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马克思的异化概念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成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其实，这一问题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学术界关于人性、人道主义的大讨论中就已凸现，当时只是由于各种原因没能继续对其进行深入的探讨。①在近几年我国学者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中，复旦大学
一、马克思在其成熟时期的绝大部分重要著作中都没使用过异化概念，
俞吾金教授在《转换》一文中提出的第一个新见解，是“马克思一生都使用异化概念”③。他还进而指出：“这一概念的发展史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包括马克思的《博士论文》（1840年下半年到1841年3月）、《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3年夏天）、《论犹太人问题》（1843年秋）、《〈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3年末到1844年1月）、《詹姆士·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1844年上半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年4～8月）等著作。第二阶段主要包括马克思的《神圣家族》（1844年9～11月）、《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春）、《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反克利盖的通告》（1846年5月）、《哲学的贫困》（1847年上半年）、《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1847年10月底）、《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等著作。第三阶段主要包括《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剩余价值学说史》（1861～1863年）和《资本论》（1867年）等著作。④
不难看出，
首先，俞吾金教授没有提及马克思1867年以后的那些非常重要但却从不使用异化概念的论著。马克思的一生不是结束于《资本论》第一卷出版的1867年，而是1883年。从1867年到1883年这16年期间，马克思还写了大量重要的论著，仅从我国编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来看就有《法兰西内战》（1871年5月下半月～6月初）、《论土地国有化》（1872年3～4月）、《政治冷淡主义》（1873年1月）、《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1874～1875年初）、《哥达纲领批判》（1875年4月底～最迟
其次，在
第三，在俞吾金教授开列的第三阶段的那些论著中马克思虽然使用了自己的异化概念，但在这一阶段马克思还写过很多没有使用异化概念的重要论著。例如，《〈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1月）、《工资、价格和利润》（1865年5月底～
第四，马克思在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版中虽然在4个地方5次使用了异化概念，但在他后来亲自修订的于1872年9月至1875年11月分册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中却又几乎将这一概念全都去掉。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版中使用异化概念的4处论述如下：
(1)可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劳动条件和劳动产品具有的与工人相独立、相异化的形态，随着机器的发展而发展成为完全的对立。⑩
(2)另一方面，工人不断地像进入生产过程时那样又走出这个过程——是财富的人身源泉，但被剥夺了为自己实现这种财富的一切手段。因为在他进入过程以前，他自己的劳动就同他相异化而为资本家所占有，并入资本中了，所以在过程中这种劳动不断物化在别人的产品中。因为生产过程同时就是资本家消费劳动力的过程，所以工人的产品不仅不断地转化为商品，而且也转化为资本，转化为吸收创造价值的力的价值，转化为购买人身的生活资料，转化为使用生产者的生产资料。可见，工人本身不断地把客观财富当作资本，当作同他相异化的、统治他和剥削他的权力来生产，而资本家同样不断地把劳动力当作主观的、同它本身物化的和实现的资料相分离的、抽象的、只存在于工人身体中的财富源泉来生产，一句话，就是把工人当作雇佣工人来生产。工人的这种不断再生产或永久化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必不可少的条件。(11)
(3)因为过去劳动总是装扮成资本，也就是说，A、B、C等人的劳动的被人所有总是装扮成非劳动者X的自己所有，所以资产者和政治经济学家们对过去劳动的功绩赞扬备至；苏格兰的天才麦克库洛赫甚至认为，过去劳动应当得到特殊的报酬（利息、利润等等）。于是，那种以生产资料的形式参与活劳动过程的过去劳动所取得的不断增长的重要性，就被归功于这种劳动的同工人本身相异化的形态，即它的资本的形态，虽然这种劳动是工人的过去的和无酬的劳动。(12)
(4)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工人个人来实现的；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变成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都使工人畸形发展，成为局部的人，把工人贬低为机器的附属品，使工人受劳动的折磨，从而使劳动失去内容，并且随着科学作为独立的力量被并入劳动过程而使劳动过程的智力与工人相异化。(13)
