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二级学科建设过程中，除了少数院校，譬如：复旦大学将它置于哲学学院框架下进行建设之外；相当多院校，譬如：中国人民大学、山东大学等将它置于马克思主义学院框架下进行建设；还有众多院校将它置于人文学院、人文社科学院、文法学院、政法学院、政治经济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育学院等框架下进行建设。
早在1981年，复旦大学就在外
除此之外，其他高校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也各具特色，设立了不同的研究方向，例如：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当代马克思主义思潮研究（南京大学）；国外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国外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外社会主义思想流派（中国人民大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西方左翼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当代国外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山东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理论、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武汉大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研究、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比较研究、国外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山大学）；当代世界经济政治与国际关系、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外政治比较研究（吉林大学）；等。由此可见，“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建设的内容多种多样。不过，应当承认，绝大多数研究方向是围绕着“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展开的；只有极少数研究方向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关系不大，甚至说没有任何关系。
为了减少“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建设的盲目性，增强该学科建设的科学性，也为了减少“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里的无谓的概念之争，有必要澄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不同阐释路径。我们认为，所谓“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就是以广义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工具对当代资本主义、现实社会主义，以及人类文明本身进行批判性反思，并试图对马克思思想进行重释、补充、完善、修正、重建。这样，“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就包括四条不同的阐释路径，即：正统马克思主义阐释路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阐释路径；西方马克思主义阐释路径；国外马克思学阐释路径。当然，这只是我们的个人看法，仅供参考[[2]]。
一、正统马克思主义阐释路径
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阐释路径，主要是指恩格斯及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及第三国际马克思主义、原苏东国家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今天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派。尽管它们在具体观点上有所不同，但这条阐释路径主要是由恩格斯确立的。根据
第一，接纳了黑格尔哲学的问题域，尤其是关于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的论述，并将它提升为所有哲学的基本问题。
第二，断定黑格尔哲学存在“体系、方法之争”：即保守的思辨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与革命的辩证法之间存在根本矛盾。
第三，认定马克思从青年黑格尔主义转化为马克思主义，是由于返回到费尔巴哈的一般唯物主义立场发生的，当然，也指出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有两点差别：一是费尔巴哈抛弃了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同时也抛弃了黑格尔的辩证法；而马克思则抛弃了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但拯救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从而创立了“唯物主义辩证法”；二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只停留在对自然界的说明中，并没有推广应用到社会历史领域；但是，马克思将唯物主义运用到一切知识领域中。
第四，试图将黑格尔的自然哲学改造成唯物主义自然观。无疑，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存在密切的关系！这从《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对黑格尔的《自然哲学》、《逻辑学》的大量引证中可以看出来。
第五，赞同黑格尔关于“历史与逻辑一致”的观念。这个观念是黑格尔在《小逻辑》中提出来的，目的是为了批判历史虚无主义哲学史观，寻找哲学史发展规律。然而，在这个论述中，黑格尔强调的是逻辑对历史的主导性、支配性作用。这就又一次显示出黑格尔哲学的理性主义倾向和历史唯心主义立场。恩格斯试图以唯物主义方式重新解读这个观念，但没有注意到要对黑格尔的“泛理性主义”倾向进行批判性考察。如果说，恩格斯赞同这个观念，那么，马克思对这个问题从来都不感兴趣，而是注重历史与逻辑的异质性和差异性。
第六，强调黑格尔哲学的大部分研究对象都可以让渡给实证科学，从而断言哲学是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这样一来，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就被非哲学化和实证科学化。
第七，认同黑格尔关于必然与自由关系问题的论述，将自由问题从本体论领域还原为单纯的认识论领域。
这一阐释路线经过普列汉诺夫、列宁、到米丁、斯大林被固定为传统教科书体系。就是说，正统马克思主义阐释者的“权威结论”在于：马克思哲学首先是辩证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是在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基本内核”）和黑格尔的辩证法（“合理内核”）的基础上形成的；将辩证唯物主义推广和运用到社会历史领域，就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这一阐释路线影响如此之深，以至于迄今为止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仍然未从相应的阐释结论中摆脱出来。[[3]]
需要说明的是，广义理解的“正统马克思主义阐释路径”应该包括从“马克思主义”到“斯大林主义”。在这里，我们只想考察一下“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这几个概念的流变。
