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特点
马克思主义在一个国家的传播和发展，有它自身的逻辑和规律。历史唯物主义在新中国的50年，就是前50年道路的继续。
本世纪上半个世纪，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从接受唯物主义历史观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李达、毛泽东等开始接受和传播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是阶级斗争和革命的理论。这是必然的，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探索中国社会变革新道路的客观需要的反映。1919年，李大钊在《新青年》第6卷第5号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比较全面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原理。1920年蔡和森与毛泽东的相互通信中都非常注重唯物史观的接受和传播。毛泽东曾明确提出，“唯物史观是吾党的哲学根据”。这说明，当中国的学院派哲学家们仍停留在纯哲学领域，试图以西方的实证主义、实用主义、黑格尔主义、柏格森主义来解释中国传统哲学，创立自己的形而上学体系时，中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关心的是中国的命运，注重的是社会问题的解决，因而首先注重的是历史唯物主义问题和社会主义问题、阶级斗争问题。而且最早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争论，如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争论、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争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的争论、中国发展道路的争论，都是属于历史观范围的争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传播并在实际斗争中得到应用后的必然发展趋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当然包括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但首先得到运用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是关于阶级斗争和关于革命的学说。例如，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等，都应该看成是唯物主义历史观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光辉著作。它解决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革命的性质问题，中国革命对象、动力、阶级问题，中国革命的领导权问题，等等，这些都是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发展，完全继承了民主革命时期的两个显著优点：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另一个是唯物史观与社会主义的结合。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应该说是唯物史观的伟大创造。它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具体应用于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并由此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邓小平沿着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思路走，它通过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同的是，毛泽东当年过分注重生产关系，邓小平重点移向生产力；毛泽东过分注重上层建筑，邓小平把重点移向改革经济基础，调整所有制结构；毛泽东在上层建筑中过分注重意识形态，而邓小平把重点移向科学和教育。没有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就没有这种重点的转移。没有重点的转移，就没有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就没有邓小平理论的创立。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国化，没有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主义实践的结合，就没有当前中国这种生机勃勃的形势。
二、历史唯物主义专业队伍的壮大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总的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同时又是革命家，是以各种方式推翻旧世界斗争的参与者。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的众多理论家，到许许多多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是如此。纯粹以马克思主义研究为职业是绝无仅有的。这是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出现的一种马克思主义专业化、职业化现象。苏联十月革命以后培养了大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员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中国也是如此。这是社会主义政权建设和巩固的需要，是牢固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队伍，其中包括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者队伍的扩大，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普及和研究起了推动作用。
因此在全国胜利以后，可以说有两类唯物史观的发展者。一类是革命实践与理论创造相统一非专业的哲学家，可以说是真正称得上是哲学家的哲学家。我指的是领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党的领袖性人物，如毛泽东、邓小平等。毛泽东的关于评论美国白皮书的一系列文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文章，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一系列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关系的论述，关于我国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都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创造性发展。而且是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教训不可分，是包含挫折与失败、包含血与泪的经验总结，不是任何一个学者在书斋里能总结出来的。
另一类是专业哲学家，即以哲学为职业的学者。50年来，中国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者们对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许多重要原理进行过探讨和争论。其中有的是与当时社会主义建设中提出的问题相联系的，也有的是纯学理性的争论。例如，在我国曾经发生过的关于综合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问题的争论，关于先进生产关系与落后生产力矛盾问题的争论，关于过渡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争论、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争论、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的争论，等等，都具有明显的社会政治背景。另外有一些问题的争论更多属于学理方面的争论，如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对象和性质的争论、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起点的争论、关于经济基础与社会存在是否等同、上层建筑是否属于社会存在、经济基础是否包括生产力的争论，以及近年来关于社会发展“五形态”与“三形态”、多线论与单线论、历史规律论与选择论的争论，人还是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争论，等等，几乎涉及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
50年来，中国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者通过以上两个方面，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和把握，比起“文革”前以及改革开放前要更为深刻和全面。例如，对历史唯物主义对象的理解，就突破了历史本体论的范围——仅仅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研究社会历史的一般规律，而是开始注意到历史认识论和历史价值论的研究，打破了西方把所谓思辨历史哲学和批判历史哲学对立起来的观点；对生产方式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与阶级斗争的关系，对生产力作为社会发展的尺度问题、标准问题以及最终决定作用的问题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对社会规律的客观性与人的主体选择的关系的理解也更趋全面；对社会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多样性、社会发展的阶段性问题，以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文化建设、科学和教育等上层建筑因素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性问题，都比以前理解得更为深刻而全面，对有关人和人的素质问题的研究也非常活跃。应该说，建国50年来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成绩是显著的。
