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遍和特殊或共相和殊相、一般和个别的关系问题，是最古老的哲学问题之一。这个问题早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就有过论述，在中世纪哲学和近现代西方哲学中也起过或正在起着重要作用。虽然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差异、多元、偶然等得到前所未有的强调，而以某种最高普遍性为追求目标的传统西方哲学则被贴上了基础主义、本质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等等标签，但普遍性并没有因此而被颠覆。在《矛盾论》中，毛泽东把这个问题看作“矛盾问题的精髓”，甚至说“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①冯友兰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一书中高度评价毛泽东的这个洞见，说它接触到了“真正的哲学问题”②。在全球化时代，这个古老且真正的哲学问题又重新焕发了活力，全球化研究中各种分歧的焦点，似乎都可以归结为两种不同的应对之策：是普遍主义还是特殊主义？进而言之，我们应该接受和为之辩护的是何种普遍主义？应该警惕和拒斥的又是何种特殊主义？
全球化中普遍化与特殊化的悖论
全球化无疑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显著的特征。③由于这个术语从宏观和总体上描述了当今时代的特点，而其他名称如“知识经济时代”、“网络时代”或“信息社会”、“后工业社会”等，都只能描述当今时代某一方面的特征，因此远不及“全球化”一词更有概括力。如果省略主语，单就其过程和结果而言，全球化是指某种或某些要素(商品、资本、技术、文化等)超越了民族国家和地理区域的界限而扩展到全球范围，成为全球流通的要素；在更高层次上，则是指某种或某些规则在全球范围内被普遍奉行和遵从(所谓“国际惯例”)。正如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利希·贝克(Ulrich Beck)所说：“全球化指的是在经济、信息、生态、技术、跨国文化冲突与市民社会的各种不同范畴内可以感觉到的、人们的日常行动，日益失去了国界的限制。……金钱、技术、商品、信息、毒品都超越了国境。按照这种理解，全球化指的是空间距离的死亡。人们被投入往往是很不希望、很不理解的跨国生活形式中。根据安东尼·吉登斯的解释，这是超越空间距离(由不同民族国家、宗教、区域、大陆组成的似乎是相互隔绝)的世界。”④
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全球化(globalization)本身即意味着普遍化(universalization)。无论是某种(些)地方性的事物在发展过程中获得了全球性的普遍意义，还是某种(些)规则在全球范围内被普遍奉行和遵从，都意味着或要求某种普遍性；反过来说，某种事物或规则具有普遍性，是其得以在全球流通或奉行的“通行证”。如果某种事物只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流行，某种规则只在某个民族国家范围内奉行，则都标志着它们还没有“全球化”。
然而问题在于，今天的全球化虽然已经超越了“国际化”的水平，但又还没有达到“一体化”的程度。如果说“国际化”是最低程度的概念，“一体化”是最高程度的概念，那么“全球化”就是介于二者之间的概念。首先，“国际化”(international)是个一般的概念，只要人类的相互交往跨越了国界的限制，就可以说是国际化。从这种意义上说，国际化并不是什么新现象，甚至不是近代才出现的现象，而是在很早的古代就有了。如里斯本小组(The Group of Lisbon)的研究所提示的，在最近几十年内，在如此众多的领域发生了如此重大的变化，诸如国际化、跨国化之类的概念已经不能准确地描述目前的发展和它的意义。这些变化使得传统概念已经变得毫无意义，或者变得很不明确。“国际化”重在描述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国家间的交往，而“全球化”所强调的则是非国家的国际主体的行为和全球共同规范的作用。可见，“全球化”是作为超越“国际化”的概念出现的，如果把它等同于“国际化”，就使得这个概念失去了其独特的意义。其次，“一体化”(integration)是指世界各国在全球范围内普遍趋同，形成高度整合的全球社会的过程。作为一种发展趋势，在恰当理解的意义上也许并非毫无根据；但就全球化在当今所达到的程度而言，它又是一个十分超前的概念。也如里斯本小组的研究所指出的，全球化并不意味着这个世界已经从政治上实现统一，经济上已经完全一体化，文化上已经同文同质。“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十分矛盾的过程，它的影响范围十分广大，它的结果又是多种多样的。”⑤
