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是儒家经学的形成和奠基时期，此时的儒家经典有《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秦统一天下后，实行严刑峻法和思想统制，于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采纳丞相李斯“焚书坑儒”的建议，使六经典籍遭到严重损坏，不少通经的儒生也被坑杀。“秦火”之后，留存的少量典籍又在随后不久进行的楚汉战争中遭到进一步的损毁。然而，文化专制并不能阻碍思想的传播，“秦火”和战乱之余的儒生凭记忆和口耳相传，使一部分儒经流传下来；此外，民间也藏匿了一些战国时的经籍，这些为汉代经学的兴起准备了条件。西汉初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玉杯》篇仍是六经经名并称，亦上疏“罢黜百家，表彰六经”（《汉书·武帝纪》）。但汉武帝立五经博士，已无《乐》经博士。《史记·儒林列传》云：“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认为是秦始皇焚书坑儒，使得六经缺损，并记述了五经的传承，而缺《乐》经。如此，六经除了《乐》，便只有五经。汉唐学者就是以五经作为经典诠释的主要对象和文本来从事经学研究的，至唐初孔颖达等编定《五经正义》，颁行天下，统一了对经义的疏解。
宋学经典诠释的文本则是以四书为主。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合并为四书系统，这是宋代经学区别于汉唐经学的五经系统的一个显著特点。四书系统的形成与宋代《孟子》的由“子”入“经”有密切关系。四书除《孟子》外，其余三书原均属儒家经典的范畴：《论语》是汉代“七经”之一；《大学》、《中庸》是《礼记》中的两篇；《论语》因是记圣人之言，其重要性毋庸质疑。《孟子》从唐中期起，开始得到人们的重视。同时，《大学》和《中庸》二书也开始受到重视。韩愈倡儒家“道统”论，推崇孟子及《孟子》书，并重视《大学》，阐扬《大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韩愈弟子李翱推崇《中庸》，以之阐发心性思想。李翱在其《复性书》中，还多次征引《孟子》、《大学》等。可以说韩、李等开重视四书之先河。经宋初至二程，程颢、程颐为建立理学思想体系的需要，以四书为对象，从中阐发义理，倡四书义理之学，认为四书的重要性在六经（实则五经）之上，并以四书作为整个儒家经典的基础，指出四书体现了圣人作经之意，圣人之道载于四书，要求学者以研习这四部书为主、为先，以发明圣人之道。程颐强调：“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五）除《论语》、《孟子》外，《大学》、《中庸》也是二程优先关注的，其认为《大学》是“入德之门”，《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这些显然认为四书的地位在五经之上，从而逐步确立起四书及四书义理之学在中国经学史上的主导地位。
对此，《宋史·道学传》指出：“仁宗明道初年，程颢及弟颐寔生，及长，受业周氏，已乃扩大其所闻，表章《大学》、《中庸》二篇，与《语》、《孟》并行，于是上自帝王传心之奥，下至初学入德之门，融会贯通，无复余蕴。”经二程的提倡和表彰，使四书并行，把人们的注意力从众多的古经中转移到这四部文字易懂、旨意深远的经书上来，使之成为包括五经在内的整个经学的基础、学者入德之门。《宋史·程颐传》亦称：“颐于书无所不读，其学本于诚，以《大学》、《语》、《孟》、《中庸》为标指，而达于六经。” 达于六经是对学者的进一步要求，但就治经学的基础和宗旨而言，则是以四书为重。虽然二程并不忽视其他儒家经典，尤其对《周易》予以关注，但就二程对学者的基本要求来讲，仍是把四书置于优先的位置。这一思想得到了朱熹等宋学学者的广泛认同并加以发展。朱熹以毕生精力诠释四书，著《四书章句集注》，成为中国经学史上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部经书，从而四书也成为了宋学学者经典诠释的主要文本。