下面是与上述4处论述相对应的《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中的4处论述：
(1)可见，资本主义生产使劳动条件和劳动产品具有的与工人相独立的性质，随着机器的发展而发展成为完全的对立。(14)
(2)另一方面，工人像进入生产过程时那样走出生产过程：他是财富的人身源泉，被剥夺了他自己的实现〔劳动〕的手段。他的劳动还在过程开始以前就已经异化，成为资本家的财产，并入了资本，所以很清楚，他的劳动在过程中只能实现在迅速离开他的产品中。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同时就是资本家对劳动力的消费，所以它不断地把雇佣劳动的产品不仅转化为商品，而且也转化为资本，转化为吸收创造价值的力的价值，转化为统治生产者的生产资料，转化为购买工人本身的生活资料。因此，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连续性或者周期重复本身会再生产出它的基础，即作为雇佣工人的劳动者，并使之永久化。(15)
(3)因为劳动者A、B、C等人的过去劳动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总是表现为非劳动者X的资产，所以资产者和经济学家们对这种死劳动的恩惠总是感激涕零，赞扬备至；苏格兰的天才麦克库洛赫甚至认为，过去劳动应当得到特殊的报酬，通俗的名称就是利息、利润等等。可见，这些智者不是把过去劳动以劳动资料形式给予活劳动的越来越大的帮助归功于创造产品的工人，而是归功于占有产品的资本家。(16)
(4)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一切提高集体劳动力量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劳动者个人来实现的；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变成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都使生产者畸形发展，成为局部的人，或者机器的附属品，使生产的科学力量作为敌对的力量与生产者相对立。(17)
不难看出，德文版第(1)处论述中的异化概念在法文版中被去掉了；德文版第(2)处论述中出现的两个异化概念在法文版中一个被去掉，另一个在用法上做了修改；德文版第(3)处论述中的异化概念在法文版中被去掉了；德文版第(4)处论述中的异化概念在法文版中被改为“对立”。这些修改表明，虽然马克思在1867年的《资本论》第一卷中使用了异化概念，但马克思并不认为他那时对这个概念的使用是合适的和必要的。
“马克思一生都使用异化概念”这一命题的含义是什么？至少应指马克思在其一生的重要著作中都使用这一概念。然而，正如我们所表明的，马克思在
二、
俞吾金教授提出的第二个新见解是，在马克思异化概念的发展中，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视角转换”——青年马克思是从“道德评价优先”的视角出发去看待异化现象，成熟时期的马克思是从“历史评价优先”的视角出发去看待异化现象。(18)在对俞吾金教授的这一见解做出评价之前，让我们先来看看他所说的“马克思（的）异化概念”以及青年马克思和成熟时期的马克思看待的“异化现象”指的是什么。
我们知道，异化（德文：Enffremdung，英文：Alienation）作为一个哲学范畴，其基本含义是“某物通过自己的活动而与某种曾属于它的他物相分离，以至于这个他物成为自足的并与本来拥有它的某物相对立的一种状态”(19)。我们还知道，自异化概念被提出以后，它在不同的学者那里具有不同的含义，对于这一点，
那青年马克思和成熟时期的马克思看待的“异化现象”指的又是什么？对于这一问题，
以上分析表明，
为了把问题说得更清楚，让我们先来看看青年马克思使用的异化劳动概念的含义。众所周知，此时马克思有关异化劳动概念的论述主要是在《手稿》中“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这一部分，而他对这一概念的论述是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即“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24)开始的。
马克思首先指出：“这一事实无非是表明，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劳动的产品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的、物化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现实化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在国民经济学假定的状况中，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25)由此马克思提出了异化劳动概念的第一个规定：“工人对自己的劳动的产品的关系就是对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26)简言之，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
从第一个规定出发，马克思进而提出异化劳动概念的第二个规定：工人在生产活动本身中的异化。他论证说，工人的“异化不仅表现在结果上，而且表现在生产行为中，表现在生产活动本身中。如果工人不是在生产行为中使自身异化，那么工人活动的产品怎么会作为相异的东西同工人对立呢？产品不过是活动、生产的总结”(27)。这就是说，劳动对象的异化不过是生产活动的异化的结果。工人在生产活动本身中的异化指的又是什么？从马克思的相关论述来看，它指的是，“工人对他自己的活动——一种异己的、不属于他的活动——的关系。在这里，活动是受动；力量是无力；生殖是去势；工人自己的体力和智力，他个人的生命——因为，生命如果不是活动，又是什么呢？——是不依赖于他、不属于他、转过来反对他自身的活动。”(28)简言之，人同自己的生命活动相异化。
