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越来越被生态危机所困扰，人们都把消除生态危机、构建生态文明视为当今世界所面临的最大的难题。人们深知，如果当今人类不能跨过这个坎，那么人类的前景将是一片暗淡，有天无日。问题在于，我们究竟在什么样的理论指导下去消除生态危机、构建生态文明？我们究竟应到哪里去寻找消除生态危机、构建生态文明的理论依据？目前所流行的各种“绿色”理论，由于把现代性、科学技术和自然的退化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不是把资本主义而是把现代性本身作为解决环境问题的关键，由于崇尚一种带有浓厚的怀旧和悲观色彩的“环境主义”，从而日益被人们所摒弃和不齿。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西方左翼学者，特别是西方的一些“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富有说服力地向人们表明：当今人类消除生态危机、构建生态文明的理论依据存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之中，马克思的生态理论完全有资格成为指引当今人类消除生态危机、构建生态文明的旗帜。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的一个重要方面就体现在指导人们消除生态危机、构建生态文明的价值上。在这些西方左翼学者和“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美国俄勒冈州大学社会学教授、《每月评论》杂志主编J·B·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是其杰出的代表。本文对他的相关理论加以评述。
一
诚如福斯特所指出的，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在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中并不包含生态理论，因此，马克思主义对于人类社会的变革可能具有指导意义，但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变革，则非但不具正面的积极意义，反而还有强烈的消极作用。持这种观点的人既有西方激进的生态主义者和绿色运动的理论家，也有一些号称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人。
福斯特也注意到，最近几年，国际学术界对马克思思想体系中究竟有没有生态理论的看法似乎有了某种改变，这主要表现在“很多即使原先最苛刻地批评马克思的人，近时均不得不承认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包含着值得注意的生态思想”。[1][1](P9)他引用意大利物理学家M·奎尼的话来说明这一点，早在现代资产阶级生态意识产生之前，马克思“就已开始谴责对自然的侵犯行为”。[2](P9)但在福斯特看来，目前国际学术界对马克思生态理论的认可是非常肤浅和零碎的，并没有系统和深刻地把握其根本。
他把目前国际学术界对马克思生态理论的认识归纳为以下六种有着内在逻辑联系的观点：(1)马克思思想体系中的生态思想与其著作的主体思想没有系统性的关联，它们只是作为“说明性旁白”出现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因此完全可以忽略。(2)马克思的生态思想只是出现于他的早期著作中，在其后期著作中很少提及。(3)从根本上看，马克思没有解决对自然的掠夺问题，没有将其生态思想融入其价值理论之中，最终还是持崇尚技术、反生态的“普罗米修主义”的观点。(4)作为这种“普罗米修主义”的观点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技术和经济进步完全可以解决生态限制的问题，而作为“生产者联合体”的未来理想社会的主要标志是物质的极大丰富，按照马克思的思想逻辑，人类根本用不到“用一种认真的态度”“面对稀有资源的分配问题”，也根本用不到提出什么“具有生态意识的社会主义”。(5)马克思对自然科学或者技术对环境究竟会带来什么影响是不感兴趣的，他根本就不具备研究生态问题所必需的自然科学基础。(6)马克思实际上是个“物种主义者”(speciesist)，也就是说，他要把人类与动物彻底分开，并视前者优于后者。[3](P9-10)
福斯特当然不同意所有这些关于马克思生态思想的论点。他说他要对所有这些论点进行“坚决的批判”。他针锋相对地指出：“马克思的世界观是一种深刻的、系统的生态世界观。”[4](PⅧ)所谓“深刻的”，就是抓住了事物的根本，从根本上回答和解决了当今人类所面临的生态问题；所谓“系统的”，就是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是对生态问题的全面的论述。正因为马克思的生态理论是深刻而系统的，所以马克思的生态理论可以现成地拿来作为当今人类构建生态文明的指导思想。在一次接受采访时，当有人向福斯特指出，他的这一看法是否与“现在普遍流行的涉及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某些假定”相冲突时，他明确地回答说：“是的，我的著作与对马克思的这种理解相反。”他反复强调：“马克思实际上对如何调整我们与自然界的关系，对环境进程如何与社会发展和社会关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提供了大量的见解。”[5]
