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理论创新的逻辑在于从一般的抽象论证和思辨中解脱出来，深入到现时代的内部和历史表象的后面把握其特殊的时代逻辑，捕捉其潜藏于历史主体的历史活动之中并起主导作用的“特殊原则”。我国改革的时代逻辑是在批判和反思旧有“原则”的过程中历史地生成的，它以不可抗拒和不可逆转的逻辑力量推动着时代合乎逻辑地向前发展。打破固有体系框架的封闭和束缚，走向涌动的历史生活，把捉时代的“特殊逻辑”，是发展和创新唯物史观的根本路径。
一、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
一般认为，社会基本矛盾论、社会规律论以及社会阶段论是构成唯物史观的几大基本理论内容，我国现行哲学教科书就是按照这个模式来阐释唯物史观理论的。应该说，这样的理论构架基本了反映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唯物史观的经典概述。然而，这毕竟是一个“简要”的表述，是指导我们进行研究工作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唯物史观的全部理论决不能限于此而止于此。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深刻地批判了黑格尔泛逻辑主义的神秘思辨，提出了要“把握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的思想方法。这一命题包含了深刻的内涵。这里所谓“特殊对象”，是特指历史领域中某一具体发展阶段或这一阶段中某一具体的历史研究对象。对于一个完备的历史观理论来说，它既要研究作为历史本身这一最高抽象层次的“普遍对象”，又要研究历史在其实现过程中所经历的各个历史阶段的不同的“特殊对象”。“普遍对象”是通过“特殊对象”来表现的，离开了“特殊对象”，“普遍对象”就成为一个空洞的抽象之物。所谓“特殊逻辑”，是指“特殊对象”即历史发展的每一特殊阶段所具有的特殊规律。毫无疑问，历史本身有其变化和发展的“普遍逻辑”，但是，“普遍逻辑”和“特殊逻辑”并不是平行或平列的，“普遍逻辑”在独立地发生作用的同时，又对“特殊逻辑”发生统帅和规约的作用。这就造成了历史现象的极端复杂性。
如何认识和把握“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虽然犯了以“普遍逻辑”来取代“特殊逻辑”的泛逻辑主义错误，但却正确地提出了研究每一特殊历史阶段的“特殊逻辑”的任务。在其《历史哲学》中，黑格尔明确指出：“每一个阶段都和任何其他阶段不同，所以都有它的一定的特殊的原则。在历史当中，这种原则便是‘精神’的特性——一种特别的‘民族精神’。”在黑格尔看来，这种“特殊的原则”，就是在历史内部支配着一个民族在特殊历史阶段向前发展的“特殊逻辑”即特殊规律。考察一个民族国家，关键就是要深入到这个民族的历史表象的深处把捉其“内部的指导灵魂”即这一特殊的“精神原则”。无论这些历史表象看起来是多么的杂乱、偶然和多样，并且相互矛盾，但这个特殊的“精神原则”却一以贯之地把这些看似杂乱、偶然和多样的历史表象以内在的必然的本质的特性统一起来。因此，只有把捉住了这种一以贯之的“精神原则”，才能在纷繁迷离的历史事件中找到解开一切矛盾和疑团的逻辑线索。
“把握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马克思所提出的这一命题并不是一个抽象的理念。这里的“特殊逻辑”本质上就是指某一特定时代的特殊的“精神原则”或“民族精神”，这是这个时代的“特殊逻辑”的最深刻的表现。而要把握这个时代的“精神原则”或“民族精神”，则要从哲学的高度去捕捉这个时代最深层最普遍最高度最根本的时代问题，因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 而这个时代的最根本的需要就是抓住这个时代的根本问题并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和途径。这就是马克思所提出的把握时代的特殊逻辑的最本质的要求。
二、中国改革的时代逻辑
中国改革的时代逻辑亦即中国改革的时代规律，但对中国改革时代规律的探讨不能停留在原先关于历史规律的抽象议论上，必须深入到改革时代的深处，探讨其特殊的时代逻辑，如此，才能抓住这个伟大改革时代的根本问题，把准这个时代的发展脉搏，掌握这个时代的变化大势，从而相应地提出这个时代的根本任务，制定这个时代的发展大计。
反思改革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走过的曲折历程，我们看到，所有那些取得的成就也好，经历的挫折也罢，总之一切的辉煌和胜利、痛苦和失败这些悲喜交集的历史场景和个人经历，都与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有关。我们曾虔诚地相信，前人已经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问题预先解决好了，我们只要照着书本上的现成的论断去做可以了。我们的任务既不是要按照千古以来的历史常规和不易法则从事生产和生活，也不是要对新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行探索，而是把本本上既定的“原则”付诸实施。
如果说，在改革之前，历史主体的自我意识还沉没于一个外在的客体“原则”之中的话，如果说主体的自我反思还未发生，而主客未分的“实体性原则”还占据着统治地位的话；那么，从1978年底在古老中国大地上发生的旷古未有的社会主义改革，开启了主体觉醒和主体的反思的新时代。正是在这种觉醒和反思中，一个新的时代“原则”和特殊的时代逻辑开始突破旧“原则”的思想外壳而崭露头角。
邓小平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以超迈前人的理论勇气和穿透历史迷雾的犀利眼光，紧紧地把握住了那被历史表象所扭曲但终究以铁的必然性存在的时代逻辑，并自觉地把它上升到思想原则的高度。这集中表现在他不仅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破除个人迷信，大力解放思想，恢复和发展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且表现在高度敏锐地揭示了我们这个时代正在孕育和形成中的新的“思想原则”，即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展开全面的反思和再认识，并在这种反思和再认识的基础上寻求解答问题的正确途径。