全球化在目前所达到的发展状况，使之必然蕴涵着普遍化和特殊化双向运动的趋势。事实上，很多学者都已认识到全球化中的这一悖论并有精彩的论述。例如，美国学者罗兰·罗伯森强调，全球化是一个统一性和多样性、同质化和异质化并存的过程，全球化过程包含着普遍主义的特殊化和特殊主义的普遍化的双向运动：“我自己的论点，包含了既对特殊性、差异性又对普遍性和同质性保持直接关注的尝试……我们是一个巨大的两重性过程的目击者和参与者，这个过程包含了特殊主义的普遍化和普遍主义的特殊化二者的互相渗透。”“全球化本身产生变异和多样性，从许多方面来看，多样性是全球化的一个基本方面。”他甚至说：“多元主义必须成为全球体系的一个基本特征，而且这本身必须合法化。”⑥英国学者吉登斯也认为，“全球化不是一个单一的过程，而是各种过程的复合，这些过程经常相互矛盾，产生冲突、不和谐以及新的分层形式。”⑦
全球化作为各民族国家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日益密切、相互渗透与相互融合不断加强的过程，并不是一个单一化的过程，而是一个充满内在矛盾的过程。一方面，全球化确实表现为各国、各民族和各种不同的文明体系之间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上的某种趋同化。例如，市场经济体制正在超越其欧洲的起源而成为全球的惯例或通则；民主政治日益成为世界各国共同的政治追求。但是另一方面，与上述过程相伴随的则是特殊化和多样化。市场经济虽然正在成为世界的惯例，但各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却极不相同，其差异并不见得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缩小。德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被称为社会市场经济，极不同于英美的自由放任经济；东亚的市场经济则由于其严重的政府干预而有别于其他的市场经济体制。民主政治也一样，日本和韩国实行的是代议民主，但若严格按照英美的标准来衡量，则难说是真正的民主；世界上找不出两个政治制度完全相同的国家，虽然它们都属于民主国家，都奉行主权在民的基本制度。⑧
与这种趋同化(同质化)和多样化(异质化)趋势相并行，甚至成为其集中表现的是国际化和本土化之间的矛盾。一方面，全球化正在冲破传统的民族国家壁垒，随之而来的是越来越多的国际性标准和国际性规范为世界各国所共同接纳和遵守，“与国际接轨”已经成为许多国家的共同口号，许多国际通用的标准和准则到现在才第一次获得了真正的全球意义。但是，各国在接纳和遵守这些普遍的国际准则时，始终没有忘记其本国的传统和本国的特征，而是将国际准则与本国传统结合起来，使国际准则本土化。例如世界上多数国家都同意接受和遵守有关环境保护和人权保护的国际公约，但是在解释这些公约的意义，特别是在本国实施这些公约时，都深深地带有每一个民族国家的特殊烙印。⑨
全球化包含各种不同层次，如科学技术的全球化、经济贸易的全球化、政治—社会制度的全球化、文化的全球化。这几个层次的意义不尽相同，它们的可行性和前途也不完全一致。即使在西方国家内部，在上述几个层次上也是千差万别的，并非只有一种模式即美国模式。以法国为例，经济贸易的全球化是法国无力阻挡的趋势，也是法国政府经常鼓吹的口号，但西方首脑尼斯峰会时街头的反全球化示威多少反映了一部分法国人对这个话题的态度，表明经济贸易的全球化远未得到所有西方人的认同；在政治制度方面，西方各国都服膺多元民主的理念，但在社会制度方面，法国与美国却大相径庭，在这个层面谈全球化，在法国无异于痴人说梦；“而文化意义上的全球化，则只能是法国人眼里的闹剧。法国政府在无力阻止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下，强调的是法国的文化特殊性。到过法国的同胞们大概都有感受，如果你用英语问路，十有八九会无功而返。在我们这里英语已经成为了外语的代名词，教育部还明文规定鼓励教师用英语授课；而在法国，20世纪80年代个别理科的博士论文还可以用英文写作，而到了90年代，国民议会通过立法，一切授课及一切论文都必须使用法语。他们甚至在巴黎网球公开赛上把通用的net或deuce改成了法语版本。”⑩
可见，全球化发展并没有使全球同质化和单一化，并没有消灭多样化和民族性。正如美国康奈尔大学校长杰弗里·莱曼所说：“我们要跨越而不是放弃民族特性。……人们对别的国家、民族和社会感兴趣，是相信通过更多地了解别的文化如何解决社会问题，可以使我们对自己产生全新的认识。即便我们尊重国界的重要性，大部分人都赞同全人类是一个整体。每当我们在另一种文化中找到共识，我们会感觉获得了认同。虽然误解和冲突会持续存在，我相信，我们正在见证真正跨国多元文化的发展。这种文化既包括全球共同愿望，也包括地域、民族和地方差异。……它必须承认世界文化从根本上存在差异，但又不能武断地认为某些文化比另外的文化更优越。超越国界的视角与全球视角有所不同，前者超越了民族主义的同时也不主张用一元化的全球主义取而代之。超越国界的视角还意味着参与的愿望：参与各地人民认识世界和改善生活环境的活动。”(11)
“全球主义”的意识形态陷阱
全球化既是一种客观事实和发展趋势，又是一种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在这方面，贝克区分“全球化”、“全球性”和“全球主义”三个概念很有启发意义。如果把全球化(globalization)看作一个动态过程和发展趋势，那么，全球性(globality)就是这一过程中所生成的结果，而全球主义(globalism)则是一种思想主张和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客观事实和发展趋势，全球化是无法抗拒或拒斥的，但打上普遍主义色彩的“全球主义”意识形态，却可能成为某些西方国家推行霸权主义的舆论工具和策略手段，从而成为一种陷阱。