第一，根据高放先生的考证[[4]]，“马克思主义”概念最早出现在1883年马克思逝世后。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考茨基三次提到“马克思主义”，并把它与无政府主义对立起来：（1）巴枯宁先生，这位无政府主义的权威人物，试图与马克思主义者所进行的宣传和组织工作相对立，从而制造革命；（2）我们自己阵营里的反对者，现在也集中在马克思主义旗帜周围；（3）今天在马克思主义阵营里可以找到马克思最顽强的反对者，最激进的无政府主义者，而他们并没有放弃自己真正的激进主义。不过，这里的“马克思主义”概念，只是作为定语的“马克思主义……”概念，因为这里出现的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旗帜”、“马克思主义阵营”等。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者”概念最早应该出现于1881年。1881年2月16日，俄国革命者查苏利奇写信请求马克思对俄国农村公社前景发表看法时提到，那些鼓吹“农村公社注定要灭亡”的人，自称是“你的学生和马克思主义者”。为了回信，马克思写了三个草稿。其中，第二个草稿（共五点）的第二点说：你信中讲到的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的俄国人，我毫无所知。现在和我保持个人联系的一些俄国人，是持同那些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的俄国人完全相反的看法的。[[5]]
那么，作为名词出现的“马克思主义”概念最早出现在何时？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我们是否可以说是1882年？因为自1882年起，恩格斯也使用“马克思主义”提法：法国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完全是这样一种特殊的产物，以致有一次马克思对拉法格说：“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6]]
第二，“列宁主义”概念，最初作为贬义词出现的。1903年，马尔托夫、普列汉诺夫就用否定的口气谈到了“列宁主义的危害性”。直到1923年，布尔什维克党才赋予“列宁主义”以褒义。譬如，在《对列宁主义的修正》一文中，加米涅夫是在肯定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的。斯大林在原苏共12大报告中指出：“在中央委员会里，我们需要独立思考的人，但并不需要离开列宁主义而独立思考的人”。显然 “列宁主义”在这里是一个褒义词。季诺维也夫断言：“列宁主义这个概念同现代共产主义是同义词”。1924年，原苏共中央《告全党和全体劳动人民书》正式提出“列宁主义”作为苏共的指导思想。[[7]] 季诺维也夫说：列宁主义就是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是帝国主义战争、民族解放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斯大林将之凝练为：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第三，“马克思列宁主义”概念，第一次出现在1924年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议文件中；但直到1938年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才被经常使用。在中国被简称为“马列主义”，并被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苏东剧变后，西方各国共产党不再提“马克思列宁主义”，只提“马克思主义”或科学社会主义。
第四，“斯大林主义”概念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譬如：在《要成为全面发展的人》（1934）一文中，加里宁首次提出“马恩列斯学说”；1936年，赫鲁晓夫第一次提“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主义”。到1948年，季米特洛夫将斯大林主义与列宁主义联结在一起，称为“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不过，在原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推崇“斯大林主义”同时，西方世界则极力贬斥“斯大林主义”，例如，法兰克福学派将“斯大林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并称“极权主义”（Totalitarismus）。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后，尤其是1956年以后，“斯大林主义”在西方世界成为一个贬义词。苏东剧变后，原苏东社会主义国家也出现了重新评价斯大林主义的热潮。
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阐释路径
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新马克思主义”概念最早出现在1903年。那年，梅林在考茨基主编的《新时代》上发表《新马克思主义》一文。按照这个概念的广义理解，凡是马克思之后的所有马克思主义者，都可以被视为“新马克思主义者”，甚至包括恩格斯在内。不过，人们对之有不同看法。在我们看来，从广义上说，“新马克思主义”是指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一切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从狭义上说，“新马克思主义”是指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当时又叫做“异端的马克思主义”或者“持不同政见者的马克思主义”。本文使用的“新马克思主义”是指狭义的新马克思主义，即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我们倾向于这种用法，目的是为了将“新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区分开来。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主要包括南斯拉夫实践派、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波兰意识形态批判学派、捷克人本主义学派，等。
南斯拉夫实践派因《实践》杂志而得名，它是指南斯拉夫用人道主义解释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哲学派别，主要代表人物彼得洛维奇、马尔科维奇、弗兰尼茨基等人[[8]]认为，实践作为一种实现人的全部优秀潜能、使人深感愉快的理想活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概念；从对实践概念的这种理解出发，他们坚决反对辩证唯物主义，而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社会实践论；他们的中心议题是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人道主义，异化是社会主义的中心问题；因而要求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毫不留情的批判，建立真正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
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亦称卢卡奇学派，是20世纪60年代匈牙利的一个反对传统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学术派别，主要代表人物赫勒、费赫尔、马尔库什、瓦伊达等人认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不在于探讨哲学本体论，而是探讨社会本体论；哲学的对象是实践，社会和历史问题应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焦点；社会主义存在着异化，但与资本主义有着质的区别；社会本体论最终归宿是人的问题，因而，人的自由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和整个实践哲学的必然前提。