基于对马克思思想的这样一个基本判断，他不同意一些生态社会主义者所提出的要把目前西方流行的绿色理论与马克思的生态理论嫁接在一起的设想。在福斯特看来，马克思的生态理论无需这些绿色理论来补充和完善，因为它本身已十分完美。再说，把两种本来就存在着极大差异的东西“嫁接”在一起，是不会产生“现在所需要的有机合成物的”。福斯特引用培根在《新工具》中的一段话来论证自己的观点：“若期待用在旧事物上加添和移接一些新事物的做法来在科学中取得什么巨大的进步，这是无聊的空想。我们若是不愿意兜圈子而仅有极微小的进步，我们就必须从基础上重新开始。”[6](PⅧ)与此同时，他更不同意一些人所提出的将马克思主义加以“绿化”的观点，似乎在马克思那里本来并没有什么生态理论，从而需要对马克思主义加以改造，使它变为与生态不相冲突。福斯特强调，在马克思主义中隐含着深刻的生态理论，马克思不但对人类与自然的异化进行过系统的批判，而且对如何超越这种异化做出过富有成效的探索，其本来就是一种有着丰富的绿色内容的“红色理论”，再对她进行“绿色化”的改造则是对其的伤害。
二
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中包含着深刻的、系统的生态理论，但这一理论还只是潜存于马克思的著作之中，尚没有被人们挖掘出来。对广大人民群众来说，这一理论还只是“一个没有被认识到的灵感源泉”。[7]这就是福斯特对马克思生态理论现状的认识，也是他致力于研究这一理论的主要缘由之所在。他对自己定下的使命就是“重新构造马克思的生态理论”。[8](P10)
在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中明明包含着深刻的、系统的生态理论，可为什么人们偏偏无视它的存在，不去挖掘它，更不用说运用它来指导当今生态文明的建设？这正是福斯特所着重思考的问题。在他看来，要真正把握马克思的生态理论以及这一理论的价值，必须具备两个基本前提：其一，对目前人类所面临的生态危机的实质与根源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其二，对马克思思想体系的宗旨与本质也要有确当的理解。如果对前者缺乏正确的认识，那么即使马克思的生态理论清清楚楚地存在着，也会把这一理论视为是反生态的，用一种颠倒黑白的眼光来看待马克思的相关理论；而倘若对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不能确当地理解，那么即使对当前生态危机的看法是正确的，也不能从马克思的著作中吸取有益的东西。
在福斯特看来，马克思主义的悲哀，实际上也是整个人类的悲哀就在于：一些人由于不能对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做出正确判断，从而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理论的价值视而不见；另一些人即使对生态危机的根源有些正确的认识，却因为曲解了马克思主义从而也不可能发现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理论之存在。下面我们就看看福斯特对此所做出的具体分析。
福斯特所说的由于错误认识生态危机的实质与根源从而导致贬低甚至歪曲马克思的生态理论的，主要是指一些激进的生态主义者。他指出，在当代绿色理论内部已经出现了一种很强烈的倾向，这种倾向将生态退化的整个过程都归结于弗兰西斯·培根所开创的科学革命。弗兰西斯·培根被认为是“支配自然”观念的始作俑者。而正是这种“支配自然”的观念滋生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恶习，从而带来了至今人类所挥之不去的生态危机。福斯特这样说道：“今天人们常常作这样的设想，要想成为‘生态主义者’，就意味着应以一种高度精神化和唯心主义的方式来对待自然，应当放弃据说是被科学和启蒙运动业已证明了的那种对待自然的工具性的、还原性的敌对态度。从而作为一名环境主义者就意味着与‘人类中心主义’决裂，培育对自然内在价值的精神意识，甚至如有可能应当将自然置于人类之上。”[9]这些生态主义者实际上认为当今人类所面临的生态危机是科学技术、现代工业文明、现代性、唯物主义、启蒙运动所带来的，因此，这场危机就是科学技术、工业文明、现代性、唯物主义、启蒙本身的危机。“这样，从17世纪直至20世纪的几乎所有的思想家，只有极少数的诗人、艺术家和文艺评论家可排除在外，均以反对生态价值和神化发展与进步的罪名而遭到谴责。”[10](P11-12)马克思当然也属这些思想家之列。在这些生态主义者看来，马克思的思想体系无疑继承了启蒙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是一种唯物主义哲学，崇尚科学与进步是马克思思想的核心，从而马克思与其他启蒙思想家一样是反生态的。
福斯特通过上述分析得出结论，把生态危机与科学和唯物主义联系在一起，是这些生态主义者把马克思说成是反生态的思想家的主要原因。他指出：“不能充分认识马克思贡献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这样一种与日俱增的倾向：它把对生态价值以及生态形式的理解建立在与科学和唯物主义根本对立的基础之上。”[11]这里，最关键的在于：一是指责马克思崇尚科学技术。“马克思之所以遭受攻击，就在于他被假设为技术的‘普罗米修主义’”，即使马克思也曾强烈地反对这样的“普罗米修主义”。二是批判马克思的唯物主义。马克思的唯物主义遭到最根本的责难，“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被说成是业已导致他强调一种类似于‘培根式的’支配自然和发展经济的思想，而不是维护生态价值”。[12](P10)
福斯特正确地指出，只要这些生态主义者简单地把生态问题归结为一个价值问题，而无视人类和自然之间不断进行的物质关系这个更加困难的问题，那么他们就永远发现不了马克思思想的生态价值。