科学知识对于全人类来说是毫无例外普遍有效的，因此，通常所说的普遍主义(universalism)和特殊主义(particularism)之争主要集中在价值和价值观领域。在哲学上，普遍主义是以人和万物本质、本性的共同性、普遍性等观念为基础，进而在价值问题上持本质主义、绝对主义和一元论的观点和立场。它相信人类生活中存在着终极的、绝对合理的、普遍适用的一元化价值及其标准，只要人们通过恰当的方式发现并推广执行之，就能够解决世界上的一切纷争。(12)可见，普遍主义以承认全人类普遍价值体系为前提，而真正意义上的全人类普遍价值体系，又要以高度一体化的全球社会的客观形成为前提。然而如前所述，当今全球化还远未达到全球一体化的程度，虽然人类共同利益的增长和扩大为此奠定了基础，但所谓全人类普遍价值体系还是一个十分抽象和超前的概念。在这种情况下，各种以普遍主义姿态出现的“全球主义”意识形态，其实并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普遍性，也不是在全球范围内各民族国家平等协商的结果，而通常是某种特殊主义的普遍化，即某种特殊价值“充当”普遍价值，其最典型的形态就是“西方中心主义”冒充“全球主义”。这是有历史原因和现实根据的。
从历史上看，全球化是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相伴而生的，是产生于西方的以工业文明为标志的现代性的全球扩展过程。到目前为止，只有西方文明把自己扩张到了全世界，其他文明都还没有做到这一点，至少在其所达到的广度和深度上无法和西方文明相比。对此有人提出异议，认为每种文明从价值上看都有普世关切或世界倾向，或者说都有传播和扩张自己的愿望，并非只有西方文明才是普世文明。这种看法虽然具有逻辑上的可能性，但不是事实。正因为全球化是与西方近代文明的全球扩张联系在一起的，无论它过去被叫做现代化，还是现在被称为全球化，只不过是把考察问题的视角从民族国家转移到全球体系，但无论现代化还是全球化在其展开过程中，都有两个非常强的预设：一个是同质化(homogenization)，另一个是趋同(convergence)。(13)人们怀抱着一种或者是朴素或者是精心设计的价值观：全球化发展程度越高，全球同质化也将日益加强，全球同质化就是全球西方化。
很多人认为，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世界各国被纳入国际经济体系，按照统一的经济规则活动。这一切看起来似乎很公平，但目前通行的游戏规则是由占据国际市场领先地位的发达国家操纵制定的，其立足点和着眼点是为了保护和扩大发达国家的利益。经济落后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了求得自身生存，不得不按照有利于别人的规则行事，处处受制于人。全球化是西方强国实现本国利益最大化的手段，超级大国要扩大本国利益，就必须建立、推进全球化机制。经济全球化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对世界的主宰和控制。不仅如此，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西方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也几乎遍布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因此，全球化的实质就是西方化。有的论者更进一步指出，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和对全球化的发展方向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国家，美国要的并不是各国平等、相互尊重的全球化，而是要使全球化变成“全球的美国化”。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世界统一大市场形成的过程，在美国看来，这个过程会促进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在全球的推广，最终实现政治全球化。所以，全球化本质上是一种新资本主义，甚至是一种新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其目的是要让资本主义统治全世界。基于这种看法，他们对全球化的发展持悲观态度，认为全球化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个充满迷幻色彩和具有极大欺骗性的“陷阱”。
