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是当代美国著名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是否具有生态学思想作出了全新的阐释。在他看来，无论是生态社会主义想把绿色理论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结合，还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绿色理论相结合，都不会产生多少实质性的意义。“若期待用旧事物上加添和移接一些新事物的做法来在科学中取得神秘巨大的进步，这是无聊的空想。我们若是不愿意老兜圈子而仅有极微小可鄙的进步，我们就必须从基础上重新开始。”①福斯特认为，“马克思的世界观是一种深刻的、真正系统的生态世界观，而且这种生态观是来源于他的唯物主义的。”②但是一些怀有偏见的批评家拒不接受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蕴含着生态思想，甚至指责马克思是个普罗米修斯主义者，强调人类对自然的支配和占有。而一些绿色运动理论由于缺乏唯物主义哲学和辩证法的思维方式，对自然科学发展所形成的新的自然观置之不理，把生态问题简单划为价值问题，最后陷入了生态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二元抽象对立当中。在福斯特看来，这种抽象的二元对立思想在于他们仍以唯心主义哲学的思维方式把握人类历史和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忽视了人类历史和自然界之间共同进化的物质变换关系。要走出这种对立，在福斯特看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具有巨大的潜在优势，“不仅在于这种唯物主义强调物质-生产条件这个社会前提，以及这些条件如何限制人类的自由的可能性，而且还因为，在马克思那里，至少是在恩格斯那里，这种唯物主义从来没有忽视这些物质条件与自然历史之间的必然联系，也就是与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必然联系。”③易言之，马克思生态学思想不仅有辩证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作基础，更有建立在实践基础的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相互统一，而这些思维方式正是生态学理论得以成立的前提条件。把生态学思想同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联系起来，同自然科学的发展联系起来。事实上，这既是福斯特对生态学思考的重大进步，也是福斯特能够挖掘马克思生态学思想的重要途径。通过这种新的探索，福斯特建构了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理论。
一、福斯特对马克思生态学思想的阐述
福斯特认为，马克思生态学思想的形成一直都是伴随着唯物主义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而成长起来的。因此，分析马克思的生态学思想必须以马克思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历史观以及自然科学观为依据来理解马克思的生态学思想及其生态学思维方式。马克思的生态学思想如同他的唯物主义哲学观的变革一样有一个慢慢完善的过程，由不成熟到成熟，由隐性到显性。根据福斯特对马克思哲学观三次转变的梳理，相应地形成了马克思生态学思想和思维方式的三次转变。福斯特旨在通过这样的整体方法来重建马克思生态学思想，而不在于以片面化的方式理解马克思的著作。早期阶段，马克思生态学思想的形成与其博士论文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唯物主义自然观有关。中期阶段，马克思生态学思想同其唯物主义历史观有不可分开的联系，主要体现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等经典著作中。成熟阶段，马克思的生态学思想与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在实践基础上的统一以及自然科学的进步所带来的自然观念的变革联系在一起，主要通过马克思的《资本论》、《人类学笔记》以及恩格斯的《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等著作中体现出来。
马克思早期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和生态学思想分别受伊壁鸠鲁和费尔巴哈的影响。福斯特通过研究发现，古希腊伊壁鸠鲁的唯物主义自然观是近代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基础。“作为一位伟大的古代启蒙者——他著作中的观点被培根、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这些各具各色的思想家所采用——伊壁鸠鲁在为世界做出一个符合辩证法定义的斗争中为我提供了一副唯物主义生态学出现的连续画面”。④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对伊壁鸠鲁的唯物主义自然观给予了高度评价。伊壁鸠鲁的哲学不仅驱逐了自然领域的目的论的思想，强调了一切生命和存在的有限性和暂时性，所有的物质存在都是相互依存的，自然界本身呈现出永恒变化的辩证图景和能量守恒的原则。这就隐含着人类可以用进化论的方式来解释人类的起源和发展，而且伊壁鸠鲁反对一切僵化的决定论和自然宗教观，推崇偶然性、意外性和自由精神。