二、重训诂与重义理：经典诠释的方法不同
汉学重训诂，宋学重义理，这是汉学、宋学经典诠释方法上的主要不同。这种不同与汉学、宋学分别以五经和四书作为经典诠释的主要文本有一定的关系。因五经时代久远，文字古奥、字义艰深、佶屈聱牙、晦涩难读，使初学者却步，尤其难以向民间普及。又历经秦火和战乱，其残破不全，汉学学者为了弄懂五经原义，不得不下大工夫从事考据训诂，以致产生流弊，繁琐释经，白头到老，陷于文字训诂之末而失其本。这亦是汉唐旧儒学未能有效地回应外来宗教文化的挑战而动摇了儒学文化主体地位的重要原因，因而遭到了宋学学者的批评。而四书则文字易懂、说理明白，便于阐发义理，向民间普及。于是程朱等宋学学者推重四书，把四书的重要性和地位置于五经之上，不仅从形式上改变了汉唐经学唯五经是尊的格局，而且在经典的内容上也为发明义理提供了依据。此外也便于把四书之义理推向民间，产生普遍的社会效应，使以朱子学为代表的新儒学成为学术思想发展的主流。
汉代经学尤其是东汉古文经学重视对经书文字名物的训诂，其代表人物贾逵、许慎、马融、郑玄等在训诂学方面对后世影响较大。贾逵治经以古文经学为主，著经传义诂等百余万言，其中包括《春秋左氏传解诂》和《国语解诂》等训释某部著作的专著，对东汉古文经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许慎师事贾逵，经学造诣亦深，尤长于训诂，著有《说文解字》十四卷，又叙目一卷，集古文经学训诂之大成。该书按文字形体及偏旁构造，分列五百四十部，首创部首编排法。每字下的解释，大抵先说字义，再说形体构造及读音，依据六书解说文字。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分析字形和考究字源的字书，为后世研究文字及编辑字书提供了重要根据。马融为东汉古文经学的代表人物，博通经籍，精于训诂。他曾欲为《左氏春秋》作训诂，见到贾逵、郑众的注，称：“贾君精而不博，郑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后汉书·马融列传》）马融主张为经书作训诂，要把精与博结合起来，避免“精而不博”，或“博而不精”。于是著《三传异同说》，并注《孝经》、《论语》、《诗》、《易》、“三礼”、《尚书》等儒学群经，集东汉古文经学之大成。郑玄承马融等兼通今、古文经学并加以发展，“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后汉书·张曹郑列传》），是集两汉经学之大成的人物。郑玄治学不拘泥于今、古文经学的界限，以古文经学为主，兼采今文经学之说，遍注群经，打破西汉以来的师法与家法，融通今、古文，自成一家之说。其在治经学的过程中，通过训诂，对整理古代经书有突出贡献。东汉末以后，郑玄之学成为显学。
汉儒对经书的训诂方法影响到后世，虽然魏晋时玄学家用老庄义理解经，取代繁琐的传注训诂，但南北朝时的北朝经学受汉末郑玄之学影响较大，其传授的重点是训诂典章制度，不尚玄谈，走的是汉代笺注之学的道路，并加以发挥。但北方经学也不是完全拘守郑玄章句，除据郑玄之义外，也有引证他书、兼通五经、博采诸说并申以己意的。南北朝经学在治经方法上采用的这种广搜群书、补充旧注、究明原委的义疏之学，介于义理与训诂之间。义疏之学可视为连接汉人注经与唐人疏注之间的桥梁。
唐宋之际社会经济、政治的变革引起了思想文化领域的变革，重义理的宋学取代重训诂的汉学是宋代学术和中国经学发展的趋势和潮流。所谓义理之学，是指与章句训诂注疏之学相对应的讲求儒家经义、探究其道理的学问。“义理”一词，初见于《礼记·礼器》：“义理，礼之文也”，即义理是对礼的合宜得理的解说。汉晋时指经义名理，故后来学者将其作为一门讲求经义、探讨名理的学问。宋儒治经，着重探究义理，与汉唐儒者专事训诂名物、传注疏释的治经路数不同，重在阐发儒家经典中的大义和道理。北宋张载提出“义理之学”这一概念，他说：“义理之学，亦须深沉方有造，非浅易轻浮之可得也。盖惟深则能通天下之志，只欲说得便似圣人，若此则是释氏之所谓祖师之类也。”（《经学理窟·义理》， 《张载集》）意即义理之学是要深入到儒家经书的内部，探讨其大义：只有沉潜深入，才能通天下之志；如果只停留在表面说经，貌似圣人言语，实则并未领会其精神实质。后来便将重义理、轻训诂的宋学称为义理之学，而与重章句训诂、传注疏释的汉唐经学相区别。
