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对于财富观有深远影响，但最终具有决定作用的是生产方式。财富观的秘密存在于生产方式之中：小国寡民与安贫乐道只能源自农业生产方式；经济人假设与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则有自己的新财富观。历史唯物主义是打开财富观演变之锁的钥匙。
一、小国寡民与安贫乐道
小国寡民与安贫乐道，曾经是中国古代财富观的重要观念。《道德经》中的最高理想就是：“小国寡民。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第八十章）如果离开了对商品交换和交往关系极不发达、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方式的透析，当然不能理解这种安土重迁、老死不相往来的社会理想。这种东方式的小农经济的理想国，与处于城市国家、手工业和分工比较发展、奴隶制繁荣时期的柏拉图的理想国大异其趣。
同样是建立在农业生产方式基础上，儒家学说又有其特点，这是因为在生产方式基础上，上层建筑中的政治制度对观念具有重要作用。老庄可以说是在野派，而儒家创始人孔子有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儒家的理想不是小国寡民，而是实行王道仁政。孔子不反对富国富民，对国家而言：庶之、富之、教之。（参见《论语·子路》）“庶”，是增加人口：人是农业劳动力，人丁旺是农业发展的首要条件；“富”，是让百姓生活富裕；“教”，是富而后教，加强教育，富而好礼。孔子对个人也不是一味反对富，他说过，“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
儒家把富民政策寄托于仁政，寄托于当权者的良心自觉，而分配方式是平均主义：“不患寡而患不均。”（《论语·李氏》）孟子曰：“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孟子·梁惠王上》）所谓仁政理想，求的是实现小富、均富；在生产力不太发展、财富不很丰富的小农经济时代，这是社会稳定和实行仁政的最高理想。
小农生产方式规模狭小，没有普遍交往，生产力较低，财富表现为自给自足、满足人的日常生活即可的使用价值。它是一种自然形态的财富，既不能转化为作为财富等价物储藏的金银货币，更不能转变为资本，不能无限地、长久地大量储藏。这种状态必然影响个人财富观。儒家重德不重富，重义轻利，忧道不忧贫。孔子赞扬“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不改其乐”（《论语·雍也》）的颜回，提倡“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的处世态度；庄子处世淡薄，只求免于饥寒，无需积累，他说“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庄子·逍遥游》）。小农生产方式倡导知足常乐、安贫乐道，这种具有平均主义特色的财富观可以说是势所使然。
当然，封建社会的生产和生产力同样是发展的。封建生产方式经历过早期之后日趋发展和成熟。面对大一统的中国，小国寡民或五十衣帛、七十食肉的财富观逐渐失去其存在的经济和政治基础。但是儒道财富观尤其是儒家财富观，作为主要传统仍在起重要作用。对国家来说，道家“治大国如烹小鲜”、“顺其自然”等无为而治的理念，成为历代创业君主实行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等治国理财的指导原则；儒家的仁政爱民的内容不同于早期的五十衣帛、七十食肉的观念，但王道仁政、以民为本的思想仍然在起作用。王道仁政在封建社会当然只是一种理念，而非历史事实，但它对皇权专制体制和重赋苛政有一定的约束作用；特别是在个人道德和品格的培育上，无论是庄子视相位如腐鼠、蔑视权贵的品格，还是儒家的“学而优则仕”，都不主张个人对财富的非分追求；尤其是儒家主张以义取利而不能见利忘义的观念，是一种正确对待财富的宝贵观念，“孔颜乐处”至今仍是启发个人品格修养的思想文化传统。
二、“经济人”假说与财富异化
贫穷是社会的苦难，追求财富对社会来说是一种进步的动力。社会财富的增加意味着社会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人的主体能力的提升；如果人人安贫乐道，不追求财富，社会总体财富如何增加、社会如何进步？反之，如果个人不能分享增加的社会财富，使自己的生活富裕，他们对财富渴求的热情就会被窒息，就不会有增加财富的动力。鉴此，小农生产方式基础上对待财富的态度，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当然行不通，它不符合正在兴起的市民社会的需要。
