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霍耐特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做了题为《物化：一种承认理论的研究》的讲座，物化概念逐渐引起各方关注。在这次讲座的基础上，他在2008年出版了《物化：旧论新探》一书，在书中对一些批评者的观点进行了回应，从而物化概念在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中的地位得以彰显。结合霍耐特对物化的相关论述，本文重点从物化概念的反思、物化概念的再诠释、物化的承认理论批判及其规避等方面分析了霍耐特对物化的批判，并将其概括为一种物化批判的承认范式，进而评估了霍耐特对物化的承认理论再诠释在其自身理论发展中的地位，以及这种诠释在法兰克福学派物化理论发展中的地位，这将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物化理论。当然，霍耐特物化批判的承认理论范式还存在一些问题值得我们反思。
一、霍耐特对工具化物化概念的反思
霍耐特致力于修正物化概念，并试图赋予物化概念以新的内涵。这一工作始于对卢卡奇物化概念的批判，延伸至对法兰克福学派物化理论的反思。他认为，从卢卡奇到法兰克福学派所形成的工具化的物化概念，始终坚持主体对客体的认知立场，从而遮掩了承认关系。按照这一思路，我们从三个方面揭示霍耐特对物化概念的反思。
首先，霍耐特对卢卡奇物化概念的反思。卢卡奇致力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批判，他把物化解释为人自己的劳动、活动成为不受人控制并“控制人的东西”①。物化被视为一种社会病态现象，这点与霍耐特的观点相一致，但对物化概念的解释却与霍耐特明显不同。按照卢卡奇的解释，人自己的劳动、活动与人本身相对立，只服从于“物以及物与物之间关系构成的世界”②及其规律，个人“为自己利益而利用对这种规律的认识”③，对世界首先采取了一种认知立场。按照卢卡奇的解释，物化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采取了物的形式，随着商品交换的普遍化，商品形式渗透到生产过程中产生了物化，他用物化概念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生活，并与个体对社会世界采取超然的、观察者的立场联系在一起，把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物化关系看作是越来越普遍的经济系统合理化的表现形式。卢卡奇对物化概念的分析坚持了社会经济层面的优先性，认为商品交换产生的物化现象可以扩展至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人与自身、社会与自然的关系都可以还原为经济关系，或者说“使整个社会(至少按照趋势)隶属于一个统一的经济过程”④，意味着生产机械合理化和商品可计算原则必须遍及生活的全部表现形式，实际上就是“把人的行为置于客观理性这一外在尺度面前进行检验”⑤，导致人的自身价值被忽视。霍耐特认为用这种经济同一性逻辑解释各种物化现象难以令人信服，而且容易混淆物化与合理化的关系，把资本主义社会中工具理性在经济领域的应用看成是社会合理化的表现，物化是社会合理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这种机械合理化解释是不充分的。正如哈贝马斯指出那样，“卢卡奇把合理化和物化看作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⑥，然而社会合理化不必然导致物化，因为社会合理化还存在交往理性合理化的一面。霍耐特指责卢卡奇采用主客体分析模式，所有社会要素都能进行经济计算，即采用同一性逻辑解释物化现象，存在理论上的局限性，这“怎能解释商品交换以外领域的物化呢?”⑦他认为商品交换领域内的物化现象不能扩展至整个生活领域。
