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学术界出现了一种新气象，就是加大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出版的专著和译着多达160余种。其声势之大，已非一般学术研究可比。中国大陆学术界之所以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具有如此大的兴趣，根本原因在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非正统性或批判“正统”，并且独树一帜。在中国大陆的学术语境中，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指西方所有自称或自发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和思想(例如，第二国际、第三国际的非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第四国际、广大的社会民主党和欧洲共产主义思想家)，而是专指受到“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批判或者曾经批判过“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尽管学术界在以后的研究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成员被逐步扩大并且显得庞杂，但研究的主旨依然在于，是否提出了与“正统”马克思主义不同的思想？因此，梳理并且弄清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正统”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是本文的目的所在。
西方马克思主义起源于对西方社会的关注；尤其是20世纪20年代前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西斯主义在西方的崛起，以及战后被称为“晚期资本主义”的西方社会的普遍异化，导致西方马克思主义寻求自己独立的哲学见解。由于这些见解超越并且批判了“正统”马克思主义，因而理所当然地受到“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长期排斥和批判。
西方马克思主义所指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在列宁主义兴起以前，主要是指恩格斯(F.v.Engels，1820-1895)晚年以后以伯恩施坦(E.Bernstein，1850-1932)、考茨基(K.J.Kautsky，1854-1938)为代表的主张议会道路的第二国际①；在列宁主义兴起以后，主要是指把武装斗争作为单一策略的第三国际②；在斯大林主义兴起之后，主要是指斯大林(И.В.Сталин，1879-1953)在《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党史简明教程》(简称“《联共(布)党史》”)中撰写的第四章第二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③作为框架的哲学体系。这三个阶段、三个“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斗争策略虽然不同或者相左，但分析社会的框架却基本相同，其内核都是《联共(布)党史》第四章第二节的理论，即追求贯穿于自然、人类社会、人类思维中的普遍规律。这个普遍规律由于贯穿于三大领域，因而基本的内核实际上就是指自然规律。斯大林“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要害就是把历史规律归结为自然规律，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是辩证唯物主义在人类历史中的应用，忽视了人类历史的特殊性和人的能动性。在历史观上，由于把物质生产看作人类历史的唯一基础，忽视了对人类社会的总体性研究，忽视了对人、人群共同体、人的生活世界的基础性研究，忽视了对社会有机体其它各种生产的研究，包括人的自身再生产、人的社会关系再生产、人与自然关系再生产以及人的精神生产的完整研究，并且把历史看作是五种生产方式直线演进的过程，因而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
斯大林的哲学框架早在伯恩施坦那里就已成雏形。伯恩施坦认为，历史唯物主羲本质上是“独断主义”和“宿命论”的。它本质上不是归结为人的运动，而是归结为物质的运动：“关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正确性的问题，就是关于历史必然性及其根源的问题。做一个唯物主义者，首先意味着把一切现象归因于物质的必然运动。根据唯物主义理论，物质的运动是作为机械过程而以必然性实现的。”正是物质运动的机械性和必然性，决定了历史过程的机械性和必然性，社会运动纔本质上表现为自然运动。“把唯物主义转用于解释历史，就意味着从根本上主张一切历史的过程和发展的必然性。”④“决定思想和意志趋向的形态的是物质的运动，思想和意志趋向以及人类世界的一切现象因而也是物质上必然的。”⑤因而，人的主观因素对于历史而言是不重要的，“人的意识和意愿表现为非常从属于物质运动的因素”，必须“把人仅仅看成历史力量的活的代理人，他几乎是违反着自己的意志而执行历史力量的任务”。