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汤普森是当代英国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一，他在史学研究领域的杰出成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解读。他从反对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线性因果模式入手，坚持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间的辩证交流，强调社会历史主体——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由此形成了对人类历史的社会和文化分析模式，这是他在史学研究实践中试图从总体上把握社会历史发展过程所做的有益探索，也是他对唯物史观所作的重大贡献，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
一
汤普森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解读缘于他痛恨庸俗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和教条主义的危害。早在第二国际后期，考茨基就片面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从经济事实出发考察历史和社会的原理曲解成带有宿命论色彩的经济决定论，片面强调经济的必然性，把历史规律理解为某种凌驾于人和阶级之上的力量，使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庸俗化。普列汉诺夫则进一步把历史唯物主义描绘成一个简单化的机械图式，“如果我们想简短地说明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现在很有名的‘基础’和同样有名的‘上层建筑’的关系的见解，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下面一些东西：(一)生产力的状况；(二)被生产力所制约的经济关系；(三)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生长起来的社会政治制度；(四)一部分由经济直接所决定的，一部分由生长在经济上全部社会政治制度所决定的社会中的人的心理；(五)反映这种心理特性的各种思想体系。这个公式是十分广泛的，对于历史发展的一切‘形式’足够给一个相当的位置，……这个一元论的公式彻头彻尾贯穿着唯物主义。”[1] (P195-196)普列汉诺夫的“一元论的公式”后来又被斯大林继承并加以发展。斯大林抛开历史运动主体——人的能动的实践活动，概括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线性因果决定论，并上升为人类社会的一般规律，在此基础上形成五种社会经济形态依次递进的法则。随着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风气的弥漫，斯大林式的“经济决定论”被各国共产党奉为宣教的“圣经”。“教条主义”严重损害了各国共产党的肌体，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化”达到极至。汤普森对此深恶痛绝，指出在“经济决定论”的影响下，“‘生产方式’为一种决定性力量反复出现在历史过程中，‘阶级’作为生产方式的结构，或作为它决定的结果，‘决定论’本身就是一种封闭或强制。”[2] (P163-164)他反对把历史唯物主义等同于“经济决定论”，因为“决定论”的根本弱点是排斥了人——这个人类文化的代表。在他看来“历史唯物主义已经在1848年得到阐述”，而在“此后的四十多年中，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没有发展”，在这方面“恩格斯比马克思做得更多，但直到恩格斯晚年才发现仅仅做到了很少的一部分”[2] (P162-163)。但是，“如果恩格斯的告诫被充分重视的话，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可能会有所不同”[2] (P69)。
汤普森从反对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决定论模式入手解读唯物史观，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是为了分析目的而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模式来解释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间的辨证关系的，“实际上，这种基础和上层建筑是不存在的；它是一种比喻的说法，使我们理解存在的是什么——人的行动、经验、思想和人的再行动。自从斯大林将它作为一个机械的模式，而不是作为在社会中变化着的人们的一种比喻，它变成了一个坏的和危险的模式。”[3] (P113)后来他又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概念是一种机械的隐喻，在作任何研究之前，它就摧毁了对于以各种社会活动相互联系的人的微妙进程进行理解的可能性[2] (P330-331)。“即使‘基础’不是一个坏的比喻说法，无论如何它也不只是经济的，而是包括人——一种特定的不知不觉进入生产过程的人的关系”[2] (P294)。其实汤普森主要还是反对教条主义者对这一模式简单化、庸俗化的理解，他说：“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类推基本上是不完全的。把人类的活动和属性进行分类，把一些(如法律、艺术、宗教、道德)归于上层建筑，把另一些(如技术、经济、实用科学)放在经济基础，而将另一些(如语言、工作纪律)在两者之间游动，这势必陷入简化论和粗俗的经济决定论中去。”[4] (P202)因此要抛弃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这种线性因果的僵化模式，重新理解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他指出从一种更全面的系统和更全面的社会生活领域来共同表达生产关系的特性，要比任何单纯强调经济是第一性的概念更好一些。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有机体内的相互作用关系，是统一的共时性的认识体系。