德国记者马丁和舒曼在其所著《全球化陷阱》一书中指出，世界市场是强者和冒险家的游戏场，是由“富裕沙文主义者”开办和操纵的“资本赌场”。国际金融体系是经济强国制定的游戏规则体系，对于弱国或处于资本饥渴中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一规则体系无异于一纸“浮士德契约”。按照这种规则进行的全球化游戏，只会“把民主推向陷阱”。在缺乏平等前提的全球化自由竞争中，“正义不是市场问题，而是权力问题”，其目的所指也不是正义秩序的重建，而是利润和权力的争夺，其最终结果“仅仅意味着实现强者的权力”。(14)应该承认，这些看法不是完全无根据的，更非危言耸听，相反，对我们观察西方主导下的全球化是有警醒意义的。如果说“全球主义”的意识形态是一个包藏着祸心的陷阱并非夸大之辞，那么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全球化的陷阱也许还不只是经济表象掩盖下的政治陷阱，而是经济掩盖与政治设计共同营造的文化陷阱。因为，‘新全球主义者’确信，在‘一个新的文明’的世界地图上，无须标示或不允许标示文化差异的界线。对于不想且不可能放弃自身的人格认同、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的人们来说，这是一个更为深刻的也更为严重的问题”(15)。全球化特别是深层次的全球化还远未到庆贺自己凯旋的时候，如果全球化意味着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它是值得推进的；如果全球化意味着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压迫，那就是应该反对的，不管全球化的名字有多么动听。
值得注意的是，传统意义上的“西方中心主义”在受到包括西方学者在内的批判之后，其为普遍主义辩护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被解构。在这种背景下，“全球主义”意识形态有了新的特点。特别是“9·
毫无疑问，霸权主义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普遍主义，而是以强权国家自身的国家利益为旨归的特殊主义，只不过披上了普遍主义的外衣而已。因为如果不把这种特殊主义普遍化，其推行就没有任何借口和理由。然而，这种以“特殊主义的普遍化”为特征的“全球主义”意识形态，其实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所遵从的逻辑并无二致，拉登就多次通过对外散布的录像带，劝说美国人放弃他们原来的信仰，改而信奉伊斯兰教，舍此不能得救。把自己的特殊主义打扮或标榜成普遍，必然无视和排斥与己相异的“他者”作为特殊存在的权利，甚至把“他者”妖魔化，这是造成国际关系中新的恶性冲突的根源。
警惕极端民族主义的挑战
但是，从上面的论述中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普遍主义是罪恶之源，应该予以抛弃，转而为特殊主义辩护。实际上，对当今国际关系构成威胁和挑战的，除了以霸权主义面目出现的虚假普遍主义之外，还有各种形式的特殊主义，后者同样是引起纷争的根源。
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和全球主义意识形态的扩张，引起了民族主义的反弹。吊诡的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意识非但没有降低，反而越来越强。一旦涉及国家主权问题时，强烈的民族情绪就不可避免。我们认为，民族性虽然是全球化过程中不能省略或约化的因素，但必须警惕民族主义发展成为一种极端的势力。极端民族主义是一种排斥外来文化、拒斥普遍性的典型的特殊主义。(16)
民族主义的兴起是当今一种世界性的现象，在反全球化运动中代表了一支重要力量，表现为旨在维护以至弘扬本文明、本民族、本地方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体系的宗教/文化运动。它们抵抗全球化大潮中主导的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念体系的侵蚀和支配，首要口号便是抵御西方文化和西方政治经济秩序的统治。民族主义并非仅限于发展中国家，在发达的西方国家同样引人注目。例如在法国，让-马里厄·勒庞创立并领导的右翼组织“国民阵线”，其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主要姿态就是反“全球主义”和反美国经济、文化帝国主义。该组织主要发言人之一对一位美国著名专栏作家说：“在捍卫我们的民族自我意识时，我们是在保护多样性免于标准化”，“我们反对毁坏家庭和民族的全球主义”。(17)
以全球性的生产和国际化的金融市场为核心的世界经济的发展，超越了近代所形成的民族国家政治体制的制约。这一事实就导致了全球化同民族主义之间的矛盾。全球化在客观上促进了现代化，但它往往导致那些传统社会和落后国家在转型期出现文化认同危机、政权合法性危机和权威危机，进而造成社会动荡和不稳定。民族主义则是社会转型期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思想资源，它主张在社会混乱时期重新恢复文化认同和民族国家意识。(18)
但是，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过激的民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都容易导致情绪化的盲目排外思想，导致不能正确把握历史发展趋势。从学理角度看，民族主义在特定的条件下可能成为现代化的动力，但是极端民族主义又包含着与现代化相对立的要素。