福斯特所说的即使不把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于科学、唯物主义、现代性、启蒙本身，但由于不能正确地把握马克思思想的本质，从而还是不能揭示出马克思思想中存在深刻的生态观点的，则主要指的是那些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思想家。他指出，马克思确实将一般的唯物主义转变成了实践的唯物主义，但“马克思在将唯物主义转变为实践的唯物主义的过程中，从来不曾放弃过对属于本体论和认识论范畴的唯物主义，即唯物主义自然观的总体责任”。[13](P6)福斯特强调，不能因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是一种实践的唯物主义，就无视马克思依然持有属于“实在论”的本体论的观点，即依然坚持外在的物理世界相对于思维的独立存在。马克思在社会历史领域确实针对唯心主义将实在归结为先天的观念和抽象的文化概念，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而进行这种斗争的强大思想武器是历史唯物主义，但须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并没有否认“物质存在的自然一物理方面”而使自己的唯物主义的内容完全被掏空。如果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不包含唯物主义的内容，那么其在社会历史领域对唯心主义的批判也会变得毫无力量。
在对这一点做出论述以后，福斯特进一步指出，非常遗憾，在当今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流行的倾向，是在强调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唯物主义和历史的唯物主义的同时，却把马克思主义的作为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唯物主义的本性也消解掉了。他们“都逐渐拒绝了实在论和唯物主义，而把人类社会看做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人类社会关系的总和”。他认为，在马克思主义中，“这代表着向唯心主义方向的一种转变”。[14](P8)由于有了这样一种转变，在马克思主义当中，好像只有恩格斯，而不是马克思，才持有唯物主义的自然观。福斯特强调，他们这样做所带来的“马克思主义的悲剧性的后果”就在于，“唯物主义观越来越成为抽象的、实际上根本没有什么意义的名词概念”，“仅仅是一个‘语言的范畴’”，或者说仅仅停留在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一比喻紧密联系在一起。[15](P8)而马克思主义在被说成与唯物主义无缘的同时，马克思主义也逐渐远离了自然科学。而事实上，在马克思主义那里，唯物主义与自然科学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始终持这样的观点，“如果一门自然科学要完全成为科学的，那它务必是唯物主义的”。[16](P9)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在阐述自己的唯物主义观点的同时，一生呕心沥血，不懈地与自然科学的发展保持一致。福斯特提请人们注意，在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之中，非常流行的看法是只有恩格斯才是这样的，而这与马克思无关。他强调，“这种观点是错误的”。[17](P9)
在福斯特看来，任何一种学说只要与唯物主义无缘、远离自然科学，就不可能在生态保护、人与自然关系建设方面有所作为，马克思主义一旦遭到这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唯心主义化和反自然科学化，其生态理论的光辉也就隐而不见了。
三
福斯特明确地指出，他所说的上述第二类人中当然也包括以卢卡奇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在内。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除了结构主义传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尽管也反对把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这一“简单的”比喻，但事实上由于他们缺少一种“彻底和全面的唯物主义”，从而最后就不可避免地“依赖”这一比喻。他指出，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根本就不了解作为一种“彻底和全面的唯物主义”的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只有把它与现实的自然、物理条件，与感觉领域，因此，事实上也与更大范围的自然界联系在一起”，“这才有可能产生”。[18](P9)
在他看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在把马克思主义唯心主义化、反自然科学化方面一点也不逊色于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们所开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这股思潮即使在为马克思主义“正名”等方面做出过不朽的贡献，但在抹杀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本性方面犯下了严重的错误从而也造成了严重的恶果。这样，我们就看到了这样一种现象，当今的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在生态危机的根源等问题上与生态中心主义者等严重对立，坚持反对把科学技术、唯物主义、现代性等直接视为生态文明的敌人，但在他们进行这种论述时却常常苦于在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找不到直接的根据。实际上，并不是在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压根就不存在这样的根据，而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已遭到他们的曲解，从而使他们根本无法认识这些根据之所在。
