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作为一个理解历史的思辨概念始于黑格尔，黑格尔赋予这个概念既不同于哲学史又不同于普通历史学的特定内涵。这一特定内涵是黑格尔理解现实发生的历史的结果。通常认为，黑格尔因为夸大“精神”自我发展的决定作用而否定了现实发生的人类历史。这种理解是不准确的。黑格尔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我们必须完全接受的“实际存在的历史”？或者换个说法：实际存在的历史如何才能成为可理解的？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概念就是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按其本质并不导致精神自我发展与现实发生的历史的紧张关系。马克思和黑格尔思考同样的问题，不同之处在于：黑格尔主张“哲学地”理解世界历史，即通过“精神”的辩证运动来把握世界历史的本质，唯其如此，现实发生的历史才是可理解的，即被理解为一个辩证的过程；马克思则主张从“现实的人”的活动出发来理解世界历史，根据这样的理解，因为现实的世界历史本身是一个辩证的过程，作为该过程的思想反映的观念认识才是辩证的。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世界历史概念的改造实现了历史解释原则的创新，并赋予世界历史概念新的意义。
一、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概念
黑格尔使用“世界历史”概念，为的是探寻历史最内在的东西。在《历史哲学》绪论中，黑格尔明言自己所关注的主题既不是外在的历史也不是实际存在的历史，而是“哲学的世界历史”。外在的历史在世界之外，实际存在的历史在世界之中，哲学的世界历史则意指历史最内在的东西，即世界历史本身。但是，哲学的世界历史并非是对实际存在的历史的否定。黑格尔从来没有忽视过实在的历史：“我们可以宣布：忠实地采用一切历史的东西，是我们应当遵守的第一个条件。”①事实上，在黑格尔那里，“哲学”表示方法，它是黑格尔理解历史的特殊方法。这一方法使“哲学的历史”不同于普通历史学，普通历史学只是叙述历史中发生的行动、事变以及导致这些行动和事变发生的动机，“哲学的历史”则是对历史的哲学理解。但是，对历史的哲学理解并非意味着用哲学范围内若干自生的观念来治理历史，把历史当作是一种消极的材料，逼迫它去适合一种思想，取消它的本来面目。黑格尔认为这并不能使历史成为“哲学的”。他认为，所谓“哲学的历史”是被理性所把握的历史，理性是哲学用以观察历史的唯一“思想”。黑格尔的理性不同于近代启蒙当作主体意识来看的理性；它既是实体又主体。一方面，理性是宇宙的实体，就是说，由于理性和在理性之中，一切现实才能存在和生存。理性是一切自然和精神生活的基础。另一方面，理性是宇宙“无限的权力”，它不仅是宇宙万物“无限的形式”，还是那“无限的形式”推动的“无限的内容”，它就是它自己的“无限的素质”，万物的精华和真相。黑格尔提出理性是理解历史的最高原则：“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因此是一种合理的过程。”②即是说，这种历史形成了“精神”发展的合理的必然的路径，“精神”在这一路径中将自己表现为历史的本质和最终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称世界历史是理性的产物与财产，是“精神”自己表现自己和自己实现自己的场合与舞台。
黑格尔的“理性”概念使现实的历史成为可以理解的，黑格尔将其理解为“精神”自身展开的过程。一方面，精神的本性是自由，因此世界历史就是自由的实现。首先，精神在其最初迹象中已经含有了历史的全体，世界历史只不过是这一“全体”自身的展开与完成。其次，精神不仅依靠自己存在，还意识到自己存在；精神不仅是自由的，还知道自己是自由的，这种对自由的意识意味着自由的实现，而世界历史无非就是这一自由意识在人类生活中和通过人类生活的表现过程，也就是自由本身的实现过程。自由意识实现自身的各种不同程度构成我们划分和探讨世界历史的原则和依据。“东方各国只知道一个人是自由的，希腊和罗马世界只知道一部分人是自由的，至于我们知道一切人们（人类之为人类）绝对是自由的。”③
另一方面，精神的本性趋向完满与自由。精神概念的完满不仅要求精神自己决定自己，自己认识自己，还要求精神必须打破自身的内在性以获得现实的存在。换言之，精神并不仅仅产生一个虚悬于现实以外的理想，或在某些人类的头脑中单独的和抽象的东西，精神还必须在现实性中实行自己、实现自己。普遍的、抽象的精神本身对此是无能为力的，只有人类的活动才能使精神的“理想”以及一般抽象的特质得以实行和实现。“那个使他们行动，给它们决定的存在的原动力，便是人类的需要、本能、兴趣和热情。”“假如没有热情，世界上一切伟大的事业都不会成功。”④因此，世界历史不仅是观念实现的结果，还是人类活动（热情）的结果。精神的观念与人类的热情，这两者交织成了世界历史的经纬线。但是，黑格尔认为，人类的实际活动终归只不过是“世界精神”实现其目的的工具和手段；而且对于这一目的，各个人和各民族都是无所知的，他们是无意识地或者不自觉地实现了它。那些被称为英雄的“世界历史人物”只不过是“世界精神的代理人”。因为，在具体的人类活动中，人们“仅仅认得特殊性，而且只能支配特殊性”。他们是在满足自己利益的同时，一起完成了那并不包括在他们的企图中，也没有呈现在他们意识中的某种东西——世界精神的目的。这就是“理性的狡计”：“特殊的东西同特殊的东西相互斗争，终于大家都有些损失。那个普通的观念并不卷入对峙和斗争当中。它始终留在后方，在背景里，不受骚扰，也不受侵犯。它驱使热情去为它自己工作，热情从这种推动里发展了它的存在，因而热情受到了损失，遭到祸殃。”⑤
