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去世后，苏联党内曾出现关于列宁主义定义的争论。争论的结果是斯大林成了党的惟一的理论权威、列宁主义的惟一解释者。斯大林阐述列宁主义的主要著作有两篇：即于1924年4—5月间写的《论列宁主义基础》和1926年1月写的《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

斯大林先给列宁主义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确切些说，列宁主义一般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与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与策略。”（注：《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63—64页。 ）斯大林便围绕着这个定义来阐述列宁的思想与理论。斯大林对列宁主义的解释，曾长期被误认为是列宁的思想，影响了几代共产党人。今天，我们要理解社会主义遭受失败与曲折的原因，要理解苏联模式的特点，必须对斯大林的这个定义进行认真剖析。认清斯大林的列宁主义定义的弱点与缺陷，是我们理解斯大林社会主义理论的一把钥匙。

一、关于列宁主义的时代背景

斯大林只是强调列宁主义的时代性与国际性，强调它是国际现象，是普遍适用的真理。列宁主义一词是在列宁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党的领导人用来概括列宁的学说时使用的。开始时并没有统一的定义，季诺维也夫在与托洛茨基争论时，给列宁主义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战争时代和一个农民占多数的国家里直接开始的世界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环境下的应用”。斯大林反对从俄国特殊情况出发给列宁主义下定义，他批评这个定义把“列宁主义从国际无产阶级的学说变成俄国特殊情况的产物。”斯大林强调：“列宁主义是根源于整个国际发展过程的国际现象，而不仅仅是俄国的现象。正因为如此，我认为这个定义带有片面性。”“列宁主义就是世界各国无产者的学说，对于世界革命各国——其中包括那些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毫无例外都是适用而且必要的学说。”

斯大林无限拔高列宁的学说，是违背列宁意愿的。1920年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把俄国革命的国际意义分为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列宁强调俄国十月革命的国际意义是就狭义而言的，是俄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具有国际意义，而不是广义上的国际意义，不是“所有基本特点和许多次要特点都具有国际意义”。列宁的这一说法也完全适用于列宁主义本身。

斯大林把列宁主义拔高，也是不符合实际的。列宁主义首先是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列宁的学说首先要解决的是俄国革命与建设的问题，而俄国是一个不同于西方的落后国家，是一个农民占多数的、资本主义并不发达的国家，列宁从俄国国情出发制定的方针政策不能不具有俄国的特色，与其说列宁主义是世界各国共同适用的学说，不如说它更适用于农民占多数的东方落后国家。

斯大林把列宁主义无限拔高，其危害是很大的。强调列宁主义的俄国特点，被认为是贬低列宁主义，堵死了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研究列宁主义的通道，限制了对列宁主义的发展；同时，不顾实际地把列宁主义用于指导西方的革命，不顾西方社会特点地去套用列宁的学说，败坏了列宁主义的声誉。俄国是通过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斯大林则把这种暴力革命的方式推广到一切国家，他强调：“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运动的基本问题是要用暴力，用无产阶级群众直接斗争，用他们的（政治）总罢工，用他们的起义来解决的。”因此，对于利用资产阶级议会民主，争取改善工人处境的社会民主党，斯大林把他们当成比法西斯还坏的敌人看待，长期与之进行不可调和的、势不两立的斗争，加深了工人运动的分裂。

二、关于列宁主义的基本问题

斯大林只是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否认农民问题是列宁主义注意的基本问题，去掉了列宁主义的根基。季诺维也夫在阐述列宁主义时，强调列宁在俄国农民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的巨大贡献，认为列宁是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全面用于研究农民问题的首创者。应该说，这种看法是对的。俄国是个农民国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考察资本主义时，并没有把俄国纳入他们的视野，他们宣布，《资本论》所揭示的原理，只适用于西欧。在一个农民国家里如何进行革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全新的课题。列宁正是从俄国的这一实际出发，在革命前提出“工农民主专政”，在政权巩固后，提出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无产阶级革命与建设在俄国首先遇到的就是农民问题。列宁十分注意农民问题，如果没有农民的支持，俄国革命不会成功。1905年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农民没有行动，十月革命能取得胜利，在于它满足了农民对于“和平、土地、面包”的要求，国内战争也是在农民的支持下胜利的。所以当农民反对余粮收集制时，列宁对农民作出了让步，放弃了军事共产主义，改行新经济政策。列宁论述苏俄经济建设课题的顺序是：1、 农民（农业）问题，2、轻工业，3、重工业。

