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当今中国的主流话语，其实，和谐社会首先要有和谐思维，而和谐思维又系之于和谐辩证法，只有确认和谐社会和与之相匹配的和谐辩证法的合法性和紧迫性，我们才能从思想上迈出构建和谐社会的第一步。
一、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诉求
构建和谐社会决非是偶然兴动或突发奇想，而是人类久远的理想追求，面对阶级社会的矛盾纷争，未来理想社会必然呼唤和谐和平等。所以早在两个世纪之前，法国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就曾把他所设想的未来理想社会的基层单位“法伦泰尔”称为和谐制度或和谐社会。1803年他发表《全世界和谐》一文，指出，现在的资本主义社会必将为和谐制度所代替。另一位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也执著地追求和谐社会的理想目标，1824年他跑到美洲进行共产主义试验，他所建立的共产主义新村就叫“新和谐公社”。同时代的德国空想共产主义者魏特琳也是和谐社会的大力倡导者，1842年他写了一本书，书名就叫《和谐与自由的保证》，认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就是“和谐与自由”的社会。
马克思与恩格斯处在社会激烈变革和阶级搏战的新时代，为了焕发无产阶级的革命斗志和一往无前的斗争精神，他们对和谐问题谈论不多，更多地强调革命和斗争，这是时代的要求和革命斗争的需要。但是只要他们接触到未来理想社会的性质问题，他们就毫不犹豫和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态度，和他们的前驱者一样，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是未来和谐社会的坚定的倡导者和支持者。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社会是私有制发展的最高阶段，各种矛盾和冲突都已极端尖锐，达到爆发前的临界点。因此资本主义不可能带来和谐，这是一个分崩离析和百孔千疮的极不和谐的社会。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作为解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路径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理所当然地意味着各种矛盾的化解与消失和一个新的无阶级的和谐社会的诞生。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 (P294)这样的联合体以人与人之间的互助为前提，人都处于相互的友爱和协作中，这种社会自然就是和谐社会。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谈到人类历史演进的时候再次表述了和谐社会的理想，他说：“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产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2] (P33)在这里，马克思把资本主义及其以前的社会都称之为史前社会，这类社会的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存在着社会对抗，其中包括阶级对抗、民族对抗、宗教对抗以及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对抗等等，这些对抗造成了社会的矛盾、纷争和极不和谐，同时资本主义又以其社会化的大生产力为解决这些对抗奠定了物质基础，未来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消除了这些对抗，其结果就是建立了无对抗的和谐社会，因此，代替史前时期的真正的人类社会必然就是一个和谐的社会形态。这个思想马克思还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表达过，在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了著名的人类历史演进的三形态理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3] (P104)马克思的这段论述与上述《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意思相近，都是指明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史前时期是对抗的社会形态，而在社会的全面的对抗中，人既不可能全面发展也不可能展开自己的自由个性。随着第三阶段对抗的消失和社会物质财富的增多，人获得了空前的全面发展的机遇，人的自由个性也随之发展起来，由于全面才能和自由个性的发展是普遍的，而非排他的，人人都能有在更高的觉悟水平的基础上展现自己，所以这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经完全排除了矛盾和纷争，处于空前和谐的状态。这个第三阶段自然就是和谐的社会，资本主义以物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作为史前时期的最后形态为真正的人类社会创造条件。