福斯特自我检讨说，自己之所以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也没有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存在着极有当代价值的生态观点，主要原因就在于自己一直追随卢卡奇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观基本上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他这样说道：“我多年所学习的马克思主义，成了我探索生态唯物主义的障碍。我的哲学基础一直是黑格尔和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挑战，这种挑战最早见之于在20世纪20年代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的著作中，之后一直延伸至法兰克福学派和新‘左派’。”[19](PⅦ)“西方马克思主义”一直致力于批判把马克思主义实证主义化的倾向，而他们进行这种批判的有力手段就是将马克思主义黑格尔主义化。所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一种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福斯特承认自己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种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这种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有时又称为实践的唯物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又同各种“历史文化”理论混合在一起，显然，在这样一种“混合物”中，“似乎并没有为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探讨自然和自然—物理科学问题留下什么空间”。
福斯特回顾了自己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反复强调自己原先所知道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就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这种唯物主义涉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以及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对黑格尔的挑战，但它却忽略了哲学和科学当中的范围更为广阔的唯物主义和历史”。卡卢奇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给予自己的教育使自己无视这样一个最基本的事实：马克思一直是个唯物主义者，而他的生态观正是来源于他的唯物主义。他这样说道，“卢卡奇和葛兰西的理论遗产”“已经成为自己思维方式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正是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否认了辩证的思维方式运用到自然的可能性”。[20](PⅦ)而要真正揭示马克思的生态观点的价值，真正把马克思的辩证思维方式运用于分析人与自然的关系，必须摆脱“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遗产，走出卢卡奇、葛兰西等人的思维方式。福斯特自认为在一些围绕在《每月评论》杂志周围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影响下，已经摆脱了这样一种思维方式，而当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意识出现在自己的脑际之时，自己也清楚地看到了马克思主义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内在联系，看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存在着活生生的生态观点。
福斯特在一次与人交谈中强调，实际上马克思对规范我们与自然界的关系，对环境进程和社会发展、社会关系密切联系的方式提供了深刻的见解。一些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之所以认识不到这一点，关键就在于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理解发生了偏差。在他看来，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并没有沿着正确的方向去追随马克思、理解马克思，从而也就使马克思的生态思想的核心被丢失了。
福斯特特别提到了两个方面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一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反实证论时常常表现出对科学的完全忽视或敌视的态度”；二是来自苏联的“辩证唯物主义”者“完全持实证主义的态度”，将理论“完全建立在一种盲目崇拜的和扭曲的科学观念的基础之上”。前者是一种“完全拒绝科学的经院式的和人道主义的传统”，而后者是一种“没有给人类留下空间的机械性的科学”。这两种从两个相反方向上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都不可能揭示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所包含的生态观点的价值。福斯特这样说道：“我们需要的是理性的唯物主义，这种唯物主义既可以正确地解决生态问题，又可以将对生态危机的关注和对可持续发展的需求融入其经济理论的视野”，而“马克思是最先为这种类型的唯物主义制定原则的思想家”。[21]