斯大林却否认农民是俄国的决定性因素，他从强调列宁主义国际性出发，认为俄国的落后性、俄国的农民性是不应该写入列宁主义定义的，否则就否定了列宁主义的国际性。斯大林断定，农民问题不是列宁主义的基本问题，而只是派生的问题。他说：“有人认为列宁主义中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以为列宁主义的出发点是关于农民及其作用和比重的问题。这是完全不对的。列宁主义中的基本问题，列宁主义的出发点，并不是农民问题，而是无产阶级专政、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等问题。农民问题，即无产阶级为政权而斗争的同盟者问题，是一个派生的问题。”（注：《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109页。）这是违反列宁本意的说法，是强加给列宁的“定义”，实际上是斯大林自己想法的反映。

斯大林对农民问题有他自己的看法，他历来不信任农民。1919 年3月，斯大林在苏共八大上说：要建立一支有严格纪律的正规军，“我必须说，在我们军队中占多数的非工人分子——农民——是不会自愿为社会主义而战的。许多事实都说明了这一点。后方和前线的许多次骚动，前线的许多次捣乱，都说明在我们军队中占多数的非无产阶级分子并不想自愿为共产主义而战。”（注：《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211—222 页。）在1921年1月进行工会问题争论时， 斯大林明确说：“农民是不会为社会主义进行斗争的，采用强迫的方式使他们为社会主义进行斗争是可以做到的而且是必需的。”（注：《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7页。）斯大林把农民问题归结为纯政治问题，即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为了无产阶级专政，便可以不顾农民的利益，这一理论中已经潜伏着强迫农民实行集体化的因素。

斯大林否认农民问题是列宁主义的基本问题，否认列宁主义的俄国特色，不是把列宁主义的历史根源定位在俄国的特殊国情上，而是定位在“垂死的资本主义”阶段上，定位在各种矛盾激化的阶段上。既然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垂死阶段，俄国革命又动摇了帝国主义的基础，斯大林强调用暴力冲击资本主义堡垒，搞世界革命也就不奇怪了。

三、关于列宁主义与经济建设的关系

斯大林只强调列宁的革命学说，而忽略了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学说，从列宁主义中抽掉了经济建设学说。列宁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他的革命学说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是无庸置疑的，但是，列宁为马克思主义增添的最重要的新东西应当是他的社会主义建设学说。因为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没有涉及的，而斯大林所阐述的列宁主义是“不搞经济建设的列宁主义”。斯大林对列宁主义的理解完全停留在十月武装起义和国内战争的阶段上，根本不提列宁为探索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具体道路所付出的巨大努力，没有提到列宁抛弃战时共产主义，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探索与实践。斯大林从来不是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列宁的学说。

斯大林看不到列宁建设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性，更不理解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和意义。斯大林提到新经济政策有两处：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中讲列宁主义的“理论”时，斯大林一句都没有提到新经济政策，只在讲战略与策略问题时，作为一种策略的例证，他提到了发展商业的问题；在《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中讲社会主义建设时，他批评季诺维也夫只把新经济政策看成是退却，他说：“新经济政策是党容许社会主义成分和资本主义成分斗争并预计社会主义成分要战胜资本主义成分的政策。其实，新经济政策只是以退却为开始，但它预计在退却过程中重新部署力量并举行进攻。其实，我们已经进攻几年了，而且很有成效地进攻着，发展我们的工业，发展苏维埃商业，排挤私人资本。”可见，斯大林根本就没有象列宁那样，把新经济政策当成长期的战略，而只在阶级斗争的范围内进行解释，最后，靠行政权力的进攻，取消了新经济政策。

列宁在世时，实践过两种社会主义模式，一个是军事共产主义，一个是新经济政策，但不是说，继承和推行这两种模式的任何一种，都是对列宁主义的继承与发展。前一种基本是按照经典的社会主义理论，在苏俄进行的实践，结果证明，这种办法不行。列宁在国内战争结束以后，在实践的过程中，结合军事共产主义的教训、新经济政策的经验和俄国的国情，确定新经济政策是无产阶级“正常”的经济政策，是对军事共产主义这一错误的修正。新经济政策是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也不可能提出的，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最主要的新贡献。而斯大林却根本不提，这不能不是重大的遗漏，但却不是偶然的。在斯大林的概念中，他念念不忘的只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利益，农民不是考虑的对象，新经济政策不是满足农民的要求、适应农民的需要，而是为了向资本主义进攻，是为了战胜农民这个小资产阶级。1929年12月，在他战胜了党内最后一个反对派——布哈林派后，他便公开宣布“抛开”新经济政策。从而使社会主义建设离开了落后国家这一实际，造成的恶果已有目共睹。

四、关于列宁主义的方法

斯大林只把列宁主义归结为“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与策略”，只谈革命与专政，只谈暴力与斗争。斯大林把列宁主义的方法简单地概括为：与第二国际斗争，“列宁的方法正是从头到尾都贯串了这种批判的和革命的精神的。……列宁的方法不仅是马克思的批判和革命的方法的恢复，不仅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恢复，而且是这个方法的具体化和进一步发展。”

