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已有多年，就当前来看，这一讨论的意义，即推动哲学与实践互动的初衷，已经转化为抽象的概念之辩与意义之争，真实的“实践”反而被悬置、冷落，哲学仍然在社会现实实践之外飘零。就“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解而言，似乎只是相对于传统“辩证唯物主义”框架的突破，而针对马克思“两大发现”之一的唯物史观如何体现“实践性”，却涉猎不多。因此，历史唯物主义如何真正与“实践”连接，既使实践原则在唯物史观的理论解说中得以体现，又使唯物史观理论具备向实践敞开的特征与功能，使哲学与实践相互进入对方的“视野”，既是唯物史观理论创新、“实践唯物主义”深化发展的需要，更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客观进程的吁求。对唯物史观进行“实践”审视和阅读，其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一、实践原则在唯物史观的贯彻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对马克思一生的理论贡献归结为两方面：一是“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二是“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1]。第一个发现针对的是宏观人类社会历史，第二个发现是在具体角度把握了资本主义社会生成、发展的内在“秘密”，仍属于“历史唯物主义”框架的内容。但是，作为马克思针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进行探索并形成的最具有原创意义的唯物史观，在马克思之后的理论研究中，却没有走向前沿平台和核心位置。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由于醉心于“基础”理论研究而把其重心指向“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成为辩证唯物主义的具体拓展和运用。历史新时期，在“反传统”旗帜引领下，哲学曾数度出现“创新”高潮，“实践唯物主义”等所谓创新成果视野，并没有指向并覆盖到“唯物史观”。
历史唯物主义之所以在社会发展中“缺位”，关键的因素，即是这一理论理解中“实践”的缺位。实际上，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创立过程，始终是立足于实践，并傍依实践这一线索而展开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扬弃旧唯物主义的前提下诞生的，对旧唯物主义缺陷的把脉与破解，构成了马克思哲学突破性超越的关键。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是这样理解的：“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2]这一经典性话语，对于理解唯物史观及其实践性特征，具有“破冰”意义：其一，确立了唯物主义的实践前提。在马克思的视野里，作为一种世界观哲学，其对象是人与世界的关系。世界决非是人之外的世界，而是与人的生存发展有着现实性联系的世界，人所面对的是与人构成现实对象性关系的感性世界。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互动的、实践的，在这种“实践性”基点上所展开并被把握的社会历史及其规律，就是唯物史观。其二，指出了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共同缺陷。旧唯物主义把认识对象当作游离、孤立于人之外的纯粹客体；唯心主义把对象视作主体施压下的消极客体，二者都没有把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视为人与对象的互动性“活动”，对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缺乏辩证的、多向度的、相互作用性的理解，这就出现了自然观上的唯物主义在历史观上属于唯心主义，而自然观上的唯心主义在历史观上仍然是唯心主义这一离奇现象。其所造成的后果是，一方面，社会历史继续推进着；另一方面，整个人类思想史却扭结着对社会历史解释上的谜团。其三，把“对象”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感性世界”去理解，当这一“感性世界”转化为社会历史时，唯物主义也就成为唯物史观。“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3]“社会物质”即是人的感性活动所面对的对象；“物质生产”、“生产过程”、“生产方式”等即为人的“感性活动”，也就是社会实践。