波兰意识形态批判学派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波兰出现的一个“异端的”马克思主义流派，主要代表人物沙夫、科拉科夫斯基等人[[9]] 一方面批判斯大林主义和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异化，另一方面力图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一种人道主义并试图建立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
捷克人本主义学派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在捷克斯洛伐克形成的一个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派别，主要代表人物科西克在《具体辩证法》（1976）、《新马克思主义：现代激进主义的含义》（1982）等著作中，也力图论证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不过，具有更浓厚的思辩色彩，与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以及葛兰西主义关系密切；并且注重论证马克思前后思想的统一性，即统一于人道主义。
综上所述，东欧新马克思主义阐释路径，从理论框架看（借鉴衣俊卿教授的研究成果），是以人为核心的哲学人本主义与实践本体论，并以异化理论为基础对现实社会主义与当代资本主义进行批判，坚持以民主的、人道的、自治的社会主义为目标的社会改革方案。从理论本质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兴起的一种旨在重释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潮；不过，它并不是统一的政治派别或学术团体，其共同点仅仅在于研究对象，即马克思主义；尽管具体观点不同，但都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因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从发展趋势看，20世纪80年代以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有所减弱，然而，仍然为各国学者所重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苏东剧变以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逐渐合流；或者说，作为一种独立思潮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已经不复存在，但它的历史影响仍然存在。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阐释路径
“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最早出现于1930年。1923年，卢卡奇、柯尔施分别发表《历史和阶级意识》、《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以后，遭到了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理论家的猛烈批评[[10]]。后来，卢卡奇“一半是出于策略一半是出于诚实”（F.哈利迪语）做了自我批评；但是柯尔施拒不接受批评，反而于1930年发表《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问题的现状》一文捍卫自己的立场，并对各种批评进行了反批评。他说：“现在，一场关于今日马克思主义总体状况的根本争论已经开始，（新老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家族内部之争已经成为次要的甚至已经消逝，在所有重大的决定性的问题上，相互对立的双方是：以考茨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老正统派和俄国的或‘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正统派的联盟为一方；以今日工人运动理论中所有批判的进步的趋向为另一方。”[[11]]因而，必须记住，尽管对俄国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批评性比较来自今日俄国执政党的一个政治反对派，然而它的作者却是一个正统的普列汉诺夫信徒，一个在哲学上站在俄国马克思主义一边的人。因而，他的批评根本不是旨在反对“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历史结构，而是只反对它的最近的滑稽形式——它似乎使得“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不像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发展和继续”而是“败坏和歪曲”。[[12]] 就是说，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围绕着马克思主义的争论，已经不再是第二国际理论家与第三国际理论家之间的争论，而是在新老正统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展开的。由此可见，在这里，柯尔施不仅明确提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而且第一次从思想路线角度揭示它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对立，强调“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特定思想内涵。
然而，柯尔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在当时并没有流传开来。直到梅洛-庞蒂在《辩证法的历险》（1955）中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专门论述后，才引起了较大反响。在那里，梅洛-庞蒂不仅继承了柯尔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而且第一次明确把卢卡奇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把《历史和阶级意识》称为“西方共产主义的圣经”；并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内容归结为四个基本方面：一是突出 “主体—客体相互作用辩证法”，否认自然辩证法存在，强调主体能动作用；二是强调“意识形态理论”，为意识形态恢复地位；三是重建“实践哲学”，并把阶级意识等同于实践；四是严格区分自然与历史，注重历史偶然性，宣扬历史相对主义。[[13]]
尽管卢卡奇本人否认自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否认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存在。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西方世界得到了广泛流传，这得益于P·安德森[[14]]和B·阿格尔。当然，他们对其涵义做了某些修正。例如，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1976）中，P·安德森不仅扩大使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把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也包括在内；而且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传播过程中出现了主题转换和区域西移，即“渐渐地不再从理论上重视重大的经济或政治问题了”，而“主要关注文化和意识形态问题”[[15]] ，并从中东欧转移到西欧；此外，它还是一个世代性概念。可见，他改变了柯尔施、梅洛-庞蒂等人从思想路线角度考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做法。再如，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1979）中，B·阿格尔也对柯尔施、梅洛-庞蒂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做了修正：一是消除了地域性含义，强调其特定的意识形态内涵。他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具有不同意识形态内涵的马克思主义。任何一种马克思主义流派，例如，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不论它诞生在东方还是西方，只要具有这些意识形态特征，都可以而且应当被包括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内。二是不再从思想路线角度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征归结为与列宁主义的对立。三是把某些并不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的，如E·帕西(Enzo Paci)等人的现象学马克思主义[[16]]，也纳入西方马克思主义之中。
