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多益】认知研究的解释学之维

解释学被传统地理解为对文本的解释或在社会和历史情境中对人的理解，而认知研究则被理解为对知觉、记忆、思维、判断、推理、解决问题等的因果性说明。这样两个看似明显对立的领域常常被认为没有什么共同之处。虽然在西方心理学寻求独立的科学地位的过程中，实证主义确实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构成现代心理学的方法论基础，但是纵观西方心理学的百年发展史，特别是自精神分析学创立之后，解释学则在其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Messer,Sass & Woolfold,p.28）；它与现象学一同作为同实证主义方法论相对立的方法论，对心理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渗透到存在主义心理学、人本主义心理学等具有人文倾向的心理学分支，而且在通常认为是科学心理学的认知研究方面也有所体现。

一、语言作为“世界经验”

洪堡特的语言哲学经常直接涉及认知理论问题，并将其主观范畴、客观范畴和真值范畴与语言联系起来。语言在相互交融中代代相传，最终创造了人类种群，从而实现了从主观向客观的转化以及从有限的个体存在向无限的群体存在的过渡。洪堡特敏锐地觉察到，针对被认知的事物，语言具有主观性，但对于认知主体而言，语言又具有客观性，因为人类的本质具有普遍性。就真值问题而言，校正知识的准确性及避免误解之所以可能，就在于认知具有交际特性和语言具有使用功能。此外，语言不仅可以表达特定的真理，而且也是发现真理的手段，后者尤其重要。语言不仅仅是人类相互理解的方式和工具，而且还是介于精神(主体)与客观事物之间的一个真实世界。（《洪堡特语言哲学文集》，第50-68页）

伽达默尔循着洪堡特的语言观，致力于“解释学的本体论转向”，将语言视为世界经验和解释学本体论的基点。语言的特点是解释过程，是对解释事物的判定。他依据洪堡特的思想深入考察语言学问题，强调了语言与理解的同一性特征：语言一方面规定了理解的对象，另一方面又规定了理解活动本身；规定理解对象的语言与规定理解主体的语言是同一种语言。在这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主客关系实际上就是主体间关系。不仅如此，语言也不是静态的存在，而是一种动态的过程：一方面，语言所言说的东西作为理解的对象使自己向理解者呈现出来；另一方面，理解者在语言中把这种呈现的东西接受过来；言谈的过程就是这种呈现和接受的双重过程。语言是世界存在和表达的载体，世界的存在是语言的存在；尽管对于世界而言，语言并非独立存在，但语言的真正存在正是世界在语言中的表达。（伽达默尔，第3章）

将语言作为“世界经验”(experience of world)的视点，是当今认知哲学的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其实质就是将语言的研究从语句层面，转向作为认知主体的人类所拥有的语言整体。其中语言已不仅是符号系统及其意义，而且是历史文化语境，甚至是“本体论视界”(ontological purview)，这对于认知研究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伽达默尔曾这样论述语言在视觉认知和表达中的作用：人们言语中的“落日”表达的是现实视觉，任何处于静止状态的人看到的都是这一景象。对于人类的观察而言，“落日”具有现实性，因为这一现象与人类存在相关联，并不能以科学的视点予以否认(对于科学研究而言，这是地球运行旋转而产生的现象，不存在“日出”或“日落”的问题)。真理本身与对待世界的态度相关联，不存在完全纯粹意义上的真理，只有语言才能现实性地完全开启对待世界的特定态度。语言不仅保存恒常性的东西，而且还表达变化性的东西，并且使凌驾于个体意识之上的现实变得清晰可见。（参见伽达默尔，第315-352页）

由此可见，在解释学看来，所谓真实是某个特定情形的局部叙事(local narrative)。与此相关联的，叙事分析(discourse analysis)成为近年来一种广泛使用的研究方法：叙事就是“告诉某人发生什么事”的一系列口头的、符号的或行为的序列。（Lieblich,p.2）所谓的叙事(narrative or story)可以是一个故事，也可以是一种“自我叙说”(selfnarrative)；它是一种说法和解释，是把特定的过去事件、现在事件和预计未来要发生的事件以线性顺序联结起来，从而发展出某种关于自己(人)、关于关系、关于生活的解释。叙事分析扩展了社会科学中的“解释转向”(interpretive turn)。当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对理解社会生活有一定的限制时，学者便开始尝试把叙事当作人类行为的组织原则，从而在理论发展中形成了所谓的“叙事转向”(narrative turn)。