根据上述两个规定，马克思又提出了异化劳动概念的第三个规定：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马克思说：“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征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征。生活本身仅仅表现为生活的手段。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他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这不是人与之直接融为一体的那种规定性。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或者说，正因为人是类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就是说，他自己的生活对他来说是对象。异化劳动把这种关系颠倒过来，以致人正因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才把自己的本质变成仅仅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29)简言之，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生产对象，也就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类生活；同样，异化劳动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
马克思最后指出，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因为“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就同他人相对立。凡是适用于人对自己的劳动、对自己的劳动产品和对自身的关系的东西，也都适用于人对他人、对他人的劳动和劳动对象的关系。总之，人的类本质同人相异化这一命题，说的是一个人同他人相异化，以及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同人的本质相异化”(30)。而人同人相异化，就构成了异化劳动概念的第四个规定。
以上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这一部分有关异化劳动概念的主要论述。仔细分析一下就可以发现，在马克思所说的四个规定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第三个规定。因为第一个规定——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是第二个规定——人同自己的生命活动相异化的结果；第二个规定实际上是基于第三个规定——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第四个规定则是第三个规定的进一步展开。因此，可以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的劳动与人的类本质相异化是异化劳动概念的核心内容，而马克思之所以把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的劳动称为异化劳动，从根本上讲，也是因为它与人的类本质——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相异化。
成熟时期的马克思还使用异化劳动概念吗？根据我的考察，异化劳动概念只是马克思在1844年，即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前一年(31)提出和使用的一个概念，他在1845年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以后就彻底放弃了这一概念。当然，这不是说他在后来的著作中不再使用异化概念，而是说，虽然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剩余价值理论》、《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和《资本论》等经济学著作中仍然使用异化概念，但这些著作中的异化概念已不是异化劳动概念。
仔细考察一下马克思在这些经济学著作中对异化概念的使用我们可以发现，他对这一概念的使用虽很灵活，但主要是用来描述现实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三种现象：(1)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交换关系对生产者的异化；(2)资本主义雇佣劳动中生产活动对它本身的条件和产品的异化；(3)资产阶级经济对人的全面发展的生产目的的异化。以下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使用异化概念对这三种现象的三段描述(32)：
对第一种现象的描述：
随着生产的社会性的增长，货币的权力也按同一程度增长，也就是说，交换关系固定为一种对生产者来说是外在的、不依赖于生产者的权力。最初作为促进生产的手段出现的东西，成了一种对生产者来说是异己的关系。生产者在什么程度上依赖于交换，看来，交换也就在什么程度上不依赖于生产者，作为产品的产品和作为交换价值的产品之间的鸿沟也在什么程度上加深。(33)
对第二种现象的描述：
同活劳动能力相对立的价值的独立的自为存在——从而价值作为资本的存在；劳动的客观条件对活劳动能力的客观的漠不相干性即异己性——已经达到如此地步，以致这些条件以资本家的人格的形式，即作为具有自己的意志和利益的人格化，同工人的人格相对立；财产即劳动的物质条件同活劳动能力的这种绝对的分裂或分离——以致劳动条件作为他人的财产，作为另一个法人的实在，作为这个法人的意志的绝对领域，同活劳动能力相对立，因而另一方面，劳动表现为同人格化为资本家的价值相对立的，或者说同劳动条件相对立的他人的劳动；财产同劳动之间，活劳动能力同它的实现条件之间，对象化劳动同活劳动之间，价值同创造价值的活动之间的这种绝对的分离——从而劳动的内容对工人本身的异己性；上述这种分裂，现在同样也表现为劳动本身的产品，表现为劳动本身的要素的对象化，客体化。因为新的生产行为本身，——这种行为只是证实了在它之前发生的资本和活劳动之间的交换，——剩余劳动，从而剩余价值，剩余产品，以至劳动（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的全部结果，都表现为资本，表现为同活劳动能力相独立的和与之无关的交换价值，或把活劳动能力只当作自己的使用价值而与之相对立的交换价值。(34)
对第三种现象的描述：
