美的和谐。每一个单子都将世界作为一个无穷小的无穷级数而包含着它。在神学与形而上学领域,身与心形成褶子,两者不断地折叠、展开、重折,构成一个皱褶式的双重世界。德勒兹在《褶子》的最后一章以“新和谐”为题,对莱布尼茨的“单子论”(monadologie)进行后结构主义哲学的思想过滤,提出以“游牧论”(nomadologie) 取而代之。虽然这两个术语在法文中只是拼写上调换了m 与n 的位置,但是却意味着从“单子”的闭合与拣选的世界中延展出一个新的思维空间。德勒兹说,我们发现了一些新的折叠方法和新的包裹,但是我们依然是莱布尼茨哲学的信奉者,因为所涉及的仍然是折叠、解褶、再折叠。[19]简言之,德勒兹的“褶子”与迷宫式的巴洛克空间都是具有反复折叠的“褶子”式特征的世界,充满着自律与互动,可以进行开放性的思想游牧。

 

当今的后现代空间、互文性空间、互动性空间、赛博空间和理论空间更多地类似德勒兹后结构主义哲学的“褶子”图式和新巴洛克美学空间:多维、开放、裂变、流动、游牧、生成、超文本、超链接。德勒兹的游牧美学与“褶子”论能够对拓展和建构当代文论产生积极的意义。不仅17 世纪巴洛克与21 世纪数字文化的新巴洛克美学形成褶子关系,而且在当代文艺学美学中具有重要意义的身份(身体) / 认同、女性主义理论与“主体”问题上也构成复杂多变的褶子关系。德勒兹的“褶子”论与其著名的“生成论”( becoming) 美学和“无器官身体”( body wit hout organs) 、“少数族文学”(minor literat ure) 等概念精神相通,通过它们,可以把差异、他者、多元、流变的话语与社会性别、生物性别、种族、阶级问题联系起来。例如,在“褶子”论和微观政治学的意义上,德勒兹和加塔利的“生成女性”论就是强调从单一的“性”(a sex) 走向“千万个小小的性”(a thousand tiny sexes) ,其“游牧主体”的概念就是对以二元对立和等级制为特征的辖域化的性别、主体、身份等传统关键概念进行解辖域化。他们认为,个体的身体不是单数而是复数,主体不是固定稳态的实体,而是移步换形、质随境迁的,它们通过不同的语境、行为和链接关系形成多元流变的现象。一个人可以同时是女人、白人、中产阶级,等等。这不是静态的存在问题,而是动态的生成问题。[20]身份、性别、个体、主体、阶级、种族、空间、文化,等等,都可以视为新巴洛克美学的千姿百态的“褶子”。女性主义文化批评家哈拉维的著名论文《赛博人宣言》(1985) 在关于高科技与性别政治的争论方面影响深远,可以从赛博文化方面有力地支持德勒兹关于女性主义理论与主体问题的思考。所谓“赛博人”(cyborg) 是机器与有机体的糅合,既无生命,又有生命。哈拉维把赛博人的象征性与现实性作为拂掉西方哲学传统二元本体论的途径,以此消弭男性/女性、白人/ 黑人、主体/ 客体、生物/ 机器,以及异性/ 同性之间的二元对立模式。她认为女性主义者传统上会在这些二元对立项中力求呵护劣势者,因此反而被迫强化了现存体制。文化批评家Mark Dery 认为“赛博文化从本质上挑战这些二元论”,促使“西方世界观的概念基石……充满了裂隙”。[21]由此可见,在后现代文艺学美学和当代性的语境中,在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主体问题上,德勒兹与加塔利“褶子”论与新巴洛克美学提供了超越男性—女性二元对立的一种重新思考的方式,为女性主义文论、后殖民批评、文化研究等提供了新的特殊思路。