在马克思的晚期著作《哥达纲领批判》中，首次提出了共产主义社会实行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可以设想，既然已经按需分配了，那么就根本没有留下矛盾和斗争的空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必然是十分和谐和融洽的，所以，从逻辑上说，共产主义社会必定是和谐社会。中国共产党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先进的政党，承袭马克思主义的和谐思想资源，在适当的历史时期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实质上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想和宗旨的具体体现。
中国是和谐思想资源的大国，作为儒家和道家思想的策源地，中国所孕育和表述的和谐社会的思想较之西方更为丰富和深刻，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都占有十分突出和显目的地位。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就和欧洲明显不同，以土地公有为标志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存在，血缘亲属关系和宗族制度与观念的盛行，以及日常生活中人情世界和情理文化的主导地位，所有这一切都极大地阻挠和延缓了中国社会的阶级分化和阶级斗争的运行。在人际关系中，其主导作用的是亲情和人情，虽然利益的纷扰也激起冲突和争斗，但更多的是强调矛盾的化解和冲突的调和，这就和西方社会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西方社会自原始公社解体以来就一直在私有制的框架中运行，阶级分化明显，社会冲突和斗争持续不断，解决矛盾和斗争的出路只能是强制、压迫和占有，而另一方就只能是反抗、斗争和不屈从。像《共产党宣言》开头所说：“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1] (P272)西方社会的这种特点就决定了斗争和斗争意识的决定地位，特别是近代资本主义兴起以来，随着阶级分化明显，社会日益分裂为工人和资本家两大阶级，斗争和斗争意识就更加突出和起着主导作用了。所以我们看到，在西方为了解决矛盾和冲突动不动就采用斗争、强迫和压力的手段，罢工、示威游行与镇压和对峙等手段就是他们发明的，而且是家常便饭，这就与中国的国情大不相同了。在中国，经验和表层意识都告诉人们，整个社会只有官民之分，对于官府，要么“既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要么是聚众造反，揭竿而起，除了屈从和反抗，在大量的日常生活中通行的都是亲情和人情。而亲情和人情显然不宜于革命和斗争，于是以和为主调的传统的文化和哲学就在中国产生和蔓延开来，并自古以来就一直占据文化的主阵地，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东方智慧与和合文化，为今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强大的、不竭的思想资源。
和谐在中国历史上首先被理解为一种融洽的人际关系和美好的社会状态。在道家那里，和是天、地、人的相互关系的综合和整体，即他们所说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谓之和”。这种“天人合一”的状态是和的最高的境界。和在墨子的心目中是指人之间的和谐交往，即所谓“兼相爱，交相利”。和谐作为一种社会状态在“左传”中被描述为“如乐之和，无所不谐”。《礼记》中对这种和谐的社会状态作了进一步的具体阐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言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种理想的社会状态只有用和而不是斗的办法才能达到，如孔子所言：“礼之用，和为贵。”为了实现和的追求，就必须做些让步和妥协，所以又有“忍为高”之说。儒家学说有特别注重和谐的实现途径，提出了一系列旨在实现人际和谐和社会和谐的道德原则。除了重视天时、地利以外，儒家最注重人和。为了人和，就必须“与人为善”，“成人之美”，“先人后己”；遇有争议，要“求同存异”。在中国，和谐思想还表现在“中庸之道”上，中庸的哲学内涵主要是指“度”，即后来朱熹所注，专指制定目标和采取行动措施时，既要“无过”又“无不及”。显然，把握适当的“度”，对于实现和维护和谐的局面是极端重要的。
上述西方和中国的和谐社会的思想资源深刻表明，和谐社会作为人类的久远的历史追求，一直在人类思想和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先进的工人阶级政党，一方面，她重视西方特别是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就是和谐社会的论述，把建设和谐社会当作自己的奋斗目标和理想追求；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又是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的政党，深受传统和谐社会思想的熏陶，在思想理论和现实生活中又得益于和谐思想的教益和实践成效。