因此，古代的观点和现代世界相比，就显得崇高的多，根据古代的观点，人，不管是处在怎样狭隘的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规定上，总是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事实上，如果抛弃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那么，财富不就是在普遍交换中产生的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吗？财富不就是人对自然力——既是普通所谓的‘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的统治的充分发展吗？财富不就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这种发挥，除了先前的历史发展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前提，而先前的历史发展使这种全面的发展，即不以旧有的尺度来衡量的人类全部力量的全面发展成为目的本身。在这里，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
在资产阶级经济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时代中，人的内在本质的这种充分发挥，表现为完全的空虚化；这种普遍的对象化过程，表现为全面的异化，而一切既定的片面目的的废弃，则表现为为了某种纯粹外在的目的而牺牲自己的目的本身。因此，一方面，稚气的古代世界显得较为崇高。另一方面，古代世界在人们力图寻求闭锁的形态、形式以及寻求既定的限制的一切方面，确实较为崇高。古代世界是从狭隘的观点来看的满足，而现代则不给予满足；换句话说，凡是现代表现为自我满足的地方，它就是鄙俗的。(35)
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使用的“异化概念”与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使用的“异化劳动概念”加以对照就不难发现，前者无论从哪种意义上讲，指的都不是资本主义下工人的劳动与人的类本质相异化。因此可以认为，成熟时期的马克思虽然还使用异化概念，但已不是异化劳动概念。
既然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已放弃使用异化劳动概念，那在其成熟时期的论著中也就不可能有可以证明
三、
俞吾金教授提出的第三个新见解是，“异化概念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的地位不是象征性的、边缘性的，而是实质性的、基础性的”(37)。前面表明，俞吾金教授所说的“异化概念”实际上是“异化劳动概念”。那他所说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指的又是什么呢？对于这一问题，俞吾金教授在《转换》一文中没做任何说明，但它指的应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首次提出，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其做了经典表述的那一理论。因为俞吾金教授在他新近出版的一部著作中明确提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费尔巴哈》章中，“马克思首次表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38)，并在此前回应我的一篇论文中明确表示，“毋庸讳言，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中，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作出了经典性的表述”(39)。如果俞吾金教授第三个新见解中的“异化概念”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含义就是这样，那他的这一见解还是不能成立。
首先，异化劳动概念的出发点是抽象的人的类本质，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则是现实的人。
前面表明，异化劳动概念的核心内容是它的第三个规定，即资本主义下工人的劳动与人的类本质相异化。从马克思的相关论述不难看出，虽然他对异化劳动概念的论述是从他说的“当前的经济事实”，即“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出发的，但这一概念的第三个规定却不是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得出来的，因为他从这一经济事实只得出异化劳动概念的第一个规定——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异化劳动概念的第三个规定也不是从基于“当前的经济事实”的第一个规定得出的，因为他把第一个规定归结为第二个规定——人同自己的生命活动相异化，接着又把第二个规定归结为第三个规定——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那异化概念的第三个规定是怎样得出的？认真分析一下马克思的相关论述就可以发现，虽然他是在论述异化劳动概念的第三个规定时才阐明人的类本质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但他对人的类本质的设定却是在他分析“当前的经济事实”之前。因而，异化劳动概念的第三个规定实际上是这样得出的：马克思先预设了人的类本质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然后再将异化劳动概念的第二个规定与这一预设相对照，再进而以这一预设为依据推论出来的。具体说来就是：人的类本质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资本主义下工人的劳动把人“自己的本质变成仅仅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因而与人的类本质相异化。由此说来，马克思异化劳动概念的真正出发点就是他预设的人的类本质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