⑥历史过程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先定的，我们“必须相信，不管从随便什么时刻起，此后的一切现象都是由已存在的物质的总和和它的各部分的力量关系预先决定的”。⑦伯恩施坦还认为，历史唯物主义这种“独断主义”和“宿命论”的特征在马克思(K.H.Marx，1818-1883)、恩格斯早年思想中特别明显。⑧正是伯恩施坦这种“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决定论导致了第二国际普遍的“经济决定论”观点，包括拉法格(P.Lafargue，1842-1911)⑨在内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适当地把历史唯物主义命名为“经济决定论”，还有德国政论家保尔·巴尔特(E.E.P.Barth，1858-1922)。伯恩施坦说：“我决不想对巴尔特所用的‘经济史观’这一名称感到愤怒，而是不管怎样要把它看成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最恰当的名称。”⑩伯恩施坦正是站在“经济决定论”的立场反对第三国际武装斗争的道路，并为西方国家和平长进入社会主义提供理论根据。因为，当时东方国家经济落后，远没形成实行社会主义的历史条件，而西方国家正经历资本主义的繁荣时期，不是武装斗争而是议会斗争，纔是最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斗争方式。
第三国际“正统”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在坚持东方落后国家武装斗争发展道路的过程中，同样犯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即不顾西方社会的实际，将一切主张议会斗争、弱化武装斗争的政党和派别统统斥之为“背叛革命”的修正主义。由于武装斗争在俄国的胜利，因而掩盖了思想路线上的教条主义，直至斯大林体系的形成。
斯大林“正统”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越来越僵化和独断的直接原因，是想通过社会形态五阶段(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直线演进理论，为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开辟道路。但是，他对社会生活作了过于简单化的理解，忽视货币、交换、市场在人类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而一概反对市场经济。他的哲学立场同样是市民社会，而不是人类社会。这是导致苏联模式最后解体的根本原因。马克思早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条中已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这里的“市民社会”，是指“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经济领域或经济社会；这里的“人类社会”，是指包括一切人类活动的完整社会，包括每一个人——他们的生活和他们的生活世界。如果从社会生活的完整性角度说，那不仅指物质生产，而且包括人的自身再生产，人的社会关系再生产，人与自然关系再生产和人的精神生产。在斯大林的哲学体系中，他是不谈人和人的生活世界的。他认为，地理环境不重要，人口也不重要，只有生产方式构成社会的基础，而这种生产方式仅仅指物质生产方式。这样一来，构成人类一切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基础的生活世界就从“正统”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消失了。由于他过分强调经济对政治的决定作用，导致了政治与经济关系的硬化，国家的根本目的只是为了经济，国家从社会产生并必须为公众服务的社会功能也就从“正统”马克思主义观念中消失了。其结果是，虽然经济发展了，并且国家的权力得到了增强，但最终却导致了民众与经济发展的对立，导致了民众舆国家权力的对立，民众在经济和国家权力的增强中没有感受到自身的幸福。苏联七十余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始终没有解决好民生问题，尤其是基本的日常需求问题，民众对集权政治的冷淡，不能不说是苏联最终解体的一个内在原因。而斯大林哲学的“市民社会”立场虽然是唯物主义的，但是却远离了马克思的“人类社会”立场。
正是对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尤其是斯大林强制推行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不满，导致西方马克思主义独立解释马克思思想的探索，其间虽然充满着荒谬和错误，但它立足于西方社会现实，直面西方社会问题，关注西方社会命运的顽强探索，依然为人们创建当代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开启了智慧之门。