综上所述，“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大致可以归结为四种不同用法：
第一，纯粹地域性概念：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同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或西欧的马克思主义。例如，原南斯拉夫学者A·格尔科奇科夫将马克思主义分为三类：一是“东方马克思主义”（原苏东、中国等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二是“第三世界马克思主义”（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马克思主义）；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既包括独立学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又包括共产党的理论）。国内有些学者，如张本建议扩大“西方马克思主义”范围，将西方共产党的理论纳入其中。
第二，在地域性概念前提下，强调特定思想内涵：突出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正统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列宁主义对立的特征。例如，柯尔施、梅洛-庞蒂就是从思想路线角度界定“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再如，雅各比在为《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撰写辞条目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理论体系汇集成为向列宁主义挑战的政治体系。国内有些学者，如陈学明主张回到柯尔施、梅洛-庞蒂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用法，并认为它有四个优点：一是这个用法是原本意义的，其它用法都是从这个用法演化而来的；二是他们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或主要代表人物，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规定更具权威性；三是这个用法既包含地域性含义又不以此为限，内容比较全面；四是他们从思想路线角度强调“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定思想内涵。因而，他们的揭示是实质性的，而P·安德森的概括只是表面的、形式上的。[[17]]。
第三，在地域性概念前提下，强调主题转换和世代更替：例如，P·安德森将整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分为三个传统：一是经典马克思主义；二是斯大林主义；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内有些学者，如徐崇温在改造P·安德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用法基础上使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并指出了他所使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与P.安德森用法的区别。[[18]] 王凤才有条件地赞同这种用法。[[19]]
第四，非地域性的纯粹意识形态概念：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同于“新马克思主义”。例如，B·阿格尔认为，凡是超越第二国际“科学的社会主义”、第三国际的列宁主义、第四国际的托洛斯基主义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论它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可以称之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内有些学者，如李忠尚主张用“新马克思主义”来代替“西方马克思主义”。
我们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应具有以下三个基本规定性：
第一，既有地域性限制，又有特定思想内涵——它是产生于西方并发展于西方的一种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这样，它就既不同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又不同于正统马克思主义，当然，不能包括西方共产党的理论。
第二，既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又主张马克思主义开放性、多元化——它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继承者，但又用各种西方思潮来重释、补充、完善、修正、重建马克思主义。这样，它就既不同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又不同于国外马克思学。
第三，既批判资本主义，又批判现实社会主义；既批判工业文明，又反思人类文明本身——就批判资本主义和工业文明而言，它与正统马克思主义没有什么不同；就批判现实社会主义而言，它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一样；就批判人类文明本身而言，这是它自己的特色。
因而，从总体上看，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体系庞杂、观点各异的非正统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混合的、具有国际性影响的社会思潮。如此说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就应该包括：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例如，卢卡奇的历史辩证法、柯尔施的总体性理论、葛兰西的实践哲学、布洛赫的希望哲学，等）；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一期发展与第二期发展[[20]]；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文化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批评学派；等。这样，我们所理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就不包括“正统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国外马克思学”，但包括“后马克思主义”。
尽管国内有些学者将后马克思主义视为独立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但在我们看来，后马克思主义不过是借助于后结构主义来解构和重建马克思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在这个意义上，只有拉克劳、墨菲的激进多元民主才是典型的后马克思主义；就此而言，后马克思主义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超越、解构与重建。尽管拉克劳、墨菲一再强调后马克思主义既不在马克思主义之外，更不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而是重视其他社会斗争形式的马克思主义；但是无论如何，它离经典马克思主义已经相去甚远，与后现代主义有某些共同性，乃至表现出某些非马克思主义倾向。