相比之下，费尔巴哈对马克思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他对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自然观的批判。黑格尔认为自然只是绝对精神的外化，自然只是一个惰性的实体，不可能表现自身，从而否定了自然本身的存在。费尔巴哈的《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批判了黑格尔这种唯心主义自然观，重新赋予了自然对于绝对精神的优先权。在福斯特认为，费尔巴哈自然哲学对马克思的影响，主要在于费尔巴哈对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的批判为马克思顺利从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扫清了障碍，这正好可以帮助马克思解决一直让他从黑格尔理性观无法解释的物质利益苦恼问题。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意味着马克思不再从精神的异化看待现实劳动的异化，不再对异化问题作纯哲学的探讨，马克思要从生活本身出发揭示异化劳动的真相。在福斯特看来，马克思把异化问题看成是现实的异化，这种异化不仅是人类对其自身的异化，同时也是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异化。这主要体现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福斯特指出，马克思通过对异化劳动的分析建立了人类劳动和自然的相互关系。生产劳动不仅让人类和自然建立了历史性的联系，而且“自然因此而对人类呈现出实践的意义，因为自然作为一种生命活动的结果，也就是生产生活资料的一种结果。”马克思把土地异化、生态退化的原因直接追溯到资本主义大地产对土地的垄断。当然，马克思早期自然观和自然异化观使得马克思能在生态学思想上确立了辩证的唯物主义自然观，从人的生产实践出发来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对人类社会对自然的异化理解。面对自然的异化以及土地的异化，马克思提出了解决这种异化的方式，只有在实践的王国中，在人类历史中才能发现解决人类对自然的异化的方案。
福斯特指出，马克思在唯物主义历史观所呈现的生态学思想，主要是通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费尔巴哈直观的唯物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以及蒲鲁东机械的“普罗米修斯主义”的批判而形成的。在福斯特看来，虽然马克思把唯物主义视角由自然转到了历史，但是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仍然建立在自然观的基础上，马克思一直没有忽视外在自然的优先性。随着马克思把政治经济学研究放在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他对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兴趣也相应转向了人类历史领域。首先表现在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批判，马尔萨斯认为以几何数人口增长的速度大于以算术数生活资料的增长速度，必然造成生活资料的不足而出现人口过剩现象。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了马尔萨斯用非历史的观点把人口增长和生活资料生产理解成抽象的数字关系。接着马克思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费尔巴哈的自然主义，虽然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思辨哲学的批判曾经有过非常革命性的一面，但是费尔巴哈在人类历史领域一直裹足不前。马克思分别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和《德意志形态批判》中完成了对费尔巴哈的批判。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只是一种抽象的唯物主义，不论其所强调的感性的人还是感性的自然界，都不是现实的人和现实的自然界。感性直观让他一直停留在自然和历史对立之中，他看不到实践活动在人类社会和自然之间所发挥的纽带作用，根本不理解人类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在《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批判了蒲鲁东机械的普罗米修斯主义的观点，此后形成了较为明显的生态学思想。蒲鲁东用非历史的眼光看待社会关系的历史起源，把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神秘化，把机器看作是通向未来进步和天明的钥匙，从而陷入了对机器的崇拜之中。但是后来的一些环境社会主义者只抓住《共产党宣言》中的只言片语，认为马克思是个典型的反生态的普罗米修斯主义者。在福斯特看来，这是对马克思的最大误解，他们不知道马克思早已对蒲鲁东的机器崇拜论作过批判。其实，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欢呼资产阶级的文明所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使农村脱离愚昧状态的同时，也看到，资本主义创造财富的特征是伴随着大多数贫困人口的增长、自然的异化、生态环境的破坏为代价的。福斯特指出，虽然马克思没有将生态矛盾列为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核心问题，但是其通过实践的方式解决城乡对立矛盾、生态危机以及对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思考把“作为超越人类对自然异化的关键因素”看成是“同时超越了资产阶级社会视野和无产阶级运动直接目标的问题”。⑤而且马克思这一阶段对生态问题的思考也为他走向成熟的生态观——自然和社会之间物质变换的相互作用理论创造了条件。