四
福斯特在揭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理论的过程中还特别指出，要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理论必须追踪马克思的思想历程，而在进行这一追踪时，尤其重要的是必须搞清楚马克思与伊壁鸠鲁、达尔文、李比希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必须搞清楚这三个人对马克思的深刻影响。如果无视甚至抹杀这三个人对马克思的影响，就无从认识马克思思想的唯物主义的本质，当然也无从知晓马克思思想中所包含着的深刻的生态观点。
福斯特把马克思早期关于伊壁鸠
福斯特在这里指出了马克思在受到了伊壁鸠鲁的“非还原论和非宿命论的唯物主义”的影响的同时，也接受了伊壁鸠鲁的“物质守恒定律”以及“自然界是没有等级秩序的，在人类和其他动物之间没有绝对的不可逾越的鸿沟”的观点，正是这些构成了马克思的生态理论的基础。在福斯特看来，研究马克思的生态理论，最主要的是应了解马克思吸收、发展并改造了“伊壁鸠鲁关于唯物主义和自由思想的传统”，因为“这些唯物主义和自由思想对于现代科学和生态思想的兴起是不可或缺的”。他认为，一般说来，作为一种“复杂世界观的理性的唯物主义”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本体的唯物主义，即强调社会存在对物理存在的单方面的依赖；其二，认识论的唯物主义，即强调科学研究对象的独立存在；其三，实践唯物主义，即强调人类的变革力量在社会形态变革和再生产过程中的本质作用。许多人都认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主要是“实践唯物主义”，而只要研究一下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形成过程，特别是研究一下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与伊壁鸠鲁的内在联系，就不难知道马克思是在“更普遍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和科学观中”来论述他的实践唯物主义的，马克思在论述实践唯物主义的同时，“既接受了‘本体论的唯物主义’，也接受了‘认识论的唯物主义’”，“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这样一种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在追求科学的过程中是必不可少的”。[23](P2)
当然，福斯特也不否认伊壁鸠鲁的唯物主义是一种“直观的唯物主义”，也不否认马克思在面对这种“直观的唯物主义”时，用“黑格尔哲学中的辩证法的积极因素”对这种唯物主义进行了改造，即把这种唯物主义改造成实践唯物主义。但他所强调的是，只要认真地研究一下马克思与伊壁鸠鲁的真实联系，就会发现马克思所创立的实践唯物主义“从来没有同他思想中固有的那种深刻的唯物主义自然观相分离”。[24](P15)他认为，正是这一点，给“马克思的著作带来了超乎寻常的理论力量”，特别是在反对生态危机、建设生态文明中的超乎寻常的理论力量。
福斯特认为达尔文的自然哲学与马克思的自然哲学在反目的论的传统上具有同根性，它们都可以追溯到伊壁鸠鲁哲学。马克思深刻地洞察到，“达尔文对自然的进化论解释来源于他那种固有的、不妥协的唯物主义”，它同时也“代表了目的论的终结”。[25](P14)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达尔文的进化论既视为“自然科学的基础”，也看做是“生态理论的基础”。另外，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达尔文主义者关于物种起源和人类进化的大量著作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们的至理名言“劳动在人类进化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正是在此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达尔文曾把动植物不同器官的进化比作不同工具的进化，而马克思则把人体器官称为可以与“人类的技术”相比的“自然的技术”。马克思正是运用达尔文的比喻来解释自然和人类技术的发展，把自然技术的进化过程比作动植物器官的进化过程。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资本论》中都曾表达过这样的思想：工具连同因工具而拓展的自然界都成为人类的“无机的身体”。而这一思想显然是受到了达尔文的影响。
在福斯特看来，马克思关于反目的论的观点、关于人与其他生物、自然界相互关系的观点、关于人类进化的观点，都是其生态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倘若不研究马克思与达尔文的相互关系，就无从把握马克思生态理论的这些重要方面。
