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如何找到一个有力的资本主义批判、尤其是晚期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论切入点，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一直在努力做的一项工作。自卢卡奇以降，哲学线索中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为了解释现实工人运动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开始放弃从马克思的资本和历史理论的角度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思路，转而从权力关系、意识形态霸权、日常生活的物化等角度来完成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这条思路从一开始就有一个缺点：不是把人与人之间的分工与协作当成一种客观历史性的结果，而是当成一种主观建构性的产物，具体地说，不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理解无产阶级的产生，而是从建构共识或趋向一种合法性的角度来解释阶级或集团意识的出现。尽管我们的意图不是要因此而回归到从单纯的技术必然性的角度来解释阶级或集团意识的产生，但十分明显的是，上述这种思路显然割裂了文化与历史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走向了文化的单面线索。它后来不断地沿着这一方向前进，而当现实资本主义发展到晚期阶段，即实现了对社会文化的殖民之后，这一线索便只能在乌托邦式的批判与解放之中漂荡了。文化批判家必须了解文化所由以产生的社会经济过程，这是上述这一线索的理论教训。而另外一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线索尽管的确是从现实经济生活的角度来介入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的，但由于其大多无法了解经济生活的文化及政治意义，看不到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结构性转型，因而大多停留在消费不足的层面上来把握资本积累的危机及经济危机问题，在现实革命力量的挖掘上也有较多的空想成分。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上世纪80年代，实际上已经提出了一种理论的呼唤：建构一种在充分考虑文化、自然与社会劳动关系之基础上的晚期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应该说，詹姆斯·奥康纳的《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一书就是这种理论呼唤所产生的结果。
奥康纳想要阐述的中心问题是：只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在客观性的维度上建构起一种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批判理论，并且，他还十分清晰地把自己的观点与本·阿格尔、威廉·莱斯等人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观点区别了开来。在他看来，上述这两人尽管已经开辟一个生态学的批判视域，但其理论中存在着一个明显的问题：用生态危机取代经济危机而成为资本主义的主要问题。也就是说，在上述这两人的思路中，马克思的资本及历史理论被抛弃了，取而代之的是笼统的社会形式的危机理论。奥康纳认为这种思路是不深刻的，因为我们当今所处的社会在本质上依然没有越出马克思资本及历史理论的指涉范围，我们所要做的，不是抛弃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而是在新的语境中，即晚期资本主义的语境中发展马克思的这一理论。
二
奥康纳首先从基本理论的角度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发展问题进行了阐述。在他看来，尽管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基本原则是正确的，但必须看到的是，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马克思的这一理论无论在“历史”还是在“唯物”的维度上都是不彻底的。就历史维度而言，马克思没能最终领悟到社会历史的真实意蕴在于文化的历史，社会历史本质上应该放在人类学的意义上来加以理解，而马克思的思路显然处于前人类学的水平上。奥康纳认为，劳动既是一种物质性的实践，也是一种文化性的实践，不管是生产力还是生产关系，都是与文化相互交织在一起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两个范畴都具有双重维度：一是客观性的维度，二是主观性的维度。客观性的维度比较好理解，问题主要在于主观性的维度。奥康纳认为，生产力除了包含总体上的活劳动力之外，还包含着劳动力的不同组合或协作方式，而这些方式不仅受到技术水平的影响，同时也受到不同文化实践活动的影响。生产关系也是一样，不仅它所内含的财富范畴具有文化的意蕴，而且它所建构的剥削方式显然是受制于具体的文化实践活动的。马克思之所以没有把思路推进到这一层次，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一、马克思历史理论的主要目的在于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被超越性，因而他没有注意到技术、经济必然性以外的其他因素；二、马克思在思考生产关系问题时，只关注了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的关系，而没有关注生产关系范畴的其他两个内涵：剥削阶级内部及被剥削阶级内部的社会关系，这也是导致他忽视劳动的文化实践基础的原因。
