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笑 刘兵】科学修辞学对于理解主客问题的意义

一、修辞学概念的界定

修辞学经历了从古典修辞学到新修辞学的一系列变革。因此，为了在讨论今天科学中的修辞学问题时有一个合理的平台，我们首先需要对修辞学的范畴作一次历史的审视，以获得一个崭新的、明晰的修辞学概念。

1．修辞学的概念自发源起被逐渐狭窄化古典修辞学从智者时代发展到亚里士多德形成一个顶峰，之后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修辞学都沿着这条线索不断成熟发展。在民主城邦时代，智者认为世界是不确定的、模糊的，需要通过语言的手段去阐释和理解，因此真理和现实并不是先于语言的自在之物，而是语言的产物，修辞是一种必需的方法。柏拉图严格地区分了“辩证术”（dialectic）与修辞学，认为辩证术关心的是认识和真理，而修辞术关心的是舆论（doxa）、信念或个人意见。真理是绝对的、必须接受的观念，而舆论则是无关紧要的。（参见《柏拉图全集》第1卷，高尔吉亚篇）以后西方在很长一段时期里都延续了这种轻视修辞的态度，普遍认为修辞是一种迷惑人的、多余的、甚至不道德的行为。亚氏正式将修辞学系统化，在其《修辞学》中探讨了构思、谋篇布局、演说技巧、文体风格等具体实践问题，形成了传统的五艺说。（参见亚里士多德）此时的修辞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演说者如何劝服听众相信自己的观点。

古罗马时期的修辞学尝试复兴智者时代，将修辞与哲学、政治、伦理等联系起来，作为人们获得知识、形成道德观的一种手段。但是文艺复兴时期将这一条线索发展为两个截然不同的倾向：一种是强调人本主义，突出语言的作用，修辞被放在了一个很高的位置；另一种是对修辞的批评，并主宰了以后的修辞学理论研究。后种倾向是以笛卡尔为代表的理性主义，追求绝对的、客观的、永恒的真理，认为修辞学只是研究表达方法问题。这种倾向对古典修辞学的研究范围作了很大的剥离：论辩部分被分割到辩证法中，构思和谋篇布局被置于逻辑规则之下，修辞学只剩下文体风格和演说技巧。这种狭窄化导致修辞学自身的发展一直停滞不前，并且受到其他学科尤其是科学的排斥，甚至在道德上成为一个负面的概念。

这种对于修辞学的认识绵延了很长一段历史时期，至今被人们广泛接受的也是这种认识。它也导致了在现代的STS研究中，修辞学习惯性地被遗忘甚至被反对。但是事实上，修辞学的概念在近现代已经有了革命性的发展。

2．新修辞学：修辞拓展到所有交流活动中近代以来，修辞学中逐渐出现了认识论的研究特征。苏格兰牧师坎贝尔在《修辞哲学》中借鉴了功能心理学的成果，认为修辞学的作用是启迪理解、满足想象、触动情感或影响意志。意大利修辞学家维科（Vico）认为修辞是一切艺术的中心，是人类理解世界的关键方法；人类以语言为手段，使完全无序的自然变得有序。他提出以修辞格为基础的关于语言、思维和经验之间关系的理论。他假定人类的思想首先是由隐喻发展而来的：从最初人类大脑运作的隐喻开始，人类的思想进步到转喻，思想、语言和文学再从转喻移动到提喻，语言发展的最后阶段是反语。（参见温科学，第20页）

肯尼思·博克拉开了新修辞学的序幕，彻底扭转了对修辞的认识。他指出：“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括旧修辞学与新修辞学之间的区别，我将归纳为：旧修辞学的关键词是“规劝”，强调“有意识的”设计；新修辞学的关键词是‘认同’，其中包括部分的‘无意识的’因素。‘认同’就其简单的形式而言也是‘有意识的’，正如一个政客试图与他的听众认同。”（Burke，1973，p.263）在认同中“有意识”的部分与旧修辞学中的规劝类似，博克将其归结为由共同的东西构成的“同情认同”（indentification by sympathy）以及在分裂中求同的“对立认同”（indentification by antithesis）。但是，博克更加强调的是“无意识的认同”即“误同”（indentification by inaccuracy），他以今天科技社会为例，指出人们常常不自觉地将机械的能力当成自己的能力。这种无意识认同概念的提出，实际上有把修辞概念泛化的倾向。博克还对语言的概念作了进一步的阐释，指出人的语言不是纯粹的符号，而是包含着态度，并且通过这种态度来导致行动。把一个人称作是朋友或兄弟，是表明与他、他的价值观或目的具有通体的性质；把一个人斥为坏蛋，是对他的整个方式、他的“写作活动”、他的“原则”或“动机”的攻击。一个表达词语具有双重的内容，因为在叙述物体的性质时，它包含了对那种物体的一种暗含的行动方案，因此起了动机的作用。(ibid，1969, p.41)博克还认为语言不仅导致行动，而且建构我们的现实。我们生活中包括科学中使用的术语在本质上是选择性的：一个术语是现实的一种反映，它同时也是对另外一些现实的一种背离。术语不仅影响我们观察的内容，而且我们的许多观察就是因为这些术语而产生的。这样就将语言渗透到了科学的认识活动中。他在《动机语法学》中给修辞下的定义是：“一些人对另一些人运用语言来形成某种态度或引起某种行动。”(ibid, p.57)于是，修辞就跳出了“演说者对于听众的一种有意行为”的框架，发展到关注广泛的社会交往中的语言；修辞的分析模式也不再是亚氏的技巧分析，而是发展到关注一种言语行为如何能够达成交际目的。

