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奉马克思学说的人通常被称为马克思主义者，而马克思主义者有许许多多。在马克思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对马克思也会存有不尽相同的理解。正因如此，一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内部才充满了激烈的争论甚至残酷的斗争。那些自以为对马克思的理解是正确的、正宗的、因而也更符合马克思之“原道”的人，通常会以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而自居。但是，何为正统马克思主义？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却极易引起争议。一如卢卡奇在《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一文中所言，“这个本来很简单的问题，无论是在无产阶级圈子中还是在资产阶级圈子中都已成为反复讨论的对象……甚至在‘社会主义’营垒中，对于哪些论点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哪些观点可以‘允许’批评甚至抛弃而不致丧失被看作‘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权利，看法也很不一致”[1]（P47）。
曾经信奉马克思的学说而后却要抛开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主要观点的人，通常被归入后马克思主义者的行列。后马克思主义者也有许许多多并且越来越多。在后马克思主义者与后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对“后马克思主义”也会有不同的定位。正因如此，几十年来，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概念一直“以一种不太精确和规范的方式被使用着”[2]；而后马克思主者也从来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学派。如果说，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分歧主要在于将马克思主义的哪些部分或哪些观点作为最本质的东西加以坚持，而后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主要分歧却在于将马克思主义的哪些部分或哪些观点作为“本质主义”的东西加以抛弃。在马克思主义者那里有一个坚持什么、坚持多少的问题；而在后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则有一个抛弃什么、抛弃多少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者那里，把马克思的所有东西全盘接受下来并持之不放的人，通常不仅会被尊奉为典型的马克思主义者，还往往被“报以冷嘲热讽”（卢卡奇语）并极有可能指称为教条主义者。同样，在后马克思主义者那里，把马克思主义的所有东西一应抛弃、毫不保留的人，也不会被当作典型的后马克思主义者来看待。比如，法国的卡斯托里亚迪斯、利奥塔、福柯、德勒兹、鲍德里亚等通常都被称为后马克思主义者，但由于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完全抛弃了并且他们自己也不再把离开马克思主义之后的思想探索重新与马克思主义关联起来，所以西方学者一般并不把他们当作“标准”的后马克思主义者看待。
在西方世界，早已被公认可以作为“范型”的后马克思主义，是拉克劳与莫菲（说明：以下二者并提时简称为拉莫）的后马克思主义规划。所以如此，大致是因为：其一，拉莫原来是传统马克思主义者，而后又把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范畴基本上抛弃殆尽；其二，拉莫声称他们并没有完全拒斥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所有资源，对于传统马克思主义，他们留下的东西确实很少很少，但是，他们认为他们还是留下了应该留的、值得留的东西；其三，拉莫自己宣称自己是后马克思主义者，并且始终坚持不渝地认为自己的后马克思主义规划仍具有马克思主义性质。对于一般的后马克思主义者而言，仍把他叫马克思主义者，叫的人可能感到拐扭，被叫的人也可能极不乐意；而拉莫作为后马克思主义确实有点不同一般：他们是自己心甘情愿地公开宣布自己要做后马克思主义者的，而别人也都认为他们确实是后马克思主义者，可是，拉莫自己又不承认他们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更不认为他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断言后马克思主义者是非马克思主义者并不让人感到奇怪，而说后马克思主义者是马克思主义者就有点奇怪了！正是由于这种“奇怪”，拉莫的后马克思主义才最有争议。本文的中心任务就是试图探讨这么一个问题：拉莫的后马克思主义既然是后马克思主义，那么他们为什么一再坚称自己还是马克思主义者？质言之，拉莫的后马克思主义在何种意义上是马克思主义？
一