自唐中叶以来思想领域出现的疑经思潮和怀疑创新精神，是宋学产生的重要背景。作为主导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儒家经学至唐代已陷入困境。唐初孔颖达等奉钦命编定的《五经正义》，虽然完成了经学的统一工作，统一了对经义的疏解，但仍沿袭汉学的章句注疏之学，坚守注不驳经、疏不破注的经典诠释原则，学者拘于训诂，墨守正义，而不重视对经书义理的探讨，所以不利于新思想的产生和发挥，束缚了儒学的发展。唐代士人就是在汉代和魏晋旧注的基础上来诠释经书和原有旧注的，普遍采取疏不破注和繁琐训诂释经的方法。这种汉唐经学的传统缺乏生命力，表明旧的儒家经学已经僵化，不能与盛行于唐代的佛、道精致的思辨哲学相抗衡。于是宋学学者对笺注经学提出非难。他们发挥经书中的微言大义和义理，全凭己意说经；不仅疑传、舍传，而且疑经、改经，蔚然形成疑经惑传的学术新风。学风的改变标志着宋学的兴起，义理之学逐步取代汉唐训诂之学，成为儒家经学乃至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重大变革。
南宋陆游在论述宋代学风的转变时指出：“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王应麟，卷八，《经说》引）由是观之，经学发展到北宋初发生了重大变革，即由章句注疏之学逐渐向义理之学转变，形成了一代疑经惑传、改造旧经学的学术新风。
学风的转变和疑经惑传风气的形成，标志着宋学的兴起。宋学区别于汉学的显著特征在于它的重义理。在宋学内部，虽有理学和非理学等各派的分野，但宋学之于汉学，从最本质的特征上讲，是以重义理、轻训诂的义理之学而与重章句训诂、繁琐释经的汉唐训诂注疏之学相区别的。虽然在汉学中，也有重视义理、注意阐发经典中的微言大义的，在宋学中，也有重视训诂考辨的，但总体上看，重义理、轻训诂是宋学区别于汉学的显著特征。
三、经学诠释与哲学诠释：经典诠释的理论深度不同
汉唐诸儒对经典的诠释以经学诠释为主，较少哲学思辨。宋儒则注重以义理治经、解经，其思辨性超出汉唐诸儒，其义理之学中包含有一定的哲学。
冯友兰先生当年作两卷本《中国哲学史》（1933年），把整个中国哲学史分为“子学时代”（先秦，包括秦汉之际）和“经学时代”（汉到清末）两大部分，认为在经学时代，儒学定于一尊，儒家的典籍成为“经”，限制了人们的思想；即使有新的见解，也往往用注经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汉以来的中国哲学史，在冯先生看来，一定程度上就是中国经学发展演变的历史。而宋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宋学学者在经学诠释的基础上，继承吸取以往的思想资料，加以创新发挥，其对经典的诠释与汉学相比，明显带有哲学诠释的意蕴。
比如宋以前的中国诠释思想，道家、玄学和佛教各自对其经典的诠释都有本体诠释的思想，其中道、玄提出了道本论的思想，佛家提出心、性本体论和理本论的思想，而居中国思想文化主导地位的儒家在宋以前却少有提出系统的本体论思想的。由于汉唐诸儒对具有至高无上地位的儒家经典的诠释停留在以训诂考释为主的阶段（亦有较为粗糙的天人感应论），这使儒家政治伦理学说缺乏本体论的哲学依据，难以与建立在本体论哲学基础上的道玄佛思想相抗衡，以至动摇了儒家文化的主导地位，产生了理论危机和社会危机。