之后，修辞的研究范围得到了不断的拓展和突破：修辞学家、哲学家韦弗指出要把修辞学从语言形式中超脱出来，并把“物质或场合”也包括在内（cf.Weaver）；修辞学家道格拉斯·埃宁格认为：“那种将修辞看作在话语的上面加上的调料的观念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这样的认识：修辞不仅蕴藏于人类一切传播活动中，而且它组织和规范人类的思想和行为的各个方面。人不可避免的是修辞动物。”(Ehninger, pp.8-9)

3．修辞学核心概念转移到理性的论辩在修辞学复兴之时，修辞学的研究范围成了学界热烈争论的话题。耶鲁大学的哲学教授莫里斯·内坦森也加入了这场讨论，在其《修辞的范围》中通过重新探讨古希腊修辞传统中辩证与修辞的关系，重新确立了修辞的范围。他指出，亚氏对修辞题材的强调导致了对修辞技巧的过分注重，而忽略了修辞理论部分。这使得人们将修辞的本质理解为功用性的，是用来解决游说和说服等实际问题的，是以实际唆使为目标的。内坦森认为，用哲学的眼光来看待修辞的辩证基础，能够重新认识修辞的本质。通过梳理修辞与辩证的关系，他提出辩证构成了修辞中的真正哲学。辩证术研究的不是事实，而是在逻辑上先于事实存在的理论结构。修辞哲学研究的是以下问题：语言与其含义之间的关系，思维与思维对象之间的关系；知识与其学科之间的关系；意识与其不同内容之间的关系等等。(内坦森,第200-210页)

哲学家佩雷尔曼在两个方面推进了修辞学的研究：首先，他拓展了理性的范畴，把修辞性的理性主义也包括在其中；其次，他将修辞研究结合到认识论中。他认为理性的作用不仅仅在于逻辑上的证明和计算，还有思考和论辩。因此，他认为在逻辑理性之外还存在着修辞理性。修辞理性的存在对于人类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传统的理性是一种独一无二的绝对性，而修辞理性则暗含一种多元的价值观，更加强调自由-责任的概念。它要求人们在面对各方面观点时，要根据各方的理由等各种条件来决定哪一方更有分量，最后做出决定。佩雷尔曼指出，修辞学的复苏应该伴随着一种现代认识论的形成；修辞学在认识论中有着根本的作用，构成了知识社会学的方法论。传统理性主义下产生的是一种非人的、神的知识理论，是一种不需要经过传授、训练、传统或学习而获得的知识理论。这种理性主义尽一切可能减少语言在其中的副作用。佩雷尔曼认为知识理论的全部作用是“决定”在形成我们思想中所起的作用。这种观点强调了以某种方式作出决定的各种理由，也强调了我们作出那些决定所用的论理技巧。（cf.Perelman）

图尔明将以前被忽视的、非正式的日常论辩上升到一个新高度，提出了自己的论辩模式，为评价日常论辩的推理方式提供了方法。他指出，日常生活中出现的更多的是实质论辩，即把论辩放在特定的情境之中，涉及到从事实到结论的推断。而传统的形式逻辑只适用于脱离语境的分析性论辩。（cf.Tulmin）