其次，霍耐特对法兰克福学派物化概念的反思。卢卡奇对物化分析的认知立场、对规律的认知及其工具运用立场、经济生活中的可计算原则影响了早期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霍克海默等人从自我持存的立场出发，考察工具理性的扩展及其带来的物化后果，把资本主义合理化看成是工具理性扩张的产物，“理性成了用于制造一切其他工具的工具”⑧，“思想在数学、机器和组织等物化形式中被摒弃掉了”⑨。哈贝马斯指出了霍克海默、阿多诺“把资本主义的合理化理解为物化”⑩，工具理性的扩张被认为是作为物化的合理化的根本动因。霍耐特则明确指出了霍克海默等人对物化概念的理解与卢卡奇的关联性，“卢卡奇从资本主义商品交换的抽象强制中推导出物化思维形式，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把这种物化思维形式看做是人类工具性地利用自然的内在形式”(11)，并指出工具理性这一标志着批判理论核心主题的新概念，受到卢卡奇物化概念的影响，“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用‘工具理性’的概念说明这种物化思维形式”(12)。马尔库塞则认为技术是物化的“重要工具”(13)，导致物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他最看重技术这一原因，理由是技术带来了最“成熟和最有效形式”(14)的物化，于是他把早期霍克海默对物化的工具理性分析模式转化为技术理性分析模式。在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看来，工具理性成为解释社会合理化的重要概念，而物化是社会合理化的结果，或者说“人类的整个文明过程就是由逐步物化的逻辑所决定的”(15)。哈贝马斯认为作为社会合理化的物化，采取的是工具化物化概念，局限于主客体的分析模式，从一种交互主体间的交往理性分析模式出发，他指出工具理性不必然带来物化，只有当工具理性干预交往理性才会导致物化。霍耐特接受了哈贝马斯对物化批判的交互主体间的分析模式，把日常交往实践纳入文明进程的考察中，批判了工具化的物化概念，指责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等人都“拘泥于意识哲学的思想传统。这个思想传统按照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认知关系的模式构建人的理性概念”(16)，被迫按照主体工具性地使用客体这样一种模式来思考一切社会行为和过程。霍耐特认为，这一模式坚持认知对承认的优先性，忽视了主体间的参与性、情感性的实践关系，从而指出了法兰克福学派早期思想家解释物化概念存在的根本问题，即采用主客体分析模式以及对认知优先性的重视，造成了承认的遗忘。
最后，霍耐特对工具化物化概念的反思。霍耐特认为，从卢卡奇到法兰克福学派解释了一种工具化的物化概念，从而蒙蔽了承认关系，他反对这种把物化概念等同于工具化概念的做法，认为两者存在明显差别。首先是概念上的差别。工具理性主义常常为了实现个人目标而把自己和他人视为实现目标的手段和工具，造成把人当作工具来对待的工具化与物化等同，忽视了两者的根本差别。工具化并没有忽视自己和他人作为人的特有属性，只是把别人视为达到自己的目的的手段和工具而已，物化却指当目标自洽化的情况下，在别人身上感觉不到自己和他人作为人的属性，仅仅视为物，或达到目的的认知对象。可见工具化和物化存在根本上的差异，但人们为什么常常将两者混淆起来呢?霍耐特指出：“可能是因为‘工具’一词让我们首先想到事物客体。”(17)这种做法是不对的，因为恰恰是人们特有的人类属性才使人承认自己和他人能够成为实现外在目的的工具，而不是相反。其次是评判标准的差别。把人视为物，违背了道德原则，通常人们以道德的名义对工具化进行批判，“我们能够批判对别人进行工具化的种种形式，只要我们发现它们总体上违背广泛接受的道德原则”(18)。但在对待物化的批判上，仅仅以违背道德规范的名义是不够的，因为“这种提法似乎不能解释物化概念中与社会本体论相关的内容”(19)。祖恩指出霍耐特的物化批判“遗忘了一种非道德承认的基本形式，这种非道德的承认本身是其它三种道德的实质性承认的前提”(20)。可见，物化的发生不仅违背了道德规范，而且犯了一个更为根本的错误，从更深层次上说就是违背了作为道德自身基础的基本条件，这个基本条件必须获得本体论上的支持。从后者来看，人与世界存在一种先在的承认关系，工具化物化概念的问题是以对道德的违背掩盖了物化是对先在承认关系的遗忘。既然工具化概念不能完整地解释物化概念，我们就必须重新对物化概念进行诠释。
二、霍耐特对物化概念的承认理论重释
霍耐特对物化概念作了承认理论的重释，“物化就是预先承认的遗忘，我把它作为概念的核心”(21)。为什么承认在理解物化概念中占据核心位置?我们概括出霍耐特四个方面的理论依据。