因此，当改革开放已进行了二十多年，社会矛盾已经进一步化解，社会共同利益增多，已经既有社会和谐奠基的时候，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立即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适时地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把自己今后长远的历史发展定位于和谐社会，这是继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之后党在理论上的又一次重大的创新，既反映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方面认识的深化，又是对传统和谐思想和文化的借鉴和提升，具有不可估量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构建和谐社会呼唤和谐辩证法
构建和谐社会不能一蹴而就，这是一个长远的、庞大的系统工程。胡锦涛总书记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总体要求作了明确的阐述：“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必须在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方面努力奋斗，力争做到利益和谐、制度和谐、机制和谐、秩序和谐、人际和谐。在这一切和谐中，人际和谐是根本，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其他一切和谐都达不到。但是人际和谐的关键是要在思想深处确立起一个和谐的思维方式，能够用和谐的思维来思考问题、处理事务，不要陷在不相容的对立思维中不能自拔，而这就呼唤和谐辩证法，因为辩证思维不过是辩证法在思维中的体现，确立了和谐辩证法自然也就用和谐的思维方式来思考和实践。在这个意义上，和谐辩证法是建立和谐社会的思想前提，对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根本的意义。
和谐辩证法是一个新事物、新提法，它是相对于传统的矛盾辩证法而言的。为了理清和谐辩证法的产生的基本脉络，我们必须向前追溯，从黑格尔的否定辩证法说起。
马克思多次提到：“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切辩证法的基本形式”[4] (P579)，“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2] (P112)。现在我们所熟知的辩证法的三大规律、五大范畴及其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结都是最先由黑格尔系统建立起来的。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否定辩证法，在黑格尔看来，一切事物能够存在和发展，其动力都来自于自身内在的否定性，对立面斗争的结果总是强大的具有广阔发展前途的一方否定必将灭亡的另一方，而新形成的统一体也不会万世久长，在它内部也会成长起否定这个统一体的新的一方，最后这个统一体被它所否定，又出现新的统一体，如此等等，形成一个以否定性为机制的无限发展的链条。对黑格尔来说，否定性是事物的推动原则和发展的动力，黑格尔辩证法的“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它所提供的永无止境的发展理念，就是由这个否定性原则引申出来的。
黑格尔把事物自身的否定性作为辩证发展的动力是正确的，可是这个否定性的动力，即动力的动力又是什么呢？问题一转向这里就凸显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局限性，他把辩证运动的根源推向绝对精神，认为超人的绝对理念最终地推动了世界的变化和发展。所以黑格尔的否定辩证法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上，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来说，是“神秘的”、“头足倒置的”唯心主义辩证法。这种辩证法的不彻底性是显而易见的，既然绝对精神是辩证运动的源泉，而绝对精神又要在其演化中不断地认识自己，那么，当绝对精神在黑格尔哲学中实现了自我认识，并在普鲁士王国中结束了自己的演进行程，那时，人的认识终结了，社会的发展也达到了顶峰，于是黑格尔又把无限发展的辩证思想推向了他所设定的有限止境，出现了恩格斯所说的方法和体系的矛盾，最终地窒息了辩证法的革命性和创造性。批判和改造黑格尔的辩证法是时代提出的重大课题，这个历史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在马克思的肩上。