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抛弃经济在当代的狭义用法并转向生产方式全部意义上来”[4] (P204)。汤普森认为“经济”这个词是比较迟才演化出来的，在18世纪的英国经济仍被用来指规定和调整家庭事务，和我们今天所指的那些物质和财政事务没有关系。或许“‘经济’的解释范畴适合于工业化社会，但不太适于了解早期的社会，当然这不是说在前工业和前资本主义社会没有经济史，而是提醒我们那时活着的人的希望和动机不能用时代不同的经济术语来理解，同样的问题在资本主义本身也以比较敏感的形式多次出现”[4] (P203)。所以，“‘经济基础’不仅是对人们的物质——经济活动的想象性描述，而且还包括他们的道德和智力存在。”[3] (P131)也就是说经济基础不仅有其物质性和技术性的内容，还有社会关系和人的关系。他主张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使用“生产方式”的概念，“生产方式是马克思进行分析的中心论题。它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男女生来就有的生产关系(这也是控制和服从的关系)。在现代社会中，生产关系表现为阶级结构和阶级斗争(有时是均衡)。”[4] (P204)而阶级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它是指人们超越时间所结成的相互关系，是指他们意识到他们的相互关系(分离、联合)，并用阶级的方式进行斗争、结成组织和传播价值。阶级关系的形成不仅是利益一致的产物，而且结成阶级关系的人们还必须是意识到这种一致利益并为之展开斗争。可见汤普森所谓生产方式的“全部意义”包涵了与生俱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现代社会中就是阶级内部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在此前提下阐明阶级关系就不仅要从经济的角度，还要关照社会意识的角度，“阶级是经济的，同时也是‘文化’的结构：要在理论上强调一个方面对另一个方面具有优先的地位是不可能的。”[4] (P204)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霍布斯鲍姆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说：“马克思是与经济还原主义相对立的。应该注意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对历史发展的某个特定时期的社会进行分析必须从对于这个社会的生产方式的分析着手，也就是必须从下列诸点出发：(a)‘人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马克思语)的技术形式和经济形式，即人适应自然并通过劳动改造自然的方式；(b)劳动赖以得到转换、分配和收益的社会结构。”[5] (P20)汤普森和霍布斯鲍姆对“生产方式”的解读依然没有超出马克思的概念体系。柯亨认为从马克思使用“生产方式”所处的语境可以辨别出它的三种涵义：(1)物质形式，指人们用他们的生产力工作的方式，与“技术”一词近似；(2)社会方式，指生产过程的社会性质，包括相互关联的三个方面，即生产的目的、生产者剩余劳动的形式及剥削方式。(3)混合方式，广义上使用的“生产方式”，指生产进行方式的物质的和社会的性质，即它的“整个的技术和社会的结构”[6] (P84—89)。而马克思在谈论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终极性决定因素时往往几类概念交替使用。第一类是经济范畴，如经济关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总和、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等；第二类是更宽泛的概念，如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第三类是高度概括的概念，如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社会存在、物质实践。显然，第三类概念就不能理解为狭义的“经济”概念，比如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就不只是物质生产问题，还有人自身的生产，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概念所能涵盖[7]。相比之下，汤普森更强调生产方式的社会性质。汤普森的历史研究实践表明，他反对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决定论模式主要是反对对“经济”概念的狭义理解和对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之教条化理解。他说，他仍然坚持经济的最终决定作用，坚持“历史的发展要受物质因素的限定，尽管这些限定并不是绝对的，人的媒介会起作用，这种作用时大时小。”[8] (P110)他强调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这是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辨证理解，不过他主张文化传统有其独立性和继承性，强调传统文化、价值观念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他从社会历史总体的角度强调经济和文化的统一，恰如其言，“在某种细致的变动中，社会和文化现象并不是远远地追随于经济后面，追根溯源，它们沉浸在同样的联系中”[2] (P294)，它们对社会历史发展同样起重要作用，他对英国工人阶级形成和18世纪英国下层民众行为文化的研究表明，传统文化、价值观念是如何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应该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并不是一个会自动运行的规律，社会历史的发展是由人构成的社会运动的结果，人在其中起主要作用，而人又是继承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人。汤普森的文化史研究成功地诠释了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读。