虽然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研究问题的范围很广，但重心均聚焦于“历史唯物主义”——对人类历史的哲学思考。他们一个明确的哲学立场就是反对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包括斯大林“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内的抽象的“自然决定论”和“经济决定论”，反对自然辩证法，主张历史过程的能动性、主体性、总体性和辩证性。正像卢卡奇(C.Lukacs，1885-1971)所说，历史是以人的实践为基础的过程，“仅仅‘用唯物主义’把黑格尔哲学以及全部唯心主义‘颠倒过来’还是远远不够的”。(11)阿尔弗雷德·施密特(A.Sehmidt)也认为，“不是所谓物质这种抽象体，而是社会实践的具体性，纔是唯物主义理论的真正对象和出发点”。(12)恩斯特·布洛赫(E.Bloch，1885-1977)则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旧唯物主义的反人道性质：“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主义’的虚假性，正是在于它里面没有运动的、变化的和人道主义的因素。”(13)施密特还指出，“自然历史过程和社会历史过程之间的种种差异不容忽视。……不容许……把自然规律简单地搬到社会关系中去”(14)；而作为第二国际主要思想家的考茨基把人类历史和人类以前的历史之统一加以绝对化，其研究方法本质上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历史研究法”。(15)葛兰西(A.Gramsci，1891-1937)也批评以“正统”马克思主义自居的布哈林(Н.И.Бухлрин，1888-1938)《历史唯物主义通俗手册》的旧唯物主义立场：“《通俗手册》把实践哲学同庸俗唯物主义、同它的必然是永恒的和绝对的‘物质’形而上学混淆在一起。”(16)普列汉诺夫(Г.В.П леханов，1856-1918)被认为是俄国“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但葛兰西认为普列汉诺夫本质上也是旧唯物主义立场，“所谓的正统趋向，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参见他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事实上，普列汉诺夫和他所蜕的相反，滑到庸俗唯物主义去了。……普列汉诺夫以典型的实证主义方法提出问题，并证明了他在思辨和历史方面能力的贫乏”；(17)“他们认为自己是正统的，因为他们把这种哲学基本上和传统唯物主义等同起来了”(18)；他们不了解，“从必然到自由的过渡是通过人类社会，而不是通过自然而发生的”。(19)因此，他们所强调的辩证法，本质上是自然辩证法，而不是历史辩证法。正像卢卡奇所说：“历史本质上是辩证的”(20)；“认识到这种方法被限定在历史的和社会的范围内，这是特别重要的”(21)；“辩证法不是被带到历史中去的，而是要依靠历史来揭示的(黑格尔就常常这样做)。辩证法来自历史本身，是在历史的这个特定发展阶段的必然的表现形式，并被人们认识”(22)；“人本身作为历史辩证法的客观基础，作为辩证法的基础的同一的主髓—客体，是以决定性的方式参与辩证过程的”(23)。布洛赫也认为，“辩证法本身，在人类所创造的世界中就是主体—客体的关系，此外无它”(24)。萨特(J-P.Sartre，1905-1980)也强调，“任何一种辩证法都应该建立在个人的实践的基础上”；“如果我们不想使辩证法再变成神学的规律，形而上学的天意，柏拉图的思想，那就应该使它起源于个体，而不是使它起源于某种超个体的综合体”(25)；“伯恩施坦……反对辩证方法的声音叫得最响最尖锐”，因为“要建立一种彻底的机会主义理论，一种没有革命的‘进化’理论，没有斗争的‘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就必须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中去掉辩证法”。(26)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坚定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因而他们思考的重心集中于历史唯物主义，集中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方法。
“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指向，这里的“重建”，主要是针对“正统”马克思主义而言的，当然也不排除他们对马克思或恩格斯个别论点或主要论点的批评。哈贝马斯(J.Habermas)是明确提出“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口号的学者。他所谓的“重建”，主要是针对斯大林的历史唯物主义模式。正如哈贝马斯在《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所说：“1938年，斯大林把历史唯物主义法典化，后果严重。自那时以来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始终受着这种理论框架的禁锢。现在，斯大林确认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需要重建。”(27)“重建”也意味着需要用新的框架解释历史唯物主义：“重建意味着把一个理论分解开，然后在某种新形式中，再将其整合在一起，以便更充分地实现它为自己确立的目标。”(28)其它学者虽然没有像哈贝马斯那样明确提出“重建”口号，但从第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开始，他们就开始了与“正统”马克思主义不同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新探索，问题涉及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方面面，内在的目标也聚焦于重建历史唯物主义。这些新思考包括：国家理论，意识形态理论，公共领域理论，生活世界理论，交往理论，科学技术理论，总体性理论，辩证法理论，现代性理论，异化理论，感性人理论，工具理性理论，文化工业理论，商谈民主理论，晚期资本主义理论，帝国理论，生态理论，等等。尽管随处都能看到他们理论的主观性和不成熟性，但面向西方社会的顽强探索，依然不失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
