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经验论传统的影响，马克思主义传统在英国曾经比较薄弱，但是，自20世纪中期以来，英国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最为活跃的地区。在复兴和繁荣英国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过程中，新左派 （New Left）起了很大作用。它把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并与史学、文化批判和社会政治理论结合起来，涌现了一批具有世界声誉的马克思主义者。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紧扣本土的社会政治生活和全球政治形势，不仅举办大型的学术活动，如“《历史唯物主义》年会”，而且组织大型的政治活动，如一年一度的“马克思主义：抵抗的节日”。这些活动，既活跃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也激活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力量。
一、马克思主义及其当代意义
苏东剧变后，尽管新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反复宣告马克思主义已经终结，然而随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问题的暴露，马克思再次被重新肯定。
英国最负盛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马克思：新的全球化宗师？》中指出，虽然在苏联解体后的一段时间内马克思曾被冷落，但是，“今天马克思却具有不可思议的影响”。原因有两个：一是苏联官方马克思主义的终结使马克思主义从苏联体制中解放出来，人们开始注意到马克思思想中真正有意义的东西。二是20世纪末出现的全球化资本主义证明了马克思于1848年所作的预言。马克思是最伟大的全球化理论家，虽然21世纪不同于20世纪，“但有一件事仍然未变：不仅需要批判资本主义，而且要证明，资本主义方式的全球化过程本身不仅产生出增长，而且也产生冲突和危机，而资本主义的过程是无法处理这些的”①。比起一百五十多年前《共产党宣言》发表时，今日马克思有更多的话要说。虽然在后共产主义时代，马克思主义不再是一个现实的政治纲领，但作为全球化理论宗师，马克思是不会被忘却的。
瑟尔鲍姆的论文《辩证法之后》把马克思理解为是辩证的、批判的现代性理论家。马克思的理论不同于韦伯的理论，它坚持一种辩证的进步主义立场，既分析现代性的矛盾，同时也指出克服这一矛盾的政治出路，即社会主义。然而，在瑟尔鲍姆看来，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似乎偏离了这一方向，其突出表现是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链条的断裂。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融历史理论、哲学和政治纲领为一体的完整体系，但是在今天，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理论（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政治纲领（社会主义）的三联体已经破裂了。作者预测，资本主义的批判者和反抗者仍然存在，而且会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也不会被人忘却。② 从理论立场上说，霍布斯鲍姆与瑟尔鲍姆都属于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承认马克思主义作为全球化和资本主义的批判资源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但是对马克思主义能否重新转变为现实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运动持怀疑态度。
诺曼·格拉斯是英国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代表。在一次访谈中，他说：“我仍然是马克思主义者”，因为“卡尔·马克思仍然是现时代独一无二的最伟大的思想家”。但是，他坦认，自己不是革命心态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位自由心态的马克思主义者（a liberal-minded kind of Marxist）。③ 这种马克思主义坚持自由民主社会的基本价值，反对革命和一切集权主义，但是又认为马克思并没有过时。