那么马克思关于人的类本质的预设又是从哪里来的？从他的相关论述来看，是通过将人与动物相比得来的。马克思说：“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或者说，正因为人是类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就是说，他自己的生活对他来说是对象。仅仅由于这一点，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42)马克思为什么要以人与动物的区别界定人的类本质，并进而从人的类本质出发说明资本主义下工人劳动的异化呢？熟悉马克思思想发展进程的学者都知道，这是因为此时的他还深受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的影响。费尔巴哈的哲学以“人”为立脚点，而类本质则是他用来表示人及人的生活的概念。在费尔巴哈看来，人虽然是自然的产物，是自然的一部分，但人与动物不同，因为人有意识，人能意识到自己是作为人的类，而动物则不能意识到自己是作为动物的类。费尔巴哈说：“只有将自己的类、自己的本质性当作对象的那种生物，才具有最严格意义上的意识。动物固然将个体当作对象，因此它有自我感，但是，它不能将类当作对象，因此它没有那种由知识得名的意识。”(43)那人的类本质指的又是什么呢？费尔巴哈认为，它指的是“理性、意志、心”(44)。将马克思讲人的类本质与费尔巴哈讲的人的类本质加以对照，我们可以发现，尽管前者指的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后者指的是“理性、意志和心”，但它们的共同之处却在于，它们都是根据人与动物的区别得来的，因而，它们都是不包括任何社会历史内容的、为一切人生来具有的、永恒存在的抽象物，即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45)。马克思后来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费尔巴哈提出了这样的批评：“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6)在我看来，这实际上也是马克思对自己此前持有的人的类本质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的思想的自我纠正。
与异化劳动概念不同，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这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像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像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47)以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为出发点也就是以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为出发点，因为人类存在的第一个前提是能够生活，而为了生活，首先就要解决吃、喝、住、穿等问题，因此，从事实际活动的人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到历史唯物主义时又强调指出：“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当然也能够完整地描述事物（因而也能够描述事物的这些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48)
其次，异化劳动概念认为劳动（生产）(49)是表现和证明人的类本质的需要，历史唯物主义则认为生产（劳动）是人类受其肉体组织制约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
如果我们对异化劳动概念的第三个规定做进一步深入的分析，那还可以发现，马克思预设的人的类本质——“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指的是人的生来具有的内在的本质，因此，它只有外化为人的劳动（生产）才能得以表现和得到证明。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明确指出，“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50)他还论证说，“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目前的人的心理学；对这种心理学人们至今还没有从它同人的本质的联系，而总是仅仅从外在的有用性这种关系来理解，因为在异化范围内活动的人们仅仅把人的普遍存在，宗教，或者具有抽象普遍本质的历史，如政治、艺术和文学等等，理解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性和人的类活动。”(51)如果说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即在生产中人才真正地表现和证明自己的类本质，那生产就是表现和证明人的类本质的需要。关于这一点，马克思还有一段较为间接的论述：“富有的人同时就是需要有总体的人的生命表现的人，在这样的人的身上，他自己的实现作为内在的必然性、作为需要而存在。”(52)马克思这里讲的富有的人，不是指国民经济学讲的富人，而是需要有“总体的人的生命”表现的人，即作为“人”的人，而“总体的人的生命”指的是富有的人需要表现出来的内在本质，正因为“总体的人的生命”是富有的人的内在本质，所以马克思强调，富有的人的这一内在本质的表现，即他自己的实现就是作为内在的必然性、作为需要而存在的。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推论，马克思讲的富有的人的，即“人”的内在的本质——“总体的人的生命”无疑包括人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因此，表现和证明人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的类本质的生产也是作为内在的必然性、作为需要而存在。这里有必要指出，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外化为人的自由自觉的劳动的生产才能真正地表现和证明人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的类本质，也正是基于这一原因，他认为资本主义下工人的劳动是异化劳动，因为它把人“自己的本质变成仅仅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那资本主义下工人的劳动为什么会异化呢？对此马克思本人也感到困惑，所以他在讲完异化劳动的四个规定以后提出了一个他后来也没能明确回答的问题：“人怎么使他的劳动外化、异化？这种异化又怎么以人的发展的本质为依据？”(53)不过，这一问题的存在并不否定马克思的异化概念认为劳动（生产）是表现和确证人的类本质的需要。
