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视阈呈现出不断拓宽的趋势，研究重点从过去主要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转向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新流派、新人物，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是也应该看到当前存在着制约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的三个核心问题，即研究边界日益模糊、研究对象选择的随意性和研究方法的非历史性。这三个问题的实质在笔者看来既是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价值和意义问题，实际上也是研究者的自我身份认同的问题。本文拟就上述问题作初步的探讨。
一
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最初开始于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并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中国现代化实践起过巨大的思想启蒙和推动作用。20世纪90年代以后，特别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二级学科设立后，对20世纪70年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新思潮、新流派和新人物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和潮流，研究范围不断拓展，研究边界不断被突破和日益模糊，这虽然使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动向，但也使得人们越来越难以从总体上把握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状况。[1]体现在一方面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相关的一些概念问题及其相互关系，比如“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外马克思主义”、“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成为历次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论坛不得不探讨，但大家似乎又觉得这不过是一些并无实质意义的概念之争。另一方面，是否应当把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纳入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予以讨论，学术界出现了不同的意见分歧。上述现象的出现，本质上反映的是当前我国学术界在如何从总体上把握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这一问题上的无奈，实际上也给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对象和理论性质是否应当有一个相对明确的规定。在笔者看来，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应该说，上述问题已引发了学术界的关注，并对此作过探讨。[2]但相当多的论者依然认为这个问题是并无实质意义的概念之争，一方面认为目前明确划定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对象和范围，在当前既存在困难，同时也会导致画地为牢的结局。另一方面强调“国外马克思主义”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具体说，“国外马克思主义”可以看作是国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总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范围更大，它是指国外出于各种目的研究马克思主义而形成的各种理论思潮和流派的总称，它可能属于马克思主义阵营，也可能不属于马克思主义阵营。因此，他们把那些主张需要明确划定“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对象的观点误解为似乎是混淆了上述两个概念之间的区别。应当承认，在当前明确划定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对象和范围的确存在一定的困难，但笔者认为，这当然不应该成为否定规划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对象和范围的理由，而且在当前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作相对限定还尤其必要和重要，当然也是可能的。这是因为：
第一，从当前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现状看，一方面正是由于研究边界的模糊，导致了一些论者把那些在某一具体理论问题研究上论述或借鉴过马克思思想的理论家也纳入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如福科、海德格尔。如果按照这一逻辑发展，“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这一学科的研究范围可以无限扩大，实际上也就等于取消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作为一个学科存在的必要性了。另一方面，由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从其学科属性来说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由于研究边界的不断扩展和日益模糊，如何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也必然成为学术界面临的难题。一旦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游离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之外，我们既不可能真正把握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特质和理论逻辑，也无法实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当代中国的价值和意义。
第二，“国外马克思主义”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无疑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相对限定“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并不是就不再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这一学科中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潮，而是要规定“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这一学科相对于其他学科的不同特质。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国外马克思主义”这两个概念除了内涵与外延方面的不同之外，它们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是一种事实判断，标识的是国外客观存在的出于各种目的研究马克思主义而形成的不同理论思潮；“国外马克思主义”则是这股思潮中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阵营中的那部分理论思潮和理论家。相对限定“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对象和范围与区分“国外马克思主义”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之间的区别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也就是说，相对限定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对象和范围属于学科研究对象的问题，区分“国外马克思主义”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属于学科内对不同理论思潮理论性质的判定问题，后一个问题是对前一个问题的深化。
第三，部分论者之所以把相对明确规定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对象和理论性质这一问题看作是无实质意义的概念之争，无非是出于两种考虑。第一种考虑是在当前学术界对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尚处于收集材料的阶段，而国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本身情况又比较复杂，匆忙作出这样的规定不利于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深入。第二种考虑则是认为作为一种理论研究，应该奉行“拿来主义”。也就是说，无论是什么性质的理论，不必画地为牢地评判其理论属性，只要是合理的内容就可以实行拿来主义。应该说，第一种考虑的担忧不是多余的，因为价值判断必须以足够的事实判断为基础。但是，这种担忧只是反映了在当前我们还无法完全准确地规定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应当包含的各种思潮流派和代表人物的理论性质，不等于说作出上述规定没有必要和不重要。第二种考虑则混淆了一般的理论研究和作为学科的理论研究之间的区别。一般的理论研究既可以作学术史的考察，也可以采取理论问题研究的方式，不必考虑理论家所属的理论谱系。但是作为学科的理论研究的首要前提是明确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任务，它必须立足于特定学科内的理论发展史对某一思潮流派和代表人物展开研究，从而确定其理论的思想来源、思想构架、理论得失，进而揭示学科内的理论发展史的内在逻辑。