从思想演进看，西方马克思主义最初起源于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尤其是对20世纪初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理论反思。这个反思的第一个成果，就是必须实事求是地研究西方社会，反对照搬第二国际、第三国际的“自然决定论”和“经济决定论”，于是有了卢卡奇、柯尔施(K.Korsch，1886-1961)、葛兰西的国家理论、意识形态理论、总体性理论和辩证法理论。因为，如果按照“自然决定论”和“经济决定论”，西方国家具有比东方国家更高的生产力，革命更容易成功，然而革命却在东方胜利而在西方失败。其根源在哪里呢？在第二国际的理论家看来，“十月革命”的胜利不过是俄国革命的“早产儿”，因为俄国并不具有西方发达的生产力，因而是没有生命力的偶然性闹剧。正是对这些关乎人类命运的现实问题思考，导致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次反思。
葛兰西首先亮出了“实践哲学”的旗帜，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定位于以实践为基础的历史过程，而非自然主义的庸俗唯物主义立场；历史的基础或决定性力量不是“物”，而是以实践为基础的能动的“人”——人的存在、人的生活和人的实践。这样，就从哲学的高度提出了历史过程的主体性问题。在哲学性质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几乎一致地反对“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以自然为本体的旧唯物主义世界观。他们认为，历史是人创造的，如果把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归结为人之外的自然，其实质就是用旧唯物主义代替历史唯物主义。正像施密特所说：“不是所谓物质这种抽象体，而是社会实践的具体性，纔是唯物主义理论的真正对象和出发点。”(29)“不容许……把自然规律简单地搬到社会关系中去。”(30)历史唯物主义承认自然规律，但是不停留于自然规律，“考茨基把人类历史和人类以前的历史之统一加以绝对化”(31)，因而在根基上滑向了旧唯物主义。针对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庸俗唯物主义，卢卡奇进一步批判了唯心主义的“应用说”，认为“这种错误观点近几十年来，尤其在共产党人中广泛流行。由于这种‘应用’，产生了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斯大林为人熟知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中论述这个问题时，就采取了这种态度”。(32)斯大林在这一问题上的错误，就是离开了人的实践和人的生活。
由于以实践为基础，因此，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看来，历史唯物主义“意味着人、现实的和完整的人、‘现实地生活着的人’是历史的主题，也是历史规律这一观念的主题”(33)。历史本质上不再是与人无关的自然过程，而是以人的实践为基础的历史过程，因此，辩证法不属于自然，而属于历史，“历史本质上是辩证的”。(34)卢卡奇认为：“人本身作为历史辩证法的客观基础，作为辩证法的基础的同一的主体—客体，是以决定性的方式参与辩证过程的”(35)；“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首先是历史的和辩证的唯物主义”，而不是抽象的与人无关的旧唯物主义。“它是一种把社会发展作为活的整体来理解和把握的理论。”(36)
循着人的主体性，葛兰西提出了具有深远理论影响的意识形态理论。因为，按照第二国际、第三国际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意识不过是“物质”的被动反映，而西方社会的现实却告诉人们，意识不仅不是被动反映，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参与现实并驾驭现实；西方无产阶级革命之所以失败，其根本原因就是资产阶级牢牢地掌握了意识形态领导权。正是循着这一思路，葛兰西、卢卡奇提出了意识形态领导权问题，阿尔都塞(L.P.Althusser，1918-1990)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问题，霍克海默(M.M.Horkheimer，1895-1973)、阿多诺(T.W.Adorno，1903-1969)提出了文化工业问题，鲍德里亚(J.Baudrillard，1929-2007)提出了符号消费社会问题，哈贝马斯提出了科学技术执行意识形态功能等问题。西方一切问题的总根源在资本；忽视资本分析，专注于文化、意识形态路向几乎构成西方马克思主义思考现代社会的主流。