福斯特通过对号克思唯物主义思想变革的梳理，挖掘出马克思不同时期所具有的生态学思想，然而马克思成熟的生态观和生态思维的形成更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统一，以及长期以来马克思对自然科学的发展密切关注有关。这一时期，德国的农业化学家李比希的农业危机理论、达尔文的进化论、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生存技术”等都对马克思生态学唯物主义世界观最终形成有着重大的影响。
福斯特认为，马克思关于劳动过程中的人和自然之间物质变换断裂的理论是通过德国农业化学家李比希研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1937年英国科学促进协会委托李比希写一本关于农业和化学之间关系的著作，经过两年多的研究，李比希出版了《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上的运用》一书。在书中，李比希第一次对土壤的成分进行科学的分析，初步谈到了化学肥料对植物生产的重要作用。在李比希研究的基础上，随后化学肥料被人工制造出来并迅速运用到农业生产。但是单一的化学肥料不可能长久维持土地的肥力，因为土地整体的肥力要受制于最不充分的营业成分——最小养分律。同时，李比希认识到，虽然资本主义农业利用土壤化学成就，但是受到更多外在性的制约：城乡对立的分离造成了远距离贸易是土壤营养流失和农业危机增长的原因，土壤的衰竭问题还与人类和动物排泄物所引起的城市污染联系在一起。⑥李比希认为，资本主义农业发展不可能具有可持续，资本主义农业是一种非理性的、掠夺式的生产，必然带来土地的贫瘠和退化，只有建立在理性农业和归还原则基础上的农业才具有可持续性。在福斯特看来，马克思肯定了李比希功绩，李比希是从自然科学的观点出发阐明了现代农业的消极方面。在李比希的影响下，马克思开始系统地批判资本主义农业生产以及资本对土地的剥削。福斯特引用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农业的讨论：“大土地所有制使农业人口减少到不断下降的最低限度，……由此产生了各种条件，这些条件在社会的以及有由生活的自然规律决定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中造成了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于是就造成了地力的浪费，并且这种浪费通过商业而远及国外”。⑦“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⑧福斯特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大规模工业和大规模农业的批判的核心要素是“物质变换断裂”理论，他不仅认识到资本主义农业生产中对土壤的营养成分的掠夺，给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带来了不可弥补的裂缝，而且同样得出了李比希对资本主义农业建立在城乡对立基础上所导致的食物和服装纤维的长距离贸易使土地的营养成分得不到有效的归还和系统性恢复的结论。应该说，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断裂是通过资本主义条件下大规模工业和大规模农业的增长而发展起来的。至于马克思使用的“物质变换”概念，福斯特认为马克思赋予了该概念两个不同的意义，一是生态学层面，用来描述劳动中人和自然的关系。“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相互活动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⑨二是在社会学意义上，“用来描述一系列已经形成的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总是被异化地再生产出来的复杂的、动态的、相互依赖的需求和关系，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人类自由问题——所有这一切都可以被看作与人类和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相联系，而这种新陈代谢是通过人类具体的劳动组织形式而表现出来的。”⑩但在福斯特看来，物质变换理论为马克思表达了自然异化概念以及自然异化和劳动异化的关系的具体方式，自然异化概念是它对资本主义批判的主要方式。针对资本主义农业生产中带来的人类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断裂、人类对自然的异化现象，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农业所采用的大规模生产方式与土地的理性运用是相矛盾的，即使资本主义农业生产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改良土地，资本还是不能有效地保持土壤营养成分，所以资本主义农业生产不可能具有生态可持续性。如果要全面改变现行的人类和土地之间的关系超越人类对自然的异化状况，不仅要消灭城乡之间劳动分工的对立，而且还要通过农业和工业的结合、合理分散人口以及恢复人类与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来实现。