我们还可以从世界文论的视野审视异质文论的会通性与不可通约性问题,其中德勒兹后结构主义美学的“褶子”、“块茎”、“千高原”、“游牧”等关键概念在这方面具有开启睿思的价值与意义。世界文论之间犹如海绵的孔洞(亦是褶子) ,既有丰富的可通约性,又有众多的不可通约性。从“文心相通”的维度而言,我们可以在理论层面借鉴和反思具有前沿性的后结构主义关键概念,重点研究其与后现代空间、文学间性关系,例如从后地理、后历史的维度研究当今电子传媒时代由于媒体与空间的变化引发的一系列重要文艺学美学问题,以及相关重要人物的思想观念、理论方法。通过对西方前沿性的学术话语的分析研究、理论采借和文化过滤,进而反思和促进中国古代文论传统与现代学术话语的交融或转型。例如,皮尔斯的多元符号论与中国古代诗学中的言、意、象的关联性,德里达的“延异”解构论、德勒兹的“褶子”、“块茎”、“千高原”等哲学美学概念与刘勰《文心雕龙》中“秘响旁通、伏采潜发”的意旨“, 无器官的身体”与“大象无形”、“空纳万有”、“意境”(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 等中国诗学和古代智慧的会通。具体而言,德勒兹的哲学美学思想对生态美学或绿色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他非常重视生态共生、化生等问题,并且在与加塔利合著的《千高原》中对中国古典文学、中国诗学、易经阴阳宇宙论以及意境等术语做过阐发。德勒兹的生机论和一系列哲学美学概念启迪人们突破人类中心主义和主客二分的传统模式,把人类与非人类(动植物、无机界) 的空间与关系构想成为互为依存、彼此链接的生态圈和生物链, 互动共生, 不可或缺。在2005 年8 月于北京举行的“文化互动与民族性:全球化时代的语言文学”国际学术论坛上,香港学者王建元教授认为,德勒兹思想中蕴含了比深层生态学更为深刻的生态哲学,可以从文化/ 文学比较研究的维度在德勒兹与中国文化之间抽绎出生态问题的新范式———人与万物之间“横截线式的交流”,他从西方文论背景中阐发“德勒兹生成论阐释学”,结合中国审美文化的虚空与坚实、常数与变数的辩证关系,探讨太极、阴阳、乾坤、五行、八卦一系列概念与德勒兹褶子、交叠的思想观念,分析德勒兹辖域化—解辖域化—再辖域化和逃逸线的特质与易经的变化之玄、庄子的生机之道、中国诗画的“留白”之趣,并据此分析王维《鸟鸣涧》和《鹿柴》两首诗。在这种跨文化空间研究中,德勒兹的差异生态学和生成论哲学与中国文化/ 文学相互比照,相互印证,曲径通幽,又启人睿思。中西文论和思想智慧的交流、比较与会通,其实存在着巨大的理论空间。德勒兹的生成论和生机论与中国文化艺术中形成共生对位,两者都强调流变与差异的丰富生命形态,敬畏宇宙大化的力量和公正无私。阅读《千高原》,可以发现德勒兹颇为熟悉中国诗人,甚至东方哲学、美学、宗教、文化都进入了其哲学家的思想视野。如在文化符号和文学形象思维问题上,中国结、印度曼陀罗、犹太教圣符、伊斯兰教“心象”和基督教圣像,都成为德勒兹与加塔利阐发思想的具象。但值得指出的是,强调异质文论与文化之间的不可通约性可能更为符合后结构主义哲学和美学的精神特质。块茎之间、褶子之间,完全可以既通且堵,在繁复多姿的新巴洛克美学的千高原上作游牧之旅亦非易事! 学界一些人所倡导的异质文化、文论之间的互证、互补、互阐、互动的新人文主义难免有点儿一厢情愿的乌托邦色彩,因为其间存在着一系列的理论与实践上的困难。心血来潮式的乱点鸳鸯谱,不求甚解而强作解人都会损害学术研究的严谨性、学理性和逻辑性。