世界历史是自由的实现。由于自由的实现过程是一个辩证的过程，所以世界历史的行程也是一个辩证的过程。黑格尔在双重意义上展现了这一辩证行程。一方面，从历史本身着眼，世界历史的行程分为三个阶段。在最初阶段，“精神”自己把它的概念遮蔽起来，生存于一种没有自由意识的自然生活之中，这就是古代的本质。历史高于自然表现为：在精神实现自己使命的过程中，它自己便是它最可怕的障碍，精神不得不和它自己斗争，克服和否定自身，这使精神在历史中的发展成了一场身不由己、自己反抗自己的艰苦剧烈的斗争，而不同于单纯宁静、无害无争的自然过程。历史从这种否定过程中获得意义。精神在这项艰巨事业中把自己表现在一种有限的存在形态中，即“民族精神”，它是具有严格规定的一种具体的精神，把自己建筑在一个客观的世界里，生存在它的全部特殊制度（即那个民族的政治、宗教、伦理、风俗等）和历史行动的范围内。这就是历史上各民族的事业，“各民族都是从它们的事业造成的”。“精神”在历史中的本质和具体表现是有限性，而有限性之为有限的存在，就在于它否定自身。黑格尔认为“精神”在一个民族精神中完成的最高成就是自知，但这种自知同时便是它的解体，另一个民族精神的发生。表现为每一个有生命的民族精神都通过实现一种概念而取得现实性，现实性一旦获得，原有的民族精神便不再需要，而是需要一个新的民族精神来表现一种更高更博大的概念。这就是历史中一切民族的宿命。黑格尔通过这些告诉我们的真理是：自由，即对有限存在的否定，乃是历史的本质和人的本质。其中，“时间”是感官世界的否定性，“思想”是对同一性的否定性，因而是更深奥的否定性；世界历史是这两种否定性的统一。“精神”的各种特殊形态不但要在时间上成为过去，并且要在思想的活动中被扬弃，但“精神”的自由本质和不朽就在于，一方面它否定自身直接存在的内容和现实性，另一方面它又通过否定自身而取得本质和更普遍的东西，而这种东西已经是“思辨的”真理了。总之，世界历史进程就是：“‘精神’为了要使自己成为客观的，并且使它的这种存在成为思想的对象，因此一方面它破坏了它的存在的确定形式，另一方面却对于它所包含的普遍的东西获得了一种理解，而且因此给了它固有的原则一个新的决定。这样一来民族精神实体的特性被改变了，就是说，它的原则已经变成了另一个更高的原则。”⑥黑格尔指出：“要想了解历史和理解历史，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取得并认识这种过渡里所包含的思想。……这是‘历史’的哲学理解的灵魂——也就是最优越的一点。”⑦
另一方面，从“精神”着眼，精神由特殊上升到普遍、最终达到自我意识的过程也就是世界历史的辩证行程。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详细地考察了这一过程。如科耶夫所见：“精神现象学反映了世界历史的实际进程。”⑧按黑格尔本意，精神经过意识、自我意识、理性、精神、绝对精神诸环节，最终达到对自身的概念式的认识，这个过程既是一个逻辑的过程也是一个历史的过程。“精神在深入自身时曾经沉陷在它的自我意识的黑夜里，不过它的消逝了的定在是保存在这个黑夜里的；而这个被扬弃了的定在——先前有过的然而又是从知识中新生出来的定在——是新的定在，是一个新的世界和一个新的精神形态。”⑨
总之，在黑格尔那里，世界历史的行程都是一个辩证的过程；理解世界历史，最为重要的事情就是取得并且认识这个行程中所包含着的思想。这既是历史的哲学理解的灵魂，也是这一理解的优越之处。根据这样的理解，世界历史就是“精神”在时间里的发展和在现实中的实现。
二、马克思对黑格尔“世界历史”概念的继承和改造
黑格尔对世界历史的上述理解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历史哲学家，特别是马克思。正如恩格斯所言：“黑格尔第一次……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精神的世界想象为一个过程，即想象它是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改造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⑩揭示历史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是马克思和黑格尔共同的问题。马克思接受黑格尔关于世界历史是一种合理的过程的观点，但反对黑格尔对世界历史的理解方式。
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只是为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这种历史还不是作为一个当作现实的主体的人的现实历史，而只是人的产生的活动、人的形成的历史。一方面，黑格尔不是从现实而是从绝对的和不变的抽象实体出发来理解历史。因此他只是抓住了人和自然的思想本质，无论是人还是自然界在黑格尔那里都只不过是思维的抽象。另一方面，黑格尔不是把现实的人本身，而是把人的抽象即自我意识当作世界历史的主体。因此作为精神辩证历程的“否定之否定”就只不过是自我意识的外化及其扬弃。而且，因为自我意识通过自己的外化所能设定的只是抽象的物，而不是现实的物。同时作为这一外化的扬弃也只能是在意识中、在纯思维中即在抽象中发生的占有，只是对这些作为思想和思想运动的对象的占有。所以，“全部外化历史和外化的全部消除，不过是抽象的、绝对的思维的生产史，即逻辑的思辨的思维的生产史”(11)。精神自身的辩证运动仅仅是在意识自身内部进行的抽象思维运动，仅仅是纯思想的辩证法。因此，黑格尔对世界历史的理解始终停留在思维意识的内部，而作为意识的绝对外部的以现实的人为主体的现实的历史还未得到真正的理解。世界历史的本身依然晦暗不明。