首先，字面意义上理解的物化概念。在考虑把物化作为书的主题时，霍耐特强调，“我决心尽最大可能坚持这一概念的字面意义”(22)。从物化概念的字面意义来看，物化是指那些本来不具有事物属性，却被当作事物来认识和对待。字面意义上的物化概念把主体视为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和方式，忽视了主体人的属性，主体被当作认知的客体，这表明物化遗忘了人与人之间的承认关系，字面意义上的物化概念直观地反映了人们对具体道德原则的背离。类似于霍耐特在《为承认而斗争》中解释的那些承认伦理原则，字面意义上的物化概念以物的形式掩盖了主体人的属性、人的价值和尊严、人们之间的承认关系。霍耐特在对工具化物化概念的批判中，认为工具化物化概念常常把物化看作是对道德原则的违背，因此，仅仅从字面意义来考察物化，并把它视为对承认伦理原则的违背是不够的，霍耐特认为还必须从本体论上论证物化概念，说明物化意味着是对作为基础的基本条件的违背。
其次，本体论意义上理解的物化概念。在之前出版的《为承认而斗争》中，霍耐特从道德原则角度考察了承认概念，即规范主体间的关系；在《物化：旧论新探》中则从社会本体论角度考察了承认概念。因此，在霍耐特那里，物化可以从两个层面做出解释，一是规范性解释，二是社会本体论解释。霍耐特认为，从本体论意义上分析物化，承认满足物化批判的条件，本体论意义上的承认重视主体间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避免把人视为物的属性，而与意识哲学以及工具理性分析的单主体区别开来；采取承认立场，意味着主体采取情感的态度对待世界，而与主客体间的漠然的、中立的认知的立场区分开来。在霍耐特看来，把不具有事物属性的主体当作事物来对待是表象，遗忘了本来存在的承认关系才是物化深层次的根源，因此，物化是对承认这一现实社会必要假定的违反，那么从本体论层面考察物化概念，就必须坚持承认在物化概念中的优先地位，而物化恰恰采取了认知优先于承认的立场，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物化就是承认的遗忘。霍耐特指出：“在我看来，与人类的本性相关的承认是一个社会本体论事实。”(23)正是物化的社会本体论的承认理论诠释避免了卢卡奇对物化的经济层面的解释，而直接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物化都视为先在承认的遗忘。社会本体论意义上的物化概念预先认定了承认的优先性，这种优先性进一步获得了理论上的论证和经验上的证据。
再次，承认优先地位得以确立的理论依据。根据霍耐特相关论述，承认优先地位的确立存在三个方面的理论依据。第一，对卢卡奇物化观的反思。霍耐特指出卢卡奇把物化说成是一种漠然的、完全是观察者的态度，这是卢卡奇的一种正式的物化观，但从中也隐含着一种非正式的物化观，即在生存性参与下，人与世界的未被扭曲的关系属于一种生存性参与的实践关系。优先于人与世界的客观认知关系，生存性参与反映了一种介入式的实践关系，人们在处理人与自身、他人和世界的关系之前，便存在情感态度。霍耐特从卢卡奇对物化的非正式的看法中，看到了承认的重要性，“我们必须首先在生存方面对别人感兴趣，才会学会根据认同规范来决定取向，承认规范让我们走向尊重或者善意的某些形式”(24)。第二，哈贝马斯交互主体观念的影响。哈贝马斯从交互主体间的关系层面，思考人与主观世界、客观世界和社会世界的关系，把物化看成是生活世界的殖民化，造成被物化的主体间领域与系统合理化的反规范之间的对立，为了避免哈贝马斯在社会结构划分为系统与生活世界二元对立的关系中理解物化，霍耐特在个体互动模式中构建了主体间关系，“以承认一元论作为物化批判的基础，打破系统和生活世界的二元区分”(25)，通过主体间承认关系的优先性地位的确立，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就被解释为遗忘了先前的承认关系，“这种遗忘是我们先前论述的所有互主体性物化的核心”(26)。第三，海德格尔、杜威等人观点的启发。海德格尔批判主客体之间的经验模式，采取存在主义-现象学的分析方法，指出我们的日常生活本身就存在于世界之中，世界是人的实践领域，而不能把我们生活的世界视为一个中立的、认知态度的经验领域。就海德格尔而言，我们站在实践的立场上处理人与世界的关系，我们称之为“关怀”，与世界的情感关系先于认知关系。杜威批判了知识的观察者模式，他认为人与世界的相互关系中存在的参与关系，是人与世界的实践关系，这是杜威实用主义的“人与世界的原初关系”(27)。“对两人而言，认知的主客模式是一种抽象，在更为基础的承认模式之后。”(28)受到海德格尔等人的启发，霍耐特认为，人对世界采取同情的参与态度先于人对世界的冷漠的观察立场，人与世界存在着一种介入性实践关系，因此，在人类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上，承认优先于认知。