这里以访谈为例加以说明。实证主义的访谈是一个“刺激-反应”的心理行为过程。在实证主义看来，访谈的标准化才能保证测量的一致性。为了达到一致性，访员尽力回避其“在场”；他不描写访谈过程的细节，忽略他对于受访者的感觉以及与受访者互动的品质等，仅仅将受访者视为提供信息的来源。访谈的目的在于对研究对象作一正确的统计描述，并且唯有在确保每一位受访者都受到相同的刺激时，才能够对受访者的反应加以比较。(cf.Fowler & Mangione，p.32)而解释学的访谈则是一种交谈活动，是受访者与访谈者共同建构意义的过程。受访者并不是将已经存在脑中的记忆如实地呈现，而是用一种他认为访员可以理解的、叙说故事的方式，去重构他的经验与历史。受访者与访员的先前理解(preunderstanding)在叙说与问答的过程中得到沟通与反省，以共同创见一个彼此都能够理解的数据。(参见邓津，第44页)访谈中的述说建构关乎“意义”，而非“事实”的再现。事实本身就是一个建构，它从解释的情境脉络中得到意义，它是说者与听者协商或折中的结果。

二、认知与叙事的同构

前文已述，解释学从本体论的层面确立了认知与叙事的关联，那么在对象内容方面二者又如何联系起来呢？在诸多研究这一问题的学者中，丽沙·詹赛恩(Lisa Zunshine)的观点应该是具有启发性的。在他看来，认知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都需要经常思考的问题是：什么是“虚构”？它与“历史”有什么区别？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读的东西是“真实的”？不同之处只在于，文学叙事关注的是特定文本，而认知科学关注的是整个认知过程以及人类认知能力的进化史。

人类的认知建构能分辨出哪些信息是重点，并测定虚构叙事的“真实价值”，这显然受语境和文化的限制。人们可以用不同方式储存语言信息并贴上特殊的“标签”。图比(J.Tooby)和科斯米迪(L.Cosmides)声称，人由于具有“信息处理的经济学”而在“如此众多不同特色的世界上”独树一帜。这种认知信息处理的重要特色之一，就是人类的认知建构允许我们以有待修正的方式储存特定信息。他们认为，人脑中的再现受到“范围操纵器(scope operators)”的控制，虚构的小说就是一种典型的“范围再现(scope representation)”。(Tooby & Cosmides,1990,pp.17-67)人的认知系统已经进化到可以分辨不同的再现程度，小说中的信息就是以虚构的标记被人接受的。我们很容易就学会分辨出哪些是虚构的叙事，哪些不是。这也许说明，我们很容易使自己适应环境中关于虚构和非虚构之间区别的暗示。(ibid,1992,pp.19-136)如果图比等人是正确的，那就说明，人的认知建构使他过于依赖于文化对叙事“真实”相关暗示的操纵。(范圣宇编译)

我们了解世界和了解自我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就是通过叙事。如洛朗·理查森所言：“叙事是人们将各种经验组织成有现实意义的事件的基本方式”。(转引自伯格，第11页)人类经验基本上是故事经验；人类不仅依赖故事而生，而且是故事的组织者。倾听人们的日常对话，让我们可以在最简单的形式中抽取出最基本的情感要素。与其煞费苦心地试图营造出最自然的人工情境，不如去听人们讲述真实的故事 —— 这是每一个人无需训练就可以熟练掌握的技术。布鲁默(G.Blumer)基于人类行为的选择性和非决定性，强调指出，通向经验的有效道路并不在于刻意摆弄方法，而在于对经验世界的深切考察。要做到这一点，不能凭采用最新的数学或统计学方案或创造新的概念，也不能依赖发展精密的定量技术或坚持某种调查统计的规则。(Blumer,p.34)研究者必须走向经验的世界，对经验世界的直接考察的方式应诉诸于生活史、自传、个案研究、日记、信件、非结构访谈、参与观察等富有人文特色的研究方法。