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一文中说：“马克思过去和现在都是唯一能够担当起这样一件工作的人，这就是从黑格尔逻辑学中把包含着黑格尔在这方面的真正发现的内核剥出来，使辩证方法摆脱的唯心主义的外壳并把辩证方法在使它成为唯一正确的思想发展形式的简单形态上建立起来。”[2] (P42-43)这件工作实际上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主义基础进行批判，使辩证法确立在唯物主义基地上，彻底改变头足倒置的状况。所以，马克思一触及到黑格尔辩证法就不断地和它的唯心主义外壳划清界限，多次声明：“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2] (P111-112)，“因为我是唯物主义者，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4] (P579)；“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转化为独立主体的思维规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2] (P112)。因此，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不同，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唯物主义辩证法，是摆脱了思维至上、精神第一的现实生活的辩证法。
辩证法在任何哲学中都是和本体论结合在一起的，都要首先回答辩证运动的主体是什么，是谁在进行辩证运动？唯物辩证法首先指明辩证运动的主体是人，而人的本质和生成基础是实践。自然界虽然是人产生和生活的必要条件，但是被抽象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5] (P126)，真正的、现实的自然是人化的自然。所以人所面对的世界实际上是人的世界，只有从人出发，用人和人的实践的观点和尺度来看世界才能正确理解辩证运动的基石。在这个意义上，唯物辩证法是人学辩证法、主体辩证法和实践辩证法。
马克思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为了启发无产阶级的觉悟，激发他们的革命热情，一直坚持把辩证法由“解释世界”引向“改变世界”，呼唤对辩证法的批判性和革命本性。1872年《资本论》第二版跋给了马克思难得的机会，使他有可能就《资本论》的方法论问题进而阐发辩证法的革命本性。在这篇跋中，马克思第一次对辩证法的批判性和革命性做出了振聋发聩的表述：“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它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个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2] (P112)马克思的这些铿锵作响的精辟话语，进一步揭示了辩证法的深刻内涵，对马克思来说，唯物辩证法更是革命辩证法，革命辩证法是对辩证法的内涵和实质的最高的概括和表达。
辩证法作为深刻完整而无片面性弊病的发展的学说，不会同时一下子展示自己的全部内容，根据时代的条件和需要突出辩证法的某一方面特性是正常的和合乎规律的。古代朴素的辩证法彰显的是事物的整体性；近代的形而上学突出的是事物的细节和特殊性；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作为对整体性和特殊性的综合，全面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马克思的实践辩证法继承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但它同样以否定性连接发展的链条，强调辩证法的批判和革命本质。从上述发展线索可以看出，辩证法从黑格尔开始，中间经过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保留一个鲜明的特性：向矛盾和斗争性倾斜。
对马克思来说，这种倾向性是必然的，是时代赋予他的神圣使命。马克思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面临的重要课题是启发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充分认识到与资产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阶级对立。而马克思本人也极富斗争性品格，如恩格斯对他所评价那样：“马克思首先是个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斗争是他的生命要素。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满腔热情、坚毅不拔和卓有成效地进行斗争。”[6] (P777)马克思在回答他女儿提问的《自白》中也把幸福理解为斗争，把不幸理解为屈服。从对辩证法的革命和批判本质的规范中，我们也可以窥见马克思对矛盾和斗争性的格外关注和倾斜。
真正将辩证法的否定性和斗争精神付诸实践并首开矛盾辩证法先河的是列宁。列宁生活在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资产阶级残酷镇压的阶级搏战把斗争和对立的观念提高到空前未有的高度。只有坚决斗争，全部、干净、彻底地消灭敌人，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任何犹豫、动摇、妥协都会葬送革命前途。在这种大背景下，列宁从矛盾斗争的绝对性和至上性方面来理解辩证法是正确和有益的。应该说列宁顺应了时代的需要，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中，淋漓尽致地发挥了辩证法的矛盾斗争性的一面，将自黑格尔以来贯穿于辩证法中的否定精神彻底地系统化为矛盾辩证法，表现为对矛盾的高度重视和全面的关注。列宁对矛盾的论述颇有代表性，他把矛盾问题和辩证法的对象等同起来，认为：“辩证法就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7] (P213)，对矛盾“以及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8] (P407)，矛盾推动生活前进。所以列宁的辩证法是以研究矛盾问题为核心的辩证法，称之为矛盾辩证法是适当的。