最后，承认优先性获得心理学和社会化成果的经验证明。发展心理学和个体社会化的成果表明，小孩只有在情感上接受他人，才能采取认同他人的视角，获得认知的能力。霍耐特依据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找到每个人的生命开始于一个未分化的主体间阶段的依据。精神分析研究认为，“母亲维持新生婴儿的生命而给予的关怀，不是像某个第二性的东西附加在孩子的行为之上，而是以某种方式与孩子融为一体”(29)，也就是说，母亲和孩子之间最初形成了一种原始的主体间承认关系，儿童只有通过与他者建立情感关系，才会学会成为独立的主体，获得认知能力。同样，霍耐特注意到儿童与其依恋者的情感活动在儿童认知能力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对于采用另一个人的视角而言，对他人的情感认同是绝对需要的”(30)，这种情感活动反映了互主体间的承认关系，只有在对其依恋者产生情感认同的基础上，儿童才会形成对世界的基本认知关系，这种先在的承认反映了人与世界的实践关系，优先于主客认知关系。霍耐特指出，“互主体的精神认同并不是一种认知关系”(31)，“而是精神状态的相互敞开”(32)，这意味着承认优先性获得了社会心理学经验性研究的支撑。
总之，在霍耐特看来，承认在理解物化概念中占据核心位置，物化就是承认的遗忘。这意味着消除了人对自我、社会和自然原初的、主动的立场，放弃了交互主体间的情感性实践关系，而采取了一种单主体的观察者视角和认知立场。正如启蒙是要摧毁神话，自身却变成了神话，受到《启蒙辩证法》思路的影响，霍耐特指出，我们本来是要在主体间关系中确立承认关系，再展开认知关系，而现在认知关系掩盖了真正的承认关系，这便是物化，即承认的遗忘。从本质上看，他对物化概念的诠释，涉及如何辨析承认与认知的关系，霍耐特坚持承认优先于认知的立场，而作为承认遗忘的物化，坚持了认知优先于承认的立场。
三、霍耐特对物化的承认理论批判及其规避
在承认与认知的关系问题上，何者居于优先地位成为评判物化产生的依据。霍耐特主张承认对认知的优先地位，说明我们与自我、社会和自然的关系是带有情感参与的实践关系，而主张认知对承认的优先性，必然对人与自我、社会和自然的关系采取一种认知立场，遗忘了先前的承认关系，便产生了物化。那么认知过程如何使我们有可能忘掉先前的承认?霍耐特注意到不同物化形式具有不同的原因，用单一的原因解释所有的物化现象是不够的，他从人与自我、社会和自然三个层面批判了社会生活中的物化，并在此基础上指出了社会生活得以恢复的思路。
首先，人与自我关系的物化。人对自身采取一种认知的立场，破坏了人与内心世界的内在关系，遗忘了人与自身的承认关系，认识不到人与内心的关系是一种实践关系，即自我的承认主要由自我体验到各种交互主体间的承认关系构成的。霍耐特从侦探主义和构成主义两个方面揭示了人与自我关系的物化。前者把自身设定为认识的器官，以认知的态度看待自身，获得自身心理状态的直接的认知，把我们的精神状态视为认知的对象，我们的内心状态只是作为一个确定的事物的状态，加以精确区分和归纳，无法通过自我反思实现内心状态的转换；后者指人们采取工具主义立场对待自己的内心状态，我们的内心状态由意志行动控制并被社会规范和目标塑造，然而真实的情况是我们的欲望、情感等心理状态都是先行给予的。侦探主义“将欲望、情感视为物一样的对象”(33)，被动观察；构成主义将欲望、情感视为主动创造，两者共同之处都遗忘了承认关系。从社会角度看，人与自我之间的物化关系限制了人通过实践活动的外化而认识自己内心状态的可能性。
