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生产之镜》二书，鲍德里亚已经从物的消解走向空无的符号系统，从古典经济学走向整个物质生产系统的解构，时隔三年，在1976年写下的《象征交换与死亡》一书中，鲍德里亚的思想中似乎发生了一种更大的转折。以我的看法，这是他理论逻辑构境中第二次重要的转换，也是在这种整体思考空间的改变中，鲍德里亚最终确立自己的原创性思想构境的过程。如果说在前两本书中，鲍德里亚主要是基于象征交换的草根浪漫主义逻辑，批评马克思基于物质生产方式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念是布尔乔亚意识形态的无意识同谋，而从《象征交换与死亡》开始，他则是更多地从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来宣判马克思的劳动、生产观念的过时。此时，鲍德里亚用来图绘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关键性概念——拟真出场了，并且，一个作为缺失本体的基础性范畴——真实也开始成为他逻辑批判张力的支点。此时的鲍德里亚开始直接受到晚期拉康思想的更重要的深层影响，固然这种作用是以误认的方式生成的。在鲍德里亚的谋杀三部曲中，这一步，他直接走向了真实的死亡。在后来《完美的罪行》一书中，他再次逻辑地回溯了这一真实的死亡过程。由此，鲍德里亚结束了他严肃学术研究的生涯，步入了其后持续断裂而疯狂的逻辑妄想狂状态。
1976年，在《象征交换与死亡》中的鲍德里亚此时有了一个全新的理论情境，在几年之中消解了自己老师们最后的资源之后，在马克思解放的生产力概念的废墟上，在索绪尔的符号的结构性意象建构的批判维度之上，鲍德里亚终于有了自己独特的理论建树：他突然认定我们今天世界的基础不再是一种现实存在，而是建立在多重拟像(simulacre)[1]伪相之上的幻觉。这个新的伪世界的构成元素的就叫拟真（simulation），[2]而由这种代码（code）自我模拟的超级真实（hyperreal）建构起来的伪世界则叫超级现实（hyperreality）。与拉康的不可能的存在之真一样，鲍德里亚这里的超级现实世界也是在超现实主义的逻辑线索中生长起来的反建构性本体思考。这是一个很大的理论逻辑上的跃进。也标志着鲍德里亚在经过对他性学术资源的批判性思考之后，创造性地建构出自己的逻辑理路。这是鲍德里亚在理论思想上的完全自立。这也是我所说的发生在鲍德里亚思想中的重大逻辑转换。
鲍德里亚认为，以前，面对物性现实的哲学认识论只适应于资本主义“价值规律”的一定阶段，而今天，原来马克思所面对的商品经济中那些功能性物性存在都落入了某种不确定的状态：“任何现实都被代码和拟真的超级现实吸收了。以后，拟真原则将代替过去的现实原则来管理我们。目的性消失了，我们将由各种模式生成。不再有意识形态，只有一些拟像”。[3]这是一个带有形而上学意味的指证。鲍德里亚的意思是说，相对于经济的交换价值中基于效用功能的确定性之真，今天的存在都具有了不确定性。
我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格式塔逻辑转换：
从表层语境上看，这有两种转换：第一层转换，从《物体系》（1968）一书开始，鲍德里亚就始终在将实体物转换成物的我性功能和符号象征功能，现在，物性存在被全新的拟真替代了；第二层转换，我们记得，相对于物性存在的具象性，不确定性过去恰好是他对象征交换的理想性规定，可是现在，不确定性却以疯狂的拟像方式占据了原初象征（真实）的本体性空位。这个空位当然是拉康式的。
从更深一层去思考，我们又会发现在鲍德里亚的隐性逻辑之中，原来那种本真性的我象征故我在，在价值规律起作用的资本主义时代，先是异化为虚假的我交换故我在（交换价值），然后又被马克思的我生产（劳动）故我在（使用价值）的小骂大帮忙所遮蔽，在《消费社会》（1970）中，鲍德里亚用我差异故我在替代了马克思的我生产故我在，而在《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1972）一书中，鲍德里亚想说明的东西是从经济交换价值逻辑向符号性的交换价值逻辑的转换，作为异化的二次方的我符号故我在出场了。当然，除去我象征故我在中的“我”是本真的人的存在之外，其他的“我”都是常人之我。