“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4]。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在历史观上误入迷途的原因，即在于脱离实践认识社会历史。人类社会历史的运动，是宇宙中最为复杂的一种物质存在形式，它同自然、自然运动形式相比，其固有的特殊性的集中表现就在于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社会生活的实践本质，包含丰富的意蕴：其一，人和人类社会是在劳动实践中生成的。从人和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形态上看，人正是以实践为本质的存在，社会生活也正是以实践为本质的内容。其二，以劳动实践为基础的人和人类社会的形成，标志着作为物质运动的高级形式—社会运动的出现。社会运动在其本质、进化方式和运动规律等方面，都与自然界的运动有着本质区别，而构成这种本质区别的基础则是人类的劳动实践。其三，实践活动是社会运动的承担者，在社会运动中，人的社会生活首先是谋取物质生活资料的活动，这是人的最基本的实践活动，也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始源性活动。同时，社会运动也在创造着社会关系，并通过这种社会关系调整和解决各种社会矛盾，从而构成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实践作为社会运动的承担者有多种形式，但最能体现社会生活本质的，则是变革自然的生产实践，处理人与人关系即改革社会的实践以及创造科学文化的实践这三种基本的实践形式。实践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唯物史观只有立足于实践，才能得以合理、动态的理解，才能把握社会“活”的特质并进而展示其内容的丰富性。
在一定的意义上说，社会历史本身就是人的实践活动所构成、创造、展开的过程。社会的基本结构系统，生产力及生产关系，其展开过程以及由二者构成的社会经济结构，本身就是不同层次实践活动的聚集；社会政治结构是以政治上层建筑各要素在经济基础上通过关系性活动这一实践为支撑的。社会主体只有活跃于实践之中才能构成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才能形成创造历史的作用。唯物史观的社会功能就体现在认识、改造世界的现实实践中。人的实践活动是人及人的世界的生成方式与基础，“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5]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体若改变世界，也惟有通过人的实践、劳动。人的劳动实践是世界改变与发展的基础。
二、唯物史观“实践”的“理论化”与“现实化”
唯物史观以社会历史为对象，以现实社会发展为线索，以功能实践为着眼点，具有很强的实践性、现实性特点。但是，唯物史观并不是一个“完成性”形态，因此，不能由此出发对任何社会历史现象俯视性地指手画脚。作为一个理论形态，唯物史观所含蕴其中的“实践”原则不过是引导其走向真实实践的意向和可能，相对于非实践性的历史观，其积极意义至多表现为具有指向社会实践的趋向罢了，并非就是现实实践本身。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描述社会历史演进的理论形态，始终处于不断被更新的前沿。唯物史观的“实践性”，是作为理论形态内的一种理性原则和其所肩负的历史使命的统一，是其世界观、方法论的功能性结合。实践原则贯入唯物史观并不能保证其理论形态的合理性，唯物史观只有在与社会历史实践的相互作用时，只有当唯物史观长期处于现实实践的审视、阅读时，其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才能得以巩固和展开。“每一种哲学自身也是一座符号建筑，它因此在与构成了历史和社会生活的其他交换样式的严格关系中被构成。哲学完全是历史的，它从来都没有独立于历史话语之外。”[6]庞蒂这段话揭示出哲学与历史、唯物史观与实践的必然联系。唯物史观本身即是处于“历史和社会生活”的“严格关系”中，被社会实践所规定和更新的“历史话语”。