就“唯物”的维度而言，奥康纳认为，马克思的观点同样是不彻底的，马克思是站在前生态学的水平上来进行“唯物”话语的言说的。在马克思的时代，自然或者说生产条件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影响作用实际上已经彰显了出来。一方面，自然条件或自然过程的一定形式，对任何一种既定的生产关系形态或阶级结构的发展产生了限制作用，“在没有很好的内陆或沿海的输水系统的地区，封建的生产关系会繁荣起来，譬如，在法国的内陆，‘货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只是意味着‘税收’，而不是‘价格’。① 另一方面，自然系统或自然过程通过对生产领域的协作方式的影响，对生产力也产生了影响作用。也就是说，自然界不仅是生产过程的合作者，而且还是一个自主的合作者。马克思之所以忽视这一点，一个主要的原因在于：当马克思在研究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时，他事实上没能获得足够多的历史资料，因此他被迫把社会想象成由独立的商品生产者所构成的“市民社会”，这是导致他在“唯物”的维度上具有不彻底性的重要原因。
由此，在奥康纳看来，从文化、自然、社会劳动的辩证关系的角度来“修正”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是一项必须要做的工作，在这种“修正”中，尽管“社会劳动仍然保持着它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中心范畴的地位，但作为日常生活之规范和意义的现代人类学维度上的文化范畴，以及作为一种自主（往往是不可预测的）生产力的现代生态学维度上的自然范畴，都对社会劳动范畴进行了质疑和丰富。”② 在这一意义上，奥康纳断言：“由于没能领悟社会历史或现代人类学的真实意蕴，马克思事实上是不可能真正历史地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③
必须注意的是，奥康纳并没有以此为契机而转向用文化或生态的线索来统摄历史唯物主义的线索，这是他区别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转向及生态转向的关键所在。他十分清楚地指出，在这种修正中，社会劳动仍然保持着它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中心地位，但作为日常生活之规范和意义的现代人类学维度上的文化范畴，以及作为一种自主生产力的现代生态学维度上的自然范畴，都应该被置放在对社会劳动范畴的置疑和丰富的层面上来加以理解。奥康纳说，他坚持沿着马克思的理论方向，坚持从马克思的资本及历史理论出发来完成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其道理就在于此。
厘清了基本理论之后，奥康纳便把他的阐述重点转向了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分析之中。奥康纳主要是从生态的角度来展开其论述的，他之所以弱化了上述强调的另外一个因素，即文化，其原因在于：在他看来，如果说资本主义的历史书写模式以及与此相对应的现实模式有政治的、经济的、社会文化的、生态的这几种依次排列的模式的话，那么，当今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达到了生态的模式之中，包括社会文化模式在内的前几种模式是可以被包含在生态的言说模式（包括批判模式）之中的。以此为基础，奥康纳指出，在当今的资本主义语境中，仅从传统马克思主义所指认的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入手，是不可能完成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的。因为有文化维度对社会劳动线索的介入，因此，经济危机不但不能使资本主义崩溃，相反却能使它对自身进行重新整合，使其自身更为理性化，使其自身重新获得剥削劳动以及资本积累的能力。这具体表现在经济危机促使资本主义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双重维度上朝着更为协作化的方向的转型。因此，要想对晚期资本主义形态进行真正有效的批判，必须加深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认识，具体地说就是，必须认识到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即资本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与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奥康纳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通过损害或破坏，而不是再生产其自身的条件，而具有自我毁灭的力量。这才是晚期资本主义所无法绕出去的“沼泽地”，亦即其内在矛盾之所在。以此为基础，奥康纳转入了对第三个主题，即激进的生态学社会主义运动的论证之中。在他看来，作为一种新社会运动，生态学社会主义是直接针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当代表现形式的，因此，它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而要让这种新社会运动顺利开展下去，必须关注的一个问题是：更好地把生态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有机地结合起来，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彼此分开。