针对物质本体论的社会历史分析方法，卢卡奇提出了总体性思维方法：“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思想的根本分歧并不在于从历史来解释经济动机的首要作用，而在于总体性的观点。总体性范畴，总体之于部分的完全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是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汲取的方法论的精华，并把它出色地改造成一门崭新学科的基础。”(37)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条指出的“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市民社会就是经济社会，人类社会则包括人类生活的全体。因此，如果立足于“市民社会”，在本质上就是对“人类社会”总体的遗忘，这是根本哲学立场的对立。“无产阶级所唯一具有的优势在于它能够从根本点上把社会看作是一个统一的整体。”(38)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无产阶级看到了比经济更高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力量和宝贵之处，在于它曾是整体性阐述历史过程的最激进的尝试。”(39)施密特强调了经济对人的从属性：“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和无产者同样不是形而上学的解释原理，经济应从它支配一切的地位回到为人服务的从属地位去。马克思理论中的‘唯物主义的东西’，不是宣告经济具有这种优越地位。”(40)“经济的人应该被超越，以便显示总体人的自由。”(41)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把社会发展作为活的整体来理解和把握的理论”(42)，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在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中重建马克思主义”(43)。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第二个起源，缘于对资本主义异化和法西斯集权恐怖的理论反思。这一反思，随着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发表而汇成人本主义洪流。布洛赫、霍克海默、阿多诺、赖希(W.Reich，1897-1957)、马尔库塞(H.Marcuse，1898-1979)、弗罗姆(E.Fromm，1900-1980)、列斐伏尔(H.Lefebvre，1901-1991)、萨特的异化理论、人学理论、爱欲理论、大众心理理论、日常生活理论、否定性理论、社会批判理论是这一反思的最主要成果，阿尔都塞、沃尔佩(G.D.Volpe，1895-1968)的科学主义倾向可以看作是对同一个问题的回答。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检验理论彻底性的试金石。面对法西斯的灭绝人性，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第一反应就是对“人”的肯定，强调人的存在和人的生命的至高无上性，而这一点恰恰是斯大林“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薄弱环节。正是后者对“人”的排斥，“把人从马克思主义的知识中排除出去，纔使存在主义思想在认识的历史整体化之外复兴起来”；“马克思主义如不把作为自己基础的人重新纳入自己之中，就将变为一种非人类的人本学”；“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作为历史的和结构的人类学，就是研究人本身，因为人类的生存和对人类的理解是不可分离的”；“这样，对生存的理解就表现为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人的基础”。(44)弗罗姆也认为，“人”是马克思关注的核心，“他的目的就是要让人从物质利益的支配下解放出来，让人从他自己的安排和行为所造成的束缚自身的牢笼中解放出来。如果人们不理解马克思这一关注点，那就无法理解马克思的理论”。(45)正是对灭绝人性的“新的野蛮状态”的反思，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面世后，全世界掀起了一场人学高潮，人们转而批判法西斯战争，批判人的全面异化。在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的批判性恢复中，西方马克思主义起了功不可没的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另一个理论焦点，是对“国家”地位和作用的重新认识。列斐伏尔认为，“国家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最高点，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中最核心的内容”(46)。在第二国际、第三国际的理论家看来，国家只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他们完全忽视了国家与社会、人民的关系。一个政权，当它与资本完全结合在一起并互相勾结时，它本质上就是独裁主义国家。