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概念重塑与经典的帝国主义理论
“新帝国主义”之新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视角来理解。新事物之所以会产生，是因为物质条件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以至于过去合理和适当的理论已经过时。它也是采用新的概念工具来解释一直以来所发生的变化的结果。这两种研究取向不是相互排斥的。那些采用第一种研究取向的人必须建构一套适应现代情况的新的概念工具，这常常引起人们对之前理论的重新评价。那些遵循第二种研究取向的人需要构建概念，以解释物质条件和帝国主义实践的根本变化。
虽然艾伦·M.伍德(Ellen Meiksins Wood)和我都试图将这两种视角结合在一起，但是因为伍德的《资本的帝国》在根本上关注的是第一个视角，而我这些年从《资本的限度》开始，经过分析资本主义的地缘政治和不均衡地理发展，更关注与资本积累内在的时空动力相关的帝国主义问题的概念重塑，差异就产生了。这是《新帝国主义》的基本关注点。鉴于我们的不同视角，我对我们之间存有的一致性感到惊讶。伍德的基本观点是：
经典的帝国主义理论产生于这样一个时期，尽管资本主义在世界上的部分地区已经得到高度发展，但它还远未成为一个真正的全球经济体系。虽然资本帝国主义的力量已经覆盖了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但它做到这一点主要不是依靠经济法则的普遍性，而是依靠那种同样总是决定着殖民宗主国与属地之间关系的强制力。
然而，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资本主义或多或少已经普遍化的世界”，这个世界是“最新发展形成的，其中资本主义法则是资本主义统治的一般工具”。但是，我们尚未看到她所说的“适用于这样一个世界的系统的帝国主义理论，在这个世界中，一切国际关系都存在于资本主义内部，并由资本主义法则支配”。
所以，我们无法从列宁、卢森堡、布哈林、考茨基等人的理论中获得一个适合我们时代的连贯的帝国主义理论。
我不认同伍德所描述的有关物质条件变化的大体框架，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为当代提供恰当的框架。长期以来，我一直在仔细思考将有关资本积累及其内在矛盾的空间理论与帝国主义的空间/地理理论结合起来所面临的重大困难，前者源自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解读，后者来自民族国家间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斗争。关于如何整合包括马克思在内的经典作家的著作，学术文献中存在着令人感兴趣的观点和线索。在《大纲》中，马克思列出的研究清单包括了诸多主题，例如“殖民地，劳动的国际分工，国际交换，出口和进口，汇率”，最后是“世界市场和危机”。我尽力挖掘出马克思思考某些主题的著作碎片，并把它们融合到《资本的限度》一书某种尝试性的理论框架中。这让我认识到，研究帝国主义的经典作家们没有完成马克思的理论计划。他们忧心忡忡地——这是可以理解的——要建构一套概念工具，以应对与他们紧密相关的、急剧恶化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从而形成了一批被时代环境打上深刻烙印的理论体系(或如列宁的小册子)。但是，我认为他们创造的理论也不适用于他们的时代，列宁、卢森堡、布哈林和考茨基之间的大多数争论不仅反映出他们在“怎么办”的问题上根本不同的政治立场，也反映出他们在寻找方法处理时空动力上的理论失败，这种时空动力长久以来建构了一个全球帝国主义体系，并在20世纪创造了伍德所说的物质条件。