综上所述,德勒兹的这些后结构主义哲学和美学关键概念在观照和分析后现代空间与文学间性问题时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一方面,借鉴后结构主义的多元互动、美在语境的空间观与关键概念来反思文学的“流散”、网络文化狂欢、文论的“越界”与“增容”、文化的可通约性与不可通约性等热点问题,可以进一步构建与完善当代文艺美学的理论形态。我们赞同德勒兹的看法,概念的创造是哲学史和文艺美学研究问题的核心。后现代多维空间的生成、当代文艺美学观念的发展,导致20 世纪中期盛行的结构主义文论关于文本自足、文学自律的封闭静态的结构观念已为交融互动、多元流变的后结构主义文学观、互文观、互动观所取代,当代文论由此拓展出富有意义的新领域与问题框架。后结构主义文艺美学关键概念强调重复与差异生成意义。异质文学、文论与文化在不同空间的链接,会生成不同的性质与功能。后现代多维空间(尤其是数字文化与赛博空间) 、理论空间和文学间性等都意味着多重空间的“褶子”、“块茎”和“千高原”。但另一方面,我们在借鉴德勒兹后结构主义关键概念思考当代文艺理论形态的建构时也可以深切地感到:尽管德勒兹美学思想是蕴含丰富的矿藏,但同时也具有某些弱点,那就是对叛逆精神和反常之思的偏爱所导致的结果。面对后结构主义,人们常常感到难以言说,因为其中一些重要概念难于界定,难以捉摸,意义玄奥飘逸。后结构主义哲学与美学否定或扬弃柏拉图以来的树状思维、本质主义、基要主义、总体化思想、等级制观念和二元对立模式,固然有标新立异、反思传统的革命意义,但同时也潜藏着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相对主义的威胁,隐伏着泼洗澡水将婴儿一块抛弃的危险:一切皆流,一切皆块茎,怡然作千高原的思想逍遥之游,作快乐的“逃逸线”之旅,没有真正的规则与限制,这未免有点罗曼蒂克的理论色彩。而且大千世界本身也并不如此,而是既有乔木,也有块茎、花卉、草丛、藤蔓等,如果没有乔木和森林,我们的世界也将大大地损毁其自身的丰富性与多样性。作为人类精神结晶的思想文化的“褶子”,应当在统一性、内在性中蕴涵着丰富的差异性才是理想的图式,而健康的当代文艺理论形态的建构亦复如此。

 

【注释】

[1]陆扬《理论空间与文学空间》，《外国文学研究》2004 年第4 期。

[2] Jos de Mul. Cybers pace Odyssey , www. demul. nl 2004.

[3] 陆扬《理论空间与文学空间》。

[4] Mike Crang and Nigel Thrif t ed. Thinking S pace , London : Routlege , 2000 , pp. 1 2.

[5] M. Bonta and J . Protevi. Deleuze and Geophi losophy , Edinburgh :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 2004 , vii viii.

[6] Ian Buchanan and G. Lambert . Deleuze and S pace , back cover , Edinburgh :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 2005.

[7] Neil Spiller ed. Cyber_ Reader : Cri tical Wri tings f or the Di gi tal Era , London : Phaidon , 2002 , pp. 96 97.

[8] M. Bonta and J . Protevi. Deleuze and Geophi losophy , p. 143.

[9] 德勒兹《哲学与权力的谈判———德勒兹访谈录》,刘汉全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年,第29 —40 页。

[10] Neil Spiller ed. Cyber_ Reader : Cri tical Wri tings f or the Di gi tal Era , London : Phaidon , 2002 , p. 97.

[11] 参见麦永雄《赛博空间与文艺理论研究的新视野》,《文艺研究》2006 年第6 期。

[12] 参见http :/ / ent . sina. com. cn/ f/ mantouxuean/ 2006年9月5日查阅。

[13] 托·斯·艾略特《托·斯·艾略特文学论文集》,李赋宁译注,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 年,第7 —8 页。文学间性的概念对国内学术界颇具影响。北京大学秦海鹰教授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成果《互文性问题研究》比较系统地探讨了作为当代西方文论中互文性问题的缘起、流变、特征和意义;首都师范大学杨乃乔教授主编的《比较诗学》特辟专章“间性论”,论析比较诗学的主体“主体间性”、客体“文本间性”,以及材料间性、美学间性、学科间性等问题。在“多元对话语境中的文学理论建构国际研讨会”(北京,2004 年6 月) 和“21 世纪文学理论走向”国际学术研讨会(山东威海,2005 年8 月) 上,当代文艺理论的空间与边界问题、文化间性与文学间性等问题都成为大会讨论的重要议题。

[14] John Peck , Martin Coyle. Literary Terms and Criticism , New York : Palgrave , 2002 , p. 143.

[15] J . Wolfreys et al. Key Concepts in Literary Theory , Edinburgh :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Ltd. , 2001 , p . 48.

[16][17] Angela Ndalianis. Neo Baroque A esthetics and Contemporary Entertainment , Cambridge : The MIT Press ,2004 , pp.1 29.

[18] 参见吉尔·德勒兹《福柯·褶子》,于奇智、杨洁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1 年,第159、375 页。

[19] 参见吉尔·德勒兹《福柯·褶子》,第363 页。

[20] 参见麦永雄《德勒兹“生成”论的魅力》《, 文艺研究》2004年第3期。

[21] Neil Spiller ed. Cyber_ Reader : Critical Writings for the Digital Era , pp. 108 109.

 

（原载：《清华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录入编辑：中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