不容置疑的是，拉莫对传统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大舍大弃”。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一书中，拉莫宣称他们“通过缩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谮妄及有效性范围”从而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根深蒂固的某些东西——即以它的范畴来把握宏大历史的本质或根本意义的强烈的一元论渴望——发生了决裂”[3]（P4）。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根深蒂固”的东西决裂，当然不是无关痛痒的微小裂隙，而是一种严重的大断裂。拉莫本人也从不隐讳这一点。他们公开声明“已经不再可能坚持马克思主义所阐述的主体性和阶级概念，也不可能再维持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的看法，自然也更不可能再抱有关于共产主义是没有对抗性的透明社会的观念”[3]（P4）。拉克劳不仅与马克思主义的这些鲜明的政治观点发生了决裂，而且也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前提和基本原理发生了决裂——他们明确地反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反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反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此等等。正因为拉莫抛弃的东西太多了，所以称他们为修正主义也似乎有些不恰当——他们不是在那里修修补补，而是疯狂地抛弃！
英国学者汤申德（Jules Townshend）认为，所谓后马克思主义也就是“后学”与“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搭配组合——如果其中“马克思主义”成分较多，则称之为“强的后马克思主义（strong Post-Marxism）”；如果其中“马克思主义”成份比“后学”元素少，则称之为“弱的后马克思主义（weak Post-Marxism）”[4]。如果按照汤申德的分法，拉莫的后马克思主义当属于“弱的后马克思主义”之列，但称之为“特弱型”的后马克思主义似乎更为合适，因为拉莫声称他们已把马克思主义中本质主义的、基础主义的、中心主义的东西全部清除，而除了这些被清除的东西之外，所剩似乎寥寥无几。
但是，按照拉莫观点，抛弃马克思主义的某些东西、告别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观点，并不一定就意味着是背离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从来不要求他们的信奉者把他们的所有观点作为万古不变的信条加以墨守。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如果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观点和结论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不仅不是“指南”，反而成为激进革命行动的障碍，那么就必须坚决予以破除。马克思从来没有明确地断言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不发达的落后社会可以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但列宁这么做了，列宁这么做的时候，曾经遭到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包括第二国际的正统派）的反对；列宁也从来没有说无产阶级革命可以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但毛泽东这么做了，毛泽东一开始这么做的时候，也曾遭到中国的当时“标准的”布尔什维克的反对；毛泽东从来没有把市场经济看作社会主义的内在成分，而邓小平这样做了，邓小平这样做的时候，也曾受到了很多的非议。列宁、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做法与马克思的说法在表面上是不一致的，但是，我们绝不能由此断定列宁、毛泽东和邓小平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既然全听全信式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可能并不是一个令人称道的马克思主义者，既然抛弃马克思主义那些不适合时代发展的个别结论可能仍不失为一个令人尊敬的马克思主义者，那么人们又有什么理由苛责拉莫对马克思主义部分内容的抛弃呢？也许有人会说：拉莫怎么能与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相提并论呢？列宁、毛泽东和邓小平虽在部分观点上超越了马克思，但他们从来没有抛弃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东西；而拉莫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都抛开了，还有什么资格再称为马克思主义者？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几乎没有了马克思主义却还喋喋不休地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这不是既无耻又矛盾吗？