矛盾辩证法并不奇特，它顺理成章，不外是对矛盾对立面双方的统一性和斗争性之间关系的一种理解和解决方式，其特征是将同一性相对化，最大限度地向斗争性倾斜。列宁说：“对立面的统一(一致、同一、同等作用)是有条件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8] (P408)这就是矛盾辩证法对同一性和斗争性关系的基本理解。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还说过：“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8] (P408)。在革命斗争年代，分清敌我，强调敌我双方的对立和不可协调，使辩证法向矛盾的斗争方面倾斜不仅是正确的，也是必要和有益的。正是在列宁的矛盾辩证法思想的指引下，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俄国才取得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
毛泽东是辩证法大家，他把他所领导的中国革命视为辩证法的实验田。在长达二十八年的革命斗争中，辩证法在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和根据地建设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和运用。毛泽东是通过列宁的《哲学笔记》接触到辩证法的，他深谙矛盾问题在辩证法中的核心地位，密切结合中国革命实践，写出了独具匠心的《矛盾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学习马克思主义和领略辩证法的典范。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的飞跃，其中就包含着《矛盾论》的思想结晶。和列宁一样，毛泽东在夺取政权的革命实践中，也格外重视对立面的斗争，面对三座大山，只有拿出“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英雄气概，才能取得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但是，中国革命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要求共产党人不仅要敢于斗争，而且要善于斗争，要熟悉矛盾的各个方面。为此，《矛盾论》在辩证法史上第一次全面地论述了矛盾的普遍性、特殊性、同一性、斗争性和主要矛盾与矛盾的主要方面。特别是主要矛盾决定矛盾性质的见解尤为精辟，在实际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社会主义为辩证法的运用和发展开辟了新天地，社会主义消灭了人与人对立的经济和政治基础，给一切人都创造了全面发展的社会前提。社会主义虽然不可能消除矛盾和纷争，也不会使人人都成为谦谦君子，但它开辟了实现人际和谐的现实前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辩证法作为人类智慧的积淀成果仍然是有效的，在许多情况下，特别是面对各种敌对势力的破坏和腐败与犯罪现象的滋生，都需要我们以巨大的决心和勇气进行坚决的斗争，那种以为社会主义消除了一切矛盾，可以放松警觉、高枕无忧的想法是天真的、有害的。
但是，历史毕竟进入了新的时代，社会主义作为一个和谐社会对辩证法的理解和需求不能不发生相应的变化，最大的变化就是要由过去向斗争性倾斜而转变为向对立面的同一的全面回归。这既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也是二十多年来改革开放的深厚的思想积淀。前苏联的解体和东欧剧变以及中国改革开放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深重灾难向传统理解的矛盾辩证法提出了尖锐的挑战。辩证法不能只诱导人们无尽无休的窝里斗和大批判，这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斗争哲学”已经使中国人民吃尽了苦头；是邓小平力挽狂澜，把中国从无休止的内乱旋涡中拉出来，驶向稳定、团结和和谐的彼岸。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是矛盾辩证法走向和谐辩证法的思想动力和不竭的力量源泉，它既是对过去矛盾辩证法向斗争性倾斜的反思，又是对改革开放成功经验的总结和提炼，凝聚了邓小平的创造性的思想结晶。今天，人们对和谐辩证法的理解虽然还没有体系化，但在实际内容上早已和过去大不相同，许多具有辩证法创新意识的话语在生活中广泛流传，构成新时代和谐辩证法的重要理念。特别是在对立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上，无休止的斗争性的锋芒已经逐渐地钝化，反映了社会主义社会诸多矛盾弱化和消解的趋势，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与和谐社会相适应的和谐辩证法。
三、和谐辩证法的基本内涵