亚当·斯密作为工业革命时期新兴资产阶级的理论家很重视财富生产，他撰写的《国富论》是经济学的传世经典之作。该书旨在阐明新兴资产者如何满足个人对财富的追求，同时增加国家社会财富的总量。斯密在讲到政治经济学的目的时明确说道：“第一，给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和生活资料，或者更恰当地说，使人民能够为自己提供这样一个收入或生活资料。第二，为国家和联邦提供一个足以支付所有公共开支的收入。其目的是要使人民和君主两者都富裕。”（斯密，第397页）“经济人”假说和“看不见的手”假说都是为此而提出的理论：前者着眼的是作为财富追求主体的人的本性，后者着眼的是从每个人追求财富的合力形成的“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二者都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财富和社会财富增加所必需的。
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的新教伦理与“经济人”假说本质上是一致的。不同的是后者属于经济学，而前者属于伦理学。资本主义发展既需要“经济人”的逐利本性，又需要新教伦理所张扬的道德品格。节俭、勤奋、守财、积累是资本主义财富积累最宝贵的道德杠杆，韦伯以上帝的名义使其神圣化，把增加财富视为对上帝的义务。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当然不是宗教道德的功劳，资本主义必然从自身的生产方式中产生出这种伦理观念和“经济人”假说。
毫无疑问，追求金钱利益并非资本主义特有的。从私有财产制度产生，货币成为普遍等价物之后，追求金钱和财富就可以在各式各样的职业和人物中发现，仿佛被铸造为人的本性。但不同的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对利润的追逐和财富的积累，不是个别人的品质而是资本的天职和本性。所谓新教伦理的精神是资本主义精神。人们追求财富的欲望同样存在于前资本主义社会，但资本主义精神却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精神，是资本本性的理念化。正因为这样，新教伦理是翻译为道德的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反过来也可以说，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是翻译为经济学的新教伦理。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是把两者的道德观视为一体的。他说：资本主义经济学是“关于财富的科学”，又是“关于惊人的勤劳的科学、同时也是关于禁欲主义的科学，而它的真正理想是……禁欲的但进行生产的奴隶”，还说：“国民经济学，尽管它具有世俗的和纵欲的外表，却是真正道德的科学……它的基本教条是：自我克制，对生活和人的一切需要克制。你越少吃，少喝，少买书，少上剧院、舞会和餐馆，越少想，少爱，少谈理论，少唱，少画，少击剑等等，你就越能积攒，你的既不会被虫蛀也不会被贼盗的宝藏，即你的资本，也就会越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35页）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早于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60多年的著作；它反对“国民经济的道德产生资本主义”的神话，而是把这种道德视为资本主义经济要求的必然反映。新教伦理的本质同样如此。资本主义财富观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能头足倒置。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颠扑不破的真理。
财富是劳动创造的，但是劳动不能单独构成财富的源泉，劳动始终处于一定所有制形式下，只有通过所有制才能把劳动和劳动对象结合在一起。在农业生产方式下，个人劳动与土地及其产品是紧密相连的。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财富中存在着异化，这是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度下异化劳动的必然表现。
异化劳动在创造财富中并未合理地发展劳动者的主体力量，而是使它片面化和畸形化。财富的异化不仅体现为创造财富的劳动主体的异化，还表现为分配的异化。资本主义的财富增加的一个突出现象，就是社会财富的增长与创造财富的劳动者的贫困成正比。从社会来说，生产力发展了、经济发展了，社会的总体财富增加了，可同时却是越来越多的人陷入了贫困。劳动创造了财富，但劳动者并没有因劳动而致富，反而是不劳动者致富，少数人占有社会大量财富。