不只是我们中国学者有这些感觉，早在20年前西方一些学者就已经痛斥拉莫的这种“游戏伎俩”。《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甫一面世，艾伦·伍德（Ellen Meiksins Wood）就指责拉莫“等于同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工人阶级——也就是实际上可以称之为社会主义的东西作了最后的告别”[5]，就像戴维森（Alastair Davidson）所言，伍德分明是把拉莫当作“叛徒与工贼”来打的[6]。而诺曼·杰拉斯（Norman Geras）更是与拉莫在《新左派评论》杂志上进行了充满讽刺与辱骂的冗长辩论，在杰拉斯看来，拉莫的理论规划已不在马克思主义之内，他们不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地地道道的非马克思主义者[7]。然而，面对西方老左派的言辞激烈的攻击，拉莫不仅毫不退让，反而更加坚定地申言他们没有什么过错，也无须认错！在《无须认错的后马克思主义》一文的末尾，拉莫这样写道：“我们相信，通过明确地把我们自己定位于后马克思主义领域，我们不仅澄清了当代社会斗争的意义，而且也赋予了马克思主义以理论尊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尊严只能来自于对它的局限性和历史性的认识。只有承认它的局限性和历史性，马克思的著作才能在我们的思想传统与政治文化中常在常新”[8]（P135）。
显然，依拉莫之见，抛开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具有局限性的东西非但没有错，反而是在以“超越”的方式维护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尊严！至少在他们自己看来，他们要拒斥的东西已不足以解释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和种种新的对抗形式。传统马克思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19世纪欧洲的经验。而如今资本主义在国际范围内所引发的错位效应比马克思所预测的更为深入。这迫使我们在不同的方向上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体和社会对抗观念加以激进化和转换”[8]（P135）。至此，我们基本上弄清了拉莫的一个主观意愿：他们是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后现代境遇之下仍然以某种方式实际地存活下来才不惜“大舍大弃”的！换言之，如果不做如此的“大舍大弃”，就连最后幸存的希望也没有了，而只有眼睁睁看着马克思主义走向终结。拉莫不忍也不愿看到这个结局，所以才孤注一掷地背水一战，不惜扔掉所有辎重、甚至破釜沉舟，以期有奇迹出现。在这种心境下，拉莫是不在乎人家指责自己扔掉太多东西的！拉莫心想，只要我一片诚心，只要我真正是为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新生，就是把应扔的都扔掉也在所不惜。我们知道，卢卡奇早在20世纪初期也有过类似的心态并表达过与此相近的立场，他说：“我们姑且假定新的研究完全驳倒了马克思的每一个个别的论点。即使这点得到证明，每个严肃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仍然可以毫无保留接受所有这种新结论，放弃马克思的所有全部论点，而无须片刻放弃他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所以，正统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研究的结果”[1]（P47）。放弃马克思的所有全部论点，而仍然可能做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个“奇想”并不是拉莫的首创，而是最先来自于卢卡奇。既然卢卡奇可以这么想、这么做，拉莫为什么就不能？
二
也许有人会说，拉莫怎能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卢卡奇相比？卢卡奇虽然这样说了，可他从来没有这样做。在卢卡奇那里，我们能轻易找到很多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比如，卢卡奇不遗余力地发挥马克思的异化概念。再比如，卢卡奇大力推崇并弘扬马克思的总体性观念。还有，卢卡奇从来没有丢开无产阶级这一革命主体，一直在那大谈强化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更要紧的是，卢卡奇从来没放弃暴力革命的构想。可是，在拉莫那里，还有哪些明确属于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呢？