在十月革命时期，列宁确实对考茨基等第二国际的“正统派”进行了批评与斗争，批评他们坚持民族沙文主义立场，维护本国资产阶级政府进行帝国主义战争；批评他们把议会斗争形式绝对化，对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否定态度，对东方革命的不理解和敌视。但是，在世界革命高潮消退的情况下，列宁从1921年底开始转变了对第二国际、第二个半国际的态度，提出建立统一战线的建议，尽管列宁实现三个国际联合的主张没有实现，但列宁的统一战线主张得到了共产国际各成员党的支持。对于列宁的新变化，斯大林不理解，他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中，完全否定了第二国际和社会民主党，把它们看成是与列宁主义完全对立的反动派，从而切断了同它们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1924年共产国际五大修改了列宁所奠定的统一战线路线，把社会民主党称为是资产阶级的“第三”党。同年9 月斯大林在《论国际形势》一文中直接武断地认为：“法西斯主义是依靠社会民主党积极支持的资产阶级的战斗组织。社会民主党在客观上是法西斯主义的温和派”，法西斯和社会民主党“组织上不是互相排斥，而是互相补充的，它们不是死对头，而是双生子”。在斯大林这一理论影响下，社会民主党被当成了“社会法西斯主义”。

斯大林把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方法，在国际上归结为与第二国际斗争，在国内则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暴力性质，斯大林不分时间、地点、条件地大量摘引列宁的语录来说明专政与暴力的重要性，他多次重复列宁在国内战争时说过的：无产阶级专政“不受法律限制、凭借暴力”。他基本不谈民主与法制建设，为以后搞大清洗奠定了理论基础。

斯大林强调暴力，在于他只把十月武装起义看成是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而事实上，直到1920年底国内战争结束，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才最终建立起来。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系列论述是在激烈的国内战争时说的，却被斯大林用于社会主义和平建设时期。斯大林在论述中从来不区分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前和以后的任务是不同的。在夺取政权以前，无产阶级主要是采用暴力手段打碎旧世界；国内战争胜利后，列宁则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愈来愈温和，刚一开始实施新经济政策，列宁便提出改组肃反委员会，把这个执行“红色恐怖”，集逮捕、审讯、判决于一体的机关纳入法制的轨道。列宁把无产阶级的法律看成是必须得到遵守的。他在谈到司法人民委员部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的任务时说：“做生意吧，发财吧！我们允许你这样做，但是我们将加倍严格地要求你做老实人，呈送真实准确的报表，不仅要认真对待我们共产主义法律的条文，而且要认真对待它的精神，不得一丝一毫违背我们的法律，——这些就应该是司法人民委员部在新经济政策方面的基本准则。”（注：《列宁全集》第42卷第428页。）而斯大林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 开始和平建设以后，仍坚持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不受法律限制，那么只能是不受无产阶级自己的法律限制，也就是专政机关可以“无法无天”地行事。

斯大林只谈革命与专政的政治任务和目标，而不谈这个专政应该追求的与广大劳动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经济建设和大力提高生活水平的目标。列宁在1920年1 月就指出：“无产阶级要把这些居民阶层（半无产者和农民）吸引过来，并且能够把他们吸引过来，只有在推翻了资产阶级，使全体劳动者摆脱了资本的压迫，并且用事实向他们表明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究竟带来了什么好处（好处就是摆脱剥削者）以后才能做到。这个观点是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基础和实质。”（注：《列宁全集》第38卷第62页。）所以，列宁的社会主义不是干巴巴的条条框框，而是注意给人民带来“好处”，带来实惠。而斯大林却没有想到无产阶级专政是给人民带来“好处”，而提出“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工具”，国内无产阶级革命胜利，那么这个无产阶级专政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工具，则只能是世界革命的工具，所以斯大林坚持认为一国不能取得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有几个国家在内的革命的胜利。“发展和援助其他国家内的革命是获得胜利的革命的重大任务。因此，在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革命不应当把自己看做独立自在的东西，而应当看做用以加速其他国家无产阶级胜利的助力和工具。”（注：《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95页。 ）其实质与托洛茨基所鼓吹的“不断革命”论无异。

斯大林在列宁主义中加进的自己的“新东西”主要有：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工具、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党是“圣剑骑士团”等等，实质是搞无休止的阶级斗争，把无产阶级政党等同于听命最高领袖的、不允许有意见分歧的宗教团体，其结果只能导致个人的专政。

斯大林把他为列宁主义所下的定义：“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奉为经典，把列宁的思想仅仅归结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是社会主义建设在以后的实践中产生许多失误的前提条件。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一样，是无产阶级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科学，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完整的科学体系，斯大林却只把列宁主义变成几条固定的结论，根本不提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不讲列宁的哲学观点，根本不提列宁的辩证法，也不允许有另外的解释，造成把理论上的各种结论硬套在活生生的现实和社会存在之上，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成现成的公式，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发展。

（原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9年04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