如何看待传统唯物史观理解的问题，自改革之初至今一直在讨论。有人认为，传统理解的症结在于把唯物史观视作“物质本体论在历史观上的推广、运用”，“物质一元论者以物质为全部体系的本体，自然不可能区分清楚事物的自然存在和社会存在，又怎么能在社会历史领域贯彻唯物主义呢？”[7]也有人认为，传统理解的不合理之处，在于把“历史”作为唯物主义的研究领域和解释对象。必须以“历史”作为解释原则或理论硬核，才能正确阐释历史唯物主义[8]。也有人认为：“唯物史观”这一称谓即是非科学的。因为马克思哲学“逻辑思维辐射轴心不是‘历史’范畴而是‘实践’范畴”，因而应称之为“实践唯物主义”[9]。第一种意见点出了传统哲学把“自然观”、“历史观”简单划一的弊病；第二种意见以“历史”作为阐释原则，丰富了对唯物史观的理解途径；第三种理解则把“实践”作为理解哲学的轴心。三种理解存有共同缺陷，即在于把“实践”仅仅作为一种思维原则，而没有把它视作唯物史观所面对的“感性的、现实的活动”。这仍难以保证唯物史观现实实践性特征的凸显。
实际上，传统的唯物史观，也贯彻着“实践”原则，只不过，这种“实践”仅仅在理性原则和体系“出发点”意义上被理解，而忽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实践的互动关系，把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视作一种完成性存在，丧失了把其置于“现实、感性”的实践活动中的自觉。这种认识态度和理解方式，也就把唯物史观的研究看作是用一种“完美无缺”的既成理论观照世界并给出所谓“结论”的简单过程，由此引发了理论上的僵滞以及对实践的误读。这一缺陷由于在对传统哲学理解的批判中被忽略，因而一直构成新时期哲学发展的“隐性”因素，引导着哲学一步步走向“陷阱”。作为三十年哲学成果的“实践唯物主义”，初衷是建构哲学的“实践性”和实践的“哲学性”，但发展到最后，成为无谓的概念之争和话语论辩，“实践”成为哲学家研究哲学的思维工具，而“实践唯物主义”却没有构成社会主体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理性工具。人的哲学、主体性哲学、价值哲学的讨论，真正的“人”和“社会主体”最终隐身幕后，而哲学家的“主体性”价值却在对哲学和唯物史观的随意性阐述和建构中得以肆意发挥。这不能不说是哲学研究中的一个悲剧(亦或说喜剧)故事。
唯物史观研究的“冷场”、“空场”，其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价值功能由于找不到实现条件而陷入困境时，世界却一日三变，万象更新。尤其是中国，以改革、发展为主题，创造了一段激动人心、辉煌壮丽的历史。
当今世界，全球化发展如火如荼，虽然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以“世界历史”概念对全球化特征、未来趋向进行了合理的前瞻，这足以说明了马克思唯物史观对社会历史的深刻洞察能力。但，相对于理论的稳定性，全球化实践进程总归更显示出其一往无前的生机和创新力，有时其发展中所张扬的无拘无束近似于野性状态。如果说，马克思所面对的“世界历史”还只是一个有待展开的过程，而今天，“世界历史”则成为人们触摸得到的客观事实。这种全球化并不仅仅是经济贸易往来的空间拓展，而且伴随着文化融合、对话、争锋的复杂性以及所带来的多元化，伴随着不同政治力量的博弈、冲击而由“两极”、“单极”束缚走向今天的“多极化”的宏大的社会历史变局，以及其中所含蕴的复杂性、规律性，有待唯物史观认识、解释、揭秘。尤其是，全球化发展所衍生的矛盾，对于唯物史观的具体原理、观点形成了冲击与挑战。科技革命所引发的生产力发展浪潮，冲击着经济基础的身份确认，资本的自由流动所带来的混合性经济体制的出现，使上层建筑的建设与发展很难作出合理而确定的规划与操作方案。这对于传统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轻松、流畅并富有浪漫化色彩的理解，与社会历史发展的真实并不是那么一一对应的。全球化所引发的民族利益与全球利益矛盾、文化本土化与世界性的矛盾，对于传统上层建筑观念和意识形态理论形成严峻挑战。在当代世界范围内，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的特点，决不像传统社会基本矛盾理论所描述的那样单纯而“直白”。绿色环保运动、女权运动，其社会主体往往超出阶级、阶层范围而由不同成员构成的群体，这些推动社会发展的斗争力量使阶级斗争学说在新的条件下必须得以重新解说。