对于此一问题，拉莫的立场是坚定的，他们自始至终强调，他们的后马克思主义规划里面仍然有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就是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一书的导言中拉莫作出后马克思主义宣称的那个著名段落，拉莫表示“正是通过把在马克思主义之内生成的某些敏锐的洞察和话语形式彰显出来（development），并对它的另外一些方面加以抑制（inhibition）或消除（elimination），我们才建构出一种霸权概念——这种霸权概念，在我们看来，可以是一种为激进的、自由的和多元的民主而斗争的有用工具”[3]（P4）。至少，拉莫不能也不会否认他们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最重要的一个概念——霸权——的马克思主义根源！在一次访谈中，拉克劳郑重地说道：“我并没有拒绝马克思主义。不是这么一回事，是马克思主义自己解体了，我相信我抓住不放的是它最好的碎片……这是一个相当微妙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过程，它比简单的拒绝所引发的问题要复杂得多”[9]。这个所谓“最好的碎片”就是霸权概念，而这个概念也确实来源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内部”。
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一书的前半部分（即第一章和第二章），拉莫对霸权概念的生成及浮出的历史过程进行了详细地追溯。从这一追溯过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拉莫坚信，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部，除了“马克思主义的概念阴影”（鲍德里亚语）之外，除了“马克思主义批判的结构性局限”（鲍德里亚语）之外，尚有许许多多东西可以拿来稍加改制就可以锻造为争取激进民主的“有用工具”。正缘乎此，拉莫对卢森堡的自发性概念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对第二国际正统派的困境做了深入地分析，对索雷尔的总罢工神话所潜藏的激进情怀和建构主义视角加以新的评估；而对于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对霸权概念的原初阐述、列宁在阶级联盟范围内对霸权概念的运用、葛兰西在道德与智识的领导权的意义上新开拓都一一检视并在历史与现实结合的诉求下进行批判性的解读。正是由于拉莫对传统马克思主义仍持一种不完全否定的“介入”姿态，兰德利（Donna Landry）和麦克琳（Gerald MacLean）才在《重新解读拉莫》这篇长文中惊呼拉莫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仍然太马克思主义了”！[10] 而
当然，不论是兰德利、麦克琳还是巴雷特，她们对拉莫的后马克思主义规划基本上是赞同的，这导致她们与老左派人物持有一种相反的立场：她们不是嫌拉莫那里马克思主义成分太少而是讨厌它太多。不过，即便是对拉莫的后马克思主义规划持批判态度的正统左派理论家，也不会无视甚至否认拉莫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还存在一些“温情脉脉”的联系。拉尔夫·密里班德（Ralph Miliband）是最早对英国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潮作出攻击性回应的老派马克思主义学者，他在1985年春就在《新左派评论》上发表《英国的新修正主义》一文，把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霍尔（Stuart Hall）、琼斯（Gareth Stedman Jones）、拉克劳（Ernesto Laclau）、莫菲（Chantal Mouffe）、赫斯特（Paul Hirst）、辛德斯（Barry Hindess）等人从基本的社会主义立场的退出，称为试图建立一种英国式的“新修正主义”——“新修正主义”是老左派们送给后马克思主义的最早称号，他们借这一贬义的称呼来抒发对后马克思主义背离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观点的强烈不满。可是，就是在这篇文章中，密里班德对英国的“新修正主义”还是说了一些公道话：“这种现象不仅限于英国，在其他国家显然出现了更具危害性和破坏性的形式，最为显著的是法国，法国不仅有‘新修正主义’，而且在那里这种‘新修正主义’已经倒退到反社会主义的歇斯底里和宗教的以及世俗的蒙昧主义那里去了。这种极具危害的形式在英国没有发生过，因此，人们一定会感到庆幸：至少，它没有发生在我在这里所提到的这些作者中的任何一个人身上”[11]（P6）。密里班德的这段话有利于我们准确把握英国后马克思主义与法国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区别：英国后马克思主义虽然怀着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不满而从中退出，但他们并不像利奥塔、鲍德里亚等人那样完全丧失了对社会主义的希望，他们尽管在一种莫名的失望的情绪中“确信没有什么东西能指示社会主义的前景将可能是什么、失败比成功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建立一种不受剥削和统治的社会秩序的希望可能是虚幻的，但是，所有这些人都认为，仍然必须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奋斗，在一种坚定的悲观失望的心情中，与所有的不平等作斗争”[11]（P26）。