还应该提及，“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传入中国，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1978年，徐崇温在全国首届西方哲学研讨会上的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专题发言，以及几部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评介性著作，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后来，围绕着“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合法性问题，还出现了“徐杜之争”[[21]]。随着陈学明、俞吾金等众多学者介入西方马克思主义领域，中国学界开始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系统研究。30年来，从宏观到微观、从学派到人物、从体系到观点、从历史到逻辑，人们从各个角度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全方位、跨学科、开放性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研究范式：[[22]]
第一，宏观研究。例如，《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俞吾金、陈学明，1990）；《“西方马克思主义”论》（陈学明，1991）；《“西方马克思主义”论丛》（徐崇温，1993）；《西方马克思主义教程》（陈学明，2001）；《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西方马克思主义卷》（俞吾金、陈学明，2002）；《追寻马克思——走进西方马克思主义》（王凤才，2003）；《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逻辑》（张一兵、胡大平，2003）；《20世纪的文化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深层解读》（衣俊卿等，2003）；《哲学与文化价值批判——解读西方马克思主义》（王雨辰，2004）；等。
第二，专题研究。例如，《哈贝马斯“晚期资本主义”论述评》（1993）；《第三条道路：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社会批判理论研究》（李忠尚，1994）；《“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哲学思想研究》（郑一明，1998）；《控制与反抗——社会批判理论与当代资本主义》（傅永军，1998）；《现代性现象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对话》（俞吾金等，2002）；《批判与重建——法兰克福学派文明论》（王凤才，2004）；《法兰克福学派的现代性理论》（傅永军，2007）；《西方马克思主义前沿问题二十讲》（陈学明、王凤才，2008）；等。
第三，个案研究。例如，《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薛华，1988）；《马尔库塞的新马克思主义》（陈学明，1991）；《弗洛姆思想研究》（张伟，1996）；《无调式的辩证想象》（张一兵，2001）；《道德乌托邦的重构：哈贝马斯交往伦理思想研究》（龚群，2003）；《批判与实践——论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童世骏，2007）；《蔑视与反抗——霍耐特承认理论与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王凤才，2008）；《商谈道德与商议民主——哈贝马斯政治伦理思想研究》（王晓升，2009）；等。
四、国外马克思学阐释路径
据说，“马克思学家”概念最早是由梁赞诺夫提出的[[23]]。后来，俄国学者N.博尔迪烈夫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为“苏联马克思学的新成就”[[24]]。不过，学界一般认为，“马克思学”（Marxologie；Marxology）概念，最早来自M·吕贝尔创办的《马克思学研究》（Etudes de Marxologie，1959）。他说，马克思的大量思想遗产、社会活动、众多门徒、著作发表史、迄今尚无可靠的著作全集，以及各种马克思主义流派之间巨大的意识形态分歧，使得马克思学研究成为必要。因而，《马克思学研究》的第一步就是要“去意识形态化”[[25]]。1962年，J·波亨斯基在《苏联学：政治与现代史》中区分了“马克思学”（Marxologie）、“列宁学”（Leninologie）、“苏联学”（Sowjetologie）三个概念。20世纪60年代末的学生运动[[26]]，以及随之而来的“马克思热”[[27]]，使马克思学概念广为流传。1974年，J·波亨斯基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科学或信仰》中又区分了“马克思学家”（Marxologen）、“列宁学家”（Leninologen）、“苏联学家”（Sowjetologen）三个概念。1975年，《大拉鲁斯法语辞典》将“马克思学”概念收为词条；1981年，这个概念又被收入英国《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百科全书辞典》。
据介绍，1959—1970年，吕贝尔与苏联马克思学家相安无事，而且还进行了直接的学术交流；苏联学者也接受了“马克思学”概念，例如，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主编的《伟大的遗产》（1969）一书多次使用“马克思学”、“马克思学研究中心”、“苏联马克思学”等概念。但是，“反恩格斯宣言”事件导致了苏联学界对“国外马克思学”的系统批判[[28]]。
事实上，“国外马克思学”并不是统一的学派或系统的学科，共同性仅仅在于研究对象；但是研究对象又非常广泛：既包括MEGA的编辑出版，又包括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文献考证、文本解读；既包括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研究，又包括二者想的差异的分析；既包括马克思所有后继者思想的考察，又包括各种马克思主义学派之间的差异的辨析。概言之，“国外马克思学”就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生平著述、著作版本、思想发展、理论观点、学术关系，以及马克思所有后继者思想以及各种马克思主义学派之间的差异进行跨学科、超党派、纯学术性的研究。因而，它首先是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学、文本学研究，因而它包括“恩格斯学”；其次是研究马克思所有后继者思想的研究，并且是对各种马克思主义学派之间差异的分析，因而它又是“马克思主义学”（Marxistologie）[[29]]。
从广义来讲，“国外马克思学”的历史演变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30]]
第一，萌芽期（19世纪末—20世纪20年代末）。据不完全统计，1883 年以前，发表的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著共有20 多种；而1883—1904 年间，仅在德国就发表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著达280 多种,其中，1895—1904 年不到10 年就达214 种。[[31]] 1914—1925年，俄国以外的欧洲国家出版了740种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论著，其中，19种介绍马克思生平学说；64种是关于马克思传记资料和研究性文章。例如，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家H·库诺的《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和国家学说——马克思的社会学基本要点》（2卷本，1920）。[[32]]
