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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到马克思”的口号下，马克思、恩格斯著述的文本研究日益受到重视。但有一个问题往往被人忽略，这就是如何对待这些文本中作者自己删节的文字内容；而与此同时，却有不少人不加区别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删节内容。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本中的删节情况作一专门研究。受篇幅限制，本文只着重研究一段删节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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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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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写作都会有一个修改的过程。一般说来，作者定稿以后，所作的删节部分便不再另外刊出标明。但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是个例外：在他们的“选集”和“全集”中，我们常常看到在各页的注解中标出作者删除、增补、改写的文字。这里的一个主要原因是：马克思、恩格斯的“选集”和“全集”都不是他们在世时编辑的，其中有些著作在他们在世时甚至尚未发表过，编者们是直接按照作者原先的草稿本编辑出版的（如《德意志意识形态》）；有些著作则有好几个甚至数十个版本（如《共产党宣言》），被翻译成各种文字，在翻译过程中作者又作了一些修改（如《资本论》）；还有些著作写于几年甚至十几年前，作者在公开发表时作了删节（如《哥达纲领批判》）。这些修改之处都被“选集”和“全集”的编译者们列在一起出版。还有一个原因是：“选集”和“全集”的编译者为了研究者考虑，将草稿与公开出版的版本并列（如《法兰西内战》的初稿和定稿）。如果是作者在世时编辑出版，显然是不会这样做的，所以这是一种很特殊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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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应当怎样对待经典文本中删节部分的文字内容呢？我认为应当加以仔细的鉴别，引用时要慎重。马克思、恩格斯并不是随随便便地修改自己的著述的。他们对待自己文本的严肃的学术态度是举世闻名的。列宁在阅读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时曾感慨地评论道：“其中每一句话都是可以相信的，每一句话都不是凭空说出，而都是根据大量的历史和政治材料写成的。”（《列宁选集》第4卷，第43页）凡是认真读过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人，应该知道此言不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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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文章的修改对象一般包括作者的文字表述和思想观点，删节的东西要么是表达不清或者意思重复的内容，要么是作者后来又否认了的观点。但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来看，情况不完全是如此。除了上面列出的几种情况以外，它还包括以下几种情况：不同时期的版本，由于情况发生变化造成的删节；不同语言的版本，由于考虑到读者对象不同造成的删节；有些内容与史实材料和实际情况有出入；有些话说得没错，但考虑到出版的需要不得已做出的删节，等等。所以，需要对各种删节做出仔细鉴别，不可一概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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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马克思、恩格斯的著述还有一个不同于其他思想家的特点：他们不仅是写给学者们看的，更是写给工人看的。他们特别重视自己的思想观点在工人运动中所产生的影响。《共产党宣言》这样说：“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以便德国工人能够立刻利用资产阶级统治所必然带来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条件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06页）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跋”中说：“《资本论》在德国工人阶级广大范围内迅速得到理解，是对我的劳动的最好的报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5页）因此，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有一些特意为工人群众作出的删节：如有些太过隐晦、抽象、反讽的部分，太过学术化的词语被删，还有些照顾到不同国家工人读者的民族感情的删节，尤其是考虑到一些话可能会在工人运动中造成不好的影响而作出的删节。恩格斯在《雇佣劳动与资本》1891年版“导言”中有一段话，可以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对待他们著作的这方面态度的实例：“在40年代，马克思还没有完成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因此，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出版（1859年）以前发表的那些著作中，有个别地方与他在1859年以后写的著作中的论点不同，并且从较晚的著作来看，有些用语和整个语句是不妥当的，甚至是不正确的。因而不言而喻：在供一般读者阅读的普通版本中，作者的思想发展进程中所包含的这种比较早期的观点，也应该得到反映；作者和读者都有无可争议的权利要求不加任何修改地重印这些比较早期的著作……但是，当新刊行的版本可以说是专为在工人中进行宣传工作用的时候，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在这种场合，马克思一定会使这个发表于1849年的旧的论述同他的新的观点一致起来。所以我相信，我在这个版本中为了在一切重要点上达到这种一致而做的一些必要的修改和补充，是完全符合他的心愿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21-3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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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长期以来，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有一些研究者随意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文本中删节的文字内容，并将其当作他们“反复强调”、“明确指出”的“重要思想”来对待。我不是说这些删节文字完全不能再引用，而是认为我们应当了解一下，马克思、恩格斯为什么在写下了这些文字以后又要删除它们；而不能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只要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选集”里有的文字，不管是出现在正文里还是出现在脚注里，不管是保留的还是删节的，均不作区分地加以引用，并加上自己的解释，说这才是马克思、恩格斯“一再强调指出”的真正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不难看出，此种做法至少是一种不严谨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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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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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一段删节文字进行研究。这段文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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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自然史，即所谓自然科学，我们在这里不谈；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是人类史。因为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意识形态本身只不过是这一历史的一个方面。（同上，第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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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段删节，主要需研究前半段话为什么删去。因为后半段话，即“因为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意识形态本身只不过是这一历史的一个方面”这一部分，所表达的意思在整部著作中反复出现了多次，后来马克思、恩格斯也多次表达了这样的思想，故删去的原因大概是认为不必要在这里讲。然而前半段话，即“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这一部分，情况就不一样了：一是它影响很大，二是在本书其他地方和马克思、恩格斯后来的著作中都没有再出现类似的说法，所以对这一部分的删节很值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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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第一个引用了这段话。后来在国内“实践唯物主义”和“马克思哲学”的讨论中，此段删节亦被大量引用，以论证“马克思哲学”与旧唯物主义在本体论问题上的根本区别，即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界并不是外在于人的直观的给定的对象，而是作为人的劳动对象被实践所改造的。