“国家资本主义乃是当代的独裁主义国家。”(47)法西斯主义的实质是“在国家社会主义的旗帜下残酷地压迫人民”；“不管它如何乔装打扮，它的既定目的就是使个人屈从于外在的目标，并且削弱真正的个性发展”(48)；“‘极灌主义’不仅是社会的一种恐怖的政治协作，而且也是一种非恐怖的经济技术协作”。(49)因此，任何政权，不管它如何称呼自己是社会主义，如果最终的结果是人民的无权，那么本质上依然是独裁主义国家。“一切形式的独裁主义国家都是压抑性的。”(50)“整体的中央集权下的经济统制或国家社会主义乃是独裁主义国家最一般的表现形式。”(51)由此，他们也开展了对苏联国家制度的批评。马尔库塞认为，“斯大林主义的高度恐怖和希特勒统治巩固相符合”(52)，“斯大林就是党和国家……党和国家是斯大林”(53)；“如果在国家中占优势的是官僚主义的集中制，那么这就表明领导集团达到饱和以后成了狭隘的小集团，他们努力的是永久保持自己的利己主义的特权”。(54)斯大林的做法，“代表了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歪曲。不管它是多么无意识地产生出来的，这种歪曲应归因于人民群众结构上的束手无策”。(55)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自治，社会主义的进步是“是靠那些曾作为自主的并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组织逐渐被废除的程度，靠群众，绝大多数人参与管理，即‘社会自治’的程度来衡量的”。(55)国家理论的提出，表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重心从文化、意识形态向政治国家的转向。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第三个起源，缘于对晚期资本主义(56)和苏联式社会主义最新变化的理论反思。哈贝马斯、尼科斯·普兰查斯(N.Poulantzas)、鲍德里亚、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Jameson)的晚期资本主义理论、公共领域理论、生活世界理论、交往理论、科学技术理论、阶级理论、文化逻辑理论，可以看作是这一反思的重要成果。如果进一步延伸，也应该包括麦克尔·哈特(M.Hardt)、安东尼奥·奈格里(A.Negri)、戴维·哈维(D.Harvey)、埃伦·梅克辛斯·伍德(E.M.Wood)的“帝国”理论和“新帝国主义”理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西斯主义虽然遭到全世界的反对，但是资本与国家的勾结和联盟却愈演愈烈。正如哈贝马斯所说：“国家舆市民社会的利益渐趋吻合。”(58)“随着经济的增长，国家与经济不可避免地日益混合在一起。”(59)如果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资本与国家的勾结主要表现为民族国家内的勾结，并且发达国家间因瓜分不均而互相发动战争的话，那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与国家的勾结则主要表现为资本与国家的跨国联盟。在美国的倡导下，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再表现为互相之间的竞争和战争，而是由竞争走向垄断，通过制定新的游戏规则(例如，建立世贸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实现几个最发达国家对全世界落后国家的掠夺，其结果是资本的全球发展和人民的普遍异化。
哈贝马斯把新时期的资本主义称为“晚期资本主义”，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的最根本危机是国家的合法性危机。也就是说，资本与权力的勾结，导致人民群众边缘化，生活世界殖民化，从而把“系统”(政治系统与经济系统的合一)与人民群众的对立公之与世人面前。哈贝马斯试图在不触动资本的前提下，通过“和平与平等的交往”解决这一矛盾，最后走向主观空想，但哈贝马斯提出的危机理论、生活世界殖民化理论、交往理论、公共领域理论却再一次激活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丰富和深化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领域，为坚持和发展当代的历史唯物主义做出了虽有错误但值得深思的理论贡献。
“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往往只从生产的角度而不是从生活的角度理解社会，因而在它的展开中，“社会”往往被理解成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国家的功能也被局限在经济领域。这样理解的社会，在本质上是马克思批判的“市民社会”而不是“人类社会”。“生活世界”理论的提出，实际上提出了长期被人们忽视的社会生活的最基础领域。它构成经济与政治的前提和最终目的。只有生活领域，纔是评判政治与经济正确与错误的标准。国家的合理性领域在经济，但国家的合法性领域在生活世界；只有人民的拥护，纔是国家合法性的根源。这里实际上也提出了国家的更高功能，即国家不仅要为经济的发展服务，更重要的是要为人民的幸福服务。只有后一条，纔是评判国家的最高标准。因而，真正的国家必然是民主国家。它需要平等的和平交往，以形成人民的共识。因而，是否自觉地发展公共领域，成为评判是否是民主国家的根本标准。