宋学学者、尤其是宋明理学家在新形势下，通过对儒家经典的注解，在经学诠释的基础上加以理论创新，提出了系统、完整的以天理论为主体，贯通道本体、心本体、性本体的本体论诠释学，从而大大丰富、发展了中国哲学的本体论诠释学。其代表人物朱熹以说经的形式，提出并论证了中国哲学的一系列范畴、命题和重要理论，使哲学本体论与儒家伦理政治学说紧密结合、融会三教的理学思想体系逐步占据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发展的主导地位，对后世中国文化与哲学的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以朱熹思想为例，朱熹的经学思想不仅是他整个学术思想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他哲学思想的根基。朱熹的哲学建立在他的经学思想的基础上，通过对儒家经典的哲学诠释而提出，其经学与其哲学密不可分。
四、排斥佛、道与吸取佛、道：经典诠释中人文与宗教之关系不同
与上一个区别有关，汉学与宋学经典诠释之不同，也体现在儒家经学与宗教的关系上：汉学以排斥佛、道二教为主，宋学则对佛、道二教既有排斥又有吸取。
北宋以前的儒家经学重道德伦理而疏于哲学论证，难以与建立在本体论哲学基础上并以之为依据的佛、道思想相抗衡。佛教是一种外来的宗教，从南北朝到隋唐时期迅速扩大了势力。它以自己特有的一套精致的思辨哲学和超凡成佛的心性修养方法征服了玄学，并对儒学提出了严重的挑战，中国传统的天人之学以及人文主义的文化价值观面临危机，儒学的正统地位也发生了动摇。当时佛教对儒学的挑战是咄咄逼人的，特别是针对儒学的理论基础元气论和天人感应论进行批驳，认为其过于浅薄，是一种根本不能与之相抗衡的“执迷”之说。既然儒学思想如此浅薄，比不上佛学，就应该用佛教来取代儒学，用外来的宗教取代中国的传统文化。佛教学者宗密认为，儒家学理仅相当于小乘佛教中所说“空劫”阶段，甚至佛教小乘浅浅之教已超过儒家深深之说，更不要说佛教精深的大乘教义了。这也是儒学在隋唐时期面临佛老挑战而停滞不前的原因。但佛、道虽精于哲学思辨却流于寂灭空虚，与中国古代宗法社会制度和社会伦理不相适应。这种宗教与人文的思想斗争是十分严峻的。就儒家而言，如不突破汉唐经学训诂注疏的藩篱，在本体论和心性论方面有所建树，从哲学的高度为当时的人们提供一种足以抗衡并取代佛、道的世界观，就无法维护儒学的正统地位，中国传统的世俗文化也将由此而沦丧。然而汉唐儒家经学限于训诂注疏，以较为粗糙的“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为理论框架，其抽象思辨能力历来不强，并对佛、道思想持排斥态度，缺乏沟通，从而使儒家伦理学缺乏哲学本体论等思辨哲学依据，有待发展。思想与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正是通过儒、佛、道三教互黜、互补，较量其得失，在新形势下熔铸改造加以理论创新而完成的。中国哲学的发展吸取了宗教中所包含的思辨性哲理，同时哲学也对宗教产生了深刻影响。儒、佛、道三教是汉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构成部分，三教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对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
宋代新儒学产生的理论针对性主要有两个：一是佛、道宗教思想的盛行动摇了儒家文化的主导地位；二是旧儒学拘于训诂、牵于名物，提倡注不驳经、疏不破注的注疏之学，而不重视结合社会发展的实际对经书义理的探讨，导致了儒学发展的停滞。于是，宋以后的新儒学者通过既批佛、道不讲社会治理、出世主义的教旨教义，又吸取佛、道精致的思辨哲学，在经典诠释中改造旧儒学，把儒家经学义理化、哲学化，发展了儒家经学和中国传统哲学。就儒、佛、道三教的关系而言，宋以前以相互排斥对立为主，宋以后则以融合吸取为主。这反映到经学领域，就是汉学对佛、道二教的关系虽也一定程度上借鉴了佛学的义疏的形式，但在思辨哲学的内容上则缺乏吸取和沟通，以排斥抵制为主；而宋学在对经典的诠释中，虽对佛老不讲儒家伦理、出世主义的教旨教义提出了严厉的批判，如二程、胡宏、朱熹等，但大量吸取了佛老精致的思辨哲学，把哲学本体论与儒家伦理学紧密结合起来。宋学通过经典诠释，完成了自宋初以来思想家们致力于建立一种直接把哲学本体论与儒家政治、伦理学说统一起来的理论体系的尝试。这标志着宋代理学的确立，在中国经学史和中国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宋学学者通过经典诠释，把代表儒家伦理的人文主义传统与佛、道宗教学理中精致的思辨哲学相互沟通、相互结合，通过二者的互动，既批判排斥与儒家伦理相悖的出世主义的宗教教旨教义，又吸取佛、道的本体论哲学和精致的思辨哲理，表现出与汉唐经学不同的治经倾向。理学家对佛老的吸取，对于提高儒学的哲学思辨水平、进而发展深化中国哲学具有重要意义。