针对黑格尔对世界历史的抽象理解，马克思开始了对黑格尔世界历史概念的改造。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一实验性的文本中，马克思写道：“对社会主义的人来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12)马克思的这一命题被广泛引用，该命题的重要性不可质疑，但是我们对这一命题却不能不有所保留，因为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改造并非一蹴而就。从世界历史的视角看，该命题的重要性在于：它集中体现了马克思在何种程度上受到黑格尔的影响，又在何种程度上超越了黑格尔。重要的是，作为马克思最重要也是最复杂的文本之一，《手稿》中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逻辑：以抽象的人的本质为出发点的思辨逻辑，以及以现实的经济事实为出发点的科学逻辑。(13)这个双重性体现在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的这一著名命题之中就是：以人的类本质为出发点的异化史观体现了黑格尔对马克思的深刻影响，尽管其中经过了费尔巴哈的中介；以进行对象性活动的对象性存在物为出发点的现实逻辑体现了马克思对黑格尔（包括费尔巴哈）的超越，尽管这还只是以隐蔽的形式表现出来。
首先，马克思接受了费尔巴哈的类概念，认为人是类存在物，劳动是人的类本质。作为类本质的劳动是一种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但是，在私有财产的统治下，人的劳动不再是自由自觉的劳动，而是“不自由的劳动”，即异化劳动。异化劳动不仅使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生命活动以及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还最终导致了人同人相异化，由此生产了私有财产的关系。在私有财产的关系下，作为人的生命活动本身的自主的自由活动被贬低为手段，被看作替他人服务、受他人支配、处于他人的强迫和压制之下的不自由的活动。因此，“对下一段历史发展来说是必然的环节”的共产主义作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在私有财产被积极扬弃的前提下，人否定了异化劳动，实现了自己的类本质，开始自由地生产自己和别人。那时，直接体现人的个性的对象既是他自己为别人的存在，同时也是这个别人为他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说世界历史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只不过是在说世界历史是人的劳动的异化及其异化的扬弃的过程。也就是说，世界历史只不过是人的自由自觉的类本质的实现。这与黑格尔宣称世界历史是自由的实现何其相似！当然，马克思已经将世界历史归结为人的历史，并且不再把人理解为抽象的“自我意识”，不再把劳动理解为“抽象的精神的劳动”，但是马克思把世界历史理解为人的类本质的自我异化及其扬弃的这一过程，遵循的依然是黑格尔“异化与复归”的思辨的历史逻辑。马克思依然深受黑格尔的影响。而且，被马克思当作出发点的“人”和“劳动”都还是从抽象的形式和意义上加以理解的，高度理想化的。在这里，劳动是摆脱了一切现实社会关系的具有高度审美倾向的抽象的自由创造活动，“真正的人”是摆脱了一切现实关系、最终获得了一种理想社会特性的人，这样的人在现实的历史中不曾存在，而只能存在于人们关于未来社会的理想中。事实上，只要依然在异化逻辑的框架内思考问题，无论是黑格尔的精神异化，还是马克思的劳动异化，对世界历史的理解都仍然是唯心主义的。
另一方面，马克思接受了黑格尔的异化概念，并区分了异化劳动和对象化劳动。在黑格尔的异化逻辑中，劳动是人在外化范围之内的或者作为外化的人的自为的生成，是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但是由于“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因此他只看到了劳动的积极方面，没有看到它的消极方面。在马克思看来，现实的劳动不仅具有肯定的意义，还具有否定的意义。从否定的方面看，现实的劳动是异化劳动。异化劳动不仅是私有财产的直接原因，而且是整个人类奴役制的根源，因此它是应该被废除、被消灭的劳动；从肯定的方面看，现实的劳动是对象化的劳动。对象化的劳动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改造和利用，自然界对人的生成。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自然基础，因此是永远不能废除的劳动。由此观之，说劳动是人的本质，不仅意味着人是自由自觉的存在物，还意味着人是进行对象性活动的对象性存在物。“当现实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己的对象时，设定并不是主体；它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因此这些本质力量的活动也必须是对象性的活动。”