但是，从经典作家的争论中产生的见解不是完全没有当代意义。首先，他们在马克思的研究清单上增加了另外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涉及民族主义和国家自决权(基于地界的忠诚)、在领土问题上的阶级联盟(工会意识)、原始积累的持续重要性、垄断和金融资本的独特地位、与非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关系、农业/农民社会问题、资本积累的“内外”辩证法如何越过民族国家的边界发挥作用，以及我们对正在展开的资本主义不均衡地理发展中的危机、金融和城市转型的理解的深化。但是，他们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总是暂时的。自那时起(尤其在1970年代的和平时期)，大多数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不幸退回到建构越来越复杂的源自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空间危机理论并引发了关于国家的相对自主性和城市化的争论，形成了大量关于资本帝国主义的文献。这些文献把帝国主义问题看作自196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
我提到这些是为了表明，任何人只要试图将“新帝国主义”概念化，就会陷入一堆不同意见，这些不同意见包含着大量过去的争论。但是，与经典时代作比较并非我们一时的兴趣，而是因为我们现在遇到了急切的问题，突出表现为入侵伊拉克和赞扬赤裸裸的帝国主义行为的右翼文献的重新出现。所有这些都需要我们给予及时的关注。伍德和我(还有很多其他人)不得不尽己所能地作出回应，甚至以小册子的形式来回应。她和我都利用了自己研究马克思思想长达30年以上的漫长经历。我们分析帝国主义问题的方式都被这些经历的性质打上了深刻的印记。至少在某些问题上，我们之间存在明显的趋同性，因为我们截然不同的轨迹可以被理解为相互强化，而非相互矛盾，尽管在许多问题上我们之间存在着差异。如果我专注于这些差异，我希望不会减损我们之间观点的趋同性。
二、剩余资本的吸收问题与时空修复
在《新帝国主义》中，我指出，存在各种形式的帝国，因而我们应该考虑有关这些帝国主义的各种思想观念。伍德阐明了这一思想，并巧妙地把她的历史概述融合到一种形式类型学(a typology of forms)中，这种类型学对比了贸易和商业中的土地和官僚与特定形式的资本帝国主义之间的不同。我臣服于她在所有这些问题上超凡的历史知识，认为她的类型学颇为有趣且信息丰富。我完全同意她关于19世纪英国的分析，该分析将传统的征服—服从这一附属体系(例如在印度)与在国外通过资本主义积累而实现的扩张(大西洋经济)结合了起来。我认为，她对英帝国主义兴起(尤其是爱尔兰的作用)的分析富有启发性，她在分析英国时坚持把价值生产而不是价值交换视为最重要的环节，这是相当准确的。这意味着，把帝国概念转化为“不仅涉及建立帝国统治或商业霸权，而且也涉及扩展国内经济的逻辑和法则，并把其他经济体纳入它的轨道中”的表述是简洁的(在我看来是正确的)。
尽管这种类型学的研究方法具有指导意义和启发性，但是它遮蔽了一些十分重要的问题。例如，乔万尼·阿瑞吉在《漫长的20世纪》一书中讨论的可替代性方法。思考这个问题有助于我们更仔细地研究从帝国和霸权的一种形式到另一种形式的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就此来看，伍德拒绝把威尼斯、热那亚或荷兰称为“资本主义”是有问题的。阿瑞吉把威尼斯和热那亚的崛起，以及随后发生的从荷兰到英国、再到美国的霸权转移，看作一个漫长的、连续的资本主义历史地理进程。阿瑞吉并不否认内部的转型，这种转型使资本主义从商业形式转变为工业形式，尽管一些环节在他看来是相当缓和的。但是，他也注意到金融化在上述霸权转移中的关键作用，并揭示了伴随着每一次转型所发生的地理上的根本变革。最后这一点至关重要，这一点是伍德的类型学所没有讨论的。虽然伍德在动力学的研究上比较薄弱，但其类型学研究方法还是揭示了内部结构的重要信息。一开始，我并不确定这种类型/结构的研究方法是表现流动性不断加强的资本主义进程的策略，还是伍德的基本方法。随着阅读的深入，我开始倾向于后者，这也标志着我们之间的根本差别。