但是，早在《作为社会学的历史哲学》（1871）一书中，P·巴尔特就批判了恩格斯；到《黑格尔和包括马克思及哈特曼在内的黑格尔派的历史哲学史》（1890）一书中，他又试图制造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这是国外马克思学的主要论题之一。后来，捷克斯洛伐克第一任总统马萨里克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与社会基础》（1898）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危机”；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与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9）和比利时右翼社会民主党人H·德曼的《社会主义与心理学》（1926）提出了“马克思主义过时”——这些是国外马克思学出现的动因之一。格律恩堡的《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1910—1930）和梁赞诺夫的MEGA编辑工作——为国外马克思学提供了的学术规范。
第二，形成期（20世纪30年代初—50年代末）有三个标志：
一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发表[[33]]，引发了西方学界对马克思早期思想的重视，并夸大马克思早期著作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并提出“两个马克思”问题——这是国外马克思学的主要论题之一。H·德曼的《新发现的马克思》（1932）和马尔库塞的《论历史唯物主义的新基础》（1932）等文章，都宣称在“手稿”中“重新发现了马克思”，即“人道主义的马克思”。
二是形成了国外马克思学研究队伍，出现了一大批重新理解马克思的著作。例如，法国马克思学家科尔纽的《马克思的生平和事业：从黑格尔主义到历史唯物主义》(1934)、《M·赫斯和黑格尔左派》（1934）、《马克思和1848年革命》(1948)、《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者论文集》(1949)、《马克思和现代思想的发展》（1950）、《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1955）、《马克思恩格斯传》（3卷本，1955—）、《马克思的思想起源》（1957）等；法国马克思学家吕贝尔的《马克思著作目录》（1956）、《马克思：思想发展史概论》（1957）等；德国马克思学家费彻尔的《从马克思到苏维埃的理论》（1956）等。此外还有：《从黑格尔到尼采、马克思和克尔凯郭尔》（洛维特，1950）；《马克思：国民经济学和哲学》（梯尔，1950）；《辩证唯物主义》（维特尔，1950）；《青年马克思：走向共产主义之路》（布罗伊尔，1954）；《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朗格，1955）；《马克思与黑格尔研究》（伊波利特，1955）；《马克思的思想》（卡尔维兹，1956）；《当代争议领域中的路德与马克思》（舒尔茨，1956）；《青年马克思的人的概念》（梯尔，1957）；《马克思、桑巴特、韦伯的人本主义社会学方法论》（莱希，1957）等。
三是创办国外马克思学研究杂志。例如，费彻尔创办的《马克思主义研究》（1954），尤其是吕贝尔创办的《马克思学研究》(1959)，标志着国外马克思学的真正形成。
第三，发展期（20世纪60年代初—80年末）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研究的问题更加广泛和深化。这个时期，人们从各个方面研究马克思思想及其演变，而且对马克思著作中的概念、范畴深入研究。例如，德国学者门克的《有关赫斯的研究资料》（1964）、《哲学与社会主义文集》（1980）；以色列学者阿维内里的《马克思的社会与政治思想》(1968) 、《赫斯：共产主义与犹太复国主义的先知》（1985）；希腊学者阿克塞洛斯的《马克思思想中的异化、实践与技术》(1976)；等。
二是加大了对恩格斯的研究: 不仅出现了“恩格斯主义”概念，而且出现了第一部以马克思恩格斯对立为主题的著作，即莱文的《悲剧性骗局：马克思与恩格斯对立》（1975）。
三是国外马克思学家队伍更加壮大，并出现了一大批国外马克思学著作，例如，《马克思主义：历史与批判研究》（李希特海姆，1961）；《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麦克莱伦，1969）；《社会主义与伦理学》（吕贝尔，1970）；《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费彻尔，1971）；《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麦克莱伦，1979）；《意识形态概念》（拉瑞恩，1979）；《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思想》（亨特，第1卷1979；第2卷1984）；《马克思主义以前的马克思》（麦克莱伦，1980）；《两种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中的矛盾和异常》（古尔德纳，1980）；《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海尔布隆纳，1980）；《马克思的社会理论》（卡弗，1982）；《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帕雷克，1982）；《谢林、黑格尔和马克思》(卡恩，1982）；《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拉瑞恩，1983）；《马克思：一种人的实在性哲学》（亨利，1983）；《马克思的方法、认识论和人道主义》（卡恩，1986）；《马克思主义与历史》（里格比，1987）；《马克思与伦理学》（卡恩，1988）；等。
第四，转型期（20世纪90年代初——）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一是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IMES，Amsterdam）1990年10月成立。成员单位有：柏林-布兰登堡州科学院MEGA编辑部；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特里尔马克思故居博物馆和研究中心（隶属于弗里德里希-艾尔伯特基金会）；俄罗斯社会史与政治史国家档案馆。主要使命是组织编辑出版MEGA2，1995年调整为114卷123册；迄今为止，已经出版57卷；30卷在编；27卷待编。
二是更加重视文献考证和文本解读。例如，“巴黎手稿”、《关于费尔巴哈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及其手稿的考证研究。
三是出现了一批新的国外马克思学著作。例如，《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洛斯-兰迪，1990）；《恩格斯生平与思想：重新解释》（亨利，1991）；《恩格斯与马克思主义形成：历史、辩证法与革命》（里格比，1992）；《马克思的观念理论》（托兰斯，1995）；《后现代马克思》（卡弗，1998）；《马克思的复仇》（德赛，2002）；《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洛克莫尔，2002）；《政治理论中的人》（卡弗，2004）；《更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十三个尝试》（豪克，2005）；《不同的道路：马克思主义和恩格斯主义中的黑格尔》（莱文，2006）；等。
综上所述，广义的“国外马克思学”可以分为三种基本类型[[34]]
一是抱着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明确目的研究国外马克思学说的学者，如胡克在《对卡尔·马克思的理解》（1933）、《从黑格尔到马克思：马克思思想发展研究（1936）、《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1940）等著作中，按照实用主义精神诠释马克思主义，力图使马克思主义实用主义化。
二是对社会现实有不满情绪，有改变资本主义弊端的愿望，试图在马克思思想中寻找精神资源的知识分子，如哈贝马斯等。