当民族国家追求现代化的努力超出民族国家的范围和边界时，也即是说当民族国家以参与全球化的方式谋求现代化时，民族主义与现代化的矛盾就凸显出来。更确切地说，此时需要民族主义的是国家，而不是现代化，现代化只是国家的目标之一。在某种特定时期，如全球化浪潮冲击民族国家的时期，民族主义与现代化就呈现矛盾的一面。在现代化的起步阶段，需要由民族主义维系国家来推动现代化；当现代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民族主义的强烈扩张反过来又会阻碍现代化。民族主义在这一历史发展阶段往往以强调传统的异质性的方式来追求与现代性的同质性。就是说，一方面，民族主义强调传统文化价值和政治价值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又维护民族国家追求具有全球同质性的现代化。这就是现代民族主义内在的自我矛盾之处。如何处理好这种矛盾，正是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关键。(19)
就中国的情况来看，由于近现代中国面临着实现国家富强即现代化的时代课题，而现代化是从西方发源的，世界的现代文明主要就是工业文明，而工业文明基本上是西方的产物，因此，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势必就是一个向西方国家学习的过程。在这一意义上说，越是向西方发达国家接近，向他们学得越多，社会就越现代化。反之，越不向西方学习，传统的东西保留得越多，社会就越落后，现代化的程度也就越低。由于在近代中国的特定历史语境中，西方文明代表先进的文明，而中国传统代表落后的东西，所以在整个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中国先进势力与落后势力的交锋和斗争，常常表现为“西化”与“中化”之争。正如艾思奇所分析的那样，代表既得利益阶层的落后势力总是通过强调“西方的文明如何没落”、“如何不适应中国的特殊国情”、“中国传统文明如何优越”等论调，来反对中国的改革和现代化。这是近现代中国一切保守反动势力惯用的伎俩，它抹杀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是“思想上的闭关自守主义”。(20)事实上，带有极端民族主义色彩的中化派对中国现代化进程常常起着阻碍的作用。
现在突出的问题是全球化过程中的民族认同。有学者尖锐地提出：在全球化时代，是什么使中国人成为中国人？成为中国人意味着什么？什么是中国文化？它的意义在哪里？这些涉及到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的问题。民族认同不是一套孤立的性质，而是一种关系。中国现代的民族认同，就是在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大背景下，中国人维护自己的个性，给自己和自己的前途定位：“谁是中国人？”“中国往何处去？”但如果以为“强国梦”就是中国现代的民族认同，这是将问题看得过于简单了。因为如果中国人只是要建立一个西方式的强国，那就根本不会有民族认同的问题，而只会有目标认同。民族认同与目标认同是根本不一样的。民族认同要解决的是自我定位，包括民族的定位和国家的定位；而目标认同只是一个外向选择的问题。民族认同既要确定民族性格，又要确定国家理想。这绝不同于具体的发展目标。民族认同不仅仅有一种抵抗优势文化挤压的心理功能，更能为民族的发展方向和生活原则提供正当性依据。然而，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认同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如果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和现代化都不能成为我们现代的文化认同之所在，那么我们的文化认同将在什么地方？(21)
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中国只有在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保持自己的民族性，或者在保持民族性的基础上大胆地接纳现代性，才能真正走出现代性和民族性的外在紧张。在全球化进程中，这一历时性的矛盾将会得到共时性的解决。为此，必须放弃对自身特异性的自恋，接纳现代文明的普遍价值。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巩固和发展自身的独特性，否则很可能使精心维护的特异性变成别人同情和看稀奇的对象，而不是被世界认可和尊重。
说明：除上面已列出的参考文献外，本文写作过程中从赵敦华教授《为普遍主义辩护》和童世骏教授《为何种普遍主义辩护》两文(《学术月刊》2007年第5期)中获得不少启发。作为背景性资源，它们直接影响了本文的选题。
（原载《江海学刊》2008年2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