在一篇《有十条理由谈论马克思》的短文中，格拉斯列举了今天人们仍然需要阅读马克思的十条理由，主要有：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是迄今为止最有力度和内在一致性的阶级社会理论；马克思关于“重要的不是解释世界而是改造世界”的思想对我们来说仍然是重要和紧迫的；马克思的异化劳动和商品拜物教概念仍然是我们理解和批判资本主义的强制和压迫的重要思想来源；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历史和社会变迁的阶级和经济约束，为社会和历史分析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工具；马克思是现代性的最敏锐的批判者，他充分意识到资本主义的革命性和进步性等等。④ 这些观点虽然不是什么新论，但较全面地反映了马克思理论在当代的意义。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在英国以社会主义工人党 （SWP）为代表，其中最著名的是其领袖和理论家卡利尼柯斯。他自称为革命的社会主义者，近年来一直致力于从马克思主义出发批判其他左翼思潮，包括后现代主义、第三条道路⑤，并对社会主义的规范基础和反资本主义政治斗争战略和手段问题进行思考⑥。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不同于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它坚持马克思主义、工人阶级斗争、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解放之间的统一。对他们来说，马克思主义不仅是社会和文化批判理论，同样也是一种政治立场和策略。这一思潮试图恢复政治的马克思主义传统。麦克莱尔对这一传统的基本信念作了如下概括：生产阶级的解放是不分性别和种族的全人类的解放；工人阶级只有掌握了生产资料才能获得自由；工人阶级占有生产资料只存在普遍的个体所有制和公有制两种形式，然而个体所有制从来不曾出现过，而且随着工业进步也日渐不可能，唯一的出路是生产资料集体占有形式；生产资料的集体占有无法通过资本主义改良实现，只有通过政党组织起来的生产阶级或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才能实现。⑦ 这样，马克思主义就与革命政治学联系在一起。
显然，上述三种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当代意义的理解存在着重要差别，但它们都承认马克思主义是当代资本主义批判和进步主义政治的重要思想资源，承认资本主义全球化不仅没有终结马克思主义，反而使马克思主义获得更现实的意义。
二、社会主义及其规范的重建
新自由主义以自由代替平等，以市场效率代替社会正义。在这种意识形态的主导下，不仅西方福利国家陷入危机，社会不平等不断加剧，而且全球范围内的南北差距也日趋严重。在这一情况下，社会正义问题日益凸显。著名社会批判理论家弗蕾泽发表在《新左派评论》上的论文《在全球化的世界中重构正义》⑧ 试图对这一问题进行思考。她指出，在全球化时代，正义作为政治领域的核心概念，不能仅仅局限在民族国家框架内进行探讨，而必须超越凯恩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探讨构建全球正义秩序的可能性。作者指出，正义的社会秩序只有在不仅关注“何为正义”（What），而且关注“谁之正义”（Who）以及“如何实现正义”（How）等问题时才有可能。她认为，在全球化时代重构社会正义，一方面必须同时满足分配的经济维度、承认的文化维度和表达的政治维度三方面的正义要求，另一方面必须超越民族国家的视域，在全球层次实现公民权利和社会权利，在世界范围内实现社会民主进程，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实现去帝国化、去殖民化的目标。
欧林·赖特的文章《方位：通向社会主义的替代方案》⑨ 对社会主义的实现方式进行了思考。他认为，以解放议程为主旨的社会科学应该能够通过重新思考资本主义，提供通向社会主义的替代方案。作为解放议程和替代方案，社会主义必须超越资本主义和国家主义。要实现这种超越，就必须强化社会，实现社会授权 （Social Empowerment）⑩。这种授权必须使人们既能超越国家权力的强制，又能超越资本权力的强制。在他看来，这一目标既无法通过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自发的利益互动实现，也无法诉诸苏联式的国家社会主义，因此既要超越自由主义，也要超越国家社会主义。赖特的方案立足于增强社会的力量，包括股权平等、为市场可靠性和公平制定规则、通过再分配保证基本收入，使市场与社会主义在平等和民主的目标下结合起来。
在对当代社会主义的思考中，生态主义是重要的声音。在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的关系问题上，一直有两种相互冲突的观点：一是认为，马克思主义与生态主义是可和解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有着生态关怀，他们的著作也可用于生态主义的目标；二是认为，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生产主义、物质主义和人类学中心主义，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张力。近年来，英国马克思主义者试图在自己的理论中纳入生态的视角。