第四，当前相对明确规定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对象和性质既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也具备一定的现实条件。这是因为：其一，由于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仍然呈现出研究边界不断扩大的趋势，这种状况不仅使研究呈现出日益分散的格局，而且也不利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建设的深入，亟待相对划定作为学科研究的边界。其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不同流派，不论是就他们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和宗旨，还是就他们同马克思的思想渊源关系，都存在较大的差异。从如何吸收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理论问题和理论成果，推进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这一目的出发，亟待对这些不同流派的理论性质作大致的区分。具体说，部分流派可以归属为探索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他们立足于时代条件的变化，既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了创造性的发展，也存在着探索过程中的失误；也有属于对马克思的文本和思想展开严肃的学术研究而形成的理论流派；还有一开始就抱着歪曲、肢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出发点，挑战和篡改马克思主义理论而形成的理论流派。显然，对于这些不同的理论流派，我们有必要进行相对的区分。对于属于前两种情况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我们应该通过归纳、整理他们的理论成果，使之成为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思想资源。对于他们在理论探索中的失误，我们应当予以客观的分析，以此为基础总结归纳马克思主义世界化和民族化的内在规律。对于最后一种情况，我们则应当在批判其理论的同时，科学地回应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各种挑战，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如果我们始终是就事论事，停留于资料评介的层面上，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不仅较难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所吸收，而且我也无法完成自身的理论使命，实现自身的价值。其三，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东欧马克思主义研究起步较早，虽然学术界对于如何认识和看待他们的理论仍存在一些意见分歧，但总的看学术界是把他们看作探索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以纳入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予以研究。而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新流派的研究还处于收集材料的阶段，目前还难以对他们的理论性质作出准确的判断，可以暂时绕过价值判断，而集中展开学术研究。也就是说，目前具备一定的条件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不同流派的理论性质作出相对的区分。
二
对于如何展开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对象和性质这一问题，学术界已有初步的探索。如王凤才
第一，这种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界定实际上是把马克思以后的，非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均称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这就存在两个问题。其一，所谓“广义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内涵与外延的指称如何界定，它究竟是指马克思思想的不同组成部分，如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还是指对马克思思想解释的多样性？还是有别有所指？其二，上述规定把恩格斯以及恩格斯以后的“正统马克思主义”都规划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如何分清“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这两个不同学科的研究内容和研究任务。更为重要的是，上述规定还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恩格斯到底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还是仅仅只是马克思思想的阐释者。这显然是相当复杂的理论问题，只会引发更大的理论争论。
第二，两位论者在规划“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对象和范围时，强调“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与“国外马克思主义”二者之间的区别，实际上是力图避免进行价值判断。但是，两位论者在进行这种规划时事实上就已经建立在价值判断的基础上。这体现在：一方面，这种规划不仅把国外马克思主义划分为“正统”和“非正统”两大类型，而且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非正统和非马克思主义思潮混合而形成的，甚至在论述“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隐含地认为马克思的思想不同于这种“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显然，上述论述都应当属于价值判断。这也说明一个问题，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是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的。脱离了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不同思潮理论性质的价值判断，很难说清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对马克思思想的不同解释路径。
第三，上述规划把“后马克思主义”归宿到“西方马克思主义”中，这是笔者所难以赞同的。在笔者看来，后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既有思想渊源关系，同时又存在较大区别的两种不同性质的理论思潮。具体说，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渊源关系最为密切，并根据西方社会历史条件和时代问题，立足于西方哲学文化传统，对马克思思想作了诸多具有创新性的阐发，虽然他们的理论可能存在一切缺陷，甚至是错误，但他们无论就其理论探索的价值立场，还是就其理论内容看，总的上可以把他们看作是国外的“马克思主义”。但是后马克思主义则非常复杂，目前我国学术界无论就其研究对象，还是就其理论性质，均存在较大的分歧。从研究对象上说，既有狭义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潮，主要指拉克劳和默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有广义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潮，而对于哪些理论家属于广义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潮，学术界意见又无法达成一致。从其理论性质看，学术界分歧当然更加严重，但总的看，一般认为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离历史唯物主义较近，而离后现代主义较远的后马克思主义；另一种是离历史唯物主义较远，而离后现代主义较近的后马克思主义。不仅如此，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其理论的根本说，主要批判的对象还是第二国际和苏俄马克思主义，其目的还是在于重建历史唯物主义。而后马克思主义虽然提出了诸多激进政治的话题，如多元民主、话语民主、身体政治、性别、文化等，但从其根本说却逐渐远离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方式核心范式。因此，笔者认为，不应当把后马克思主义纳入到西方马克思主义中予以研究。