从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看，30年的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在价值，既在实践上对唯物史观形成了重大创新，也对唯物史观提出了新的发展吁求。经济体制改革在市场经济目标取向上的选择，从世界发展的趋势上看无疑是合理的，但是，市场经济所必然带来的投资多元化，导致经济关系多样化，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决非是我们传统理解的决定与反决定、作用与反作用那么简单，二者的关系充满了“变数”与不确定性。这种变数与不确定性，结合世界范围内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的不对称性加以审视，究竟是社会规律演进中的“偶然性”呈现，还是其本身就是规律性趋势？世界范围内的民主化浪潮以及对我国的影响，甚至在某些方面影响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上层建筑建设的阶段性目标和特征，社会主义特性究竟如何体现？二者的差异属于发展时空阶段上的距离，还是制度本身的区别？传统文化与世界文化对马克思主义文化形态的冲击，以及在对社会公众的影响中所造成的多样化文化态势，尤其是网络文化的迅速发展，对文化、政治方向的发展产生着强力影响，此类问题应该怎样在唯物史观解释框架中被合理阐释？近年来，和谐社会理论以及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对于马克思主义，对于我国社会推进，具有历史性意义，但如何在意识形态及唯物史观基点上得以合理阐述？文化发展及价值观念的发散化，其中有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方面和趋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如何使社会主体的利益以及价值趋向围绕社会发展的轨线而波动，不至于使其形成冲突和激化？这些矛盾和问题，仅凭着眼于临时性解决问题的“思想工作”难以根本解决，必须在唯物史观这一具有宏大叙事方式特点的基础理论观照下，通过与实践的相互作用，才能在根本上予以澄清和解释。这既需要唯物史观关注实践和“社会历史”，以解析社会矛盾为己任；又需要在“社会历史”现实实践中自觉迎受冲击，以实践推动唯物史观的创新和发展。
由此看来，忽略“实践”原则，是对唯物史观的无知；确立唯物史观中的“实践”原则，围绕“实践”阐释、建立唯物史观的理论体系，虽有走入实践的可能，但也有可能沦为“纸上谈兵”。面对社会历史的新情况、新矛盾，唯物史观的紧迫任务，是构建理论与社会历史的真实联系，在价值功能形式的探索中实现创新和发展。
三、唯物史观发展问题的当务之急
近年来，对于哲学的发展问题，理论界一直存有紧迫感。这是对的。相对于沸腾的社会生活和昂扬奋发的社会前进步伐，哲学不应默认、甘心被冷淡和边缘化的状态。在经历了“实践唯物主义”、“主体性哲学”、“价值哲学”等刮风式研究之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将成“热点”。但愿这一讨论不会像以前那样蜻蜓点水般地一掠而过，将讨论变成不结理论之果实的虚幻花朵。为了使唯物史观的讨论深入下去，并使历史唯物主义通过内容创新、功能展示走向新的境界，于讨论非热将热之时提出几点意见，是有益处的。
对于唯物史观的研究，没必要专注于其称谓和表征问题。如果思维一旦误入这一轨道，哲学讨论将会陷入抽象循环的泥潭而难以自拔，何况，对于哲学以及唯物史观的发展，有许多更紧迫的问题需要我们去探索。比如，历史唯物主义究竟是以“历史”作为解释原则还是解释对象？实际上，经典作家对这一问题已作了明确的解释，恩格斯认为：“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10]，指明了马克思通过以人类社会历史作为研究对象，从而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其寓意的明确指向是不应该引起疑义的。那种否认“历史”是研究对象，而把“历史”视作一个解释性、主观性较强的原则，实际上是把哲学问题引向抽象化了。至于以“实践唯物主义”遮蔽“唯物史观”存在的合法性及其合理价值，从实践的基础性上破解、解构“历史唯物主义”，实在是有点小题大做。作为马克思天才发现且实践性很强的唯物史观，完全可以容纳得下任何“实践”原则和现实实践问题，没必要围绕概念理解而徒费唇舌、大动干戈。实际上，从最近关于唯物史观问题的讨论来看，已经折射出多年哲学发展中的缺陷：其一，30年来哲学由于是在反思传统的前提下而起步的，反传统成为历史新时期哲学发展的一个特征，人们总想在端掉原有哲学框架的同时另起炉灶。“辩证唯物主义”化为“实践唯物主义”，“唯物史观”则逐渐被关于对象的任意理解、内容方面的武断“解释”所消蚀。其二，浓重的“体系结构”情结作祟，使哲学逐步叛离了“实践”。具体问题的研究由于与体系建构无涉，因此被哲学完全忽视。任何哲学问题的讨论都围绕着体系建构而旋转，“历史”作为解释原则，以“实践”作为思维辐射的轴心，其话语安排已显示出作者是在自己设定的起点上出发着手于哲学体系的构建。当前的哲学问题在于：哲学在内容认识上难以统一，哲学的功能萎缩到几乎不被社会认同的地步，以抽象、空泛地谈论原则为契机而发展哲学和唯物史观，几乎是缘木求鱼。