日常生活中经常会遇到一些自然现象，这些现象本来不具有社会意义，但是人们往往会对它们做出拟人化的归因。同时，人们习惯于把感知对象组织成具有一定意义的整体，并有一种以自身的生命活动方式来度物的倾向。米乔特1963年设计了碰撞情境的知觉实验，用两个发生碰撞的小球对成人的物理因果理解进行研究，即在一个荧幕上，第一个物体运动并与第二个物体碰撞然后停止，使得第二个物体运动并走完余下的路线。实验中，红色方块B停留在整个区域的中心位置上，黑色方块A停留在B的左方一定距离的地方。在某一特定的时刻，让A沿着水平方向向B运动，在这两个方块接触的时刻，A突然停止，B开始运动。实验控制了方块运动的速度、方向和距离，然后让被测试者说出矩形运动的原因。这时候，观察者倾向于对这些活动矩形作出情感意义的解释。若A移向B的速度大于B离开A的速度，被试把该现象描述为“A推B”，“B的离开是受了A的影响”，A的运动“引发”了B的运动，“A的接近吓着了B，于是B逃跑了”，“好象A的接近产生了一种电流，使得B离开”，“A的到达似乎为B带来什么信号……”，“A似乎激发了B的什么机关，使得B开始运动”，等等；反之，若A移向B的速度小于B离开A的速度，则被试的描述为“A去找B”，“B的离开吸引了A”，等等。(参见斯托曼，第52-54页)

同样有趣的案例，是海德和西梅尔在研究归因问题的实验中，用动画片的方式模拟的人在家中的情况。图中长方形表示房子，开口的地方是门口。大三角形、小三角形和小圆圈代表人。当动画片放映时，各种不同的情景出现。实验中要求被试指出，大三角形、小三角形和小圆圈各代表什么人，解释这些人的各种行为。结果发现，被试在解释几何图形的运动原因时同样采用了叙事的方式，把图形的运动与人的日常行为联系起来。大多数被试发展出了完整的故事，他们认为小圆圈和小三角形正在相爱，但遭到大三角形的破坏，于是小三角形不断反击，带着他的爱人 —— 小圆圈跑到房间里，然后他们拥抱在一起，一直过得很幸福。(Heider & Simme,pp.243-259)除了以自身的情感解释事物以外，人们在面对事物时若伴随着某种情感反应并在一定的感情背景下形成表象，则往往会在表象和情感之间建立起暂时联系，其中部分表象和情感的暂时联系会随着社会文化心理的积淀获得稳固的张力，逐渐地被社会认同。

作为一种研究方式，叙事研究抓住人类经验的故事性特征并用故事的形式呈现研究结果。它所关注的是在一定的场景和时间中所发生着的故事，以及主人公是如何思考、筹划、应对、感受、理解这些故事的。其呈现方式可以是描述性的、指令性的，也可以是评价性的；它具有某些内在的规则，倾诉者与倾听者在过程中具有各自的角色；它具有时间节奏，来自于过去，但影响到现在；关键不在于叙事者而在于叙事本身，叙事是人类体验世界的方式。研究者本人“叙述”生活中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包括所研究的问题是怎样提出来的；这个问题提出来后是如何想方设法解决的；设计了解决问题的方案后，在具体的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又遇到了什么障碍；问题是否真的被解决了，如果没有被解决或没有很好地被解决，后来又采取了什么新的策略，或者又遭遇了什么新的问题。叙事研究的基本诉求在于，它不只是关注“理”与“逻辑”，而且关注“事”与“情节”。

