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主线。一个多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据世界历史的变化和本民族的现代社会转型，从不同的角度阐发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原理，推动了唯物史观理论的发展。在此期间，世界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曾经因所处国度不同、知识结构各异，而围绕唯物史观的性质、理论结构发生过激烈的争论，甚至互相指责对方为非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们谁也不否认唯物史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谁也不否认唯物史观学说对于人们观察当代社会变化、思考世界历史发展的方法论意义。相反，唯物史观的理论正在这些争论中得到了丰富和发展。
那么，唯物史观为什么会在不同时期、不同民族的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出现不同的理解呢？不同时期、不同民族的马克思主义者围绕唯物史观的性质和理论结构的争论是在什么范围内展开的呢？不可否认，不同时期、不同民族的马克思主义者围绕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所展开的争论源于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但是，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不同时期、不同民族的马克思主义者围绕着唯物史观的性质和理论结构所展开的争论，是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方式的理解相关的：那些固守唯物史观原理的人总是从量的演进上理解唯物史观的发展，认为唯物史观的原理是不可动摇的，唯物史观的发展只能是把新出现的社会现象吸收到已有的唯物史观的理论中来，并给予解答；而那些强调唯物史观原理的历史性特征的人则从质的变革上理解唯物史观的发展，认为唯物史观本质上是人们观察社会现象、揭示现代社会发展规律的方法，它必然随着社会的变化而不断地改变自己的理论形态，而它的理论形态的变化又是通过研究范式的更新而实现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罗莎·卢森堡、卢卡奇、霍克海默、哈贝马斯都是从后一方面理解唯物史观的发展，并且自觉地创新唯物史观的研究范式，实现唯物史观理论更新的。他们的哲学贡献表明，唯物史观的发展不仅需要理论内容的不断丰富，而且还需要研究范式的不断更新，两者相比，后者是更为重要的方面。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唯物史观的研究范式还是测量唯物史观理论发展的尺度。这是因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唯物史观理论的量变和质变都是存在的，它们是唯物史观理论发展的两种不同的方式，其中哪一种更为合理，是由一定的社会发展状况决定的：当一定社会的发展处在结构稳定的阶段，在社会现象的变化没有超出已有的唯物史观研究范式的解释范围的时候，人们通常会用已有的唯物史观的研究范式来解释社会现象，这时，唯物史观的理论就会呈现出量的变化；但是，一旦社会的发展处在变革时期，社会现象的变化已经超出已有唯物史观的研究范式所能解释的范围时，人们就不得不去创造新的研究范式，这时，唯物史观的理论就呈现出质的变化。由此可见，唯物史观的量变和质变是相对于研究范式的变化而言的，唯物史观的理论在研究范式内的变化，是量变；唯物史观的理论通过研究范式变换而更新，是质变。这样一来，唯物史观的研究范式又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成为我们研究唯物史观理论发展的不可回避的问题。
尽管唯物史观的研究范式是人们用以考察唯物史观理论发展的重要方法，但人们不会每日每时地去讨论这一方法，也不是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必须研究这一方法，而只有在社会结构发生革命性变革，已有的唯物史观的研究范式不能解释新出现的社会现象的时候，那些富有创新精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才会以明确地形式提出来方法论的问题，加以讨论。正是这样，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每一次有关唯物史观研究范式的讨论，尤其是新的唯物史观研究范式的革新，都必然带来唯物史观的新发展，使唯物史观的发展呈现出阶段性的变化。
就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而言，这一方法的研究分别发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二、三十年代、20世纪六、七十年代和新世纪初。19世纪末，罗莎·卢森堡为了解释帝国主义现象，建立了融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为一体的、具有总体性特征的历史辩证法，她指出，这种历史辩证法就是马克思主义者说明帝国主义现象的方法。她所说的方法，其实就是唯物史观的研究范式。她所创立的历史辩证法和拉法格、拉布里奥拉创立的历史叙述方法一起，构造了唯物史观研究范式转换的第一个阶段。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葛兰西、卢卡奇、柯尔施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和以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家们，在反思西方资本主义的新发展时，从哲学的定义入手，批判了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研究范式，建立了以文化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批判的唯物史观的研究范式。这一研究范式对法国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而构成了唯物史观研究范式变换的第二个阶段。20世纪六、七十年代，面对新“左派”运动的失败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发展，阿尔都塞和柯亨反对把唯物史观等同于意识形态，强调唯物史观的理性结构，从而构成了唯物史观研究范式的转换的第三个阶段。21世纪初，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在反思新社会运动的基础上，同时批判地吸取了葛兰西、卢卡奇、柯尔施创立的批判的唯物史观研究范式和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范式，提出了自然与文化相互作用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式，构成了唯物史观研究范式变换的第四个阶段。