二
在反对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线性因果模式的同时，汤普森仍然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理论。“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或文化和非文化——之间的辨证交流，无论如何是以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解历史过程的核心，如果这一点被移置了，那么我们就完全架空了(马克思主义)传统。”[2] (P289)而且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间的对话是双向的[2] (P9)，既要看到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又要看到社会意识具有反作用。相比较而言，他更注重社会意识反作用的探讨，他对英国工人阶级意识形成和18世纪英国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即是明证。不仅如此，他还反对将社会存在仅仅视为经济，认为从一种更全面的系统和更全面的社会生活领域来共同表达生产关系的特性，要比任何单纯强调经济是第一性的概念更好一些。特定的生产关系与其相适应的价值系统实际上是互为前提的，它是一种共时性的一体化关系，不是简单的决定性关系。所以“任意地从理论上划分经济基础和文化上层建筑也许只是在头脑中进行”，而在实际社会中，这种划分是无效的。“离开权力和控制关系、使用权或私人占有权概念、文化上的认可模式以及生产方式在文化构成方面的独特需要，就不能描绘资本主义社会。没有复杂的使用权、获得权和占有权概念，土地制度就一天也不能存在：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应该把这些概念放在哪一类呢？——基础还是上层建筑？继承的习俗——父系的或母系的、可分的或不可分的——以非经济的方式顽强地遗传着，而且还常常影响农业历史，我们将它置于何地呢？传统社会工作和闲暇的律动是生活活动固有的，而且常由宗教机构或根据宗教信仰仪式化(不管是印度还是天主教社会)，我们将把这种习惯性的律动置于何地呢？我无法找到一个可以把清教徒或卫斯理教徒的工作戒律描绘成上层建筑的一个因索，而把工作本身置于别的什么基础上的办法。”[4] (P201-202)显然，权力和控制关系、使用权或占有权概念、继承的习俗、工作和闲暇的律动这些实际的社会存在是无法放入“经济”这一概念的框框。所以汤普森在考察“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时，把“社会存在”置于“非文化”状态，表明他有意把“社会存在”的概念扩大化，使之包含了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生活的全部内容。凯伊称汤普森把“生产方式”内涵扩大后，他的“生产的社会关系”已经是“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和道德的综合构造”[9] (P236)。应该说，构成人类社会存在的因素，除了经济因素外，确实还包括政治、文化等各种实际存在着的因素，但是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作为对应关系的概念时，就必须对“社会存在”的内涵和外延作出一定的限制，否则我们就很难理解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又具有反作用的原理。当然，汤普森把“社会存在”的概念扩大化其本来目的是反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人为分类和简单类推，试图从整体上把握社会历史的进程，这对纠正“经济决定论”的偏颇是有积极意义的。但他把“社会存在”宽泛化为“非文化”，犹如把“文化”概念宽泛化为“非经济”一样，确有概念界定不够精细之嫌。
那么，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间的辩证交流，或者说“对话”怎样才能实现呢？汤普森引用了" experience" (经历、经验)一词，他指出，“在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间，经验是一个必要的中间词。”[2] (P98)他在《理论的政治学》一文中对“经验”一词做了这样的解释：“经验实际上是文化和非文化之间的连接点，它一半在社会存在中、一半在社会意识中. 我们也许可以称这些经验为：经验1——活的经验和经验2——理解的经验。”[10] (P405-406)他认为很多人一听到“经验”这个词就会想到经验2，也就是马克思所指的“社会意识”。这样理解是不全面的，“‘经验’在最终意义上是从‘物质生活’中产生的，被阶级的方式所构成。既然‘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结构仍支配着经验。只是从这一观点看. 它的决定性影响有所减弱”[2] (P171)。“经验同时形成于社会存在之中，但没有思想，它们就不会形成”[2] (P8)，而且“人们不仅以思想的方式体验自己的经历，他们也以感情、准则、规范和价值的方式体验自己的经历”[2] (P171)。约翰·布鲁尔认为汤普森的" experience" 一词包含有两层意思，即发生了什么，人们如何理解发生的这些事[11] (P80)。也就是说汤普森一方面强调人们的实际生活经历，或者说人们的实践活动，这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存在，有实践性的一面。就这个意义来说，可以把" experience" 一词译为“经历”。另一方面汤普森又强调人们对这种经历的理解和感受，即有思想传统、历史和文化背景的人们对自身经历的体验、总结和反思，其结果构成了人们的共同“经验”，这是一种社会意识，它既是日益变化着的社会生活的反映，又受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又可以把" experience" 一词译为“经验”。因此汤普森所指的“经验”是主观与客观的结合，其目的在于强调社会存在中人的因素。毕竟社会历史是人的历史，“随着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变革，男女们的经验也在发生变化。这种经验按照阶级的方式进行分类，分成社会生活和意识以及男女们的赞同、抵抗和选择。”[4] (P204)社会存在从根本上说由人、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自然地理环境等构成，汤普森虽然坚持历史的发展要受物质因素的限定，但通过社会历史活动主体——人的“经验”，使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使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间的辨证交流成为可能。汤普森指出，人的知识(包括历史知识)是由两种“对话”构成：“一是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间的对话，这种对话产生经验；二是以理论构成为一方，决定理论构成的证据为一方的对话。”[2] (P32-33)的确，就一般认识论角度而言，任何的知识追根溯源都是来自于社会实践，来自人们的生产生活实际，也就是汤普森所说的“经验