同样，达尔文的进化论对马克思唯物主义生态世界观的形成也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在唯物主义自然观领域，达尔文同伊壁鸠鲁自然哲学一样，摧毁了自然的目的论和宗教自然观，坚持从进化论观点来解释自然，而且达尔文明确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人类既不是被假设为自然界的统治者，也不是处于有机物和上帝之间的中间位置，人类对自然的关系是长期的自然选择结果。福斯特认为，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是现代生态学的理论源头，这让马克思从对达尔文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认识顺利过渡到对人类社会的认识，从而思考人类劳动和人类进化的关系。关于这点，可以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达尔文关于动植物器官的形成史和人类生产器官形成史的比较中看出。福斯特指出，马克思肯定了达尔文在自然领域的探索，把动植物器官(自然技术)形成看成是动植物适应周围环境的结果，但是动植物的生产工具毕竟是它们的躯体四肢，而人类技术(工具)不同于自然技术在于人类技术的产生代表了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的结果，是人类的外部延伸，即人的无机的身体，所以研究人类的进化必须跟踪人类生产工具的发展。生产工具的进步代表了建立在劳动基础上人类对自然的进化。因此，福斯特认为，马克思在达尔文研究基础上，才能够在《资本论》中运用唯物主义和进化论的术语来定义劳动过程和人类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相互作用的观点。(11)恩格斯在《劳动在人类从猿到人转变中的作用》一书中，继续采用劳动进化论观点分析现代人类的诞生。劳动不仅构成人类社会发展、人由猿转变的秘密，而且劳动规定了人类所拥有的生态地位。马克思和恩格斯用共同进化的观点看待人类和自然的关系，“人类不是完全根据他们的选择来改变他们的环境，而是在自然历史所提供的条件的基础上来改变他们的环境。”(12)对于美国的人类学家摩尔根对马克思生态世界观的影响，福斯特从两个方面展开了论述。其一，摩尔根采用唯物主义历史学分析方法考察了人类史前时期的人类发展状况。在他的《古代社会》一书中，摩尔根按照“生存技术”标准划分人类社会。对“生存技术”的分析不仅包含着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统一，而且还在生态意义上体现了人类生产和再生产方式的转变而表现出来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其二，马克思通过对人类社会不同形态人与自然关系以及生存方式的学习可以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联以及人类社会的起源问题，从而超越资本主义制度中人对自然的异化现实。
二、福斯特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批判及自然解放之路
福斯特为避免绿色运动理论对生态危机作唯心主义方面的探讨，转而通过马克思唯物主义方法看待自然和生态危机，建立了系统的马克思生态学思想。在《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著作中，福斯特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批判以及如何克服生态危机、人与自然的异化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福斯特认为，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源并不是人类思维中的支配自然的观念，而应该在资本主义扩张逻辑中寻找答案。资本主义的生产不是从人们的需要出发而是把资本积累、获取利润视为社会的最高目标。这样的生产方式必然带来生态危机、环境的恶化。同时他对西方一些经济学家企图通过环境商品化和生态技术化等摆脱生态危机的方式提出了批评。环境商品化是把环境纳入市场体系之中，赋予自然以经济价值。福斯特认为这种做法是把人类与从前的历史割裂开来，把人类和自然的关系蜕变为一套建立在市场和迎合个体私利的公用产品，为自然贴上了价格的标签，却忽视了自然本身所蕴含的内在价值。当然，环境商品化在短期内可以缓解生态危机，但是从长远角度考虑不利于彻底解决生态危机。对于那些把生态问题技术化的处理方式，福斯特同样给予了批判。福斯特认为，生态可持续发展不能仅仅局限于技术改良，“这就好像把我们整个生产体制连同非理性、浪费和剥削进行‘升级’而已。”(13)关键在于从根本上超越现存资本积累模式，变革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对于如何解决当前生态危机问题，福斯特主要从自然生态观的革命以及社会制度变革入手。自然生态观的革命旨在建立土地伦理或提倡生态价值和文化价值为一体的道德革命，以取代我们目前对待自然环境的不道德的行为。因为长期以来，我们都是把自然当作我们的私有物、当作商品看待，没有把自然视为我们的共同体。建立土地伦理的评判标准是“事物的正确与否主要看其是否有助于保持生物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美。”(14)因此自然生态观的革命必须超越资本主义当前生物圈文化和它产生的不道德行为，用生态与文化多样性的世界来取代。在福斯特看来，生态危机的最终解决要通过社会制度的变革的途径来实现，只有把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同资本主义制度联系起来，才能让传统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焕然一新。