密里班德对英国后马克思主义者的群像的刻画及其精神状态的把握可能在总体上是贴切的，但如果一一细较下去，尤其用之于拉莫身上，可能还要做一点补充性的“修正”：在英国后马克思主义者中间，拉莫对社会主义的目标、前景以及战略是抱有最乐观态度的，因为他们的《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一书就是要为社会主义寻找一条新的出路而做出的理论努力。我们对于他们提出的“社会主义战略”可以提出自己的看法、自己的反对意见或者是激烈的批判，但是在事实上还是应该承认拉莫仍然在为社会主义目标和价值而孜孜奋斗。拉莫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所设计社会主义方案以及“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模式确实不再信服、也不再遵守，但是，他们从没有放弃自己对社会主义的美好向往与追求，他们坚信：社会主义应该也一定会有远远比已经流产的种种规划更加合理、更加现实、更加民主、更加人性化的一种设计与蓝图——这一设计与蓝图虽然不同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既有蓝本，但它必须还是社会主义的规划，它是大众的、激进的、进步的、正义的，同时也是多元的、自由的、民主的、平等的。正因为拉莫的后马克思主义规划中仍然保留着社会主义词汇、社会主义的价值关切和社会主义理想目标，以正统社会主义自居的艾伦·伍德虽然坚决反对拉莫，但她也不得不承认拉莫“尽管极力强调‘差异’，坚决拒绝‘本质主义’、‘普遍主义’以及阶级政治，但他们仍然对包括社会主义在内的某种无所不包的不伦不类的普遍性政治目标公开表示认同”[12]。伍德虽然给了拉莫一个“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坏名号①，但她也没有说、也不能说拉莫的规划完全与社会主义无关。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论述拉莫方案中被称之为“多元激进民主”的社会主义追求：“社会主义事业不再是由普遍主体宰制的特定阶级政治，它必须把各种新社会运动、复杂多样的异质的对抗力量和形态各异的斗争形式以等同的逻辑引入其中，所以它是多元的；惟有社会主义才能根除等级秩序和不平等、不公正的非人状态，彻底消灭各种显性和隐性的奴役和压制，在价值坐标系中它永远拥有比资本主义更大的绝对值，正缘乎此，它是激进的：社会主义民主应吸取资本主义民主的成功方面，而不是来一个千禧年式的大决裂，它应把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扩展并深化到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所以社会主义应看成是激进民主的建构和不断阐发过程”[13]。现在看来，这一评价性概述对于拉莫依然是适当的。
三
当然，拉莫的后马克思主义规划与传统马克思主义保持关联的地方并不仅仅在于它新社会主义立场的坚持，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上，它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可能有更多的相通与契合点。由于主张吸收资本主义市场机制与政治民主的合理成分，拉莫时常遭致所谓“与自由主义调情”的恶名。实际上，这样看待并定位拉莫与自由主义的关系是极其褊狭的，也是很不公正的。因为拉莫不仅没有因为警惕传统马克思主义滑向极权主义的可能性而倒向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怀抱，反而站在当代左翼激进主义的时代高度对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提出了严厉的批判。在他们看来，对官僚主义、国家干预主义和极权主义的批判丝毫不应成为也不能成为否弃集体主义价值和社会主义追求的借口。他们提醒人们留意，不论是哈耶克对计划经济的咒骂、诺齐克对国家干预再分配的质疑，抑或是布热津斯基（Brezinski）对民主参与过程的限制、阿兰·德·伯努瓦（Alain de Benoist）公然对不平等的由衷赞扬，都是极其反动的“反民主攻势（The Anti-Democratic Offensive）”，因为“这种限制民主斗争领域以及保留存在于社会关系中的各种不平等现象的努力，需要捍卫已经被自由主义本身危及到的等级制和反平等主义原则。正是由于这个缘故，自由主义者才越来越仰仗于源自保守主义的一些观点——他们在保守主义的这些观点中找到了对不平等加以正当化的诸多要素。由此，我们见证了一个全新的霸权规划的出场，它分明是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的话语，因为这一规划寻求把新自由主义对自由市场经济的捍卫与保守主义的深厚的反平等主义的文化、社会传统思想接合起来（articulate）”[3]（P175）。一向以捍卫个人自由而标榜的新自由主义原来竟然成为一种为不平等辩护的霸权意识形态！这是拉莫对新自由主义反动的政治实质的人木三分的揭批，然而，拉莫这一揭批几乎被指责他们与新自由主义调情的人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而一旦产生了这样的疏忽，又如何去解释拉莫所力主的“激进民主”呢？我们知道，拉莫所以用“激进民主”来界划他们的新社会主义战略，无非是想把这种建立在多元异质的广泛社会运动基础之上的反代议制的大众民主与新自由主义的以独占性个人主义为取向的狭隘保守的民主相区别，如果我们因为拉莫明确主张左派不应该放弃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就断言拉莫实际上投入了新自由主义怀抱，这就等于把拉莫这一至关重要的实质性区分给取消了！而取消了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的民主与激进民主的区别，也就无从再谈论拉莫的整个后马克思主义理论规划，我们只需像诺曼·杰拉斯（Norman Geras）那样轻松地嘲讽拉莫只存在一个“学术空场”，或者学着保罗·雷诺兹（Paul Reynolds）的腔调取笑拉莫的后马克思主义宛若“皇帝的新装”——说是绚丽无比，而实际上什么也没有！
