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理论理性的立场:辩证法的现代哲学转向
在哲学史上,辩证法作为一种特殊的哲学理论和思维方式产生过重要影响。在古代,有以柏拉图为代表的辩证法,在近代,有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辩证法。它们虽然在具体内涵上并不完全相同,但却分享着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它们都是在“理论理性”的层面上理解和阐释辩证法的理论性质及其主题的。
这里所谓“理论理性”,又称为“思辨理性”,是指区别于实践理性的、以认识世界总体和终极存在等形而上学对象为目标的理性。它具有两个基本特点,第一,它是一种以理论认识和思维能力为中心的理性;第二,它认为理论认识具有把握世界总体和终极存在的无限力量。从古希腊哲学开始一直到黑格尔达到顶峰,对理论理性的推崇形成为根深蒂固的传统。海德格尔曾说道,整部西方哲学史在根本上就是“柏拉图主义”占据统治地位的历史,而“柏拉图主义”最根本的特点就在于对理论理性把握超感性实体的迷恋,当柏拉图强调只有“理性灵魂”才能与“理念”同在,黑格尔把“理念”视为“主体”和“绝对”的时候,所体现的正是这种理论理性至上的立场。因此,无论柏拉图的辩证法,还是黑格尔的辩证法,都是“理论理性”层面的辩证法。
理论理性层面的辩证法在哲学史上无疑有其重大的贡献,但同时也存在着不可克服的重大缺陷。这其中最为根本的就是它赖以成立的基本前提,即理论理性的无限性设定是不成立的。在马克思之前,康德就曾通过“理性批判”深刻地揭示了这一点。在康德看来,试图通过理论理性去获得关于存在本身的终极知识,其结果必然导致“先验幻象”和“二律背反”,因此,“理论理性”在本性上具有“有限性”,理论理性层面的辩证法实质上是以“有限”追求“无限”,在此意义上,康德把理论理性意义上的辩证法称为“幻象的逻辑”,认为要避免这种“幻象的逻辑”,就必须通过对纯粹理论理性的批判,自觉意识到有限度与范围,防止其僭越,并承认实践理性相对于理论理性的优先地位,自觉到“自在之物”不应是理论理性的对象,而是实践理性的对象。
综观现当代哲学,批判并超越上述理论理性层面的辩证法,已成为辩证法研究的一个重大趋势。以卢卡奇为代表的“历史辩证法”,以法兰克福学派阿道尔诺等人为代表的“否定的辩证法”,以南斯拉夫实践派为代表的“实践辩证法”,以伽达默尔等人为代表的“对话辩证法”等等,都对传统辩证法理论的根本支柱,即理论理性优先性信念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们试图摆脱传统辩证法思辨的理论理性的羁绊,在新的思想视域来重新理解和阐释辩证法。卢卡奇用“社会存在”和“社会历史”取代了作为理论理性对象的“绝对精神”,阿道尔诺用“思维与存在的异质性”取代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南斯拉夫实践派用从事实践活动的人的具体存在取代了“理念”的自我运动,伽达默尔则以生活世界的“对话逻辑”取代了黑格尔绝对精神的“自我驯服”,虽然各自的理论取向并不完全相同,但都自觉地意识到了柏拉图、黑格尔等人代表的理论理性层面的辩证法的深层困境,并为超越和扬弃这种形态的辩证法做出了多方面的努力。
从理论理性到实践理性:马克思哲学辩证法的重大变革
在哲学史上,马克思哲学自觉地超越了理论理性层面的辩证法,实现了辩证法从理论理性向实践理性的转向。
与一切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不同,马克思把实践确立为理解人、世界以及人与世界之间关系的基本观点,从“人的存在”角度看,实践是人本源性的生命存在和活动方式,是人区别于动物最本源性的分界点;从“世界”之为“世界”的角度看,实践是现实生活世界的“奥秘”和深层根据;从人与世界的关系角度看,实践活动体现和构成了人与世界之间最为原初和基本的关系。