当然，争论的问题仍然很多，而且不少都是原则性的问题。例如，在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上，有的学者就批评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的观点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曲解，是极“左”思潮的理论依据。他们把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延伸到在一切阶级社会中观察问题都不应该强调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这当然是不正确的。即使是在我们社会，观察问题也不能完全放弃阶级分析方法，否则就说不清为什么美国和西方某些国家总是千方百计反对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解体后把矛头针对中国；说不清为什么在中国会出现“六四”动乱和法轮功这种具有政治意图的组织，如此等等。再如一个社会的性质是不是由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决定的，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来说这是不言而喻的，可我们有的理论家说，所有制问题是无关重要的，关键是发展生产力，只要保证社会公平提高生活就是社会主义。还有的错误理解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混淆历史唯物主义和科技至上主义的界线，孤立地把科学技术作为社会发展的唯一决定力量；也有的学者以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以所谓信息化为理由，宣扬新英雄史观，认为创造历史的人是提供信息的人，决定社会发展的是掌握科学技术的人；有的以当代科学技术发展为依据，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否定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是剥削的根源，否定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规律，鼓吹科学技术是剩余价值的源泉；有的论者否定社会规律的客观性，否定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取代的规律；也有的论者划不清科学生产力观与庸俗生产力观的界线，否定经济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也有的论者把社会规律与主体选择对立起来，认为主体的选择的可能性只能是在必然性范围之外的可能性空间，而在必然性范围内主体是不自由的，以此来推翻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由与必然关系的“传统观点”，如此等等。争论的问题的确很多。不少都是事关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存亡的原则问题，不能不搞清楚。恩格斯在致康·施米特的一封信中说过，“要善于从理论上思考”，“只有清晰的理论分析才能在错综复杂的事实中指明正确的道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282页。）我们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者， 面对我国的新的实践，面对现实中提出的许多理论问题，的确任重而道远。
三、面对新世纪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
我们正处在两个世纪的转折点上，20世纪是中国百年巨变的伟大时期。尤其是后5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思想理论观念的变化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即将来到的新世纪，我们有着更大的机遇，但也面临更大的挑战。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面也是如此。我们应该对社会主义时期历史唯物主义50年的经验和教训有个比较清醒的认识。
毫无疑问，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50年中，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得到了新的发展，涉及的领域和范围、问题的深度比早期都有发展。可是从走向未来看，我们有许多不足。在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者和革命者是二而一的，他们为革命、为解决现实问题而研究理论，他们注视现实的需要，注重应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新中国建立以后不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者作为专业队伍已经职业化，变为在高校在研究院以从事这种研究为职业。我们扩大了研究范围，拓展了某些问题的研究深度，但往往容易轻视实践的需要和呼声，而只关注纯学理的研究。因而在我们研究和争论的问题中，更多的是关于概念、范畴、定义的争论。也正因为这样，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中，现实性和理论性都很强的高水平的历史唯物主义著作不算太多。我们较多的是教材，而且是作为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组成部分的教材。教材也很重要，但停留于此，缺少对重大现实问题或理论问题的著作显然是不够的。
而且从宣传教育角度说，我们的历史唯物主义工作也有许多值得改进之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宣传和教育的普及性不如辩证唯物主义。一般群众都知道看问题要一分为二、要实事求是，但即使在有较高学历的知识分子中，能比较牢固地树立讲政治的观点、劳动观点、群众观点、阶级分析观点的人却是不多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更多地停留在课堂上书本上、而没有深入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人的头脑中。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工作者在新的世纪应该把面对实际和面对群众结合起来，加大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宣传教育的功能。
在新的世纪，我们仍然要认真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以往的不足并不是因为我们比较注重基本原理和范畴的研究，而是因为我们单纯局限在原理和范畴之内以至我们对什么是生产力、什么是生产关系、什么是经济基础、什么是上层建筑、什么是社会存在、什么是社会意识，至今仍然不很清楚。在教科书中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范畴和概念也很难给出明确的得到共识的定义。至于一些基本原理的分歧更大。我们应该通过研究改变这种状况。但是这些问题的深入不能单纯依赖局限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范围内，而必须把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科学社会主义问题的研究结合在一起。本来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它们是统一的，是我们为了教学的需要把它们分割开来。这种分割大大削弱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实践性和理论性。我们应该注意经济学问题的研究，社会主义问题的研究，应该由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宏观研究深入到专题性研究，包括对精神生产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问题、对文化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问题、对人的问题和人素质问题的研究，等等。这样不仅可以大大扩展我们的历史唯物主义眼界和检验我们对原理掌握和应用水平，而且能大大丰富我们对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和范畴的理解。
在新的世纪，我们更要面对世界，不能封闭。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不能始终是聋子的对话只说不听。要研究国外学者对社会历史观问题研究的进展和提出的新问题，包括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挑战。我们不仅要回答诸如卡尔·波普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米尔斯在《马克思主义者》、福山在《历史的终结？》等等著作中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攻击和责难，而且对西方历史哲学家包括克罗齐、柯林武德、马克斯·韦伯、斯宾格勒、汤因比，以及其它思想家提出的历史真实性问题、规律的客观性问题、认识历史的可能性问题，等等，作出有根据有说服力的回答。我们可以不接受这些答案，但不能回避他们提出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在新的条件下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
在即将来临的世纪，我们当然要继续沿着毛泽东开辟、邓小平继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道路前进。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更应该结合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问题的研究，使之具有中国特色。我们有一支庞大的专业队伍，我们完全有条件做得比现在更好。我们应该培养一批有个性有特色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家。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是千人一面不可能有个性，因为它们的原理是共同的。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其实，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大家都是个性化的，马克思、恩格斯不用说，拉法格、倍倍尔、列宁、普列汉诺夫、毛泽东、邓小平，都各有特色。特色并不是要立谬论异说，而是创造性地发展真理。有发展就有特色。而要发展必须面对现实而不是面对原理本身。现实本身是个性化的。因为它是变化的发展的，不同的现实中孕育着不同的问题。即使原理是共同的，但面对的现实和必须解决的问题不同，应用的水平不同，从中引出的结论也不同，这种哲学家自然具有个性具有特色。而哲学的个性化同时也是民族化，或者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因为这种理论上的个性化是中国现实所具有的特性的结晶。它植根于中国。它是地地道道的马克思主义的，又是不折不扣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我们期望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领域能够出现这样一批马克思主义者。
（原载《哲学动态》1999年10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