经过这样的历史发展，修辞学被赋予了与传统概念大大不同的指向和意义，也为在科学话语领域中讨论修辞问题提供了一个大前提。

二、历史上主客二分观念的变化

1．主客二分观念的由来和发展17世纪笛卡尔开启了哲学上主客二分的传统，他发明了作为自然之镜的“心”的观念。（参见笛卡尔）心成为了一种内在世界，而哲学主要讨论的就是内部表象是否准确的问题，从而引发了认识论转向。洛克进一步发展了这种认知机制，提出了心灵白板说：心灵像一块蜡制板，对象在上面刻上印记。这种印记是人的神经系统对于外界事物的刺激的反应，是一种生理条件，只是认知过程中的一个因果前件；但是洛克将这种印记看作是认知本身。这种白板机制的产物就是知识，因此洛克的知识概念完全建立于经验之上。为了区分一般经验与幻想、梦境等，洛克同时又赋予心一种反思功能 —— 能对印记做出判断，例如判断真的表象和头脑中的想象。心这个白板在生理上和隐喻上的机能被混同起来。他把知识看作是人和对象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人和命题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他将表现于命题中被证明的真信念归结为心中关于对象的印记。（参见洛克）

康德克服了洛克以来的问题。他提出先验的概念来代替洛克隐喻中的“心”，提出了先验自我和统觉的观念：先天的时间、空间、因果性等知性范畴能够对孤立、分散的外部材料进行统合。这样就区分了经验材料和理性结构，在此基础上康德对知识也做出了必然知识和经验知识的区分。他的理论的一个前提假定就是杂多（经验）是被给予的，而统一（概念）是被造成的。（参见康德）但事实上，概念和经验不可能如此绝对地被区分开来。

逻辑实证主义者抛弃形而上学而开始语言学转向，以另一种方式来表达主客二元论。人类所有的认识活动体现在命题、概念等语言活动中，而语言中有一种本质的客观的逻辑关系。哲学的根本使命就是探究这种逻辑关系，然后对所有的语言进行逻辑分析。对于语言，逻辑实证主义者采取一种还原论的方式：分析语句在逻辑上永恒为真或假，综合语句可以用中立观察语句来判断，从而还原为经验。而对于主体内在状态的描述，只有在与外在现实的无可置疑的联系提供了共同基础的领域内才有意义。语言被假定能为一切可能的内容提供普适的图式；这种一致的可能性是先在的，它将说话者统一在共同的合理性之中，而现实中话语间达成的一致是这种共同基础存在的征象。然而，这种研究的努力表明并不具有一种可以表述一切有效说明假设的永久中性模式的语言，这种语言甚至是无法想象的。逻辑实证主义者无数种解决方案的失败，也证实了这一点。

2．现代哲学对于主客二分的清算现代哲学家们纷纷对主客二分思想进行了批判，例如尼采直接攻击客观不过是某个类别的虚假概念（尼采，第28页）。最为典型的是罗蒂在《哲学和自然之镜》中对主客二分思想的彻底清算，提出以解释学来替代传统认识论。他认为在过去的认识论哲学中都暗含着一种“可公度性”的假定，也就是说相信有一种哲学能够显示永恒、中性的构架，认识论下的科学哲学存在的理由就是为可公度性提供一个规则系统。而“解释学把种种话语之间的关系看作某一可能的谈话中各线索的关系，这种谈话不以统一着诸说话者的约束性模式为前提，但在谈话中彼此达成一致的希望决不消失，只要谈话持续下去。这并不是一种发现在先存在的共同基础的希望，而只是达成一致的希望，或至少是达成刺激性的、富于成效的不一致的希望。”（罗蒂，第299页）认识论的任务是去发现一组适当的语言，所有话语都转译成这组语言，从而达成一致。而解释学是希望学会对话者的行话，而不是转译。解释学不是一种方法，也不是一种研究纲领。解释学的中心 —— 理解活动是人存在的最基本的模式，而不是主体认识客体的活动。因此，解释学希望在认识论的研究方式被排除之后，不是成为它的替代物，而是彻底走向另一种进路。

这样，一些关键的概念得到新的理解。客观性在认识论中是本体性的、独立于主体的；它是认识活动中达到真知的一种方式，也是证明实践的基础，主观认识与它的符合程度是判定认识真假的关键；并且，这种基础经常被看作是不证自明的。萨特用“自欺”来形容这种观点。（萨特，第82-112页）在解释学中，客观性则仅仅被看作一种证明规范，它符合于我们所发现的有关我们的陈述及行为。