三
依我之见，奥康纳的《自然的理由》一书是近几年来西方新马克思主义从历史唯物论的角度对晚期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一部力作。尽管其对历史唯物论的理解有待进一步商榷，但他显然力图从“具体”的平台上来拓展历史唯物主义“抽象”的本质规律的内涵，这种理论努力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是应该加以肯定的。
客观地讲，当代资本主义自进入资本全球化时代以来的确出现了很多新的情况，最起码从表面上看来，资本正在越来越强大地建构对社会生活各领域的霸权与统治。面对这种情况，当代西方左派学者中出现了三种“发展”马克思哲学的路径：
1. 既然资本的全球化已经完成了对社会生活的建构，那么，要想从社会生活内部，尤其是从作为其本质领域的经济过程中寻找到证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科学的历史逻辑就成为不可能了，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形态应当定位在对资本逻辑的文化批判上面。英国著名学者特瑞·卡弗在其近期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全球化的世界市场现已成为事实，而且它还拥有自我包装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每一个人该从何处开始以及怎样开始我们的生活？”，作为答案，卡弗认为，我们应当从对资本所建构的话语权力的批判开始，因为，只有保持这种文化批判的张力，资本主义的权力积累及权力制度化的进程才不会一帆风顺，这样，“政治的‘空间’便会敞开，民主及民主化话语的‘空间’也同样会敞开。”④ 这一理论路径的确代表了大多数西方左派学者的思路，它在揭示资本逻辑的文化效应以及对这种负面效应的批判等方面展示了较为深刻的思想力量。尽管这一线索中不同的学者会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出发，譬如，卡弗的视角是资本所推动的权力结构的制度化，鲍德里亚的视角是由资本所建构出来的消费社会，居伊·德波的视角是景观社会，但他们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致力于凸显直接作用于社会个体的那种话语权力或意识形态权力的作用。我们一般说，马克斯·韦伯使社会历史研究在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又加进了文化或观念的线索，因为韦伯一方面承认经济的因素即利益对人的行为的支配作用，但另一方面又坚持认为“‘世界的影像’却是被观念创造出来的，观念就像扳道工一样决定着在利益驱动下的行为转变”⑤，就像他一方面“极为钦佩卡尔·马克思的杰出工程，把探寻各种事件的经济与技术成因看做是极富成效的、的确是特别具有新意的启发性原则，可以用来指导知识探索进入以往不为人知的全部领域。但是他反对把这些观念上升到世界观的高度，而且反对把物质因素绝对化、使之成为因果解释的公分母。”⑥ 韦伯真正想要做的，是放弃对历史的宏大叙事式描述，走向对每一个具体现象的分析，试图从中发现异质的构成力量的交互作用。如果说，韦伯没有完全放弃经济的线索是由于当时的资本主义还存在着明显的经济矛盾的话，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资本全球化格局的建构以及资本对社会生活各领域的霸权的建成，思想家们放弃源自于经济矛盾运动的科学的历史逻辑，走向对资本的文化批判也就顺理成章了。
特瑞·卡弗在其中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清楚地阐明了文化批判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积极作用，即在社会公众中始终保持着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张力，从而始终保持着走向政治民主化的思想空间。应该说，其他学者在这一问题的阐述上都没有卡弗来得清楚，他们大多走向了节日乌托邦、无政府主义式的暴死或者无理论指导的实践等，而没有深刻地阐述对资本的文化批判在现实历史过程中可能具有的意义。不过，即使是从学理的层面来讲，这一线索也有如下的缺陷：正如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广松涉在《物象化论的构图》一书中所指出的，这里存在着体制外的学识反省者与体制内的直接当事人在认知能力上的差异性问题，“物象化的误认对于马克思的学知来说，在面向我们方面始终是倒错。但是，直接的当事人对于原本就是没有超出系统内视角的人们，即现体制下绝大多数的人来说，那看上去才是现实-真实。即使学知突然指出那只不过是误认而已，那大概也只会落为永无休止的争论吧。对于体制内意识来说大体上是必然的物象化的误认，不是像被他人稍微指出便引起注意的谬误那样极为简单的、偶然的问题。从体制内的范例来看，甚至可以说那反倒是真理。”⑦ 这也就是说，作为体制外学识反省者的文化批判家即使提出了非常精彩的资本批判理论，但体制内的直接当事人是否会在意识或文化的层面与文化批判家走到一起，并由此而构成一种思想张力来为未来的政治民主化保留思想空间？这种必然性事实上没有得到说明。