第四，把“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划分为“正统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学”四种解释路向，不仅无法分清“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科界限，而且也也无法涵盖当代国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现状。因为这种规划实际上把20世纪70年代后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主要区分为后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学”研究两大版块，但是事实上，部分当代西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比如哈维、詹姆逊等人，是无法归属于上述两大版块的。
因此，王凤才
第一，从避免学科交叉和当前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现状看，笔者主张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对象划分为五大部分，即西方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晚期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学”研究。需要说明的是，其一，这里所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广义意义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它既包括从卢卡奇到阿尔都塞的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也包括20世纪70年代后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分析当代西方社会问题而形成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分析学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则主要是指从后结构主义思潮出发解释、重建马克思思想而形成的理论思潮的总称。晚期马克思主义则主要是指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分析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矛盾而形成的理论思潮的总称，如詹姆逊、哈维、伊格尔顿等人。其二，国外共产党、工人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原本也应属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对象，但是考虑这部分内容过去属于“科学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一学科的研究范围，且从当前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力量分布看，目前可暂不涉及。
第二，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理论性质判定看，我们大致可以作如下的判断，西方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和晚期马克思主义虽然其理论的鲜明特点是“非正统性”和“批判性”，但是总的看他们或者继承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或者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分析法和阶级分析法，分析当代社会主义、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社会问题，其理论虽然也存在缺陷，甚至是错误，但总的看可以将他们看作是当代国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或当代国外的“探索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而后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学”无论就其理论来源，还是就其理论建构，情况极为复杂，目前学术界还处于收集材料的阶段，还不具备条件对其理论性质作出具体的规定，可对其暂作学术史和问题史研究。
第三，从总体上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可以作如下两个层面的描述。第一层面可以描述为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或方法为出发点，对当代社会主义、当代资本主义、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展开批判，进而重新解释和修正马克思的思想而形成的各种理论思潮的总称；第二层面则可以描述为借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和现代西方哲学、后现代哲学思想等多种理论资源批判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和当代社会主义的社会矛盾，或者以马克思思想为研究对象，或者以修正马克思思想为目的而展开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而形成的各种理论思潮的总称。上述两个描述，强调的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同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的关联性。那些研究具体理论问题上，从学术史的视角评论过马克思主义理论，但又不以发展、重释、修正马克思主义理论为目的的理论家，如福科、海德格尔，都不应成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对象。
三
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和代表人物众多，到底哪些流派和代表人物是我们研究的重点，这当然是我们应当认真考虑的问题。这个问题既关涉到研究者的价值立场，实际上也是我们应当如何看待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目的和意义问题。然而，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迷失了自我，呈现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形成了研究对象选择的随意性和盲目性的发展趋势。也就是说，我们在选择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和代表人物的过程中，既没有考察所选择的研究对象在理论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价值问题，这些问题或者被遮蔽，或者被人为地夸大了；也没有联系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实际需要出发选择研究对象，而是热衷于和满足于拼比是谁最先把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新流派、新人物和新名词引进到中国学术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人物、新名词、新概念炒作不断，在看似热闹的背后，其实是在这些新流派、新人物和新名词消费过后，在理论研究上并无实质性的进展。这实际上是研究者学术研究的价值立场和自我身份认同的偏离，从本质上说则是如何理解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目的和意义问题。
明确研究目的既是学术健康发展的前提，同时它也从根本上规定了学术研究秉承的价值立场。应该明确的是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目的和最终归宿当然既不能简单地停留于追求客观、准确地描述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更不是为了认同和发展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而应当是面向中国现代化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通过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推进和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对此，
第一，马克思主义始终是通过与各国具体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相结合，为自身的发展开辟道路，马克思主义这一世界化和民族化的历史发展过程形成了不同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他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模式、理论体系、理论重点上各有特点，他们共同构成了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整体画面。如何在全球化时代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彰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当代性，是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应有的历史使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最终目的和落脚点也应该是立足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价值立场上。正如