3．解释学中新型的主客关系伽达默尔的“效果历史”概念重新说明了一种主客关系。对于效果历史，伽达默尔论述道：“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就不是对象，而是自己和他者的统一体，或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实在以及历史理解的实在。一种名副其实的诠释学必须在理解本身之中显示历史的实在性。因此，我就把所需要的这样一种东西称之为‘效果历史’。理解按其本性乃是一种效果历史事件。”（伽达默尔，1992年，第385页）效果历史意识首先是对解释学处境的意识。处境这一概念的特征在于表示我们位于处境中，而不是处境的对面，因此对处境不会有任何客观性的认识，也不可能阐明处境。效果历史意识作为一种真正的经验形式，它是一种开放的、历史的过程，是一种能使人类认识到自身有限性的经验，因为我们自身就是作为历史存在的本质。而在系统哲学中，一切经验只有被证实时才是有效的。因此经验依赖于它在原则上可重复，也就是说，经验要丢弃自己的历史并取消自己的历史。罗蒂认为，伽达默尔的效果意识表明与其关心世界上的存在物或关心历史上发生的事件，不如关心为了我们自己的目的，我们能从自然和历史中攫取什么。（罗蒂，第338页）按照这种态度，正确获得事实，仅只是发现一种新的、更有趣的表达我们自己、从而去应付世界的方式的准备。这里不存在所谓的主观和客观：理解的过程是理解者和理解的对象之间视域融合的过程，二者在不断接触的过程中不断形成新的视域，从而最终融为一体。

三、科学修辞学对主客关系的解决

1．修辞学的地位与主客二分的紧密相关性及其中的权力关系修辞学的地位，尤其是对于科学而言，是与主客二分的观念密不可分的。主客二分观念的盛行就伴随着修辞学的被排斥和贬低，而修辞学复兴的重要前提就是主客二分观念的消解。在主客二分的观念下，日常语言和修辞被放到了真理和理性的对立面。修辞从或然性入手，容许多元的理据共存，以说话者和听者的共识为出发点，双方试图达成一致意见。而科学强调的是从观察和理性着手，运用形式逻辑演绎，从真前提出发，运用逻辑推理推出精确结论。它的理据是单一的、客观的、绝对的，因此科学也将修辞放到了自己的对立面。

这种关系中其实暗含着一种权力关系。修辞的起源和发展与政治的民主等观念密不可分。修辞学起源时的智者时代的民主城邦政治制度，为修辞学提供了沃土以及发挥的舞台；今天许多西方国家的政治活动中，修辞学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除了这种显在的与政治权力相关之外，修辞学和主客二分的观念中更多地渗透着福柯意义上的广义权力。修辞学的典型特征是论辩，是言者与听者之间获得认同的努力。这种认同关系也是一种理解关系，是言者与听者之间视域融合的过程；话语的所谓“正确性”与“客观性”需要有双方的交流和共识。而主客二分的观念中树立起了一个不证自明的宣判者 —— 客体，因此主体之间、不同的话语之间不存在民主的论辩关系，而是直接地由外在的客体依据“是否符合”的标准来选择或淘汰。这时，需要探索的就是主体如何选择一种安全的、纯粹的方法来达到客体，从而可以犹如掌握神谕般来发表话语。

就科学而言，一向持有也是这样一种观念：“较传统的措辞风格对聆听的人好言悦貌，论说平和亲切；而较新的科学主义方法使读者屈服于证明或方法的统治之下，威吓和排挤掉大部分人 —— 即使我们原则上准许被统摄其中的人/主体追寻个人的专长。那些真正‘知道’的人从专有特享的、一般来说不可讨论的观察中获益良多。他们是无可辩驳的，因为科学技术证明那些研究结果一定是如实地放映自然。卑微的主体/被统摄的人之能够提些意见，要登上真理的高峰，就得臣服于方法的严格（规范）之下。如此的对立将措辞弃诸脚下，并且以折服（convince）取代说服(persuation)。”（尼尔逊、梅基尔、麦克洛斯基，第13页）

当然，这里讨论的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理解和划分。在实际的科学研究活动中，从来没有因为科学共同体等主体持有着主客二分的观念，修辞就真正地消失了。在这种观念下，修辞以另一种方式存在，这就是：“我比你更符合客观”，“我的方法更规范更纯粹”，以及最重要的，“我没有使用‘修辞’”。

2．修辞学与解释学的同源和相似性修辞学与解释学在很多领域相互重叠，甚至相互隶属。二者在起源上其实是融合的，只是在亚氏之后，随着二者的历史发展而被分离开来，解释学被与逻辑学结合在一起，而修辞学中的逻辑被剥离出去。直到文艺复兴时期，二者重新被联系起来。在今天的解释学、修辞学范畴中，解释学中的“理解”指的是相互理解、二者的视域融合，在对话中就是指言者和听者双方达成一致意见，这正是修辞学的重要概念“认同”。二者也同样强调语境和话语的动机分析。“如果想把握陈述的真理，那么没有一种陈述仅从其揭示的内容出发就可得到把握。任何陈述都受动机推动。每一个陈述都有其未曾说出的前提。惟有同时考虑到这种前提的人才能真正衡量某个陈述的真理性。”(洪汉鼎，2003年)另外，二者同样地具有着强烈的实践特性，在自身的运用中而自我生长，只有被运用到具体的文本中才有真实的生命力。伽达默尔就曾指出，解释学的理论工具在很大程度上是从修辞学借用过来的。（伽达默尔，1994年，第24页）