2. 有一些学者并不认为资本的全球化进程已经彻底解构了资本自身所具有的内在矛盾，在他们看来，不是当今的资本逻辑没有矛盾了，而是我们用来分析资本矛盾的观念类型已经落伍了，特别是传统马克思主义所坚持的经济逻辑的分析方法已经不适用了，需要建构新的观念类型来阐释这一问题。这一线索中的学者又分成两支：一支是像奥康纳那样，致力于探索新的逻辑层面，如自然或生态的层面，来推动或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资本批判理论。与上述第一条线索中的学者相比，这一支脉络中的学者的鲜明特点就在于：不管是文化的层面，还是生态的层面，最终都会被拉到资本主义生产的逻辑层面上来产生学术意义。以奥康纳为例，其理论体系中的生态学逻辑层面并不像在有些生态学社会主义者的思想体系中那样，直接构成批判资本主义的思想平台，而是通过凸显这一新的层面来深化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矛盾之本质的理解，即他所讲的“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的观点。在奥康纳看来，传统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的第一重矛盾”，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与其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则是“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在当代资本主义的实践语境中，第一重矛盾被掩盖或遮蔽了，凸显在前台的是第二重矛盾，因此，可以说，生态学层面的引入使我们更为清晰地看到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
这一支学术脉络的长处是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客体向度的分析维度，坚持从社会历史的角度而不是社会个体的视角来把握资本主义的矛盾及危机。即使谈到文化问题的时候，也都是从文化与劳动或物质生产的直接联系中来解读文化之社会历史意义的，“各种历史的、具体的、偶然的文化实践都被拼装进了（过去也是如此）以各种形式维持劳动价格稳定的体系之中”⑧。这种作法有效地避免了用文化批判的逻辑来挤压客观的历史逻辑的倾向，但以放弃生产关系的矛盾分析线索为代价而走向对生产条件的危机线索的关注，是否标志了对马克思当年所坚持的那种本质矛盾观的放弃，并走向对一种经验现象层面的矛盾观的坚持？也就是说，这种经验现象层面的矛盾观尽管可能带来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但并不必然带来政治层面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而且，一旦放弃生产关系的核心线索，也就意味着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批判中的核心地位的丧失，在这一前提下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否意味着由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调节手段来解决这些危机？
3. 上述第二条线索中的另一支脉络是通过事实层面的具体化而不是通过逻辑层面的拓展，来“发展”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英国著名学者鲍勃·雅索普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以雅索普为代表的这一批学者并不希望在一般性的逻辑线索上拓展出某些新的层面，如生态学的层面等，而是致力于沉降到“历史具体”的层面去分析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在社会调节中的交互作用。为此，雅索普主张应当在马克思所提倡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论之外，再加上从简单到复杂的方法论，以利于对当代资本主义更为“具体”的分析与批判⑨。客观地说，这一支脉络比以奥康纳为代表的上一支学术脉络显得更为具体与细致，有理由推断，从这支学术脉络中生长出新思想的理论空间也更大，因为，仅从生产条件危机的角度来阐释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矛盾，在学理上似乎略显单薄了一点。但即使如此，雅索普等学者同样也面临一个如何处理“抽象”与“具体”之间的辩证关系的问题。在马克思看来，只有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才能获得对“具体”的科学认知。如果放弃抽象，或者把抽象只是界定为“简单”，那么，“简单”对于理解“复杂”来说是没有直接的指导意义的，这么一来，即使再强调经济机制对资本主义分析的重要性，但恐怕只能去关注经验现象层面的经济机制，而不能去坚持历史本质层面的经济规律的理论逻辑了。
当然，生活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学者对资本逻辑的基本内容以及未来走向肯定有与我们不一样的理解。如果他们认定阶级的或革命的逻辑已经不再适用于对资本的分析，那么，要想理解他们的学术观点就很容易了。但问题是，这是对资本主义现实的准确分析吗？如果不是，那么，在当代资本主义的实践语境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资本批判理论就应当寻找一条更为科学的路径了。
（原载《南京社会科学》2007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