伍德的类型学方法的固有缺陷妨碍了她诠释新的物质条件的真正重要性。例如，她把全球化看作一个问题，但她对全球化是什么或什么导致了全球化的分析即便不是过于简单化，也是非常含糊的。在这一点上，我可以对她的阐释进行补充。但是，首先我必须以一种更为动态的形式对她的解释重新进行表述。资本主义产生于过剩，这些剩余是16世纪以来当地商人通过肆意掠夺世界财富而积累起来的(伍德巧妙地把这诠释为贸易和商业的帝国主义)。但是，无法有效地吸收这些剩余使欧洲产生了大规模的通货膨胀。诞生于18世纪英国的资本主义农业和工业以有效的方式成功地吸收了这些剩余，与此同时，它们通过价值生产的内在化实现了剩余的扩大(再一次如伍德所强调的，这引起了社会关系的转型)。在雇佣劳动和工厂生产的基础上，生产剩余价值的能力被内在化、系统化和强化，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资本主义世界的结构越来越清晰，且日益围绕资本—劳动的社会关系来形成。这引起了技术变革力量的内在化，进而提高了生产力，从而可以创造更多的剩余。在哪里利用这些剩余会带来盈利?资本家遇到的一个永恒难题是寻找到盈利的方法，以应对他们生产出来的不断增加的剩余价值。“危机”指的就是无法被有效吸收的资本剩余遭遇大范围的和系统性的贬值和破坏。
剩余资本可以多种形式出现：可以是市场的商品过剩(因此出现了消费不足)；有时是资金过剩或者超额信贷(因此出现金融和货币危机、通货膨胀)；有时是缺乏盈利能力，因为生产成本(劳动力、原材料、中间产品、机器、物质基础设施)过于高昂而市场价格(有效需求)又过于疲软；或者是过剩的生产能力(闲置的工厂和机器是货币贬值的通货紧缩阶段的特征)；也可以是投资在建成环境(房地产市场的崩溃)和其他资产(股票、债券和商品期货等的投机潮与崩溃)上的过剩资本；或者是国家的财政危机(在社会基础设施和国家福利功能上的超额开支)。剩余资本采取的形式不是预先决定的，而是随着环境的出现而出现。
有多种方法可以为吸收剩余资本铺平道路。因为调配资金是最简单的方法，所以，诸如把过剩的物质的基础设施或者原材料商品转化为对等的资金(因此金融化在过度积累的危机中十分重要)等方法就非常重要，而为了促成这一转化的发生，国家权力总是牵扯其中。除此之外，必须摧毁吸收剩余(资金)的所有障碍，必要的时候可以采用暴力手段(尤其在工人阶级或民众的抵制成为主要障碍的时候)。不过，地理扩张是吸收剩余资金最有效的路径，英国凭借新独立的美国及其门罗主义的推行带来的巨大助力，通过建立开放的大西洋经济体实现了地理扩张。然而，这就要求资本主义找到消除所有空间障碍的途径，这一点可以部分地通过交通和通信方式上的技术变革(资本主义沉迷于技术变革)来实现，也可以通过消除人为的障碍(关税及其他国家或帝国设置的障碍)和文化障碍(例如大众对产品商品化和劳动力商品化的抵制)来实现。私有财产法中正当的法律要求也可以巩固地理扩张实践的基础。在这一点上，我发现，伍德关于利用无主财产以合法正当地占有未开发和未产出的土地的讨论富有启发性。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诉诸这一原则，它也将继续发挥作用。正如伟大的自由主义者、民族自决权的支持者伍德罗·威尔逊在1919年所说：
因为贸易无视国家边界，制造商坚持把世界当作市场，所以其国家的旗帜必然跟随着他，那些对他紧闭的国家大门必然会被推倒。金融家获得的特许权必然会得到国家大臣的保护，即使这些国家的主权在这个过程中会遭到侵犯。为了使世界上有用的角落都不被忽视或者闲置，占领或者建立殖民地也是必然的。
正如尼尔·史密斯在《全球化的残局》中指出的，威尔逊与乔治·布什之间有着深刻的连续性，布什也经常坦率地承认这种联系。给伊拉克强加一套原教旨主义的自由市场的制度安排，试图在那里建立一个纯粹的新自由主义国家，这在现在具有重大的意义，而我在写作《新帝国主义》时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当时我认为，所有要把民主和自由带到中东的说辞都是夸夸其谈，但是现在我看到新保守主义是认真的。这一直是美帝国主义实践的基本原则。通过军事、经济、政治、颠覆或文化的手段推倒其他国家紧闭的大门仍然是美帝国主义推行其全球行动并使之合法化的核心方式。