三、叙事成为认知工具

叙事是一个认知资源库：通过阅读叙事，人类可以认识自己的经验、环境和同伴。图纳(M.Turner)认为，正是通过创造、记忆和连接类似的故事，人类才能够环游世界并理解大量的事件及过程。(cf.Turner)叙述者对一个或多个域(domain)中的人物、状态、行动、事件进行讲述，并经常从认知或情感的角度进行评论。因此，无论叙述者是否为虚构空间中的人物，他对过去之事进行叙述时的心理状态对他遴选叙述事件以及事件组合方式都显得尤其重要。在最深层次的交流中，人物相互作用，他们感受周围的世界并建立起心理表征、形成意图，在头脑里建构其他人物的形象或看法，进行推断总结、解决问题、回忆过去以及其他所有认知活动。(Margolin，pp.88-102)

赫尔曼在《作为思维工具的故事》中勾勒了将叙事作为“认知工具(cognitive artifact)”来研究的方法，即人类如何使用叙事来提高其认知能力。(cf.Herman,pp.163-192)赫尔曼认为，人类认知工具可分为物质的(如挂历、数据表等)和精神的(如俗语、记忆技巧等)两大类，它们为人类理解和管理复杂的经验提供了表征工具。叙事在人类的认知工具系统中有多重作用。赫尔曼以一则面访中记录的故事为例，提出所有叙事都支持五种重要的问题解决能力：将经验归块(chunking experience)、在事件间注入因果关联(imputing causal relations between events)、处理“典型化”问题(managing typification problem)、使行为序列化(sequencing behaviors)、拓展理解力(distributing intelligence)。叙事为这五种能力提供了重要的表征工具，简述如下：

将经验归块 —— 叙事提供表征手段，将无序的经验流(stream of experience)块化为有疆界、可认知而且可用的结构。故事使人类得以在总体经验中进行选择，按开头、中间、结尾等不同的“块”把经验组织起来，并把这种结构作为新经验认知操作的基础。

在事件间注入因果关联 —— 叙事的标志之一就是将纷繁的现象纳入一个因果-时间的整体之中，前面所叙与后面所叙不仅存在时间先后关系，还存在因果关系；即使没有明显暗示，读者(听者)仍然认为，前者为后者的“因”，后者为前者的“果”。这样，本来孤立的事件放在叙事结构之中就变成了有关联意义的“片段”(episode)或“场景”(scene)。

处理“典型化”问题 —— 所谓“典型化”，简单说就是人们使用头脑中先存的“典型”对世界形成的某种期待。通过“典型化”过程，读者在阅读叙事之前就已经对其进行了预处理；叙事既可以利用这个典型化过程来强化某种预处理程序，也可以割断期待使读者对其经验进行“再典型化”(retypification)。由此，叙事为人类提供了处理“典型化”问题的表征工具。

使行为序列化 —— 一方面，叙事行为有助于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形成有序的、预定的、由交际者遵循的话语轮次(turn)；另一方面，叙述出来的世界通过认知映射(cognitive mapping)(cf.Freeman)这一过程与现实生活相联系，表征现实中的行为序列及与之相随的思维进程。

拓展理解力 —— 叙事使人类得以跳出自身局限，更好地认识周围环境及他人心灵，从而沟通自我与他者，创建出一个完整的关系网络(如读者可以分析叙述者、人物以及整个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这无异于扩大了人类的视野。

叙说就是表达。表达作为一种传达心理世界的符号化过程，使体验得以进入意识层面而清晰化，从而建构过去的事件与行为以获得认同。“个人如何叙述其历史 —— 他们强调什么、省略什么，他们作为主角或受害者的姿态，故事所建立的讲者与听众的关系——所有这些都塑造着个人可能主张的生活。个人故事不仅是告诉他人或自己关于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且是确认自己可能样子的手段”。(Riessman,p.1、3)在叙事的过程中人们重新整理自己的经验：当片断的情节连接和组织成完整的故事时，隐藏在情节后面的意义便凸显出来，潜意识中的观念被推到意识的前台，许多问题在这一过程中得到澄清。