福斯特认为，当今进行生态文明建设，最大的难题莫过于如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而索解这一难题的答案就在马克思通过对达尔文进化论的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中。他强调，按照马克思，也按照达尔文的学说，人类对自然的关系是“长期的自然选择的结果”。他认为，当今人们常说生态学有四条“非正式规划”：(1)万物皆有联系；(2)万物皆在归属之地；(3)自然知晓最多；(4)“无”无以产生“有”。在这四条规则中，前两条和最后一条是伊壁鸠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而第三条则可以归属于达尔文主义。这一条看起来好像是目的论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可以把“自然知晓得最多”理解成“进化知晓得最多”。根据这一规则，“我们在进行各种从根本上改变生态的过程中就应当万分谨慎小心，应当明白：倘若我们把新的合成的化学品而不是经过长期进化的物品引入环境之中，那么我们就是在玩火”。[26](P15)在福斯特看来，所有这四条规则在马克思的生态理论中都可以初见端倪，而显然包含在马克思生态理论中的这些规则不但来源于伊壁鸠鲁，而且也与达尔文主义有着内在联系。基于这样一种基本判断，他强调，当今研究生态理论首先要研究马克思的生态理论，而研究马克思的生态理论必须紧紧围绕着19世纪两位最伟大的唯物主义者达尔文和马克思之间的相互关系来展开。如果我们确实想探索一种“对于我们今天来说具有重大意义的革命性的生态观”，而这种生态观务必“将社会变革与人和自然相互关系的变革联系在一起”，我们必须这样去做。他说，马克思通过对达尔文的进化论的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清楚地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生态和进化问题都有自己深刻而独到的见解，这对于我们理解社会和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在马克思的这些成果中，“存在着不妥协的唯物主义，既包括突发性和偶然性概念，也包括其核心的辩证法思想。”[27]
他指出，在研究马克思的生态理论时千万不能忽视马克思那个时代的主要的农业化学家尤斯图斯·冯·李比希(Justus von Liebig)对他的影响。李比希所论述的生态和资本主义工业化农业之间的矛盾构成了马克思生态理论的出发点。李比希所提出的“新陈代谢”的概念成了马克思生态理论的核心概念。他说：“马克思在对19世纪资本主义农业危机进行反思时，采用了包括李比希在内的生态学家和化学家所引入的代谢概念，并将其应用于社会关系之中。”[28]由于马克思从李比希那里吸收了新陈代谢这个概念，从而使他明确地把劳动过程定义为人与自然的新陈代谢性的相互作用，并进而揭示出在相互依赖的社会新陈代谢的过程中存在着不可避免的断裂，导致土壤再生产的必需条件不断被切断，从而打破了新陈代谢的循环。马克思按照李比希关于资本主义工业化农业与生态之间矛盾的理论，合乎逻辑地得出结论，新陈代谢的断裂就是生态危机，而这种断裂和危机都根源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至于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作中所探讨的如何从新陈代谢的断裂演变为新陈代谢的恢复，实际上是在向人类指明摆脱生态危机的道路。马克思从李比希的理论进一步引申出：“要在自然界必然领域获取自由，只有在下述情形下才有可能：社会化的人，相互关联着的生产者，理性地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将其置于他们集团的控制下，并用最少的能量来实现它。”[29]而这意味着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马克思的最终结论是：“解决资本主义生态破坏的唯一出路就是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达到新陈代谢的恢复。可这要求与资本主义的利润逻辑彻底决裂。”[30]
在一次演讲中，福斯特富有感情地说道：“我是在研究李比希与马克思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时候，才强烈感受到马克思对生态问题独特而深邃的见解的。”[31]
他提出马克思关于生态问题的以下八个方面有着内在联系的论点都是在李比希的影响下形成的：(1)资本主义在人类和地球的新陈代谢关系中催生出“无法修补的断裂”，而地球原是大自然赋予人类的永久性生产条件；(2)这就要求新陈代谢的“系统性恢复”成为“社会生产的固有法则”；(3)然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大规模农业和远程贸易加剧并扩展了这种新陈代谢的断裂；(4)对土壤养分的浪费反映在城市的污染和排放物上；(5)大规模的工业和机械化农业共同参与了对农业的破坏；(6)所有这一切都是城乡对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写照；(7)理性的农业需要独立的小农业主或者联合而成的大生产商自主经营其生产活动，这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根本不可能的；(8)现状需要对人类和地球之间的新陈代谢关系进行规整，从而指向超越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32]在这八个方面的观点中，既隐含着马克思对生态危机的根源和实质的看法，又显示了马克思对如何走出这一危机的道路的设计。福斯特认为，没有对李比希著作的系统研究，马克思不可能具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中的“新陈代谢断裂”这个概念，从而也就没有对自然异化的深刻分析，当然也不可能就生态问题提出这些系统的观点。
五
上面我们对福斯特的关于马克思的生态理论的若干观点进行了评述。福斯特对马克思的生态理论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研究，他的理论成果远不至上面这些，而且他本人正处于年富力强阶段，他就这一问题还在不断地推出新的研究成果。我们打算一方面跟踪他的相关研究，另一方面在这过程中对他的理论成果的其他方面进行更深入的探讨。这里我们要说的是，就上面所评述的这些内容而言，我们已深深地领教了他的理论成果的鞭辟入里和洞见。他的理论成果已对我们产生了震撼人心、百感交集的效果。