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讨论和变革唯物史观的研究范式有其理论的和历史的根据。就理论根据而言，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他的资本主义理论之间的有机联系当作打破唯物史观的旧研究范式和创立唯物史观的新研究范式的理论根据。科尔施在批判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时反复强调，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不是抽象的公式，它的每一个原理都是特殊的、具体的，是与资本主义这一特殊的社会形态相联系的，并且是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研究相联系的，因此，唯物史观的原理只有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危机状态中才能真正显示它的意义[1]。由此出发，他创立一种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把唯物史观定义为批判的唯物主义，或唯物主义辩证法。科尔施的这一思想开创了西方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研究唯物史观的基本思路。自科尔施之后，每一次唯物史观的研究范式的变换都围绕着唯物史观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关系的讨论而展开。《资本论》也由此而成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研究唯物史观的主要文本[2]。就历史根据而言，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把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当做变换唯物史观研究范式的历史根据。罗莎·卢森堡阐发总体性的历史辩证法是为了说明帝国主义时代东方与西方的资本构成关系；葛兰西、卢卡奇、科尔施建构以意识形态为中心论题的批判的唯物史观的研究范式，是反思20世纪初欧洲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和探讨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失败原因的成果；列菲弗尔、萨特建立以现代性为主题的唯物史观的研究范式，是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的科技革命和城市化运动及其所产生的后果的思想概括。同样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是依据20世纪9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变化以及新社会运动的兴起而提出生态学的唯物史观研究范式。这种理论根据和历史根据表明，唯物史观本身就是开放的、不断发展的学说，它随着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变化而变换其研究范式，呈现出质变。
相比之下，中国学者在20世纪初经历了唯物史观的传播和理论建构后，再也没有提出和讨论这一问题，更谈不上唯物史观研究范式的转换。究其根本原因，是中国社会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没有出现结构性的变化。实践中没有提出要求，理论上当然也不会把这个问题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当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原有的唯物史观理论已经很难解释中国社会的新现象时，唯物史观的研究范式问题就历史地呈现出来，成为唯物史观研究的突破口。本文正是基于这一理解，提出和研究这一问题。
二、审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变革
中国社会的变革虽然以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改革开放为起点，但是，它的实质性变化则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城市的市场化浪潮。因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社会改革只发生于农村，而农村在中国的体制中从来就不占主导地位，所以，这一时期的改革并没有触动中国社会体制的根基，也不可能引起中国社会的实质性变革。相对于城市的市场化改革来说，农村的改革充其量只是中国社会改革的一个试点。然而，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展的城市的市场化改革却不同了。这场改革从作为国家经济命脉的大型国有企业开始，继而扩展到教育、广播电视和出版业等媒体部门。由于这些改革，整个中国社会从经济到政治、文化，都迅速地市场化了，最终动摇了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了中国社会的实质性变革。因此，审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中国社会变化应是我们探讨唯物史观研究范式重构的现实基础和理论起点。
那么，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改革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哪些实质性的变化呢？这种变化给我们创造了一个怎样的世界呢？