希拉里·麦克莱伦在其论文《情境学习：多种观点》中认为，故事对情境学习、知识的社会建构、信息的迁移和发现都是十分重要的。故事还可以帮助人们记录他们发现过程的轨迹，为记忆所学过的东西提供一个有意义的结构。贝特森(M.C.Bateson)对故事做了如下解释：“我们的一些思维是通过故事习得的。人类具有一种从围绕故事的体验中学习的风格，故事成为人们记忆的重要媒介”。(Bateson,p.11)J.S.布朗则认为：故事是一种“专家系统”类型，当一个新的情境激活它时，这一“专家系统”便能存储、联结并快速地使用信息。(Brown，p.63)

维纳(Wiener)和罗森沃特(Rosenwald)则对使用流水账方式的人们直接进行了专门的观察与研究。结果表明，流水账式的学习对于成人的认知心理活动颇有裨益。他们解释说，流水账作为一种心理活动的室间”、一种认知活动的落体”、一种叙述自我的“过程”、“一种个人思维的产品”、一种人生经历的“容器”，它所能融入的内容以及所能包含的体验是极其丰富多彩的。而所有这一切，都会对成人学习者的情感、思辨、自省产生一种具有“镜式”功能的意义。然而，最重要的则是它对个人的成长与发展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就是“为服务于成人新生活的形成提供了一种记忆的流动”(Rosenwald & Ochberg，pp.21-40)。

总之，在叙事中“意义”是最基本的单位。叙事分析把“叙事”即“生活故事”作为研究的对象；它的主旨不在于分析生活故事本身，而是追问叙事者为什么要这样讲故事，因为任何叙事文本都是叙述者对事件的诠释，是叙述者对事件的呈现。这种呈现也被称为“再表现”(representation)。“再表现”的文本，如我们听到的故事、各种说辞、对话以及看到的影视剧等等，不仅被看成是对“社会真相”(social reality)的陈述，更被当作经验与意义的再表现。作为一个由故事中的角色、叙述者、读者共同建构意义世界的过程，叙事所关注的是具有情景性、时间性、偶然性的变动不居的生活世界中的具体的、生活着的人，而不是与环境割裂的、无时间性的、抽象的、冰冷的人。叙事研究非常重视叙事者的处境和地位，它关注作为人的体验与感受及其对个人的影响与意义，关注研究过程中大量的有意义的“细节”及其“情节”。

四、“深描”与“倾听”

叙事研究与传统意义上的认知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它重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故事”，且重视这些生活故事内在的“情节”。这种“叙述研究”让“叙事者”自己说话或让历史印迹自己显露出它的意义，它“面向实事本身”或从实事本身中寻找内在的“结构”。就叙事对“个案”的合法性认定而言，叙事的实质是重新关注研究对象的“局部的丰富性”，而不满足于虚幻的“整体的空泛性”。可以说，它重新恢复了“人类原始思维”的“诗性智慧”。

由于重视事件的丰富性、形象性和复杂性，“叙事研究”往往采用“深描”（thick description）的写作方式。“深描”即比较详细地介绍问题或事件的发生与解决的整个过程，留意一些有意义的具体细节和情境，在报告文本中引入一些“原汁原味”的资料，等等。这种“深描”使叙事显得真实、可信而且富有“情趣”。例如，在学校中，叙事研究意味着深入学校倾听教师和学生的故事，然后由研究者将自己的见闻构建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学习事件。整个叙事研究就是对话者之间相互“叙说”、相互“倾听”的过程。研究者在叙事之前须以交谈的方式充分地倾听教师和学生的声音，并为他们提供叙说的机会和场域。当然，这种“倾听”也不限于校外研究者与教师或学生之间的“交谈”，更多的“声音”可能来自教师所做的“学生档案”和“反思日志”、学生的“周记”、“作业本”中，或隐藏在学校的文件、课程表、规则制度、机构设置、通报批评或表扬的档案中，也可能隐藏在学校的整个建筑风格、校风和校训标志牌及其所蕴涵的“学校历史传统”与“学校文化”等留下了学校的教师和学生的活动印迹的实物中。沉默不语也是一种叙说或倾听的方式。这样的“叙事研究”有些类似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方法”和“谱系学方法”。（康纳利，第33-52页）