《社会主义纪实》（2007）专辑的题目就是《与自然和解》（COMING TO TERMS WITH NATURE），目的在于建立一个当代资本主义的生态—社会主义（eco-socialism）批判理论，并推动取向于生态的可持续性和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该书的编者认为，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存在着内在联系，撇开资本主义谈所谓生态灾难和撇开生态灾难谈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都是片面的，在今天，生态问题与资本主义已经深深地交织在一起了。资本竞争和积累既是生态危机的制造者，同时又依赖生态危机，因此，生态危机并不必然构成对资本主义的限制。生态问题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不同的政治制度为环境政策设定了可能的解决方式。他还认为，生态系统保护应该成为社会主义方案的一部分，“左派，为改善全世界人民大众生活水平而战，也必须为人类与自然的新的关系而战，应该形成新的民主的和参与的环境政策，并旗帜鲜明地与那些拥抱市场方式的当代环境主义者相区别”（11）。生态社会主义不仅是一个理想，而且具有政治策略意义，无产阶级的红色政治只有与生态主义的绿色政治结成联盟，才能推动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
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主义的内在必要性和规范的理解表明，社会主义虽然在苏东剧变后面临着更多的困难，然而，作为社会正义和人类解放的理想，社会主义并未失效，它仍然具有现实的必要性和内在合理性。
三、新帝国主义和左派政治坐标
新帝国主义是近年来英国马克思主义者讨论最热烈的问题之一，其中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的《新帝国主义》（2003）与艾伦·伍德的著作《资本的帝国》影响最大，《历史唯物主义》杂志2006年第4期对他们的理论进行了专题讨论。哈维的《新帝国主义》有三个主题：在国家与资本的关系上，他认为现代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capitalist imperialism），它“产生于权力的地域逻辑和资本主义的逻辑之间辩证关系。两个逻辑是不同的，因而绝不能相互还原，但它们又深深地交织在一起”（12）。在伊拉克战争的性质上，他认为美国之所以处心积虑地发动伊拉克战争是为了控制石油，对这一战略资源的控制可以弥补美帝国主义经济和政治力量衰落而陷入的力量的不足。在资本积累机制问题上，他认为“侵占式积累”（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是现阶段资本主义的重要特征，美国在全球强制推行私有化并不是要推行所谓民主和自由的普世价值，而是为了在过度积累危机的环境下为资本寻找出路。
与哈维的新帝国主义论相比，伍德的理论更接近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思路。在《资本的帝国》中，她认为资本主义的重要特征仍然是社会的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的分离，这一趋势并未改变。“资本主义剥削肯定需要政治的支持，但是，政治的逻辑已经被资本的社会关系所改变了。”（13） 以超经济的政治、司法手段来获取剩余价值是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但在资本主义社会相对自律的经济领域已经创造了新的统治形式，工人阶级所受的剥削和压迫在性质上是市场依赖的，因此，新帝国主义仍然是资本逻辑的延伸。帝国主义的问题不在于它未能积累足够的权力，而在于它如何与政治权力和地域疆界脱钩。“它不仅是一个资本主义特有的政治逻辑与积累逻辑的关系问题，而在新的政治逻辑本身。”（14） 也就是说，不能把帝国主义的逻辑加到资本主义的逻辑之上，而应该从资本逻辑中引出帝国的政治逻辑。
对哈维的新帝国主义论，艾希曼和卡利尼柯斯基本同意他的关于两个逻辑的区分和相互交织的观点，但对“侵占式积累”的普遍化观点持不同看法。他们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积累机制已经分化为商品化、再商品化和结构重组三种方式，并非所有的积累都是以超国家权力介入为条件的。（15） 关于资本主义是否陷入过度积累的危机，鲍勃·萨特克利夫认为，哈维夸大了当代资本主义过度积累危机的严重性。在他看来，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给世界资本主义提供了更大的市场，构成了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另一极。（16） 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生存和发展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竞争市场。