以上述实践观点为根据,马克思彻底颠倒了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二者关系中,前者具有有限性与非根源性,后者构成了前者的尘世根基和现实基础,与前者相比,它是无限的、总体性和大全性的,对于前者具有奠基作用。因此,任何有限的理论都不能以这一“无限的总体”为对象,达到对它的终极的、彻底的把握。如果说在康德那里,这一“无限的总体”是“上帝”、“宇宙整体”与“灵魂不朽”等传统形而上学的对象,那么,在马克思这里,这一“无限的总体”就是“生活实践”。
随着生活实践被理解为“无限的总体性”,辩证法的基本主题不再是认识如何把握终极的存在这一理论理性层面的问题,而是转化为有限的理论理性与无限的生活实践之间的矛盾问题。具体体现为:(1)理论的“片面性”与生活实践的“全面性”之间的矛盾。(2)理论的“同质性”与生活实践的“异质性”之间的矛盾。(3)理论的“非历史性”与生活实践的“历史性”之间的矛盾。(4)理论的“封闭性”和“完备性”与生活实践的开放性与关联性之间的矛盾。
以上四个方面,从不同侧面展示了有限的理论理性与无限的生活实践之间的矛盾。它们表明,“生活实践”具有“全面”、“异质”、“矛盾”、“历史性”、“开放性”、处于“关系网络”之中等性质,这些性质意味着,生活实践本身具有“辩证”的性质,超越和否定有限的理论理性的“片面性”、“同质性”、“非历史性”与“封闭性”,去领会和理解生活实践的辩证本性,由此所形成的就是实践理性层面的辩证法理论。
很显然,按照上述思路来理解马克思哲学的辩证法,辩证法就成了以生活实践为根据的关于生活实践的理解理论。马克思由此实现了从理论理性向实践理性的变革。这是马克思哲学辩证法的重大贡献。
实践理性层面辩证法的重大意义
从实践理性层面出发,辩证法将克服传统辩证法的理论弊病,呈现出重大的理论意义。
首先,辩证法将克服传统辩证法理论的思辨哲学残余,成为内在于生活实践并推动生活实践的现实的思想力量。理论理性层面的辩证法把获取关于存在的最具普遍性和最高解释力的知识作为其主要任务,辩证法因此成为高居于生活实践之上的外在的先验原则,成为生活实践必须屈从和接受的普遍真理,这就决定了它贬斥和否定生活实践的基本倾向。从理论理性向实践理性层面的转向,使辩证法从根本上否定和超越了上述倾向,它不再是脱离生活实践的概念思辨,而恰恰要以生活实践作为起点和终点,它完全根植于具有辩证性质的生活实践,通过对生活实践的辩证理解,来推动生活实践的丰富与发展,这构成了它的根本旨趣。
其次,辩证法将为深入理解影响当代人类生活实践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供独特的视角,为辩证法积极主动地介入当代哲学与当代现实社会生活开辟了广阔的空间。众所周知,实践哲学的凸显是当代哲学十分重要的趋向,一系列植根于现实生活实践的问题,例如“社会正义”、“社会发展”、“对话伦理”等等,越来越成为当代哲学关注的重大课题,所有这些,都是属于实践理性层面的课题。在理论理性层面的辩证法那里,它们或者被虚化为纯粹概念的思辨,或者完全处于其视野之外,结果使得辩证法失去了与当代哲学和当代社会生活积极融会和交流的结合点。从理论理性向实践理性层面的转向,使辩证法克服了这一严重弊病。
最后,辩证法的本质,即批判性与革命性将真正得到彻底的贯彻。停留在理论理性的层面上,辩证法的批判本性和革命本质是不可能贯彻到底的,这在黑格尔那里就得到了最集中的体现。马克思批评黑格尔辩证法虽然包含着批判性和革命性的因子,但由于他执着于“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立场,结果使得其辩证法最终陷入“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和非批判的唯心主义”。要克服这一困境,拯救辩证法的批判和革命本性,就必须超越理论理性的层面,从实践理性层面理解辩证法。这是生活实践的辩证本性对辩证法所提出的内在的要求。很显然,在此,辩证法的批判和革命本性将得到真正彻底的贯彻。
（来源：光明日报。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