当然，某个事件的“叙说”显现某种意义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叙说者”所叙说的“情节”乃是从对实事本身的“倾听”而来。研究者是否真实地“倾听”实事本身，成为叙事研究的一个难题。虽然人一直生活在叙说和倾听中，但如何恰当地说话和听话其实很困难。困难的关键就在于：“事物的真正本质不在于事物本身，而在于我们在各种事物之间构造以及在它们之间感觉到的那种关系。”(霍克斯，第7页)就叙事研究而言，恰当的叙说总是保持了某种叙说的“结构”，而有效的倾听必须从叙说中听出某种“结构”。

努力从日常生活中以及叙说者的叙说中听出某种内在的“结构”，这也是叙事研究经常采用“质化研究”策略的一个原因。叙事研究专家康纳利等人认为，因为叙事研究关注个人生活经验与教育的关系，它以质化研究作为自己的策源地。(康纳利，第40页)质化研究是通过文字、图片等描述性的记录材料，通过对被研究对象在研究现场中言语、行为、情绪等方面的特点进行分析，从而解释社会中各种复杂现象内在的关联性。质化研究强调研究者深入到微观的、深层的、特殊的社会现象中去进行细致与深刻的体验，并在此基础上对观察或访谈的结果进行详尽的记录。在研究的手法上，质化研究搜集到的观察记录、访谈记录与文献资料往往是描述性的，在表述研究的结果时也是利用描述性的文字或图片。在研究中，研究者将自己投入实地发生的各种事情之中，注意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寻找当地人使用的本土概念，理解当地的文化习俗，对有关人和事进行描述和解释，创造性地将当地人的生活经历和意义解释组合成一个完整的故事。(Moustakis，p.28)

“理解”是质化研究的一个主要功能。质化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对被研究者的个人经验和意义建构作“解释性理解”或“领会”；研究者通过自己亲身的体验，对被研究者的生活故事和意义建构作出解释。质化研究的重点是理解特定的社会情境下的社会事件，而不是对与该事件类似的情形进行推论。(陈向明，第11页)解释学不承认研究过程中主体与客体的截然分开，认为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是相互依存、互为主体的过程：通过主体反映出来的客体，其实是主体眼里的客体，是主体对客体的一种解释，是主体在和客体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对客体的一种意义建构。由于“人”既不是一个“实物”，也不是一个“概念”，因此，对人的研究是要通过研究者的“阐释”把该物“作为某物”的结果。理解是在研究者的阐释意图与解释对象之间的循环互动，是没有完结的。当然，研究者需要对自己的“前设”和“预见”（bias）进行反省，了解自己与被研究者达到“解释性理解”的机制和过程。除了从被研究者的角度出发，了解他们的思想、情感、价值观念和知觉规则，研究者还要了解自己是如何获得对方意义的解释的、自己与对方的互动对理解对方的行为有什么作用、自己对对方行为进行的解释是否确切。

质化研究主要是以实践者的经验证据为基础，从中抽象出具有“本土”意义的概念，并通过“本土概念”之间的联系形成新的理论或观念。研究者要深入到研究现场，再现当事人的视角以及他们看待世界和描述世界的方式，了解他们所关心的问题，倾听他们的心声，找到对他们来说具有意义的“本土概念”，同时对自己的研究方法进行深刻的反省，注意自己和被研究者的关系对研究的影响，然后在这一基础上建立“扎根理论”—— 从研究者自己收集的第一手资料中构建理论。这种研究以描述和解释为主，而不把重点放在验证假设、提出政策性建议和预测上。