从总体上看，中国社会的实质性变化是以教育、广播电视和出版业等媒体部门的市场化为起点的。教育、广播电视和出版业等部门市场化的直接结果，就是文化产业的兴起。在教育、广播电视和出版业等媒体部门市场化之前，这些部门是从属于国家的，是国家权力的一部分，并不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部门，也不具有生产的性质。但是，在市场化之后，这些部门的生存方式和社会功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生存方式上，这些部门已经不再依靠社会的再分配获得生存的资源了，而是依靠自身的生产性行为获得经济的支持。由于进行经济性的生产，这些部门由消费性行业转变成生产性行业。作为一种生产性的行业，这些部门与物质生产一样，都要讲究经济效益，但是，与物质生产不同的是，这些部门生产出来的产品不是物质，而是文化，是一种精神上的、意识形态的东西，是一种对人们的思想、行为产生直接影响的东西。这一特点决定了这些部门生产的特殊性，即这些部门的生产不是纯经济的，而是融人们的物质需求、政治需求和精神需求为一体的文化生产，它生产的产品也必然对人们的需求方式、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产生综合性的影响。与之相应地，这些部门的社会功能也发生了变化：在市场化之前，这些部门的社会功能主要是宣传政府的思想、理念和政治、政策，这时，它们就是国家的声音、国家的象征；而在市场化之后，这些部门虽然还担负着宣传政府的思想、理念和政治、政策的职能，但更多地它还要为市场的发展提供平台，即通过广告传导生产和消费的信息。这样，这些部门就获得了双重的社会功能：一方面是传导政府的声音，执行政治的功能，另一个方面是传导社会的声音，执行社会的功能。由于有了这双重的功能，这些部门就以中介的方式进入社会，成为中国社会中既相对独立、又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它的产品——文化，也就成为人们生活的基础。由此可见，教育、广播电视和出版业等媒体单位的生存方式和社会功能的改变所引起的社会变化，绝不限于这些部门之内，不是个别的现象，而是涉及国家、集体和每一个人的利益，触动了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一个新的社会结构就从这种变化中产生出来。
首先，教育、广播电视和媒体等部门的产业化创造了一个文化的中介，主导人们的需求方式、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使人们的需求方式、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就人们的需求方式而言，在文化产业化出现之前，人们的需求主要在物质的生活资料方面，而满足需求的方式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直接联系实现的，然而，文化产业出现之后，人们需求多样化起来，除了物质消费的需求外，还有对教育、娱乐、旅游、网络、广告、信息等多方面的需求，而且人们的需求越广泛，他们对广告、信息、网络的需求也就越迫切，这时人们不论是在获取需求的手段上，还是在精神上，都变得越来越依赖于广告、信息、网络，而广告、信息、网络也就成为人们需求形成和得到满足的中介。需求方式的这一变化引起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变化。受广告、信息的引导，文化消费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于是，以文化消费为主体的行业发展起来，旅游业、娱乐业、网络文化、电视剧等就是在文化需求的刺激下发展起来的。这些文化产业的兴起，打破了原有的以物质生产为中心的单一化的生产体系，形成物质生产与文化生产为一体的复杂多样的生产体系。品牌的生产和意识就是这种复杂多样的生产体系的一个标志。它的出现展示了物质生产对文化的依赖性，即物质的生产只有和文化结合在一起，赋予物质的产品以符号化的特征，才能获得最大的效益。这样一来，物质的生产就变成了文化生产的一种外在的形式，而文化生产成为物质生产的内核。现在，中国人常常用生态文明、绿色食品的字样来标志自己的产品性质，就是这种文化生产的典型表现。文化的需求、文化的生产把广大的人群从政治的领域中分离出来，变成了消费的群体、变成了大众文化的群体。这时，人们的生活方式不再以政治为轴心，而是以消费为轴心，以文化为主导，这就使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其次，文化的产业化刺激了以个体为基础的公共领域的建立，从而改变了个人、群体和国家之间的政治结构关系。公共领域是在市民社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市民社会的兴起是国家和社会分离的标志，也是一个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标志。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来定义市民社会的。他认为，市民社会作为现代社会的形成，最重要的标志是民主制的形成，人的个体性的确立。20世纪初，葛兰西根据市民社会的演变和公共领域的出现，又把市民社会提升为一个政治概念，认为市民社会是与国家政治权利相对的伦理政治，而这种伦理政治不同于国家政治权利的一个重要标志在于，它不是以国家机器、暴力为基础，而是以同意为基础。根据这一定义，在市民社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公共领域就是人们不依赖国家而获得个人权利的场所，它体现了一种不同于国家政治权利的新的政治权利，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另一方面看，公共领域不是市民社会的被动形式，它一旦形成就会对市民社会的发展起着能动的作用。在西方，公共领域的建立刺激了一些非政府组织、非赢利组织的出现，这些组织的出现给个体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发展空间，也为人们的政治生活创造了更加多样化的形式。中国是一个农业文明的国家，持续数千年的封建制度压抑了中国市民社会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迅速从一个封建集权制的国家转化为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达到了高度的统一：一方面是国家把人民利益的最大化作为自己的目标，另一方面是个人、集体依靠国家。在这种统一中，社会并没有提出发展市民社会的要求。如果说那个时候有公共领域，那么，这个公共领域绝不是建立在以个体为基础的市民社会的平台上的，它不过是国家统一管理的机构。