“过去我们对大众为物质利益而进行的斗争主要是从经济的角度去理解，而现在这种斗争则日益呈现出更加广阔而完整的环境背景”。(15)“资本主义制度中需要激进变革的地方没有多少进展，而潜在的危机却随着时间的推移日趋加剧。这一点在当今生态领域变现得尤其明显……要想遏制世界环境危机日益恶化得趋势，在全球范围内仅仅解决生产、销售、技术和增长等基本问题是无法实现得。这类问题提出愈多，就愈加明确地说明资本主义在生态、经济、政治和道德方面是不可持续的，因而必须取而代之”。(16)福斯特通过总结环境主义者在保护美国西北太平洋地区的原始森林斗争的失败中汲取了教训，环境主义者仅仅从环保角度出发，忽视了工人的生计问题，结果导致环境运动和林业工人的对立，政府利用劳工与环境保护主义者的矛盾，让维护原始森林免遭砍伐的环保运动空手而归。因此，环境保护主义者要想真正有所作为必须与资本主义社会中占人口大多数的工人阶级站在统一战线上，建立工人阶级和环境运动的联盟、社会公正和环境公正的结合，否则生态运动就会处于孤立无援的被动状态。对于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福斯特也提出了粗略的方案，“我们需要通过斗争来创造全球性社会，以提升整个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地位，使自然与人类社会高于资本积累，公平与公正高于个体贪婪，民主制度高于市场经济”。(17)
三、福斯特的生态批判及其存在论视域
自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詹姆斯·奥康纳转入马克思理论中微观领域(自然)的分析以来，马克思唯物主义自然观就开始进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视线。福斯特更是详细解剖了马克思唯物主义自然观、生态观，把马克思唯物主义自然观、生态学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理论作为重点阐述对象。随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不断发展，对马克思理论中微观领域的探索也会不断深入。但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探索是否具有真正的合法性？这让我们不得不认真审视他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修正、重构或重新解读是否真正有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意义的阐发？或者说，他们对生态危机的探讨是否真正涉及到当今生态危机的存在论根源以及为克服生态危机所具有的存在论高度的共产主义实践？
毋庸置疑，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挖掘马克思思想应付单一的生态环境危机——人与自然的矛盾，然而涉及到劳资矛盾、人的异化、劳动的异化、人与自然的真正统一等问题却在他们的讨论中存在着巨大的空场。事实上，这种为突出自然生态危机而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本来就不具有合法性。恰如一个身体极度虚弱而病魔缠身的人，突然因着凉又患上了严重感冒。那么，医生就可以认为只要医好感冒便可以恢复病人的健康吗？如果医生查不到病源，那么医好的感冒又会复发，甚至以一种更可怕的疾病出现。这正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生态危机的把脉，仅仅从当前的生态危机出发，为克服生态危机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或历史唯物主义的支离破碎的解构和重构，根本无益于问题的最终解决。
福斯特对马克思生态学思想的开拓始于绿色运动理论对生态危机的抽象理解。因为生态学作为一门自然科学，不仅要有唯物主义自然观还要有辩证法作基础。因此要挖掘马克思生态学思想，既要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还原到唯物主义自然观阶段，又不能轻易放弃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自然观的统一。福斯特开始了艰难的“解读”研究。福斯特认可三种形式的唯物主义。其一，本体论的唯物主义，即自然或物理实在先于社会存在；其二，认识论的唯物主义，强调科学研究对象的独立存在；其三，实践唯物主义，突出人类的变革力量在社会形态变革和社会形态在生产中的本质作用。(18)他认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本质是实践的唯物主义，因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通过实践建立起来的。但是他在强调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重要性的同时又认为马克思既接受第一种本体论的唯物主义也接纳第二种认识论的唯物主义。为此，他论述了以往的马克思主义者由于忽视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实在论的唯物主义让历史唯物主义陷入被动或被误解的尴尬局面。福斯特强调，要建立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必须坚持彻底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应该说，福斯特对于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解一开始就陷入了矛盾，走向了历史和自然、人与自然的抽象二分。