洪汉鼎先生在论述二者的关系时，引用了伽达默尔的说法来论述这两个领域的一致性：“我发现我们没有认识到以下事实，即诠释学领域其实是诠释学和修辞学分享的领域：令人信服的论辩的领域（而并非逻辑强制性领域）。它就是实践和一般人性的领域，它的活动范围并不是在人们必须无条件地服从的‘铁一般的推论’力发生作用的领域，也不是在解放性的反思确信其‘非事实的认同’的地方，而是在通过理性的考虑使争议点得到决定的领域。正是在这里，讲话术和论证技巧才得其所哉。如果说讲话艺术同样企求情感（这点自古就是如此），那它也绝未因此就脱离了理性的领域。”(洪汉鼎,1999年,第518-519页)

在学科起源、理论工具和分析方式上的一致性，使得科学修辞学和解释学在主客二分问题上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如同解释学一样，科学修辞学不承认对世界描述、解释的唯一性，它将每一种科学话语看作是对世界的一种解释。科学话语永远处在一种语境中，面对着科学共同体及其他受众，希望得到认同。它所描述的对象不是传统上的客体，而是在言说者/研究者概念体系中的对象。而在这一套概念体系中不仅有逻辑的自治性、解释的有效性，同时还融合了言说者/研究者的修辞动机、个人偏好等各种因素。在不同的科学话语竞争之后最终形成的科学知识体系，是科学家与科学共同体论辩后达成的相互的共识。

在解释学的相似进路之外，对于科学研究、科学话语中的主客二分问题，科学修辞学还有着自己独特的贡献。

3．科学修辞学对主客问题的独特意义修辞学的重要特性之一就是“自我韬晦”，也就是说，由于长久以来对于修辞的成见，它往往会被与欺骗等概念联系起来，因此每一位修辞者的最大修辞就是运用各种方式表明自己没有使用修辞。作者们总是不自觉地而且不可避免地运用着修辞。特别是在无意识状态下，我们甚至不能说修辞是被“运用”的，因为它是如此自然、如此内在地存在于话语之中。科学领域中尤其如此：在科学文本中，修辞的使用向来是受人鄙视、在原则上不被允许的。在传统主客二分的观念下，树立了一种理想的科学语言模式，即科学话语应如镜子映现对象那样纯粹。

科学修辞学的任务并不是如我们传统中所设想的那样，从科学话语中将修辞挑拣出来。恰恰相反，科学修辞学想表达的是科学话语必然是一种修辞行为，所谓的科学事实和修辞是一种混凝体，是不可分离的；科学概念、科学陈述等等不可能成为工具性的或者透明的；它们甚至从思考过程那里开始，就是与研究者的修辞动机并行的。科学修辞学主要是通过经验式、案例式的研究方式来分析科学文本中的修辞行为；虽然无法剥离这些修辞行为，但科学修辞学要将它们凸显出来。例如，科学修辞学家坎贝尔在研究达尔文的论著时发现，达尔文所选用的“起源”、“选择”、“存活”、“竞争”等等隐喻性概念，以其日常化拉近了与普通读者的距离。尽管达尔文一再声明使用这些概念是为了表达的方便，似乎他的理论也可以用另一种朴实的、严格的、实证主义的方式表现出来，但是根据与其笔记的对照研究，追踪其理论思考过程，坎贝尔发现这些隐喻是不可或缺的：它们本身就是一种思维方式、一种组织世界的框架。(Campbell,pp.3-17)

科学修辞学通过将科学话语中的这种修辞“显现”出来的方式，表达了另一种对于主客关系的理解。首先，它明确地“标识”出科学话语中的显性或隐性的修辞，而修辞一直与主观建构等词有着同样的意味，因此它打破了理想的科学语言的神话。其次，科学话语代表了全部科学共同体的科学活动和成果，因此科学修辞学同时也揭示了修辞在认知活动、科学活动中的内在性，更明晰地指出了主客观概念在整个科学活动中的融合或者说消解。第三，修辞是一种三元的构成，包含着言者、听者及其情境，是共同体在相互理解、达成共识的过程中的必需品；这其中根本不存在对立着的主体与客体。由修辞编织而成的科学话语中同样是这样的三元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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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哲学研究》，2008年第4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