我们认为，上面所评说的他的有关马克思的生态理论的观点，在下面这些方面给予我们以深刻的启示：
第一，当今人类要摆脱生态危机，建设生态文明，必须有正确的理论导引。这一理论只能是马克思主义。尽管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理论尚没有被人们充分地认识到，在某种意义上说，她只是解决生态问题的“潜在的灵感源泉”，但是我们千万不能低估她的价值和意义。人类能否最后走出生态困境、获取美好的前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真正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自己解决生态问题的旗帜，而与此相对应，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生命力也主要视其能否在指导人们解决生态问题上发挥自己的功能。
第二，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明明包含着深刻的生态观点，但人们往往视而不见。这既有错误地认识生态危机的原因，即把生态危机视为是由唯物主义、科学技术、现代性本身带来的，更有错误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缘由，即把马克思主义唯心主义化和反自然科学化。要真正地挖掘和展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所隐含的生态观点，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正确地把握产生生态危机的根源和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
第三，以卢卡奇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妨碍人们挖掘和展现马克思的生态观点方面，负有不可推托的责任。尽管他们在反对将马克思主义实证主义化方面做出过贡献，但与此同时，他们在马克思主义内部又开创了将马克思主义黑格尔主义化的先河。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影响了整整一代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归结为一种实践的唯物主义，而与此同时又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本体论意义上和认识论意义上的唯物主义，掏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的内容，就是这种影响所带来的一个严重理论后果。因此，有必要重新评价由卢卡奇等人所开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作用。
第四，要真正把隐含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生态观点挖掘出来，关键在于重新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本性。马克思主义在解决生态问题上的巨大潜力就在于她所依赖的社会理论属于唯物主义。马克思的生态观点直接建立在他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基础之上。马克思的生态世界观与他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历史观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如果撇开了后者，就无从索解前者。
第五，马克思的生态观点是在总结和吸收前人以及同时代人的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其中伊壁鸠鲁、达尔文以及李比希三人对马克思生态观点的形成产生了重大作用。因此，研究马克思的生态观点必须从研究马克思同这三个人的关系入手。要通过研究马克思与伊壁鸠鲁的真实联系，来发现马克思所创立的实践唯物主义“从来没有同他思想中固有的那种深刻的唯物主义自然观相分离”。要通过研究马克思与达尔文的真实联系，来发现马克思是如何确立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的。要通过研究马克思与李比希的真实联系，来发现马克思是如何通过“新陈代谢断裂”这一概念来揭示生态危机的实质的。
第六，马克思的生态观点的核心是说明不能离开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来观察生态问题，而必须透过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来揭示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只要资本主义的利润至上原则仍在起着支配作用，解决生态问题就是一种空想。人类正在面临严酷的选择：或者忠实地服务于“利润和生产”这个上帝，忍受日益失控的生态和社会危机；或者拒绝“利润和生产”这个上帝，而朝向自然和人类社会和谐地共同进化。解决生态问题的最终出路就是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为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原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年05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