反思三十余年改革，它的每一个进步和进展都不过是这种思想反思的对象化或外在的物化。三十余年的改革实质上是一场人的自我解放，是人从自身的思想束缚中解脱出来，那种呈现在历史物象中的不同形式和内容的束缚，归根溯源都是自我思障的化物，消除外在的束缚，必须从消除内在的思障开始。物的解放的根本在于人的解放，一切改革的秘密就藏在人的心里。只有解开藏在人心里和人的观念中的秘密，才能在客观世界中找到解答改革和发展中问题的钥匙。改革以来在思想观念上几次大的思想解放，在实践中几次大的改革突破，在本质上都是把人从自我束缚和外在束缚中解放出来，使人获得更多的自由。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把人从外在的偶像崇拜中解放出来，把人的内在理性还给人；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把人从抽象的思辨教条中解放出来，把立足于现实的思想还给人；农村的承包制改革把人从集体管制和土地束缚中解放出来，把人的流动和劳动自由还给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把人从大一统的计划体制中解放出来，把人的主体创造性还给人。改革的实践一再启示我们：最大的自我束缚来自于社会主义本质概念根深蒂固的先验认知，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我们思想反思能走多远，我们的思想解放就能走多远；我们的思想解放能走多远，我们的改革就能走多远；我们改革能走多远，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就能走多远，这就是由我们这个时代的时代逻辑所决定的不可逆转的发展逻辑。
经过三十余年的改革，历史又把我们推到了一个新的关节点：经济体制改革有待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有待突破，文体体制改革有待创新；如果说在改革初期，改革还可以单维和单面突进的话，那么现在多维和全方位的改革任务已经不可回避地提上了议事日程；改革如逆水行舟，改则进，不改则退，全面改革则进，单面改革则退。值此之际，中国何去何从？又成为一个时代的严峻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对于这个问题，只能由历史作出自己的解答。历史是无声的，历史又是一个混沌的整体，需要历史的主体去进行解读。实际上，三十余年的改革实践已经明白无误地昭告我们，我们这个时代的时代逻辑没有改变，由这个时代逻辑决定的时代根本问题和根本原则，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还未能得到解决，改革之路远未完成，思想解放任重而道远，因而人的自我解放还处在途中。这就决定了我们这场改革必须继续循着它自身客观的时代逻辑线路向前行进。在当代中国，离开思想解放和体制改革来谈论社会发展是不现实的，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可抗拒不可违逆的逻辑铁律。
三、唯物史观的创新逻辑
如何发展和创新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改革以来在关于哲学教科书的革新中，对唯物史观的内容作了较大的更动和丰富。例如，增加了关于人的本质、人的价值、人的发展、文化、文明、社会形态发展的决定性和选择性、社会形态发展的多样性和统一性等多方面的内容，使唯物史观内涵在一定程度得到了改观。但实践证明，这种往既成的逻辑架构内不断“增量”的改革，并没有带来令人满意的实质上的创新。唯物史观本质上而不是形式上的创新必须变革思维方式，在体系和内涵上进行双重的“突围”，使其成为一个与时代息息相关、与实践血肉相连的开放的和生动活泼的体系，而不是停留在对固有原理的经院诠释和抽象思辨上。
唯物史观发展的路径同样是开放的和多样的，因为实践本身是开放的和多样的。在这种本身是开放的和多样的改革探索中，捕捉时代的“特殊逻辑”，特别是具体地研究我们这个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时代的新的时代逻辑，在研究中为人们认识时代的根本问题、把捉时代的根本矛盾、反思时代的思想原则、预测时代的发展趋势，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和方法论原则，是创新唯物史观的根本之道。
把握时代的“特殊逻辑”就要深入到社会历史中去，具体地研究它的经济、政治、伦理、宗教、哲学、艺术、风俗乃至科学、技术等等，特别是它的文化。文化是物质和经济的反映和升华，同时又是它的内蕴和实质。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它直接的对象是人类文化的各种形式特别是精神形态的文化，它是在透视文化现象中把捉人类文化和文明的“精髓”和“灵魂”，并将其上升到哲学本体论和历史观的高度。哲学历史观固然要研究社会的经济和政治，但是它与经济学和政治学不同，它是从思想的、观念的、文化的角度切入，去研究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及其他，然后通过这种研究提炼出一定的思想观点和文化观念。因此，把握时代的“特殊逻辑”，就是要抓住贯穿于时代之中隐藏于历史表象之后的“思想原则”、“民族精神”，就是要找出时代的根本问题和根本矛盾。而说到底，从历史中去寻找，也就是从人自身中去寻找，在这里，历史和人融为一体，历史即人，人即历史。于是，物的研究和人的研究、抽象的研究和具体的研究、历史的研究和现实的研究、理论体系的研究和生活实践的研究，在这里都内在地、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了。
（来源：人民网。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