除此之外，还有剩余资本的时空问题。《资本的限度》的两个重要创新是把剩余的位置和时空转移视为吸收剩余的主要手段，《新帝国主义》对此有所呼应。时间转移(受信用体系和国家债务融资支出的影响)涉及长期的资本投资(比如英吉利海峡隧道)，空间转移引起地理扩张——世界市场的形成、外国的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更野蛮的是殖民主义的、帝国主义的和新殖民主义的实践的加剧和扩张。时间转移与空间转移的结合(比如信贷融资的外国直接投资)为解决剩余资本吸收问题提供了基础广泛和影响深远的方法，即使从长远看来这种方法是暂时的。接着，不均衡的地理发展就会融入我们对资本主义历史地理学的理解中。这使得人们开始把基于本地的资本贬值(去工业化和金融危机)看作解决总剩余的吸收/贬值这一全球问题的方法。上述有些元素在伍德的解释中是模糊的，但对于我而言，把它们完全呈现出来会更加有意义。
剩余的吸收(过度积累)是一个核心问题。当吸收能力崩溃的时候，贬值的危机就会爆发。克服危机的趋势会消除所有剩余吸收的障碍。在《新自由主义简史》中，我阐述了1970年代以来这种机制是如何在全球经济中运作的。第一，有组织的劳工力量被资本家阶级视为眼中钉，1970年代，劳工联盟作为主要的障碍必须被消除，并在10年内被摧毁(比如智利的政变、撒切尔在英国对有组织的劳工运动的残酷镇压)。但是，对有组织的劳工力量和社会福利的打压意味着在民族国家内部对福利国家支出的压缩。这削弱了战后时期通过福利国家论吸收剩余的能力(尽管这没有阻止罗纳德·里根和乔治·布什的军事凯恩斯主义成为稳定全球经济的关键——伍德在关于“永久战争”的讨论中暗示了这一点)。第二，所谓的“全球化”只不过是大规模地诉诸地理转移和重建，系统化地消除所有空间障碍以及推倒顽固抵抗的民族国家这扇关闭的大门。第三，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浪潮以及新一轮的“圈占公地”(从英国社会住房的私有化，墨西哥农民土地村社体系的私有化，到诸如阿根廷和南非的供水系统等公共服务的私有化)为剩余的吸收打开了新空间。第四，剩余流入了1990年代的美国股市和2000年后的房地产市场，经由对冲基金演变成各种投机行为，并伴随着潜在的“泡沫形成”和“资产泡沫破裂”。第五，地方性的而非整个系统的贬值日益严重。地方性的财政危机已经蔓延到世界各地，常常引发毁灭性的局部后果。去工业化已经毁掉了发达资本主义世界中一个又一个共同体，如同策划了一轮激烈的地理重构。在多数情况下，损失通过我所说的“剥削性积累”(采用卢森堡关于原始积累的观点)分摊开来，这种剥削性积累在某种程度上由(企业的和公共的)金融机构、国家权力、华尔街—财政部—华盛顿的联盟来实施，尽管它摇摇欲坠，但仍是当今帝国主义统治的核心。我们只需看看IMF的结构性调整计划，就能在原则上理解这种帝国主义实践意味着什么。
三、全球资本与民族国家
伍德对这些事件的解释与我的理解既相互补充，也存在分歧。我猜想，伍德坚持国家在理解资本帝国主义机制上的重要性，在某种程度上是出于质疑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的帝国理论的迫切需要。伍德认为：“帝国越是完全‘经济化’，就越是会催生出民族国家。”“国家仍在为全球资本的积累提供必不可少的环境，这不亚于它为地方企业提供的环境；最后的结论是，正是国家为全球资本创造了生存和驰骋世界的条件。”
但是，这也带来了危险，因为国家“受制于内部压力和反对力量，它们的强制力可能会落入不恰当的人手中，从而违背帝国资本的意愿”。因此，它比“地方政权对这些国家的统治及其统治方式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如果它们不能有效地进行自我管理，就需要借助一些外部力量，以便使顽固的“流氓国家”(美国的官方用语)步入正轨。但是，这里产生了一个悖论。伍德总结说，全球化“阻碍了一体化”，同时它又像新自由主义思想家如托马斯·弗里德曼那样幻想式地创造了一个“扁平地球”。这是因为民族国家“必须在向全球资本开放边界与阻止一定程度的一体化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这种一体化可能会过分拉平全世界工人的社会状况”。全球资本“受益于不均衡的发展……世界分裂为诸多彼此独立的经济体，每个经济体都具有各自的社会制度和劳动条件，并由不同程度的主权国家进行管理，这一现状对于全球化的重要性不亚于资本的自由流动”。