以拉康的否定本体论逻辑，这些都可以读为“我交换故我不在”，“我生产故我不在”、“我符号故我不在”。现在，在《象征交换与死亡》中，鲍德里亚的新发明是：我拟真故我在。这是一个更恐怖的异化。是否为人的存在的异化的三次方？我们不得而知。人的存在异化之多次方和复性死亡同样是拉康哲学的关键性理论中轴。拟真，比真实更真实，因而是真实更彻底的死亡。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后来鲍德里亚说，真实是一条被人遗弃的“母狗”。[4]可是它的呈现方式却表现为真实的逼真在场性，鲍德里亚也将其指认为超级真实。超级真实当然是一种完美的罪行真实的新幻觉[5]，可是，这个幻觉是“一种从大众传播和数字理性用技术合成的现实中产生出来的形式”，今天的真实与幻象的关系更加复杂了。[6]因为，超级真实是作为伪现象——超级现实背后的那个伪本质在场的。因此，传统哲学本体论中的那个本质与现象一起在拟真中死亡了。相比之过去的自然与社会历史存在，这是一个完美的伪现实。这也是对历史本身谋杀而试图不留痕迹的“完美的罪行”。当然，鲍德里亚晚年说，拟真所制造的完美谋杀，时常也会被细菌、病毒和灾难的出现所打破，这恰好表明了事件的真相。它们才是我们在这个拟真世界中的创伤性“签名”。[7]这个观点又是与拉康晚年的真实观念相接近。[8]
鲍德里亚说，在今天正在到来的后工业时代中，现实本身被由代码和拟真的超级真实吸收了，新的拟真原则将代替原来那个价值规律时代的现实原则管理这个新世界。这里还是那三个东西，一是鲍德里亚批判过的经济的交换价值的伪物性现实世界，二是他前不久刚刚认证的符号交换价值的代码伪世界，三是现在突现于代码之上的拟真的超级现实的伪世界。重要的是，在这第三个伪世界之中，我们完全失却了生存的目的，因为生活是由各种拟真模式生成，作为虚假社会关系图绘的意识形态也消解了，因为今天的第三层级的拟像之中没有原初的真实，所以，只有拟像，而没有意识形态。可是，拟像比意识形态更疯狂。这是鲍德里亚宣告的新世界，在这个新的世界之中，他感觉到第一次真正成功地站在了自己的一切先师头上。马克思、弗洛伊德、索绪尔、海德格尔，以及列弗斐尔、巴特和德波通通失效了，在新的拟像图景面前，只剩下我们伟大的鲍德里亚一人。只有他，才能破解这新的逻辑游戏。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凯尔纳说由此“鲍德里亚告别了现代社会理论的问题群”。[9]
当鲍德里亚说，我们“只剩下理论暴力”，“必须用死亡来反对死亡”时，我以为，至此，鲍德里亚的传统逻辑定式已经自我消解了。这里的第二个死亡是一个死亡的复数。如果象征交换是真实，那种将物的存在改变成人的功用性实在的过程就是真实的第一次死亡，这种死亡是以马克思的生产劳动本体论出现的，这实际上也是一切启蒙现代性的本质；而马克思发现，生产劳动的真实在经济交换价值中死亡了，这是“真实”的第二次死亡；第三次，经济交换价值转变为符号的交换价值，“真实”不得不再死一次；而当没有任何指涉物和对象化参照的代码和拟真存在出现之后，真实在超级真实中复活了，但实质上，这是它最后的完美的死亡。多年之后，鲍德里亚在《完美的罪行》一书中详尽描述了这一对真实的谋杀过程。所以，相对于这个已经死过多次的真实来说，象征交换就意味着伪真实的死亡。用死亡反对死亡，自然是最终的出路。波斯特认为，当鲍德里亚提出“只有死亡才能摆脱编码”时，他的立场已经从激进主义退缩为“一种消沉的宿命论”。[10]此时在鲍德里亚这里，莫斯－巴塔耶那种原始部族中曾在的象征关系现在成了将一切假说“激进化”的催化剂，因为只有象征交换的双向交往才能解构符号单向度的控制，他说，符号暴力将瓦解于“一种精细的可逆性，这就是象征的职责”。[11]库克注意并讨论到了鲍德里亚赋予象征交换的这一解构特点。因为，此时鲍德里亚的象征交换是以死亡这种“灾难性的形式”在场的。[12]
显然，形而上学地玩弄死亡这个概念，对存在并已经吞食了全世界的资本逻辑来说，并不具有根本的颠覆性。库克也指出了这一点，他说：“玩弄死亡也许是一种策略，但不是一种颠覆现状的策略”。[13]说穿了，再吓人的语言恐怖主义仍然是资本的统治的同谋。
（原载《哲学动态》，2008年第1期。录入编辑 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