和谐辩证法是对对立面之间关系的重新认识和对待，它与矛盾辩证法不同，是向对立面的同一性的倾斜，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肯定对立面的同一因素。传统理解的对立面是相互排斥、彼此相克的两个方面，它们之间以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构成一个统一体。这两方面说的都是对立面之间的外部关系，是它们各自作为一个独立的整体以相互之间互为前提的形式彼此关联着，丝毫没有涉及到对立面自身的内部结构及性质问题。其实，对立面本身都包含有彼此一致的方面，双方因此而相互肯定。比如，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就有共同之处，社会化大生产就是它们共同的物质基础，正是在此基础上才能够实现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一切对立的方面都有其相通的东西，这就决定了主体一方要肯定自身就必须辩证地看待对立面，要发现对立面中和自身一致的东西，予以肯定，加以吸取。市场经济本来是资本主义所固有的，但是它作为直到目前为止还是最佳的资源的配置方式，社会主义当然也可以采用，就市场经济体制来说，当代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就有共同性。私有制是公有制的对立面，在长远发展中公有制必将取代私有制，但就私有制能够调动人对自己事业的积极性和责任心来说，公有制也面临这一任务并能胜任这一任务。在这一点上，它们也有一致性，可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共同存在，共同发展，如此等等。
所以，不能用绝对化的观点来看待对立面，以为对立面就是绝对的不好，就是应该克服和排斥。其实，对对立面也应该坚持对立统一的观点，既看到与对立面的相克的一面，又要看到其相宜的一面。中国古语早就有相反相成一说，相反的对立面也能够在一定的条件下促进事物的发展和事业的成功，这正是辩证思维的鲜明特点。
2. 敢于扶植和支持对立面。承认对立面的肯定因素是认识上的一大进步，那么实践中应该如何对待对立面呢？显然，过去那种一见到对立面就升腾起敌对和警觉的意识，并进而必欲打倒和消灭而后快的想法和做法是陈旧和过时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无数事实证明，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由于党和政府的积极引导和正确规范，许多对立面的消极作用在弱化，而积极作用在增强，许多矛盾和对立都向着消解的方向发展。这就使对立面的形象和作用与人们的传统印象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今天，一谈起私有制和非按劳分配，人们早已没有过去那种恶感，相反，却成了许多人的向往。出于理性的认识和分析，当前的中国，不是患在私有制和三资企业过多，而是很不足，所以才大力向国内外招商引资和推行扶植民营企业的政策。不仅在经济上是如此，在政治上对待民主党派，也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荣辱与共，肝胆相照的基本国策。这里就包含一系列支持和扶植的政策。扶植对立面，不仅扶植曾是历史上盟友的民主党派这样的对立面，而且承担风险，扶植私有制这一货真价实的对立面，这不简单是解放思想，胆子大一点的问题，而是邓小平开创的新思维，是一种严格律己、充分自信、团结多数、共同奋斗的新的思想理路。
3. 促进和实现对立面的结合。扶植对立面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对立面的结合，发挥比对立面斗争更大的积极作用。既然对立面双方有相互一致的肯定和积极方面，那么，它们不仅能够结合，而且它们的结合会产生一种新的机制和激励，促进事物的发展。这种结合产生的力量不见得比对立面的斗争所产生的力量小，在很多的情况下，对立面的结合要比双方进行殊死斗争对促进事物发展更有利，产生的结果也更积极。这是一种全新的力量源泉，发挥过巨大的作用，只不过是过去由于传统思维定式的遮蔽没有被概括和提升出来罢了。比如，男女的结合才有人类的延续，阴晴的结合才有风调雨顺和五谷丰登，生死的结合才有有机体的存在和发展，正物质和反物质的结合才能够产生空前无比的巨大能量，市场调节和宏观调控相结合才能使国民经济快速健康发展……
社会主义是以人为本的社会，强调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全面和和谐的发展，在这种氛围中，对立面结合的空间和余地大大地拓展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可以结合，这在香港和澳门已经变为现实；公有制和私有制可以结合，这是我们现阶段的基本国策；按劳分配和非按劳分配可以结合，这是今天的分配制度的现实。这种结合不是勉强的、被动的，而是党和政府主动采取的战略性的决策。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在提出这些决策的同时就已经深刻地预见到这诸多方面的结合虽有可能带来某些损失和风险，但更多的机会是产生奇迹，出现新的发展机理。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所取得的举世公认的成就和中国的经济和社会能够健康、稳步、协调地跨越式发展，这都是与邓小平倡导的对立面结合的理论与实践分不开的。