(14)在这个意义上，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世界历史，不过是人的对象性活动的历史。世界历史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结果，它突出地表现为工业的历史。“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产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15)此外，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还创造了同人的本质和自然界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相适应的人的感觉：“五官感觉的形成是迄今为止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16)
这些关于对象化劳动的论述表明，马克思已不再用“真正的人”的类本质来和现实的人的存在相对立，而是用作为人的本质力量之表现的对象化劳动和异化劳动相对立。后者正是马克思真正超越黑格尔之处。对劳动二重性的区分已经使马克思以隐含的形式接触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问题——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17)但是，由于在《手稿》中马克思这一方面的思想还只是以萌芽的形式表现出来，没有得到更加系统明确的阐述；黑格尔的异化逻辑此时还在主导性方面支配着马克思，因此，马克思此时对世界历史的理解还没有真正实现对黑格尔的实质性超越。
三、马克思“世界历史”概念的新内涵
1845年，通过对德国整个意识形态及自己哲学信仰的清算，马克思实现了哲学观的革命。从世界历史的视角看，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是对历史解释原则的一次创新，这一原则被明确地表述为：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这一原则意味着，“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关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而且，“只要这样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都可以十分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18)
根据这样的原则，马克思彻底抛弃了异化史观，不再是通过人的先验的类本质的异化与复归来理解世界历史，而是从现实的个人出发来理解世界历史。马克思指出，现实的个人存在是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的现实前提。现实的个人是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人。“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19)从这样的人出发，生命的生产，包括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本身的生产，立即表现为双重的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这两个方面的关系紧密相联，一定的自然关系即生产力的发展阶段总是与一定的社会关系即社会发展阶段相联系，或者说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总和决定着社会的状况。换言之，物质生产活动“一开始就表明了人们之间是有物质联系的。这种联系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它和人本身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这种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就表现为‘历史’，它不需要有专门把人们联合起来的任何政治的或宗教的呓语”(20)。而且，随着物质生产活动的发展，人们之间的物质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它们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构成了一个有联系的交往形式的序列。“已成为桎梏的旧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方式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会成为桎梏，然后又为别的交往形式所代替。由于这些条件在历史发展的每一阶段都是与同一时期的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所以它们的历史同时也是发展着的、由每一个新的一代承受下来的生产力的发展，从而也是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21)根据马克思这样的理解，世界历史本质上是物质生产的历史。物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适应与不适应的辩证运动使世界历史成为了一个有规律的过程。这样，马克思就通过历史解释原则的更新完成了对黑格尔世界历史观的真正改造。世界历史不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的行动”(22)。历史学因此成为了一门科学。