然而，嘲笑拉莫几十年的理论努力好像一丝不挂的裸奔，这不仅有失厚道而且也不符合起码的事实。不可否认的是，拉莫提出了一系列值得思考的问题、进行了许多非常新颖有力的分析、也得出了不少有见地的结论。他们的中性意识形态要素说、意识形态的接合理论、新的霸权概念、对抗的理论化阐释、话语分析方法以及激进民主战略，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在左翼政治实践的层面上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我们不能以我们中国的标准来衡量拉莫、来要求拉莫。在我们国家，马克思主义是官方的意识形态，它处于不可动摇的主导地位；而在拉莫生活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情形完全不是这样。在西方，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之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迅速走向衰落，在此背景下，欧洲共产主义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悄然兴起，然而短短几年后，它又同样迅速地悄然消散。而随着欧洲共产主义的淡出，马克思主义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陷入了空前的危机。也就是说，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作为政治意识形态与政治动员力量的马克思主义基本上终结了：一些抵抗资本主义的激进运动不再打马克思主义的旗号，而沿用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策略来动员工人阶级埋葬资本主义制度也全无效果和希望。正是在这么一种现实际遇之下，拉莫才说，“左派的思想今天处在十字路口，昔日‘显而易见的真理’——经典的分析形式和政治预测、冲突的各种力量的性质、左派斗争的意义及其目标——都因为瓦解这些真理之基础的历史变化的突然到来而受到严重的挑战”[3]（P1）。在马克思主义处于解体的情势下，拉莫尽力抓住马克思主义最好的碎片，以期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用这些碎片和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某些东西融合在一起，从而锻造出一种适合后现代状况并又能为左派斗争所取用的新型理论武器。正是基于此，斯图亚特·西姆（Stuart Sim）才断言，拉莫的后马克思主义是“尝试着把后结构主义、解构、后现代主义和女性主义之中的新近理论发展嫁接到马克思主义中来，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与那些不再响应经典马克思主义教条的新文化氛围具有相关性”[14]。
与马克思主义具有相关性并使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状态具有相关性，这是拉莫后马克思主义的两个重要维度：第一维度面向历史，而第二个维度则立足于现实并着眼于未来。这两个维度也正是拉莫刻意创造出两种不同的后马克思主义书写形式的原因所在。众所周知，拉莫是在1985年出版的《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一书的导言中宣称自己的理论规划属于后马克思主义的（post-Marxist），也就是在作出如此宣称的同一段落的稍后处，拉莫说了一句令很多人颇为费解的话：“如果说，我们这本书的思想规划是后—马克思主义的（post-Marxist），那么，显然它也是后—马克思主义的（post-Marxist）”。前一个后马克思主义的写法是“后”字为斜体、“马克思主义”为正体；后一个后马克思主义的写法是“后”字为正体、“马克思主义”为斜体。这一著名的书写差异在外国学界是广为人知的，可以毫无不夸张地说，看不到这一书写的差异、不理解这一书写的差异，就不能很好地把握拉莫的后马克思主义的特质所在。
拉莫为什么要特意弄出这个多少有点别扭的正斜体交互变化呢？丹尼尔·麦吉（Daniel T. McGee）在《后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鸦片？》一文做出过非常出色的解说：“对于暗示着表面的同义反复中实则蕴涵着重要的意义差异的古怪的斜体字游戏的一种貌似合理的解释是：后马克思主义（post-Marxism）乃是拉莫的如下说法的一种简略表达方式——他们宣称他们继续相信马克思主义的某些部分而不相信另外一些部分。……拉莫不是墨守他们不再相信的传统，而只是从传统马克思主义中把他们不相信的东西（诸如本质主义的阶级利益、社会的经济决论）筛掉，而把他们还相信的部分——霸权概念——筛选出来”[15]。尽管麦吉总体上对拉莫的后马克思主义规划持一种否定的态度，并且他对这一“斜体字游戏”也谈不上有什么好感，而对于“斜体字游戏”的效应也更不看好，但是，应该看到的是，麦吉对拉莫玩弄此一“斜体字游戏”的心理动机把握得还是相当准确的。“斜体字游戏”确实折射出了拉莫决定使用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术语时的一种特殊心境：为了保存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东西而放弃马克思主义的很多东西。