福斯特一方面强调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重要性，突出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统一。一方面又特意强调本体论唯物主义或物理-自然实在的重要性。那么物质(自然)本体论唯物主义中的“自然”如何才能与实践唯物主义的“实践”一致呢？关于这点，我们只能说，他表面上扛着实践唯物主义大旗却暗自复兴抽象唯物主义自然观，而这种抽象的自然观正是他寻找生态学思想的起点以及马克思生态学思想的关键。借助复兴这种抽象的唯物主义自然观，福斯特把马克思的生态学思想追溯到伊壁鸠鲁、费尔巴哈甚至达尔文的进化论，等等。再者，把马克思的主要思想定位在生态学层面，把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自然的异化放在首要位置，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福斯特一定要强调马克思从进化论、生态学角度看待劳动、理解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换言之，在福斯特解读方式下，马克思仅仅降格为一个从生态学角度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断裂理论的生态学家。由此可知，福斯特把人与自然的矛盾以及为解决自然异化、生态危机问题看成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拱心石。
福斯特认为未来的生态学社会应该是提升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地位，建立土地伦理或提倡生态价值和文化价值为一体的道德革命，使自然与人类社会高于资本积累，公平与公正高于个体贪婪，民主制度高于市场经济。对于未来变革的主体力量，福斯特依然强调全球性的环境运动同工人阶级建立联盟，推行生态运动同样要关注社会的公平正义，关心贫困人口的生计问题，但是这样的联盟还未诞生。不过福斯特为什么要把环境运动同劳工阶层统一起来？不知道福斯特是否慢慢认识到，人与自然矛盾的最终解决必须结合人与人之间对抗矛盾的解决。
通过分析福斯特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以及为克服生态危机问题所做出的种种努力，我们可以看到，福斯特所理解的人与自然的统一只是生态科学领域内的抽象统一，根本没有涉足到人与自然在存在论层面上的统一。因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批判的存在论根基依然走向了人与自然的抽象二分。他们虽然批判生态主义者用唯心主义二元对立的抽象思维方式看待生态危机问题，但是他们同样既在唯物主义历史观和自然观领域走向了新的抽象对立，而且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解同人的解放轻易分离。尽管他们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解决生态危机的重要性，不论是重新补充马克思生态学思想还是重新挖掘马克思的生态学思想，但他们的所有努力最后依然悬置在理论和实践的半空中。他们虽然强调激进社会变革对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重要性，但是最后激进变革主体的不确定性、外在行，让他们陷入了悲观和怀疑之中。未来的生态学社会主义所具有的美好自然生态关怀的设想，由于前两个条件的致命缺陷最后滞留在个人的一厢情愿的思想中而再度投向了浪漫主义乌托邦的幻想之中。
其实这正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共同存在的问题。理论的不彻底性和革命实践活动的模糊性，对于真正克服生态危机只能停留在主观思想内部的幻想之中。当然，我们没有完全否定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做的贡献，至少他们超越了生态主义对生态危机的抽象批判，努力从马克思主义方法、立场出发寻找生态危机的根源。在当前环境恶化、生态危机日趋严重的今天燃起了人们生态关怀的热潮，并对导致生态危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和挑战。
但从整体上解决根深蒂固的生态危机问题，我们不得不再次回到马克思思想中关于人与自然的统一、人的异化和自然的异化以及如何扬弃异化所开启的具有存在论高度的共产主义实践。这从两方面来理解。其一，马克思究竟在何种程度上谈到人与自然的统一，自然异化和人的异化的同步。其二，马克思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强调人的解放和自然复活所具有存在论高度的革命的共产主义实践。如果这些的问题没有被提及或者仍然封闭在现代形而上学的框架内来讨论，那么任何关于生态问题的讨论无非是在私有制和资本原则的范围内为克服生态危机所做出的抽象的制度变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仍然蔽而不明，到最后，社会对自然的暴力依然存在，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依旧在延续。