现在对立面的结合已经深入人心，广泛普及，成为经常使用的话语。无论在国际或国内的交往中，打交道的双方往往不是着眼于对手的弱势和软肋，也不是想把对手打倒，而是想吸取对立面的优势和长处，同时也给对立面带来有利的机遇，在对立面的发展中同时实现自身的发展，这是当今时代公认的、也是最为流行的思维方式，人们给予一个十分恰当的说法，叫做优势互补，强强联合，这正是对立面结合的生动体现。
4. 争取对立面的双赢。按着过去的理解，发展就是对立面的一方消灭另一方，实现对立面的转化，组建新的统一体。这就意味着发展必将是矛盾一方的消逝和灭亡，如资产阶级消灭了封建贵族，无产阶级消灭了资产阶级，计划经济消灭了竞争和无政府状态，等等。现在看，对发展的这种理解本身就是一种形而上学，只承认发展的一种模式，即一方消灭另一方，完全否定对立面双方共存共荣的可能，这是在发展问题上把矛盾斗争绝对化和极端化的必然结果。现在既然已经肯定了对立面结合的优势和长处，那么它们结合的结果当然不可能是一方被消灭，而只能双方共同发展，实现对立面的双赢。现代的思维方式不仅是经常弱化或放弃一方消灭另一方，而且也往往不追求以损害对方为代价来满足自己的利益，双方共同发展，实现双赢这是风险最小、成功机率最大、最易为大家所接受的结局。邓小平说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这就是一个双赢的追求和前景，它对于一切国家和地区，包括生活在不同制度下的各国人民都有利。当下中国的经济、政治、生产、文化和消费等既遵循市场规律，又统一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之下，宏观调控的目标就是共赢，也就是要达到邓小平所说的共同富裕的目的，而共同富裕正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所在。由对立面的斗争和一方消灭另一方进到今天的对立面的合作和双赢，这是时代进步的结果，也是人类思维水平的提高和对辩证法对立统一规律的丰富与推进。
5. 容许矛盾性质的适度模糊。自古以来，逻辑严谨、结构清晰、表述明白是一切哲学的最基本的要求，哲学之所以以体系的形式出现，就是为了体现哲学的这些特点。但是自上个世纪模糊数学兴起以来，引起了人们对清楚明白的质疑和对模糊不清的兴趣。人们发现，生活中许多事情不要弄得太清楚，有的是没有必要，有的是弄得太清楚反而不好，在大方向明确的前提下，模糊状态正是人们所追求的。我国的改革开放从踊开始就面临着“姓社”和“姓资”的追问，相当一部分人由于害怕走资本主义道路而不敢迈出改革开放的步子。邓小平南巡讲话以高超的手法回答了这个问题，他不是从定义出发，而是用“三个有利于”的标准确定特区和整个改革开放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三个有利于”是对社会主义标准的升格，也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它告诉人们，不要执意地一味追问“姓社”还是“姓资”，单纯的这种追问反而说不清楚，如果有这方面兴趣，那就应该转换视角，去问是否做到了“三个有利于”。这个回答对于“姓社”和“姓资”的直接追问来说是模糊的，但又是最有利的。它回避了无休止的争论，可以把主要精力集中到经济建设上，所以邓小平又说不争论是他的一个发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的提法对世界的未来走向来说也是模糊的，它没有指出世界的前途到底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只是提出了一个目标，按着和平和发展的目标走下去世界只能趋向一个共同的方向，越来越美好。
对矛盾的模糊定性还反映在对某些事物性质的中性化上，市场经济和证券、股市就是鲜明的例子。当邓小平说“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9] (P373)的时候，他是力反传统认识，力排当下众议，把计划和市场都中性化了，统称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可以使用的“经济手段”[9] (P373)。对于过去长期来一直强调的阶级和阶级界限来说，今天早已弱化和模糊这自不待言，就是传统使用的无产阶级概念，其无产化特点也被模糊和弱化，在今后的社会发展中工人阶级恰恰应该拥有财产，如马克思所瞩望那样：“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1] (P307)
总之，辩证法是哲学之魂，自黑格尔奠定了辩证法的基本形式起，经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的实践和创新，已经走过了以否定性为内核的持续发展期，今天正处于社会主义与和平发展时代的新的转折点。辩证法作为智慧之学，应该有它固有的敏感，反映和汲取时代精神，把自身推进到以稳定、团结、和谐和发展为坐标的新阶段。邓小平开创的和谐辩证法是时代精神的回应，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思想精华的积淀，它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既是对矛盾辩证法的扬弃，又是对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和中庸辩证法精髓的传承，从向对立面同一全面回归的视角揭示了辩证法博大精深的内蕴。
【参考文献】
（来源：《学术论坛》2006年4期。编辑录入：齐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