换句话说，“叙事研究”中的“结构”寻找主要就是指寻找“本土概念”以及由此而来的“生成主题”。而一个词是否能够被选择、被确定为“本土概念”，关键就在于它是否能够使整个事件显露某种“结构”。具体而言，它必须同时满足三个条件：(1)它必须是“有特色”的词，即当地人自己提出的或隐藏在当地人行动中的有特色的术语或概念。有时当地人很偶然地使用了某个术语或概念，但只要这个术语或概念有地方特色，就有可能成为“本土概念”。这里的“有特色”，既指仅“当地人”使用而其他地方较少使用，也可能意味着当地人比较“特别”地理解、使用了某个其它地方也经常使用的概念。(2)它在当地人的日常语言中承载了重要的意义，具有“关键词”的功能。从这个词中可以牵涉当地人对其它问题的理解，可以影射当地人对某一问题的思维方式和处理方式。(3)这个“有特色”的“关键词”一旦被恢复为某个句子，则可以解释为当地人发生的一个“事件”，而这个“事件”就是“生成主题”。

叙事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仅仅是一种边缘的、次要的研究手段，而由于实证研究缺陷的暴露，如今它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因为人总是生活在“意义”的领域之中，“人的存在从来就不是纯粹的存在；它总是牵涉到意义。意义的向度是做人所固有的，人甚至在尚未认识到意义之前就同意义有牵连。他可能创造意义，也可能破坏意义；但他不能脱离意义而存在。”(赫舍尔，第46-47页)叙事研究以“故事”背后的意义系统为旨趣，关注不同人如何理解和建构各自生活世界的方式及差异；它不满于传统心理学追求普适性规律和抽象的概念分析方法，要求走出实验室，直接面对社会现实、回归生活世界，研究具有个体性和差异性的现实的人的心理内容和问题。这种对个体或小样本的深度研究，弥补了以往只关注心理结构和心理规律而忽视个体心理内容的传统研究方法的重大缺陷。

然而，尽管叙事学本身具有优势，但它同样存在着不足。因为，只有当我们能够获得关于解释学理论的唯一解释时，这种理论才是有效的；可是，“唯一解释”这种想法却被解释学自身所否定，这就使解释学陷入了一种逻辑困境。除此之外，叙事研究的方法还遇到以下不可避免的困难。

第一，征得研究对象的配合相当耗时。由于这种研究方法主要是从个人入手，通过个人对自己亲身经历的叙述来探求所要研究的目的，而人的社会性、特殊性和复杂性决定了人们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向陌生人吐露真心。因此，为了获得被试在心理上的认同和支持，研究者需要一个彼此熟悉的过程。他需要与所研究的对象之间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如果他不能被对象接受，不能与对象进行交流，那么他的研究就无法顺利进行。可见，较之于问卷法、调查法，这种方法对时间的大量占用是不可忽视的。

第二，获得被试的真正想法比较困难。每个人都有自己隐秘的一面，而人类的本性是向他人展示自己最美好的一面。这可能在潜意识中将一些有价值的东西筛选掉。由于社会、学校等因素对人的制约，很多人不敢轻易地向人吐露心扉。例如，老师想通过学生的叙事来了解自己在班级中的形象和受欢迎程度，学生可能由于对老师权威的畏惧，或者担心以后受到报复，或者由于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而不敢当面说实话。这些不可控因素自然影响到研究的信度。

第三，研究目的很容易受到叙事者故事的影响而偏离。我们知道，一个人不仅仅通过有声语言来表达自己，其肢体和面部表情同样也在向外部不停地释放个人的信息。何况语言本身就是一座遍布歧路的迷宫：人类在运用语言与人交流的时候，很容易把对方带入当时的情境。叙事者如果表达能力不错，讲起故事来绘声绘色，研究者就很容易为研究对象的故事所吸引而沉醉于故事中，因而偏离研究的目的。反之，叙事者如果表达能力不强，叙述枯燥，则很容易使研究者走神，忘记真正的目标所在。

第四，研究受到研究者个人倾向的影响。研究者不仅具有自己的目的和动机，对研究对象有自己的看法和假设，而且在自己的生活经历中通常可以找到从事该研究的理由。这些因素直接影响到研究各个方面的实施，如对研究问题的确定、研究者态度的选择、被研究者的角色定位、收集材料的方法、对研究结果的解释以及对研究质量的评价。因此，研究的结果容易带有研究者个人的主观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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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哲学研究》，2008年第5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