三是对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文本和思想进行跨学科、超党派、纯学术性的研究——这是狭义的“国外马克思学”，研究者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外马克思学家”，例如，法国的科尔纽）、吕贝尔、洛克莫尔等；德国的费彻尔、豪克、诺伊豪斯等；美国的古尔德纳、海尔布隆纳、莱文、卡弗等；英国的麦克莱伦、塞耶斯、克莱特科等。本文的“国外马克思学”主要是指这种含义。
概括地说，国外马克思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文献学考证。例如，《资本论》编辑中的马克思恩格斯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及导言的写作时间问题。二是文本学解读。例如，《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本学研究。三是理论问题研究。例如，马克思思想与马克思主义问题；马克思思想来源问题；马克思思想发展逻辑问题；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问题；马克思主义与伦理学问题；剩余价值分配理论问题；剩余价值率向一般利润率转换问题；价值向价格转型问题；等。
顺便提及，国外马克思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35]]
第一，译介和否定(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末)。这个阶段主要做了四方面工作：一是翻译出版麦克莱伦的《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1982）、《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1986）等著作；二是《马列主义研究资料》、《马列主义研究编译资料》、《马列主义研究参考资料》开辟专题，对国外马克思学家，如古尔德纳、费彻尔、莱文等人的马克思学文献进行摘译；三是介绍苏联学者，如拉宾、别索诺夫、切普连科等人对国外马克思学的批判；四是中国学者，如易克信、王觐等人对国外马克思学提出的一些论题进行评述。
第二，分析和批判（20世纪90年代初—90年代末），这个阶段已经超越了前阶段的“译介和否定”，而是出现了对西方马克学成果的分析，但还主要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对之进行批判。例如，《被肢解的马克思》（陈先达，1990）；《“国外马克思学”》（孙伯鍨等，1992）；《恩格斯哲学思想新探》（余其铨，1992）；《恩格斯与现时代：兼评“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国外马克思学”》（徐琳等，1994）；《“国外马克思学”研究》（叶卫平，1995）等。
第三，理解与借鉴（21世纪初——），这个阶段已经不再仅仅是对国外马克思学成果的批判，而是出现了重新理解和借鉴。例如，《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张一兵，1999）；《清理与超越：重读马克思文本的意旨、基础、方法》（聂锦芳，2005）；《重新理解马克思：马克思哲学基础理论和当代意义反思》（俞吾金，2005）；《国外马克思学研究的热点问题》（鲁克俭，2006）；《问题域的转换：对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的阐释》（俞吾金，2007）；《马克思学新奠基：马克思哲学新解读的方法论导言》（王东，2007）等。
另外，有两个事件标志着中国的“马克思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一是北京地区于2007年上半年成立的“马克思学论坛”；二是复旦大学2008年修改的研究生招生简章。前者致力于“在扎实文献学基础上的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推动中国马克思学研究者之间的学术交流与对话，并主办了一系列活动。后者在哲学学院框架下，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二级学科分为七个研究方向，即：国外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与前沿问题，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当代德法意马克思主义，俄罗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国外马克思学；并且在前几年开课的基础上，自2009年起正式将“西方马克思学研究”列为博士研究生选修课。
总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应该包括正统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外马克思学。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正统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点在于：一是都以马克思思想为主要思想来源，并以马克思主义为主要研究对象；二是都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三是都具有明确的乌托邦理想。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差异在于：一是前者试图将马克思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区分开来，或者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将马克思主义理解成为人道的马克思主义，或者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将马克思主义理解成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后者强调马克思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一致性，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批判性与科学性在实践基础上的统一。二是前者的批判对象既有资本主义又有现实社会主义，既批判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又反思人类文明本身；后者的批判对象主要是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三是前者的乌托邦理想带有太多的理想主义成份，譬如：非压抑文明社会、理想的交往共同体、法权共同体等；后者的理想很大程度上是现实主义的，譬如：共产主义等。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差异在于：后者只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将马克思主义理解成为人道的马克思主义；批判对象主要是现实社会主义；乌托邦理想是民主的、人道的、自治的社会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国外马克思学的共同点在于：都以马克思思想为主要思想来源，并以马克思主义为主要研究对象；不同点在于（借鉴鲁克俭的观点）：西方马克思主义更侧重于“思想”，或者说，更侧重于理论阐发与现实关注；国外马克思学更侧重于“学术”，或者说，更侧重于文献考证与文本解读。因而，这四条不同的阐释路径各有特点，不应该采取“贴标签”的方式评判之，而应该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之进行具体分析。在这里，应当避免两种错误倾向：一是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神圣化”——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否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二是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虚无化”——用虚无主义态度对待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注释】
[[8]] 实践派主要代表作：彼得洛维奇《哲学与马克思主义》（1966）、《哲学和革命——对马克思的一种解释》