第二，立足于中国现代化的具体实际展开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在本性的要求，同时也是实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当代中国的价值和意义的必然途径。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本性看，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单纯追求如何解释世界的理论，而是把如何变革世界作为自身理论的任务和归宿。因此，马克思始终要求要实现世界的哲学化和哲学的世界化，强调“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6]因此，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终目的和归宿既不应当仅仅停留于单纯的理论介绍，更不可能是在当代中国认同和发展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理论，它必须服从和服务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也就是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应该立足于为解决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如生态问题、科学技术的社会效应问题、文化问题、意识形态问题等提供理论和思想资源，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彰显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当代中国的价值和意义。
第三，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既不能把自身游离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和理论建设之外，也不能把自身凌驾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和理论建设之上，而应该同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之间展开真正的理论对话。长期以来，由于受形而上学两极思维方式的制约，我们把国外马克思主义同苏俄马克思主义、中国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在20世纪80年代主要用后者否定前者，当前我们又片面认同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并以此为中介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理论，导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同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之间难以形成真正的理论对话。这一方面根源于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自身在研究视野和价值立场上的偏差，特别是当前介绍新流派、新人物和新概念成为一种时髦和潮流的情况下，非历史地评判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不同马克思主义理论模式就成为必然。事实上，把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游离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和理论建设之外，使之变成学院内的自说自话，在本质上不过是自我放逐和自我边缘化，自觉地把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同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和理论建设结合起来，是我们应有的价值立场和致思方向。中、西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之间不能有效结合的另一个根源在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对当前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界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的不了解，甚至对他们还抱有怀疑，甚至是敌视的态度，当然就更不用借鉴和吸收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了。事实上，无论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哲学的真诚信仰的角度看，还是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对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成果看，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都是当前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思想资源。通过这种结合和真正对话，一方面有助于使我们不断扩大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核共识的扩大，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我们真正创造具有时代性同时又表达中国人价值诉求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如果我们认同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应当立足于服从和服务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和现代化实践这一目的和价值立场的话，显然，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对象的选择就必然有一个轻重缓急和研究重点的问题。也就是说，应当把那些对于我们当前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和中国现代化实践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人物和理论问题作为我们研究的重点。具体说：
我们应当特别重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和晚期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这是因为，其一，上述流派不仅与历史唯物主义有直接的理论渊源，而且他们都注重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论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关涉到如何理解马克思哲学革命道路、哲学革命实质、马克思哲学的功能与使命、马克思哲学的理论体系等重大理论问题，重点研究他们的理论运思过程和理论成果，对于我们当前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突出重要的意义。其二，他们都注重对当代资本主义、当代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注重对人类社会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的研究，如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与阶级问题、文化意识形态问题、伦理价值观问题、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消费主义问题、平等与正义问题、生态问题等，他们的理论探索或者深化了历史唯物主义，或者拓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空间，无论是对于了解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现代化实践，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同生活世界的有机联系，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其三，虽然他们的理论批判锋芒均指向正统马克思主义，其理论特征具有“非正统性”和“批判性”的特征，但是无论他们个人处境如何，他们或者真诚信仰和自觉认同马克思主义，或者同情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其理论研究的目的在于探索马克思主义的真谛，寻求实现当代人的自由和解放，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那些力图肢解、颠覆马克思主义的其他流派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其四，虽然我国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起步较早，但是过去的研究主要是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范式进行的，因此，虽然他们的理论观点为学术界所熟知，但对其理论问题和理论特质的认识和把握还存在很大的深化空间。特别是在当前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主要转向对20世纪70年代以后新流派、新思潮的追踪研究的状况下，重新深化研究这些国外马克思主义中的经典理论家的理论，就显得尤其重要。