对于“对象、现实、感性”必须从人的劳动去理解，所以，自然界发展的历史与人类生产劳动的历史是一致的。这两者不可分开，并且劳动（实践）在其中是起主导作用的。而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恰恰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另外，这里讲自然史即“自然科学”，而按照卢卡奇的说法，马克思认为自然科学也是建立在一定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近代自然科学“是由资本主义的本质决定的”。（卢卡奇，第53页）所以，如果把自然科学从这个基础上分离开来认识，以为自然科学具有纯客观的意义，那么按照《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说法，这就是“抽象的物质观”，具有“唯心主义的倾向”。所以，“自然史（自然科学）和人类史是不可分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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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之所以被删，笔者认为有两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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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是因为把自然史看作与人类史一体这个思想，其实只是对西欧工业社会以来的历史的概括，因而不能简单地用于整个人类历史的情况。这一点从本书的其它一些类似论述中就可以看出。比如：马克思、恩格斯批评说，费尔巴哈“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社会制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6页）还说：“但是如果没有工业和商业，哪里会有自然科学呢？甚至这个‘纯粹的’自然科学也只是由于商业和工业，由于人们的感性活动才达到自己的目的和获得自己的材料的。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同上，第77页）这些话强调的都是西欧的工业和商业对“现存的感性世界”的作用，例如，“樱桃树和几乎所有的果树一样，只是在数个世纪以前由于商业才移植到我们这个地区。”（同上，第76页）这里并不是说工业社会产生以前也是这样，更没有说整个人类社会都是这样。实际上，如果从农业和畜牧业生产来说，“外部世界的优先地位”要比“人对自然的制约”明显得多，因为与工业生产相比，农业和畜牧业受自然规律的影响和劳动对象的制约更大些，例如受季节气候的变化、自然灾害等等的影响。所以，早期农业社会所产生的哲学思想往往是一些服从自然的思想，这是由当时低下的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因此，被删节的这段话抽象地说并没错，它是对人与自然关系最一般的描述；但它只适用于欧洲工业社会以来的历史，而不适用于工业社会以前即农业和畜牧业社会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自己也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们在后面指出：“整个这一点当然不适用于原始的、通过自然发生的途径产生的人们。”（同上，第77页）因为在那个时候，“人们同自然界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自然界的关系一样”。马克思还加注说：那个时候，“自然界几乎还没有被历史的进程所改变。”（同上，第82页注1）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简单地说“人类史制约自然史”了。所以，被删节的“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这段话，虽然被许多人认为是马克思哲学本体论革命的标志，但如果把它扩展到全部人类历史，则是不准确的。而保留下来的那段话，即“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它自然的关系”（同上，第67页），则把工业社会以前的情形也概括进去了，因而讲得很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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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历史的一般抽象如何适用于历史的特殊阶段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参考马克思关于生产劳动的论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生产（劳动）是一个抽象，这个抽象表明各个时代的劳动有着共同的东西。但是这个共同点，本身就是有许多组成部分的、分为不同的规定的东西，其中有些属于一切时代，另一些是几个时代共有的。“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虽然正是由于它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条件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条件并在这个条件之内才具有充分的适用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3页）劳动的一般特征在其低级阶段看不出来，要在其高级阶段才能看出来（亚当·斯密就做了这个工作：他总结了资本主义关系下的生产劳动，把劳动看作创造财富的一般活动，从而把劳动中的人与对象关系规定为主客体的一般关系），但这不等于说高级阶段的劳动等同于低级阶段的劳动。正如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但不能说猴体就等于人体；资本主义经济为理解古代经济提供了钥匙，但这不等于说资本主义经济就等于古代经济。马克思批评蒲鲁东等人是“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原因就在于他们把资本等同于远古的劳动工具，把资本主义时代的地租等同于封建时代的地租，“以此说明，这些关系正是使生产财富和发展生产力得以按照自然规律进行的那些关系，因此，这些关系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这是应当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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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马克思很反对把他（与恩格斯）从西欧国家概括出来的成果说成是适用于任何社会的历史哲学。他们经常强调的一点是：他们的理论是从现实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概括，这些概括“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同上，第74页）所以，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抽象出来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也不能简单地套用到人类历史的不同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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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从逻辑上来看，被删节的那段话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它的主要意思是否定离开人类史的自然史，但它同时又承认自然史（或自然科学）和人类史不仅分别存在，而且相互制约；二是这段话的意思与后面的话不太协调，因为后面就谈到了区别于“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同上，第67页）的、由“地质条件、山岳水文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其他条件”等组成的人的“自然基础”。也就是说，人类的存在不仅仅依靠劳动，还与“先于人类的自然界”有直接的关系，离不开这个自然界。另外，从文章结构的角度来看，这一段作为像《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样的皇皇巨著的开头显得不够分量。而删节了它之后，用“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并不是任意提出的……”（同上，第66-67页）这段话作为开头，就很合适，因为它开宗明义，鲜明地体现了马克思、恩格斯与其他思想家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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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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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选集》，1972年，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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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卡奇，1993年：《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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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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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哲学研究》，2008年第11期。录入编辑：乾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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