（1975）、《革命的思想》（1978）；马尔科维奇《辩证意义论》（1961）、《人道主义与辩证法》（1967）、《科
学的哲学基础》（1981）；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1961）、《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1979）；等。
[[9]] 波兰意识形态批判学派主要代表作：沙夫的《人的哲学》（1962）、《马克思主义与个人》（1965）、《作为
一种社会现象的异化》（1977）、《处在十字路口的共产主义运动》（1981）；科拉科夫斯基[[9]]的《走向马克思
主义的人道主义》（1969）、《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3卷本，1976～1978）；等。
[[10]] 譬如：考茨基于
[[14]] 1962—1983年，P·安德森担任任《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主编。该杂志是由《新理性主义者》（汤普森创办）与《大学与左翼评论》（霍尔创办）于1960年合并而成的，宗旨是提高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创造一种革命的、国际主义的政治文化。1991年，因经费问题停刊；2000年改版后复刊。该杂志在英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6]] 我们认为，“现象学马克思主义”不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而是属于“马克思学”范畴。因为最早由法国学者M·吕贝尔于1959年提出的“马克思学”，被认为是一种并不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的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进行的跨学科、超党派、纯学术性的研究；而“现象学马克思主义”符合这个要求。
[[20]] 自2004年以来，在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研究领域，王凤才提出了几个重要概念，如：“批判理论三期发展”、“政治伦理转向”、“后批判理论”。他认为，在几十年历史演变过程中，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经历了三期发展：第一期发展（20世纪30年代初到60年代末，以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为代表）侧重于批判理论建构与工业文明批判；第二期发展（20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以前期哈贝马斯、弗里德堡为代表）侧重于批判理论重建与现代性批判；第三期发展（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以后期哈贝马斯、霍耐特、维尔默、奥菲为代表）完成了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第三期发展不再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范畴，而是已经进入到与当代西方实践哲学主流话语对话的语境之中。王凤才提出的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这个重要学术观点，在学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为学界同仁所借鉴和引用，在此表示衷心感谢！但也有部分学者在有关综述性文章中提到这个观点时不指明出处，希望以后注明。
[[21]] 徐崇温主张改造使用P·安德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不过，他一直将“西方马克思主义”加引号使用，并主要当作批判的对象；杜章智指出，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歧义性，应该废弃“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含糊的、可疑的概念，代之以国外当代马克思主义。
[[27]] 在德国，“几乎没有一个严肃的刊物不举办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讨论”（《法兰克福总汇报》1968年1月31
日）。在美国，出现了“校园马克思主义思潮”，各种激进学术团体拥有1万多大学教师和研究人员，有些
还在学术团体担任主持人；创办了一批左翼学术刊物，如《每月评论》年销量达40万册以上；他们在历史
学、经济学、社会学、未来学等领域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引起了不同程度的反响。（参见叶卫平《西方“马
克思学”研究》，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1页。）
[[28]] 1970年5月，吕贝尔为BRD乌培塔尔市组织的纪念恩格斯诞辰150周年国际研讨会提交了论文：《关于“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论题的几点看法》。但是苏联东欧学者说：如果吕贝尔不撤回论文他们就退出会议。经过艰苦谈判最终达成妥协，吕贝尔的论文不宣读，也不收入论文集，而只供评论和讨论。1972年，吕贝尔以《“马克思主义传奇”，或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为题发表在《马克思学研究》第15辑。这之后，苏联学界就开始了对“国外马克思学”的系统批判。例如，B.库兹涅佐夫、A.切普连科断言，西方“马克思学”是“对马克思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和理论的反马克思主义解释”。（《对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解释是毫无根据的》，载《苏共历史问题》1983年第10期；参见鲁克俭《国外马克思学概况及对中国马克思学研究的启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年第1期。）
[[29]] 梁树发：《马克思学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建设》，《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年第1期。J.维辛斯基
主张将Marxology与Marxistologie区分开来：前者是“对马克思著作中的理论、概念、策略、主张的系统
研究......不言而喻，它的研究水准是先进的，是由哲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艺术家来进行
的”；后者是“对各种色彩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在哲学、伦理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和自然科学
这些领域中所提出的、支持的或者予以传播的主张、思想和学说的系统研究。叶卫平认为，Marxologie既,
不同于Leninologie，也不同于Marxistologie。Marxologie与Leninologie都不是地域性概念，而是意识形态
概念，但是研究对象不同；前者具有浓厚的哲学、经济学色彩，后者浓厚的政治色彩；前者集中在西欧，
后者集中在美国。Marxologie的研究对象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发展史、生平活动史、以及与同时代人和
后来人的关系史，并不能包括Marxistologie 所研究的“列宁学”、“苏联学”、“卢森堡学”、“卢卡奇学”、“葛
兰西学”、“毛泽东学”等内容。（参见叶卫平《西方“马克思学”研究》，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25页）
[[32]]（苏）措贝尔、盖杜：《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的外国论著（1914—1925）》，载《马克思恩格斯
文库》1925年第2卷。（参见叶卫平《西方“马克思学”研究》，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