三
汤普森反对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坚持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辨证交流，其最终目的还是在于强调社会历史主体——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强调历史是人创造的，在这一前提下形成了对人类历史的社会和文化分析模式。“人们创造了他们自己的历史：他们部分地是能动者，部分地是(自然和社会条件的)牺牲者，正是能动者的因素使他们区别于兽类。”[3] (P122)而“物质生活的变革决定了这一斗争(阶级斗争)的条件和它的——一些特征，但是，特定的后果只能由斗争本身决定。就是说，历史变革的最后结局不是因为特定的基础必然产生相应的‘上层建筑’，而是因为生产关系的变革是通过社会和文化生活来实现的。”[4] (P205-206)也就是说具体的历史结果总是由人们的社会活动决定的，而不是生产关系变革的自然反映，生产关系的变革必须通过承载了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的人的活动才能实现，“无疑，人类活动不能脱离隐秘的起决定作用的力量，也不能逃脱那些决定性的限制，……但是，它能打开通向目标的大门，(摆脱限制)从而获得自由。”[2] (P161)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汤普森反对只研究生产方式和历史发展规律不研究人的活动那种见物不见人的历史。对于规律和人的关系，他以球赛规则和球员的关系做比喻，虽然球赛规则制约着球员，但不能说球员被球赛化了，球员毕竟是球赛的执行者和主动参与者，用同样的方法看历史规律和历史发展中的人的关系，则会发现历史上的男男女女仍是自己历史的主人[2] (P152-153)。正因为如此，汤普森将他的历史研究聚焦于历史上的普通人，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他研究了“那些穷苦的织袜工、卢德派的剪绒工、‘落伍的’手织工、‘乌托邦式’的手艺人，乃至受骗上当而跟着乔安娜·索斯科特跑的人”[13] (P5)。通过考察1780-1832年工业化早期这些英国普通工人群众的经历，展现了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过程，提出了关于阶级和阶级意识的新概念，认为是普通工人群众在阶级斗争的“共同经验”过程中产生了阶级意识，并因此形成为阶级，阶级的形成既体现了他们“利益的一致性”，也表现在他们具有“一致的阶级意识”，阶级的形成过程是工人群众内在自主的过程，这样他把传统马克思主义对阶级的结构分析变成了阶级斗争分析，社会分层不仅仅以经济关系，也以一种文化取向来决定。因此在对普通人的历史研究中，他特别重视对非经济的因素，或者说文化因素的研究。汤普森对18世纪英国社会的研究也是聚焦于普通民众，他借用了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概念和“家长制”模式分析了贵族、平民和中等阶级的关系，认为平民在斗争过程中通过保护自己的习惯(平民文化的体现)来保护自己的利益；被统治者的文化或平民文化，既被用来反抗新兴的中等阶级，又被用来反抗贵族阶级；他研究了平民的粮食“骚乱”，重建了家长制下粮食市场的买卖模式，并揭示出民众的“心态”或“政治文化”；他认为民众统称为“买卖妻子”的行为是当时舆论所认可的离婚仪式，而“大声喧哗”的行为则表明，在社会和道德控制下十分强大的自我激励的力量在运转着。汤普森通过对18世纪英国社会的研究建立了社会——文化的分析模式，他的文化史理论表明，文化的统治是阶级统治的手段之一，这与马克思研究阶级关系的经济形式不同，他考察的是阶级关系的文化形式，下层平民在斗争过程中从传统文化里寻求斗争的合法性，以维护他们的习惯权利和经济利益，这是在“家长制”统治下没有明确阶级意识的平民反抗斗争的必然选择。在汤普森看来，历史进程的中心是阶级斗争，即使在缺乏阶级意识的情况下，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也能对历史产生重大影响；他反对把阶级斗争视为社会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而抛弃道德选择和人性概念的做法，认为“阶级斗争是历史的动力”这样的命题并非完全错误，但这一类比喻很不充分，阶级斗争是历史的过程，历史应该是由它自己推动，历史的动力不是存在于阶级之中，而是存在于人们中间。可见，汤普森对英国工人阶级形成和18世纪英国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开创了新社会史的文化语境，他强调文化(社会意识)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强调普通民众在社会历史创造中的作用，把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变成了阶级斗争分析，丰富了马克思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的内涵，这与马克思、恩格斯多次强调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是一致的。恩格斯说：“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进行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但是第二，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行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各个人的意志……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14] (P477-479)。不难发现，马克思、恩格斯所谈的“人们创造历史”是一个抽象的“人们”，在这个意义上，人类社会的历史，是所有人参与创造的历史。但当具体到历史创造者的时候，哲学上的抽象概念就要转换到具体的政治性的概念，比如“阶级”，或者更具体的“历史上的男男女女”，是普通民众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等社会实践促使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和上层建筑的变化。