其次，人与社会关系的物化。社会生活领域中的社会交往现象的物化批判是霍耐特的主要考察对象，它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物化，从而遗忘了先前的承认关系，霍耐特指出：“人们之间的必要联系只是在认知上被生产出来，而不是从情感上被体会到”(34)。在对待他人、社会的关系上，采取观察者的视角以及工具理性行为，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而把他人视为达成自身目的的手段，这种对待社会的认知立场导致人们不能以情感性的实践方式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为了避免误解，霍耐特解释了以目标导向为主的实践并不一定导致物化，只有在目标自洽化才会导致物化，遗忘了人的承认关系。霍耐特指出“如果某种特别行动的成功需要人们对一切可导致他人具有人类专有特征的事物视而不见，自洽化就可能导向主体间的物化”(35)，目标的自洽化导致遗忘了人类的属性，遗忘了先在的承认关系。总而言之，社会物化与一种社会交往的交互主体间构成的先在的承认结构联系在一起，物化意味着社会行动以特定的方式破坏了人的交往行为，从而使人们过一种好生活的伦理形式的前提条件遭到破坏，也就是破坏了先在的承认关系。
最后，人与自然关系的物化。霍耐特并没有把物化的分析限定在交互主体现象，而且扩展至客观的以及非社会化的自然世界，后者表现为人与对象之间的物化关系。支配外在自然和内在自然的框架在社会层面上被极端地普遍化，导致人与自然之间的有机联系遭到破坏，人与对象之间的物化关系间接地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物化关系，因为对象对人的意义是我们自己和他人赋予的，“如果我们在对对象的认知中，忽视了他人赋予对象的意义，那么我们同样忘记了与他人的承认关系”(36)。对霍耐特来说，人与自然关系的物化意味着遗忘了物理世界中形成的对象和关系对人的意义。这个观点受到阿多诺的影响，如果要完全认同他者，我们就必须抓住他者与他人以及物理世界中的对象的意义以及情感关系。霍耐特指出，自然的物化意味着“在我们认知客体的过程中遗忘了其他人附加在客体上的意义方面”(37)，因此，自然或我们自然环境的物化是社会关系物化的间接反映。
在这一物化批判的理论框架下，霍耐特提供了一种规避物化的思路，即必须坚持承认对认知的优先性，把承认视为规范成立的前提条件。首先，霍耐特认为必须采用生存性参与视角正确看待客体对于主体的生存重要性，坚持承认的优先性。霍耐特指出，在生存性参与视角下，我们能够感受到环境对我们理解生活方式的影响，采取介入式实践，“对我们来说具有生存重要性的东西迫使我们采取立场”(38)，因此需要把“事物生存性地强加于我们的方式，作为承认的一种最基本先在形式的结果来对待”(39)，只有当我们坚持承认的优先性，才会对那些对我们生存性具有重要性的东西以及对我们现实世界所发生的现象做出反应，也就是说，只有在一种先在的承认视角下，采取把其它事物视为我们自身的补充的态度，即对客体采取先在的承认立场，我们才会对现实世界采取认知的立场，避免认知优先于承认。其次，霍耐特采取生存性框架的“填充”方式规避物化，把承认视为规范成立的前提条件。承认是对先在性承认的解释，而人总是生活在具体社会中的人，因此，规避物化还必须置于具体的社会现实情境中加以考量。为了规避物化，霍耐特采取一种“生存性框架的‘填充’方式来解释”(40)，它指的是用具体社会中的承认原则来反映基础承认。后者代表一种先验的条件，而生存性框架的“填充”方式要求个体把具体社会中的承认原则进行内化，“在他们的社会化过程中，个体学会对他们文化中特有的承认规范进行内化”(41)。这就是爱、权利和团结三种承认原则，反映了具体社会中的承认关系和人们对规范的期待。
四、对霍耐特物化批判的承认理论范式的几点评价
霍耐特对物化批判的承认理论诠释，从其自身理论发展看，深化了承认理论的研究。霍耐特指出：“在我以前讨论的承认理论之前增加一个阶段，这个阶段代表了一种‘先验的条件’”(42)。他在早期承认理论中主要讨论了爱、权利和团结三种承认规范关系，之后在物化批判中采取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先验的承认关系，在两者的关系上，霍耐特认为后者是前者的前提条件，前者是后者在具体历史条件中的表现。霍耐特对承认的本体论论证，为其理论的发展奠定了新的根基，不仅强化了承认的最初观点，而且把它扩展为一种双重承认观。从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发展看，他突出了物化批判在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中的地位，激发了物化批判理论的新活力。卢卡奇对商品经济的物化批判影响了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霍克海默等人采取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认知关系模式解释物化。霍耐特着重比较分析了工具化概念和物化概念，并对物化概念做了承认理论的新诠释。我们认为霍耐特实现了法兰克福学派物化批判理论范式上的转换，即从物化批判的工具理性范式到承认理论范式的转变。这一转变彰显了霍耐特物化批判理论的两个显著特点。