这种情况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都没有改变，即使有人在观念上提出这一问题，也没有获得实践上的支持。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情况就不同了。文化的产业化，一方面使传媒开始面向大众，加之网络的发展，为个体的发展提供了技术的平台，另一方面使知识分子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群体，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在这个平台上，一些知识分子通过杂志、报刊等多种形式评论有关社会正义和公正的事件，成为公共知识分子，也有一些知识分子开始从事非政府组织和非赢利组织的事业。这两个方面从客观上推动了中国以个体为平台的公共领域的建立，也为中国的民主政治创造了新的形式。比如，现在网络评论就成为公众参与社会政治、发表个人意见的场所。而这一场所的出现本身就打破了以往单一化的民主选举模式和政治参与模式，使更多的人能够自由的参与民主政治建设，同时，也培养了公民的民主意识。
最后，以上两个方面的变化对中国学术的发展也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由于中国社会结构的实质性变化并没有出现，学术界只能在思想解放运动中提出中国社会变革的构想，所以，在学术开放上，主要集中于一些基础理论领域。就哲学而言，人们的主要兴趣在认识论、本体论、历史观和哲学史的讨论上，而这些讨论所带来的理论突破也主要在思想上启发人们对改革开放的认同和理解，并没有对实际的社会生活变化作出更多的说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学术研究出现了明显的转向：在研究的领域上，中国学者不再局限于传统学科内的基础理论研究，而转向了对一些跨学科的理论问题的探讨。比如，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的理论成为哲学、法学、文化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学科共同研究的课题，而这一研究又催生了中国的政治哲学，使哲学研究的兴趣由本体论、认识论、历史观和哲学史转向了政治哲学。还有，消费文化、知识分子、性别文化、意识形态、全球化、现代性、生态问题等等，也成为当代中国的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学科共同关心的课题。近年来兴起的软实力研究本身就是一个跨学科的课题，需要哲学、法学、国际关系学、传播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的共同努力才能完成。在研究的趋向上，中国学术界越来越趋向于寻求文化身份的认同。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学术界一方面受到西方全球化的冲击，不断地接受在新一轮全球化运动中产生出来的西方社会的新思潮，另一方面又越来越趋向于民族价值，要求任何思想和主张，即使是传入中国的西方思潮，也要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找到自己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的根基。这实质上是用民族价值的认同来抵抗普世价值。这种民族价值认同的趋向，先是对准西方自由主义思潮，进而发展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寻根，从而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儒学的关系问题。2008年，在韩国首尔大学召开的第22届世界哲学大会的中国哲学讨论专场中，中国学者就已经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儒学的关系列为最重要的论题之一，加以讨论。就在这一年，《理论视野》在第l2期上以“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为题，发表了许全兴、冯俊、李维武、陈
以上三个方面分别从实践上和理论上提出了重构唯物史观的研究范式的任务。在实践上，由于文化的产业化，中国社会已经不再是以前那种由国家主导的单一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了，而是由国家、集体和个体多元构成的复杂结构体。对于这个复杂结构体以及由此而提出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原有的唯物史观的原理是很难解答的，必须创造新的研究范式，来增强唯物史观对现实的解释力。在理论上，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学术研究开辟的新领域、提出的新问题，都超出了以往唯物史观原理所涉及的范围，因此，当唯物史观再度成为理论需要的时候，它的真正富有活力方面不是内容而是形式，即是唯物史观研究范式的更新。这种实践和理论的挑战就是我们构建新的唯物史观研究范式的现实的和理论的根据。
三、文化理性的建构与唯物史观研究范式的转换
以往的唯物史观的研究范式之所以不能解释当代中国社会变革所出现的问题，是因为它是由技术理性建构起来的，而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却创造了一个以文化市场为中介的世界，因此，只有建立文化理性的研究范式，才能说明当代中国社会的结构及其所提出的种种问题。
在唯物史观中，技术理性是指生产力中的工具系统。以生产力中的工具系统建构起来的唯物史观的理论、解释唯物史观的范畴，就是技术理性的研究范式。这种研究范式最早是由普列汉诺夫阐发出来的，以后，经过列宁、布哈林和斯大林的阐释，成为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唯物史观的研究范式。20世纪初，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接受了这一研究范式，并在50年代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作了系统的阐发。