传统马克思主义就是千不好万不好，但自己毕竟还是在这一传统中成长起来的！如今，一旦要抛去这一传统中的曾经认为是绝不可抛的东西，拉莫心中难免有无限的怀恋与感慨：曾几何时，这个他们将要大舍大弃的马克思主义，在他们精神生活中是多么伟岸而严正的形象！而那个当口，在他们的视线中，形形色色的所谓“后学”比之于正确、正当的马克思主义真是无异于走上邪路的邪说。拉莫以一个斜体的“后”字置于正体的“马克思主义”之前，是对自己一度走过的道路的一种记述与纪念，无论如何，“马克思主义构成了我们自己的历史”，拉莫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的导言中如是说。同时，post-Marxist（post为斜体，Marxist为正体）正是一种转向性的临别宣言——这一昔日的真理将成为新的理论建构的起点，以后的行程将是对这种历史形态的远离。
历史已逝，现实却令人倍感沉重！面对一个在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日益失去影响力和实际的政治动员作用的传统马克思主义，拉莫深感不舍不弃、不移不退虽为至忠之举，却只能把马克思主义封入历史的尘土、化为文化的残迹、变为记忆的幽灵，而于现实不仅丝毫无补，反倒可能错失保存局部、东山再起之机。与其如遗老抱石自沉，不如适时变通、革故鼎新，让马克思主义在后现代转向与后革命的氛围下获得重生！基于此一思绪，拉莫调整策略，变换路径，决意一改对“后学”不屑一顾的顽态，反过来从“后学”的视解来重新观照传统马克思主义。不曾想，这一主体位置的变化，使拉莫感到诸种“后学”并不可怕，而“解构”也不那么吓人，大可借来一用，救马克思主义于危难之中。既然“后学”没那么邪乎，而传统马克思主义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既已经支离破碎、也不可能作为整体正确的东西严正地摆在那里，所以就用一个正体的“后”字置于斜体的“马克思主义”之前。这种与“后学”相嫁接的马克思主义，当然大不同于原来的马克思主义：如果原来的马克思主义是宏大的，那么它就是微小的；如果说原来的马克思主义是正式的，那么它就是非正式的，如果说原来的马克思主义是领袖的、官方的，那么它就是大众的、民间的；如果说原来的马克思主义是暴力革命的，那么它就是非暴力的民主革命的；如果说原来的马克思主义是现代性的，那么它就是后现代性的；如果说原来的马克思主义是端正的，那么它就是有点倾斜的。“post-Marxist”（post为正体、Marxist为斜体）多多少少带有这样的意味：宁可让马克思主义歪歪斜斜，也不能让它寿终正寝。绝不能没有马克思主义，必须得有某种马克思主义，必须得有马克思主义的某种精神。
拉莫的后马克思主义无疑是一种最具争议的“后马克思主义”，因为这种后马克思主义坚持一种悖论性立场：它要在最大限度地抛开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守护并张扬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这等于说，为了使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幸存下来并延续下去，必须与马克思主义这一“实体”拉开很远的距离。或者说，出于一种策略的考虑，为了真正呵护处于弱势中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应和着时髦的强势音调表现出大义灭亲的样子。否则，不仅保护不了马克思主义真精神，反而连任何挽救的希望都会丧失殆尽，甚至自己也会随着马克思主义的死亡而被历史的潮水所淹没。拉莫俨然是怀着一种“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悲壮情怀，他们与“狼”共舞并且被很多人误认为已经彻头彻尾地变成了“狼”。但是，拉莫内心仍然抱着一个不变的信念：他们与魔鬼结盟，不是要变成魔鬼，而是为了从魔鬼这里得到有价值的东西。因而，在拉莫的自我镜像中，他们过去是马克思主义者，现在依然还是马克思主义者。只不过，他们过去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而现在是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拉莫所谓的“后马克思主义”也就是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缩写，如是而已！
然而，就像有人相信拉莫还称得上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也有人相信拉莫已算不上马克思主义者了。孰是孰非，这可能是一个将继续下去或永远将继续下去的争论。
（原载《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7年4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