马克思发现了解释历史的新方法，并把它应用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和考察，从而赋予了“世界历史”概念更加特定的内涵：世界历史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展的历史。这样，马克思不仅在一般意义上、更在特定的意义上谈论世界历史：在一般意义上，世界历史是物质生产实践的历史；在特定意义上，世界历史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历史时代特有的现象，以资本为轴心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性使历史真正成为世界历史。后者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的核心内涵。
马克思分析了资本是产生剩余价值的价值，它只有不断地获取剩余价值才能维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对剩余价值的无止境追求使资本不断地处于扩张性的运动之中。正是这种无休止的扩张运动一方面创造了资产阶级社会，另一方面推动了历史向资本主义世界历史的转变。“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文明作用；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以前的一切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23)资本力求摧毁交往和交换的一切传统的地方性限制，以全世界作为它的市场，用时间消灭空间，把商品在世界范围流通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空间流通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24)在资本的驱动下，随着生产力及其相应的交往形式获得普遍性的发展，人们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成为经验的存在：“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25)
质言之，通过对资本驱动下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描述，马克思赋予了世界历史概念更加特定的内涵：世界历史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张的历史。而通过这一新的“世界历史”概念，马克思准确地把握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性和自己所处的时代。“我们的时代”就是“资产阶级的时代”。历史向资本主义世界历史的转变是自工业革命以来这个历史的长波段中最重要、最深刻、影响最深远的历史事件。任何革命的理论和革命的实践都必须对上述这一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给予充分的重视，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本质。此外还要注意，马克思在肯定历史向资本主义世界历史转变的进步意义和必然性的同时，对这一转变又始终保持着批判的态度。因为在马克思看来，随着历史成为世界历史，单个人自己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人的异化也成了世界历史性的。人们“越来越受到对他们来说是异己力量的支配”，“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结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而且“这种情况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中当然也是经验事实”。(26)所以马克思认为，历史向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转变并不意味着历史的完成，资本主义世界历史的时代是暂时的、历史性的，它将会被一个更加合理的世界历史阶段即共产主义世界历史时代所取代。
张盾，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招明，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
（原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年3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