《资本的帝国》的相关段落含糊不清。一方面，其对国家的解释读起来像是拥有无限权力的、没有地域限制的资本漫游在分化的、发展不均衡的民族国家嵌合体中，为了自己邪恶的目的任意地利用民族国家。另一方面，新帝国秩序的起源有着精确的时间和空间定位，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不久之后，美国成为超级霸权并根据自身需求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世界经济的具体规则”被迫与“美国资本的需求保持一致”。然而，西德和日本的崛起挑战了这种秩序，19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与之后积累危机的爆发重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在空间和时间中转移危机?”我可以认同诸如此类的表述，不过伍德没能考察这些转移的本质及其“解决方法”。但是，她告诉了我们，美国通过把负担转移到其他地区和缓和“过剩资本为了寻找获利机会疯狂地进行金融投机活动”，“延迟了其国内资本的清算”。结论是：
美国对全球经济的这种控制，虽然不能消除“市场经济”的诸多矛盾，却可以通过操控债务、贸易规则、对外援助和整个金融系统，用来且正在被用来强迫其他经济体为帝国霸权的利益服务，以应对其国内资本波动的需求。
但是，所有的讨论都没有清楚地表明，到底是美国(帝国霸权)、美国资本还是资本一般在起主导作用，这种国家理论(除霸权理论外)是相当消极的。而且，以美国为中心的解释即使不是过于简单化，也是非常保守。
在这种解释中存在一个问题，即如何理解国家，在这一点上，伍德和我都做得不好(我把它涵括在权力的领土逻辑这个术语中)。我们不仅需要一种新的帝国主义理论来揭示我们的时代环境，也需要一种新的资本主义国家理论。我们迫切地需要这种理论，因为国家制度的形式和权力以及蒂姆·米歇尔(Tim Mitchell)所说的“国家效应”已与30年前的情况完全不同了。在某种程度上，一个烦人的问题揭示了这种差别，阿瑞吉称它为地理范围的问题，我认为它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只需看看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以及日本和韩国的非正式货币合作，就足以表明这种趋势重新定义了资本主义组织的空间范围。但是，都市企业主义兴起了，而且现在资本主义运行在规模的等级结构中，其中的共同合作不一定容易达成，虽然我们通常说的国家(我认为如伍德那样在国家前面加上“民族”是有问题的)仍旧重要，但它现在嵌入在制度安排的新等级结构中，这一制度安排与“新”帝国主义是如何建立的有着密切关系。坦率地说，国家也许是根本性的，但随着国家发挥作用的范围的变化，国家主权已经发生了改变。
所以，我并不认为“世界经济的具体规则已经发生了变化，与不断变化的美国资本的需求保持一致”的表述是准确的，因为我并不完全清楚“美国资本”这一范畴(相对于美国的领土实体而言)是否还有意义。这并不是说剩余资本堆积起来的领上空间和时间无关紧要，而是表明我所说的权力的领土逻辑与资本逻辑之间的辩证关系处于变化中，如果我们要更好地理解今天的帝国主义，就需要重新诠释国家与资本的关系。显然，在这里我不能具体地阐述这一点，但我认为，我在《新帝国主义》中追随阿瑞吉，把这个问题表述为“权力的资本逻辑与领土逻辑的辩证关系”，可能是探讨这种重构的有益起点。
四、帝国主义实践的现代形式