四
汤普森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读很大程度上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有关。他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社会历史的方法，这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和词汇的运用以及对马克思、恩格斯分析人类社会的框架和人类行为动机的解释方面所作出的独特理解。他说：“我们的兴趣在于推进历史，理解历史，而不在于马克思学。”[2] (P163)当然他也认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应该是活的、正在发展的、与实践相联系的，应该能够回答和解释现实发生的问题。因此他说：“我的马克思主义总是跟实践相联系的。”[8] (P110)至于历史唯物主义，他认为主要是一种方法论，他可以指导历史学家进行历史研究，从而获得正确的历史结论，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所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进行历史研究的共同实践的场所[2] (P44)，在他看来，“适合于调查历史的范畴是历史范畴，历史唯物主义由于在详细说明这些范畴时所表现出的和谐一致和在说明它们处于一个总体概念中表现出的相互关联，因而同其他解释系统区分开来。这个总体概念不是已经完成的理论体系，也不是一个虚构的模式，它是一种正在发展的知识……这种知识的发展既发生在理论上，也发生在实践中。”[2] (P50)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要结合历史研究实践和社会发展实际，同时吸收其他学说的合理成分，不断发展自己，这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对于历史唯物主义和史学研究的关系，恩格斯指出：“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末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14] (P410)。可见，唯物史观只是告诉我们史学研究“应当怎么做”，并没有为我们提供各类问题“是什么”的具体答案。所以，汤普森反对教条主义者把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现成的公式并用这些现成的公式去套错综复杂的历史事实，反对简单地用历史知识为马克思主义的语录做注释的做法，他认为：“历史学家没有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也没有理论，历史理论必然是有别于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其他东西。”[2] (P14)应当承认他的这一看法时至今日仍有其现实意义。
综上所述，汤普森从反对庸俗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出发，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前提下，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做出新解读，这是他在史学研究实践中试图从总体上把握社会历史发展过程所进行的有益探索。汤普森指出，“历史唯物主义要求对社会过程进行总体研究，作为社会的总体史就要汇集其他方面的历史”[2] (P70)。“整个社会包括了许多活动和关系，这些活动和关系有权力的、意识形态的、两性的、文化的和行为规范的，……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能使各种活动和关系处于一种相互关联的状态，才能表现资本主义”[2] (P62)。他通过自己的历史研究实践，从学术理路上重新解读历史唯物主义，使历史唯物主义的内涵更饱满，使许多原本抽象的哲学概括更具体，更易为人们所理解。他对唯物史观的发展和修正，其实仍然是在实践唯物主义的总框架下进行。他在物质生产实践和人的实践中更注重人的实践，更突出社会历史主体——人的主观能动性，从而形成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另一种解释模式——社会和文化分析模式，他对18世纪英国社会的研究表明，他的社会和文化分析模式符合社会历史发展实际，不失为一个有效的操作模式。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它理解为“文化唯物主义”，汤普森并没有提出“文化决定论”的概念，他对历史的探索“仍然是在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范围之内，如相信马克思的假说，采取他某些中心概念，并把这些概念运用于研究之中”[2] (P167)。所以，评价汤普森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读，既要看到他对唯物史观的发展，也要看到他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一面，唯此方能还汤普森以本来面目。
【参考文献】
（来源：《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06期。编辑录入：齐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