美国新帝国主义的出现不仅引发理论的争论，还引发西方左派内部的冲突。一般说来，左派认为美国入侵伊拉克、以色列侵占巴勒斯坦是为了维护石油安全和全球霸权的需要，但是，英国自由主义左派诺曼·格拉斯等人起草的《优斯顿宣言》对这一倾向进行了挑战。《优斯顿宣言》主要针对所谓激进左派的反美主义和反自由主义倾向，认为激进左派正走向自己的反面，背叛了曾经信奉的自由和民主价值，正从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走向拒绝国际主义，从反对美国军事外交政策走向反美主义，从反对以色列在黎巴嫩采取的行动走向反犹主义。《优斯顿宣言》试图确立一个“新—新左派”（New new-left）的立场，重建左派政治学与人类普世价值之间的积极联系，并把自己的纲领称为“新进步主义”。该纲领一方面批判新自由主义的全盘市场化倾向，另一方面又坚持资产阶级自由民主传统。该宣言的核心任务是要清除所谓在左派中普遍盛行的反美主义偏见。在它看来，对美国外交和军事政策失误的批判不能倒向反美主义，抹杀美国民主传统的价值以及它在推进全球自由民主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优斯顿宣言》在英国引起广泛争论。一部分人认为，“优斯顿团体思想上的新颖之处在于它把握了这一联系，而这一联系将支配21世纪的进步思想。只有健全的民主和公共领域才能使资本主义诚实而又真正富有活力”（17）。但在社会主义左派中，它受到了激烈的批评。卡利尼柯斯指出，该宣言表面上是要形成支持民主、人权、自由发展和新国际主义的“新民主进步联盟”，实际上是要为殖民主义以及美英入侵伊拉克辩护。作者指出，“布什政府所说的‘漫长的战争’已经成为世界政治的核心问题。我们确实需要形成一个新的民主和进步的左派，但是它必须建立在反对这场战争基础上”（18）。
《优斯顿宣言》的出现及其引发的争论表明，西方左派内部存在的矛盾和冲突已经显性化。面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和美国霸权，西方左派已经分裂为激进的革命派和温和的改良派，前者把马克思主义与反帝国主义、反资本主义统一起来，认为要实现人类的解放必须超越资本主义，后者把自己定位于资本主义自由民主传统内部的自我批判，强调对资本主义进行改良，使之更人道化。
四、《超越资本论》及其争论
2006年，英国马克思主义学界的一个重要话题是马克思的《资本论》。麦克·罗伯威兹的著作《超越资本论：马克思的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引起了广泛的讨论。罗伯威兹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不论在逻辑的自洽性和经验事实的正确性上都存在着缺陷，因为它把对资本的批判等同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因而，从《资本论》出发研究资本主义是不全面的。罗伯威兹虽然意识到，马克思本人并不认为《资本论》就是他的资本主义理论，根据马克思自己的设想，资本主义的研究将由六部书组成，正如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导言中所说，“我将按这个秩序考察资本主义经济：资本、地产、工资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19），遗憾的是，马克思生前只出版了《资本论》，但是，罗伯威兹仍然认为，《资本论》有两大缺陷：一是把无产阶级的解放等同于全人类的解放，二是把资本主义的灭亡理解为资本内在矛盾的必然结果。事实上，离开工人阶级与资本阶级之间的斗争，资本主义灭亡问题是无法解决的，因而资本的政治经济学需要一个劳动的政治经济学来补充。罗伯威兹指出，《资本论》的研究方法有内在缺陷，从一切具体的劳动和资本关系中抽象出资本的一般规律，“无法充分地把握具体的总体性。因为它提供的是客观的经济规律、决定论、经济主义和与现实的社会运动没有多少关系的片面的概念”（20）。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罗伯威兹对《资本论》的批评不是为了否定马克思主义，而是要完善马克思主义。但是，他的观点是片面的。正如克里斯托夫·阿瑟在《资本主义的内在总体性》中所指出的，马克思的研究方法既不是经验主义的，也不是思辨哲学的，而是辩证的总体性方法。马克思在《大纲》中提出的方案既涉及资本主义的结构矛盾，也包括了社会阶级关系的分析，因而不是片面的“资本”政治经济学。不仅如此，马克思把资本论作为核心地是正确的，“相对于工资劳动和土地财产，资本具有核心重要性，这意味着那两本未写的书是对资本论的补充，而不是它的替代”（21）。显然，阿瑟的观点是公允和正确的，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中，资本问题是核心。在这个意义上，《资本论》不仅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巨著，也是整个马克思思想皇冠上的一颗耀眼的明珠。
〔本文受教育部重大攻关课题（04JZD00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项目（05JJD710126）资助。〕
（原载《学术月刊》2007年11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