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阐发，生产力的工具系统是唯物史观全部理论的基石。首先，就生产力的内在结构而言，生产力是由物和人两个要素构成的。但是，无论是物的要素，还是人的要素，都受着生产工具的制约，它们的性质、在一定历史时期的状况，都是由生产力工具的发展水平决定的，于是，生产工具的技术构成就被定义为衡量一定社会生产水平和人类文明发展程度的标志，也是衡量人的发展的标志。其次，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也由生产力的工具系统构成了决定与被决定、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由于生产力的工具系统，生产关系才有了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分配方式的构成。最后，这种以生产力的工具所决定的生产关系，构成了一定的经济结构，并决定着上层建筑，形成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决定与被决定、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与经济基础的技术性结构相一致，上层建筑有物的方面和人的方面：物的方面是以政权为核心构成的，人的方面是由人民群众、政党和领袖等构成的阶级结构关系。很明显，这个系统只描述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单一的、技术性的联系，并没有给予文化、传统任何位置。如果说，这个系统也承认文化、传统对人的活动的影响，那么，这只是就生产力发展的条件、就社会发展的外在要素而言的，绝不是就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社会结构的内在逻辑构成而言的。这种研究范式对于说明简单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来说是有效的，但是，要说明一个以文化市场为中介构造起来的复杂的社会结构，却是难以胜任的。
20世纪初，唯物史观传入中国的时候，中国还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整个社会是由单一的阶级结构关系构成的，加之当时中国社会的任务是要变革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封建的生产方式，需要揭示这个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所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开始就接受了苏俄马克思主义者阐释的唯物史观，采取了技术理性的研究范式。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运用这一研究范式分析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和中国革命的对象、内在动力，在实践上推翻了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建立了新中国。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完成了新民主主义的任务，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国家，但并没有立刻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经济状况，还需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科学技术，同时，中国的社会主义一开始就采取了计划经济的模式，没有经过市场化的过程，所以，在社会结构的技术构成上，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两个方面的特点决定了20世纪初建立的唯物史观的研究范式和其中的基本原理的有效性，也使得中国社会的每一次内部改革都可以在原有的唯物史观理论中找到说明。即使面对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改革，人们仍然可以原有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决定政治的原理来说明。比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1982年出版的、由中国唯物主义研究会编的1981年全国历史唯物主义讨论会的文集《历史唯物主义问题探索》一书中的论文，都是用原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原理来论证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和农村实行联产责任制的合理性。但是，这一理论却解释不了经过市场化之后的中国社会，解释不了由市场化所引起的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更解释不了由文化产业建构起来的文化的中介社会。这是因为，在市场化中发展起来的各种文化现象，以及大众文化的消费群体的兴起、知识分子地位和职能的变化、性别问题的凸显、政党职能的转变，等等，不是以往唯物史观中的阶级、群众、政党几个范畴就能够说明的。正因为如此，面对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中国社会变化，中国学者不得不到西方的市民社会理论、文化消费理论、现代化理论、知识分子理论、性别理论中去寻找思想资源，力图建立适合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的新理论。这些理论研究的兴起本身就证明：那种以单一的技术理性建构起来的唯物史观的原理已经不够用了，为要解释市场化了的中国社会，必须建立以文化理性为核心的唯物史观的新研究范式。
要建构以文化理性为核心的研究范式，我们需要进行文化哲学的认识论研究。这是由唯物史观的性质和文化哲学的认识论的特点所决定的。就唯物史观的性质而言，唯物史观是对人类历史规律的揭示，而人类历史规律是隐藏于历史现象背后的理性。哲学要揭示这一理性，必须运用逻辑思维的力量，正如马克思所说“必须用抽象力”[3]。所谓“抽象力”就是人的理性思维能力。这就是说，任何唯物史观理论的提出，都离不开理性思维，都必须借助一定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至于需要什么样的理性思维，需要进行什么样的认识论研究，建立什么样的认识模式，这又要取决于研究对象的性质。中国面对的是市场化的文化世界，是一个不确定的世界，要反思这样的世界，揭示它的文化理性，就需要开展文化哲学的认识论研究。这又是由文化哲学的认识论的特点决定的。