历史唯物主义当前的紧要问题，不是确立“实践”原则，而在于如何打通唯物史观与实践的联系。面对哲学包括唯物史观的困境，一个“实践”概念的介入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实践”原则融入哲学和哲学真正进入实践，并非具有等值意义。反观唯物史观的哲学框架，蕴涵于其中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作用性活动，社会物质生产，阶级斗争，本身即是真实的实践活动，但这并没有阻止以往哲学教条主义的泛滥。试图确立一个实践原则就可以拯救唯物史观，这想法过于天真、浪漫，但却是对于哲学问题误诊后的病急乱投医。20世纪原东欧国家出现的实践学派，并没有激发出哲学的繁荣。唯物史观的形成，有赖于经典作家对社会历史活动的深入研究，马克思通过对人类历史的深刻分析，发现了阶级、阶级斗争在社会变迁中的革命价值，发现了一个最简单而最容易被人忽略的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11]马克思通过揭露资本主义的秘密以及其经济、政治运行的事实，通过对其经济、政治的批判，才确立了无产阶级的主体地位以及由无产阶级所主导的社会发展前景；马克思通过考察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和现实，在资本主义和交往活动的背景中确立了“世界历史”观念；在考察人的地位和作用中，马克思从物质生产出发，提出了“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12]就人在社会历史活动的作用及意义来看，“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13]唯物史观与旧哲学的区别在于“实践”，这一实践决非是一个抽象原则，而是现实的、真实的感性活动。马克思由于从一开始就关注和研究现实人的生存和社会发展，才使他能够逐渐发现劳动实践的历史作用；由于马克思从青年时代就开始关注和参与现实斗争，才使他逐渐发现旧哲学与现实的矛盾，发现劳动实践的历史作用。实际上，“实践”原则对理论的贯彻，并不能保证理论的唯物主义性质。如果“实践”只是作为一个抽象概念而成为理论体系的出发点，这个体系本身也可能是反实践的。实践唯物主义，是实践化了的唯物主义，不是以“实践”概念作为出发点的体系式、主观化的“唯物主义”。实践性唯物史观，要求哲学家成为直面实践、研究实践并从实践中提炼哲学理性的人；要求社会主体应该塑造成具有哲学头脑并能够运用哲学理性认识、改造世界的人；要求实践成之为赋之于哲学思维、灌注辩证理性，并成为理性控制下的感性活动。唯物史观研究的核心，不在于如何贯彻“实践”原则，而在于如何直面现实实践，在与实践的互动中把握唯物史观的理论生长点以及其价值功能的具体指向，在理性地解决现实社会矛盾运动中为社会的发展清理地基、指引未来。
由上述，自然逻辑地得出结论：唯物史观的矛盾核心及其发展焦点，在于实践功能的现实化。只有产生于实践基础上的哲学理性才有指导实践的资格，只有实践性哲学才能展开认识、改造世界的功能。唯物史观的价值功能与理论形态本身的实践性、科学性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对于唯物史观在历史新时期的积极作用，人们曾津津乐道于社会基本矛盾理论构成中国改革实践的理论基础，但这种甜蜜关系非常短暂。随着改革实践的日趋深入和新矛盾、新问题的大量涌现，唯物史观对现实的解释力、影响力日趋弱化，哲学冷淡社会与社会冷淡哲学的现象同时出现，唯物史观进入“冬眠”期。因此，唯物史观通过功能形式的探索与操作，才能恢复其在社会公众心目中的地位，才能激发唯物史观曾经有过的自信。唯物史观功能实现形式的研究侧重于：一是探索唯物史观转化为社会公众意识的途径和方法。唯物史观是通过影响社会主体的意识和实践能力为中介，进而实现改造人、改变世界的功能的。因此，如何使唯物史观由精英意识转化为平民意识，是其实践功能实现的前提。其二，唯物史观在审视、解决社会历史推进中的现实矛盾和问题中，凸显自身的理性力量，以敏锐、深刻的解释力和方法上的具体性，赢得社会的尊重和认同，使唯物史观重拾审视社会现实的信心和勇气。其三，在上述两种因素的作用下，发展和创新唯物史观。实际上，唯物史观在当代世界社会历史进程中有着巨大的发挥价值和空间，面对当前社会发展中非理性特点的膨胀，价值观念的散乱，社会发展方向上的迷蒙，追求秩序化的社会总希望唯物史观在诸多的“不确定性”中理出“确定”，也是处于社会发展矛盾性、复杂性十字路口的人们所共同期盼的，这正是唯物史观功能实现的“入口处”。
唯物史观的合理价值并没有穷尽，其自身的发展并非是通过一个原则的寻求，通过某种范式的转换，通过对概念的任意阐释就能颠覆的。注重对实践问题的关注，注重现实功能的实现，这才是当代唯物史观发展的核心和紧要问题。
李荣海，中共聊城市委党校副校长，教授。（聊城 252000）
（原载《东岳论丛》2009年2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