五、汉学经典诠释与宋学经典诠释亦有沟通处
尽管汉学和宋学在经典诠释上有以上不同之处，并以此体现了各自学派的特点和性质，但汉学、宋学作为中国经学两大组成部分，在经典诠释上亦有一些相互沟通之处，这些相通之处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两者的共性。
虽说五经系统和四书系统分别代表了汉学与宋学经典诠释所依傍的文本重心有不同，但它们的区别不是绝对的。尤其在宋学学者对诸儒家经典的诠释中，除大多更为重视四书外，亦有学者重视五经或五经中的某一经的，如重视《周易》及《春秋》等。这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有宋一代经学，在四书学正式确立之前，《春秋》学、《易》学等为其显学。《春秋》学之所以在宋代成为显学，其原因既有经学之《春秋》学发展的内在逻辑，更有宋代社会发展的时代需要：北宋承唐末五代社会动乱、国家分裂后而重新统一天下，统治者强调中央集权，重整伦理纲常，防止藩镇割据，“《春秋》以道名分”（《庄子·天下》），适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故突出《春秋》的尊王之义；南宋强调夷夏之防，士大夫大多主张罢和复仇，恢复中原，统治者亦注意维护其正统地位以自保，故突出《春秋》的攘夷之义。此外，理学家程颐除倡导四书义理之学之外，亦下工夫注解《周易》，著《伊川易传》，从中阐发义理。张载既重四书，亦重五经，目的都是为了从中阐发义理，发明儒家圣人之道。
此外，汉学重训诂、宋学重义理，虽是汉学、宋学经典诠释方法上的主要不同，但这只是言其大要而已，在局部细节方面则不尽然。因为在汉学中存在着重训诂与重微言大义并存的情形，其重视微言大义，也就是一定程度上重义理；宋学除以重义理为特征外，亦有重训诂考辨的，如朱熹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朱熹虽然以发明大义、阐发天理为指归，但也相当重视训诂辨伪、订正考异，具有某种在新的高度融合汉学、宋学的倾向。
再如，汉学以排斥佛、道二教为主，而宋学则对佛、道二教既有排斥又有吸取，这一区别也是需要补充说明的。汉唐学者虽以排斥佛、道二教尤其是排斥佛教为主，但从形式上看，儒学面对博大庞杂的佛学体系，仍然或明或暗地受到了启发，从而借鉴、仿效佛学，为我所用。早在六朝时代，佛教学者就撰写了大量经论的注疏，以致儒家学者也加以仿效，改变了两汉时期的训诂方法，转而用义疏的方法对儒家经典作细致的疏通论证，使儒学学风发生一定的转变。唐代韩愈提出“道统”论以排佛，排佛之激烈著称于世，但他的“道统”论却吸取了佛教的法统观念。
质言之，通过从经典诠释所依傍文本的重心、经典诠释的方法、经典诠释的理论深度、儒家经学与宗教的关系等四个方面探讨汉学与宋学经典诠释之不同，大致可从中看出汉学与宋学各自的特点。同时也应看到，汉学与宋学在经典诠释上的区别不是绝对的，双方除有区别外亦有一定程度的沟通。
【参考文献】
《二程集》，1981年，中华书局。
古籍：《汉书》，《史记》，《宋史》，《后汉书》，《礼记》，《庄子》等。
《四库全书总目》，1965年，中华书局。
王应麟，《困学纪闻》，“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张载集》，1978年，中华书局。
（原载《哲学研究》，2008年第1期。录入编辑：乾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