文化哲学的认识论不同于科学认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它不是从某一静止的要素，或已经形成的系统出发，而是从文化的创造活动出发，它把人的认识看做一个结构性的建构过程。所谓结构性的建构，即是人的生活的内环境和外环境及其相互关系的建构：内环境的建构是对人的目的、需要的意义确认，也是一定的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变革的过程；外环境的建构是人为实现目的、需要所进行的对背景的选择活动，也是建立人与外部世界的历史联系的过程。通过这种内环境和外环境的建构，文化理性就呈现为文化的场域。在这个场域中，人的活动的目的、需要，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变革处于核心地位，而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一定的社会制度，等等，则是人的文化创造活动的结果，并通过人的文化选择而进入人的文化创造系统，从而形成了与人的目的、需要之间的相互作用场。这样一来，文化的认识论就打破了因果决定论的认识模型，为唯物史观提供一个以文化创造活动为中心的认识模型。
对于唯物史观来说，打破因果决定论的认识模型就是变换以技术理性构造起来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公式，但建立以文化创造活动为中心的认识模型不是要否定或抛弃原有公式中的基本原理，而是要把这些基本原理置于文化的场域中加以重新说明。
首先，以内环境和外环境的构造说明人的活动和一定社会的经济发展、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根据文化哲学认识论的模型，外环境是由内环境决定的，而内环境就是人的活动，是人的历史创造的目的和需要的构造过程，而一定社会的经济发展、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只是外环境，是人的目的、需要的实现，亦是人的活动的结果。这样一来，叙述历史发展的起点，就是人的活动，而不是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这就把人的活动置于第一的地位，肯定了人的活动在历史创造中的主动性。
其次，以人的活动的内在结构的构造说明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构成方式。人的活动是叙述历史的起点，但是，从人类历史的创造看，人的活动不是单一的理性活动，而同时包括着价值创造的活动。理性和价值就是人的文化创造活动中的两个互补而又相互作用的因素。理性因素与生产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相联系，价值因素与人的生存、文化传统的继承与革新相联系。在这两个因素中，价值因素创造人的活动的目的和需要，从而调节理性因素，决定理性因素的发展方向。价值因素的这一作用在东方国家的现代化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东方国家的现代化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压力下展开的，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思想观念传入东方国家，首先与东方国家的传统文化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从而激发了东方国家的生存危机意识。在这种情况下，东方国家的哲学家们不得不开展东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并通过东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选择自己的现代化道路。这就突出了价值因素在人们历史活动中作用。事实上，就是在西方近代理性社会的发展中、在西方近代哲学家们主张科学理性的背后，也隐藏着价值的选择。因为西方近代哲学家们强调科学理性，是想借助劳动形式的变化和科学技术的生产运用，确立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即确立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以取代中世纪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于是，以科学批判宗教，以理性对抗封建蒙昧，就成为这一时期人们活动的价值目标，而西方近代科学理性社会的建立就是这一价值目标的实现。
由此可见，东西方现代化的道路虽然不同，但从人的文化活动的内在结构来说，都受着价值因素主导。这一事实表明，价值因素是人的活动构造中的主要方面。
肯定价值因素在人的活动构造中的主导作用，对于唯物史观的研究范式的转换具有三个方面的意义：其一，价值因素本质是文化的选择活动，确立价值因素的主导作用，也就把技术理性转换成文化理性。其二，价值因素具有多层次的内容，有与时代相联系的文化选择活动，也有与文化传统相联系的继承和批判活动，还有调节理性思维和人的行为的中介性活动。价值因素的这一多重含义决定了历史发展的不确定性和社会结构的中介性特征。其三，价值因素和理性因素的互补性和相互作用，决定了人类社会结构中的各种因素——经济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等等，都必然具有理性和文化双重性质，从而也决定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具有技术理性和文化双重意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沿着文化意义的方向阐发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结构和内容，从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哲学转向。今天，中国学者面对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中国社会的结构性变化，也要从这三个方面研究价值因素和理性因素的关系，建立以文化理性为核心的研究范式。
以上论述表明，文化理性的建构与唯物史观研究范式的转换、唯物史观理论的更新是一致的。当我们建构文化理性的时候，唯物史观的研究范式也就由技术理性转向了文化理性，这时，唯物史观呈现在我们眼里的，不再是单一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因果决定论模式，而是以人的文化创造活动为中介，融文化和技术于一体的复杂的经济、政治、文化系统了。
（原载《学习与探索》2009年05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