关于人和自然的关系，马克思抛弃了传统认识论所实现的人与自然的抽象的外在统一，转而通过“感性的活动”确立人与自然的统一。这从他对黑格尔唯心主义自然观以及费尔巴哈抽象直观唯物主义的批判中来理解。“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立为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19)“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对立’问题，好象这是两种互不相干的‘东西’，好象人们面前始终不会有历史的自然和自然的历史”。(20)费尔巴哈的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尽管强调了自然和人的重要性，但是这种自然与人还不是现实的自然界和现实的人。只有通过人类实践活动才能展示出人和自然的统一以及自然和历史的统一，而且随着人类实践活动范围的扩大，自然所表现出的人的本质以及人的自然本质正不断显示出来。同样，马克思特别强调了自然对于人类生存和活动的重要性，“人在肉体上只有靠这些自然产品才能生活，……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是表现为这样的普遍性，它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的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21)可见，马克思是从实践层面上谈及人与自然的统一，以及自然界对于人的重要性。自然向人类展现其自身的丰富的多样性，人类的本质力量通过实践活动在自然的多样性中得到全面的实现。
然而，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随着异化劳动、资本和私有制的到来，早已失去往日的宁静，带给自然和人类自身的是摧残和痛苦，是被剥削和被奴役。异化劳动使自然界和人本身都处于异化状态。“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同样使在他之外的自然界，使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22)但是这样的经典表述却在生态马克思主义讨论中被边缘化了。人、自然的异化是相伴而随的，对人的异化的扬弃才有自然异化的扬弃。马克思通过异化劳动和私有制关系的考察，得出了私有制是异化劳动的产物，同时又是劳动借以外化的手段，是这一外化的实现。这一切决不是发生在观念的领域，因为“异化借以实现的手段本身就是实践的”。随着私有制的不断膨胀以及资本逻辑的进一步扩张，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力量的失衡，人的异化和自然异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资本借助科学技术疯狂把自然界当作价值增值的对象和支配的对象，自然被迫向资本屈服，留下了的只是为资本积累所需要的有用性，作为资本所需要的客体的材料。为此，马克思结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做了一定的总结，“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本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大自然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只有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23)这是自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最深、最彻底的异化。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自然界不可能“安宁”，与人自然也不和谐。
涉及到人的异化和自然异化的扬弃，马克思诉诸的是扬弃资本和私有制。“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24)在这里，马克思把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矛盾的解决结合在一起，没有人的解放，就没有自然界的解放，反之亦然。“人对自然的关系直接是就是人对人的关系，正像人对人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自然的关系，就是他自己的自然的规定”(25)这种解放是建立在人与自然统一，人的异化和自然异化统一的基础上。“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26)应该说，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或自然异化的扬弃，必须由共产主义来实现，但是，这种共产主义早已被现代形而上学的思维所左右，共产主义只是成了一个抽象观念的代名词或意识形态的化身。就早期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阿格尔看来，情况正是如此。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成了一个意识形态的代名字，那么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的生态学社会主义实践就难免化为乌有。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界的复活以及人的解放，决不是停留在主观想象之中，提出一些制度变迁诸如此类之说。现实的共产主义应该意味着存在论高度的革命的实践，这种实践决不是一劳永逸。“……实际上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27)如果把这种人与人、人与自然矛盾解决仅仅作为一个观念的理想社会而忽视共产主义所开启的“感性活动”的自我批判力量，那么共产主义社会只能是一个乌托邦的幻想，恰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所建构的生态学社会主义社会的理想蓝图一样，永远滞留在思想的天空。
（原载《东南学术》2009年3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