与异化劳动概念不同，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我们谈的是一些没有任何前提的德国人，因此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54)马克思还补充说，“人们之所以有历史，是因为他们必须生产自己的生活，而且必须用一定的方式来生产：这是受他们的肉体组织制约的……”(55)。简言之，生产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56)。
第三，异化劳动概念蕴涵着人类历史是由人的类本质尚未异化到人的类本质异化再到人的类本质复归的过程，历史唯物主义则认为人类历史是基于生产力发展的不断前进的过程。
虽然异化劳动概念直接涉及的是资本主义下工人的劳动，但它却蕴涵对人类历史的一种解释。前边表明，异化劳动概念是从人的类本质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出发的，并进而认为资本主义下工人的劳动与人的类本质相异化，这样说来，它在逻辑上就预设了一个人的类本质尚未异化的前资本主义阶段和一个人的类本质必然复归的后资本主义阶段——共产主义阶段。对于前资本主义阶段的情况，马克思没做什么论述，而只提出我们在前边讲过的那个问题：“人怎么使他的劳动外化、异化？这种异化又怎么以人的发展的本质为依据？”对于后资本主义阶段即共产主义阶段，他则有明确的论述：“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57)；而“私有财产不过是下述情况的感性表现：人变成对自己来说是对象性的，同时，确切地说，变成异己的和非人的对象；他的生命表现就是他的生命的外化，他的现实化就是他的非现实化，就是异己的现实。同样，对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就是说，为了人并且通过人对人的本质和人的生命、对象性的人和人的作品的感性的占有，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直接的、片面的享受，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占有、拥有。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58)。正因异化劳动概念蕴涵着人类历史是由人的类本质尚未异化到人的类本质异化再到人的类本质复归的过程，所以马克思强调指出，“共产主义是作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因此，它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段历史发展来说是必然的环节”(59)。
与异化劳动概念不同，历史唯物主义把人类历史的发展看作是基于生产力不断提高的进步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由此可见，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60)。他们还进而指出，“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61)。马克思恩格斯接着论证说，生产力和交往形式密切相连，而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关系就是交往形式与个人的行动或活动的关系。人们的交往形式，“起初是自主活动的条件，后来却变成了它的桎梏，它们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构成一个有联系的交往形式的序列，交往形式的联系就在于：已经成为桎梏的旧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方式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会成为桎梏，然后又为别的交往形式所代替。由于这些条件在历史发展的每一阶段都是与同一时期的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所以它们的历史同时也是发展着的、由每一个新的一代承受下来的生产力的历史，从而也是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62)这样说来，人类历史就是一个基于生产力不断提高的进步的过程。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到未来的共产主义时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时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63)，而这一前提就是“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64)。
以上表明，仅从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对历史唯物主义所做的最初的表述来看，异化劳动概念就还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因而它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中连象征性的、边缘性的地位都谈不上，更不用说实质性的、基础性的地位了。
（原载《江海学刊》2009年3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