首先，物化批判的承认理论范式彰显了主体间维度。霍耐特指责卢卡奇坚持人类主体理论，同样质疑霍克海默等人拘泥于意识哲学的思想传统，主体对世界采取“冷漠观念或缺乏参与投入”(43)，在主体—客体模式中分析物化概念，坚持一种认知优先于承认的立场。他指出，在卢卡奇和早期法兰克福学派那里，物化反映了主体对他人进行工具化的某种态度或行为。而物化的承认范式采用交互主体间理论，“对世界的参与从根本上是主动的、投入的和饱含感情的”(44)，坚持一种承认优先于认知的立场。总之，物化批判的承认理论范式采取主体间的承认关系，彰显了主体间实践的规范性标准。
其次，物化批判的承认理论范式彰显了承认对认知的优先性。依据霍耐特的理论分析，在承认与认知的关系上，何者处于优先地位成为评判物化的重要标准，或识别物化的依据。在主体与世界的实践关系问题上，主体把他人视为达到自己目标的手段和工具，必然对世界采取认知的态度，无视人的价值和尊严，“霍耐特提出用承认理论术语来重新理解物化，认为所谓被物化的、冷漠凝视的实践形式遮蔽了，而不是完全消除了人类关于世界原初、关心、主动的立场。”(45)在霍耐特看来，并不是不需要认知的立场，而是应坚持承认的优先性，“霍耐特的物化批判给予人类与世界的承认、关心、富于情感的关系，而不是纯粹认知的、被动的态度”(46)。可见，霍耐特在坚持承认对认知的优先性的基础上解释物化，并认为承认的优先性是先天的，物化只是暂时遗忘了承认。
霍耐特对物化的承认理论诠释，激发了人们探究物化的理论兴趣，使物化重新获得各方理论关注，同时霍耐特物化批判的承认理论范式也遭到批判，暴露了一些问题。首先，他割裂了物化批判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批判之间的内在关系。霍耐特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并不必然产生物化形式，产生物化的是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实践的具体形式。”(47)他因此放弃了物化批判与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内在关联性，这与马克思和卢卡奇等人的论述背道相持，暴露了其物化理论的非历史性特点。海德瑞克指出：“霍耐特对物化范式的重构犯了一个错误：在道德心理学的范围内把物化解释为一种本质上的交互主体现象，他把物化转向一种非历史化方向，减少其与机构批判的相关性。”(48)按照海德瑞克的说法，霍耐特把物化看作一种心理化的物化(psychologizing reification)，而忽视了更为实在的、历史的维度，看不出物化概念与资本主义社会组织结构的联系。而尤特纳认为之所以这样，根源在于霍耐特的承认范式是“基于人类学的考虑，本质上与历史无关”(49)。事实上，物化作为一种社会病症必须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才能获得解释。
其次，霍耐特物化批判的承认理论范式忽视了物质基础的批判。查里指出：“根据其承认理论，霍耐特把握住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规范秩序的关键维度，但这样做的代价是忽略了这些关系的物质构造”(50)。也就是说，虽然霍耐特从规范层面批判了资本主义的物化现象，但却忽视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罗茨认为：“霍耐特物化概念向心理学和规范性基础的转向，使它不可能发现物化的物质基础，更值得可信的是霍耐特无法为现代性内在的社会病理的经济学解释留下空间”(51)。在罗茨看来，霍耐特把物化视为观察的、中立的关系破坏了心理学的、情感的积极关系，这种解释的后果是把物化概念做了心理学的、情感的解释，忽视了社会主要是由经济形式建构的事实。
注释：