对于伍德所说的新帝国主义的军事力量和永久战争到底是什么，我深感困惑。我清楚，她对国家重要性的坚持隐含着风险。如何应对伊朗、古巴和委内瑞拉等国家的新发展，对于全球资本主义、尤其是对于美国而言，是一个严肃的问题。首先，她似乎认为，“对全球经济和管理全球经济的诸国家的无限统治需要军事行动”。这巩固了永久战争的原则和具体实践，这似乎是伍德所说的新帝国主义的全部内涵。伍德提醒我们不要被“布什周围那些人怪异的非理性或极端主义政治”误导。接着，她认为持续战争“会对经济秩序产生破坏性影响”，然而“帝国资本需要这种战争的无限可能性来维持它对诸国家的全球体系的霸权”。我不清楚这里的“帝国资本”指的是什么，我也不清楚当她说战争在某种程度上被嵌入到更一般的“超经济原则，尤其是军事强制”时到底意味着什么。
战争、军事强制和颠覆活动(例如政变)一直是帝国实践的核心，很难确切地说伍德的表述有什么新意。她似乎混淆了近来美国行动的特殊性与更深层的原动力，这种原动力界定了新帝国主义意味着什么。当然，我完全认同她的这一观点，美国曾经拥有的经济统治地位已经被削弱，“美国日益诉诸军事力量来巩固霸权及其经济优势，例如通过控制石油”。
我在《新帝国主义》中坚持认为，这里的分歧是美国对欧洲和东亚的石油供应进行着同样的控制，而且长期以来美国试图通过控制中东来控制全球石油龙头，这使它对地缘政治斗争产生了路径依赖。这把我们拉回到新保守主义特有的政治学中，这种政治学未必会指出，与对吸收剩余资本进行适当的管理这一问题相一致的帝国主义实践的现代形式到底是什么。我们可以只思考这个问题，但潜在的替代性方案并不尽如人意。更确切地说，例如，当我说某种类似考茨基的集体帝国主义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比当下美国“非霸权的统治”更加适宜、更少危险和更为有利的时候，我并不是以任何形式支持那种解决方案。我担心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那种权力集团的地缘政治对抗会悄然复苏(美国应对中国问题的策略存在着大量这种地缘政治的迹象)。我的确认为，考茨基主义是当代资产阶级提出的更具世界主义色彩的方案，而全球南方在坎昆抵制对它们的资源的集体掠夺，标志着其强烈反对那种解决方案。但是，这没有解决那个最重要的问题，即如何吸收剩余资本(部分剩余资本现在堆积在全球南方)，又不用经历东亚、东南亚、俄罗斯和多数拉丁美洲国家近年来遭遇的灾难性的崩溃和贬值。在我看来，这是核心问题，它导致了当代帝国主义的策略和政治。
《新帝国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简史》涉及的主要论题都是1970年代后发生在全球资本主义中的重大事件，如果我们要寻找“新”在何处，必须分析那个时期由新自由主义反革命引起的、并在1990年代中期由华盛顿共识加以巩固的转变。1970年后发展起来的新帝国主义，在欧洲、北美和日本的霸权之下，致力于摧毁所有吸收剩余资本的障碍。这些新帝国主义形式的兴起与新自由主义反革命之间的内在联系是至关重要的(《新帝国主义》并没有充分或恰当地阐述这点)，后者被资本家阶级想要恢复和重构权力的意图所操控。在这个方案中，力量的经典形式——军事力量、政治力量、文化力量和经济力量——以具有高度破坏性的方式被自由调动。在对所有这一切的偏离、扭转和彻底反对中，发展出一种反帝国主义的政治。在新兴的全球政治运动中，反帝国主义和反自由主义的有机统一正在形成。
但是，我要强调辩证法和动力学，就要强调得到的“解决方案”是暂时的、不稳定的和矛盾的，也要强调全球经济的严重失衡和我们目睹的波动可能预示着帝国主义实践的另一个重要转变。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世界中，吸收剩余的问题像以往一样严重，但是现在庞大的剩余主要堆积在东亚和东南亚。因此，现在我们面对的不是单一形式的帝国主义，而是一系列不同的帝国主义实践，这些实践由于剩余资本不均衡的地理分布而分散开来。如果我们要辨认新帝国主义“新”在何处，就需要坚持一个简单的黄金法则：追随剩余资本，寻找与它们的吸收或贬值相联系的地理的和基于领土的实践!
大卫·哈维，美国纽约城市大学人类学系。
译 者：覃诗雅，北京大学哲学系。
(原载《国外理论动态》2017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