四
研究方法的迷失是制约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的第三个核心问题。一方面，形而上学的两极思维方式还支配着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它使得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缺乏马克思主义世界化和民族化的宏观历史视野，无法科学地处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不同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流派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由于受学术界“思想淡出，学术凸现”这一思潮的影响，实证主义和技术主义研究方法近年来流行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既无法把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同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也造成研究过程中话语系统日益学院化，进而陶醉在概念的游戏、自说自话和自我欣赏中，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当代中国的价值和意义无法真正实现。
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存在形而上学的两极思维方式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不是从马克思主义世界化和民族化的宏观历史视野，认识和看待不同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流派之间的关系，而是对他们采取了“非此即彼”的态度。第二，抽象地谈论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的理论观点，没有从其所处的社会运动、思想运动和哲学文化传统来考察其理论运思过程和实质，影响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科学性。
马克思主义不仅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且其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使它必然要通过同各国具体实践和文化传统相结合，在马克思主义世界化和民族化的历史进程中为自身的发展开辟道路。这也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多形态、多流派的形成和发展是其必然结局。评价这些多形态、多流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得失，只能看它是否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其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的有机结合，科学回答了时代问题。但是，由于受形而上学两极思维方式的支配和影响，长期以来我们不是从马克思主义世界化和民族化的宏观历史视野来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而是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同苏俄马克思主义、中国马克思主义采取了“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态度，只不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肯定的对象有所不同。具体说，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们主要是用苏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评判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得失的标准，其结果导致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观批判。而在当前又出现了另一种倾向，即认为苏俄马克思主义、中国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政治话语，而非学术话语，只有西方马克思主义才真正弄懂了马克思思想的原意，是一种学术版本的马克思主义，由此出现了“以西解马”的现象。这实际上只能使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或者游离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之外，或者凌驾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之上，难以真正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发挥作用。只有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形而上学的两极思维方式，才能用历史主义的态度对包括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内的不同形态和流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展开科学的研究和评判。
而在具体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中，我们同样存在着脱离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所处的社会运动、思想运动和哲学文化传统，停留于抽象地阐述他们的具体理论观点，只做到了弄清他们说了什么，而没有更深一步具体分析他们为什么要这样理论思考，更没有挖掘出他们对时代提出的理论问题。这种就理论抽象谈论理论的研究方法当然无法真正弄清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质。
近年来，由于学术界展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性”和“现实性”关系的探讨，这种探讨的本意是希望强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科意识，原本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由于不能很好地处理“学术性”和“现实性”的关系，导致了为了强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性”而“去现实性”的倾向。应该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现实性”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性，由此形成了“思想淡出，学术突显”的学术氛围，体现为实证主义、技术主义研究方法盛行。具体到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一方面以种种借口割裂“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关系，回避价值判断，甚至把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价值判断看作是无意义的形而上学问题，导致了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长期处于相互分离的状态。另一方面，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越来越流行于对理论家的理论作精细化的研究，这虽然也是学术研究深化的重要途径之一。但是当这种精细化研究脱离了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的把握，脱离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和现代化实践的需要的时候，其必然结局只能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最终成为拘泥于学院内部的自说自话和自娱自乐，无法真正实现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目的和价值。只有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实际需要这一价值立场，破除形而上学的两极思维方式，我们才能真正从根本上推进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也才能明了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
（原载《北京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