在政治国家与生活世界之间，有一个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领域。这一领域表现为两种力量的博弈：一方面是国家通过虚假意识形态对公众的压抑和驾驭；另一方面则是公众通过民间组织和网络表达公众的利益和诉求。由于这一领域集中反映了西方社会的矛盾和冲突，因而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特别关注。哈贝马斯提出的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的观点，鲍德里亚通过拟真、拟像、符号身份等理论全方位揭示西方社会借助意识形态误导消费并全面驾驭公众心灵的深刻透视，可以看作是对第一方面即国家通过虚假意识形态自上而下全面驾驭公众意识的批判。而哈贝马斯提出的公共领域理论，则是对第二方面的领悟和深化。因为，正是这第二方面，长期受到“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忽视。由于独裁主义国家本质上一定是压抑公共领域的，因而加强公共领域建设实际上是提出了民主国家的建设道路问题，即不能停留于两党竞争的议会制，而必须要有公众表达意见和共识的平台。这个平台，就是公共领域。由于民间组织是公共领域协商共识的主体，因而民间组织内部的平等协商构成一切公共民主的基础。公共领域不仅成为政治民主的平台，而且作为社会结构的一个独立层次成为历史唯物主义新的理论生长点。
“晚期资本主义”理论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帝国”理论。传统的哲学教科书很少讨论国舆国之间的关系以及资本的国际走向，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间不再通过战争，而是通过国家联盟转向对第三世界的掠夺。由此产生了两个最主要的后果：一是跨国公司迅速发展并且成为最有竞争力的经济实体；二是资本能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自由进出并且财富急剧地向最富有阶层集中，一种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驾驭的国际金融资本由此形成。对于这种新的政治经济环境，哈特舆奈格里把它称为“帝国”，并且断言，传统意义上的“国家”正在消亡；而哈维在《新帝国主义》一书中则认为，这是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在当代的最新发展，国家不仅没有消亡，而且在“剥夺性积景中扮演主要角色”。(60)伍德在《资本的帝国》一书中也认为，“国家之于资本，特别是之于全球化形式的资本更为至关重要”(61)。由于资本的跨国界发展和流动并成为一种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驾驭的力量，因此，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要求历史唯物主义展开它的世界历史眼光，研究资本，研究国与国的世界联合，研究资本与全人类的关系。
综上所述，西方马克思主义起源于对第二国际、第三国际“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和超越；然而，在它的发展进程中，却成为一种借助于马克思而批判现代社会的思潮。由于它思考现实，因而它的视角并不局限于传统“历史唯物主义”范畴，而是更加宽广。当然，西方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流派，其内部也经常观点相左，甚至互相批评；有些学者不仅对列宁、斯大林提出尖锐的批评，而且不适当地批评马克思的许多观点，表现出理论的轻浮和狂躁。虽然各自都有某种理论创见，但他们都回避和忽视了对资本的批判，因而在最核心问题上都没有达到马克思的理论深度。由于他们回避了对资本的批判，因而他们的批判充其量只具有改良的性质。然而，相对于第二国际、第三国际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教科书理论而言，他们又在广度和深度上拓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理论，为人们理解现代社会打开了新的视界。这些理论包括：马克思哲学的立场、性质和方法，作为社会基础的人的学说和生活世界理论、意识形态和公共领域理论、国家理论、市民社会理论、晚期资本主义的危机和合法性理论、全球化和帝国理论、生态危机理论。也就是说，他们不再从“市民社会”(经济社会)的立场理解现代社会，而是从“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的立场理解现代社会，使历史唯物主义从广度和深度上得到拓展。虽然他们的研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并且从总体而言属于学院式的研究，但他们直面西方社会现实的顽强探索，依然对历史唯物主义在“正统”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重建起了不可替代的拓展作用。他们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争论聚焦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的蓬勃发展，同时也折射出“正统”马克思主义在一定时空内的局限。
（原载《南国学术》2014年第2014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