①②③④【匈】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50、150、150、157页。
⑤徐苗苗：《物化：作为“预先承认”的遗忘——试论霍耐特的物化观》，《学术交流》2013年第5期。
⑥⑩【德】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行为合理性和社会合理性》，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38、327页。
⑦(21)(26)(27)(30)(37)(42)Axel Honneth,Judith Butler,Reification:A New Look at an Old Idea,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24,p.58,p.79,p.47,p.43,p.63,p.152.
⑧⑨【德】霍克海默：《霍克海默集——文明批判》，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版，第68、78、33页。
(11)(12)(15)(16)(34)【德】霍耐特：《分裂的社会世界：社会哲学文集》，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2、32、33、29、5页。
(13)(14)【德】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53、153页。
(17)(18)(19)(22)(24)(35)(38)(39)(40)(41)【德】霍耐特：《对物化、认知、承认的几点误解》，《世界哲学》2012年第5期。
(20)Christopher F.Zurn,Axel Honneth:A Critical Theory of the Social,Polity Press,2015,p.107.
(23)Bert van den Brink & David Owen(eds.),Recognition and Power:Axel Honneth and the Tradition of Critical Social Theo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p.353.
(25)(31)(32)(33)(36)单传友：《承认的遗忘：霍耐特对物化概念的批判与重构》，《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28)(49)Timo Jütten,What is Reification? A Critique of Axel Honneth,Inquiry,2010,53(3),pp.235-256.
(29)【德】霍耐特：《为承认而斗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6页。
(43)(44)(45)(46)(50)衣俊卿主编：《新马克思主义评论：超越物化的狂欢》，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第248、248、249、249、258页。
(47)【美】延森·苏瑟：《物化与扬弃——对话阿克塞尔·霍耐特》，《国外理论动态》2014年第6期。
(48)Hedrick,Reification in and Through Law:Elements of a Theoryin Marx,Lukács,and Honneth,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Theory,2014,Vol.13(2),pp.178-198.
(51)Christian Lotz,Reification through Commodity Form or Technology? From Honneth back to Heidegger and Marx,Rethinking Marxism:A Journal of Economics,Culture & Society Volume 25,Issue 2,2013,pp.184-200.
(原载《南京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