自资本主义社会诞生以后，就开始了生产力越发展、社会总体财富越增加，而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人口也越增加的进程。劳动者个人财富的占有与社会财富的增加处于分离状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条件下创造财富的劳动的异化作过生动的描述：“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劳动不仅生产商品，它还生产作为商品的劳动自身和工人，而且是按它一般生产商品的比例生产的”。（同上，第90页）
在农业生产方式中，农民可以有自己一小块耕地，依靠自己的劳动聊以卒岁；“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是对风调雨顺、衣食暂可无虑的农家生活的彩色描绘。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不同，因为劳动与劳动对象的分离而注定失去劳动对象的劳动者会因失业而落入悲惨境地。以往小农家庭无论如何贫穷，都会有几亩薄地和简陋的茅屋栖身，而在资本主义社会，被排除在劳动之外的“劳动者”不是住在贫民窟就是沦为乞丐和无处栖身的街头流浪者。
住宅问题是工业化进程中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生动描写过社会财富增加而创造财富的劳动者却因无房住而退回洞穴的荒谬情况：“人又退回到洞穴中，不过这洞穴现在已被文明的熏人毒气污染。他不能踏踏实实地住在这洞穴中，仿佛它是一个每天都可能从他身边脱离的异己力量，如果他交不起房租，他就每天都可能被赶出洞穴。工人必须为这停尸房支付租金。明亮的居室，曾被埃斯库罗斯笔下的普罗米修斯称为使野蛮人变成人的伟大天赐之一，现在对工人说来已不再存在了。光、空气等等，甚至动物的最简单的爱清洁习性，都不再成为人的需要了。肮脏，人的这种腐化堕落，文明的阴沟……成了工人的生活要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33-134页）这是私有制下高度工业化、城市化的溃烂之物。
当然，当代资本主义与一个半世纪以前的资本主义情况不同。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就说过；“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5页）资本主义具有一定的自我调节能力，它在发展中也在不断地对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各种关系进行调整。现在失业者和无家可归者的处境比资本主义早期得到了改善，但财富中分配的异化并没有消失；相反，由于具有国际垄断性质的跨国公司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中的强势地位，资产阶级对财富的掠夺式的聚敛已经越过国界走向全球，财富分配中的异化由国内有产者和无产者的贫富对立，转变为世界性的富国与穷国的对立。
尽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财富中的高额收入有助于缓解国内分配中的异化，但国内贫困问题并没有因此而得到根本解决。日本是当今亚洲最发达最富裕的国家，可是据美国《纽约时报》2010年4月21日报道，经过多年的经济停滞和贫富差距日益增大后，日本这个曾经标榜平等富裕的国家终于开始面对现实：贫困人口正不断增加。日本厚生劳动省2009年10月份公布的数据显示，约1/6的日本人生活在贫困中。当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各国的贫困线划分标准有较大差异。很多日本人曾相信，日本人都是中产阶级，但是当他们看到日本的贫困率高达15.7%，接近美国的17.1%时，他们都很震惊。研究人员估计，自从20世纪90年代日本房地产和股票市场崩溃后，其贫困率已经翻倍，日本人的收入陷入停滞甚至下降。
某些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在当代，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发展似乎在重复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这在住房问题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住房难成为新兴经济体的共同问题。在巴西，里约热内卢是贫民窟最多的城市，据市政府统计每五名市民就有一人居住在贫民窟。（见《参考消息》2010年4月22日）印度是发展中的大国，GDP增长很高，可全国有4亿人生活在联合国设定的每天1.25美元的贫困线以下。《参考消息》据路透社新德里4月18报道说，印度从2004年到2010年，6年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多了一亿人，贫困人口从23.5%增至37.2%。印度孟买超过一亿人居住在临时搭建的窝棚里。这就是马克思揭露的异化现象在当今财富分配中的一个侧面。可见，尽管资本主义国家也采取了缓和矛盾的福利和保障政策，但仍然无法根本医治异化劳动的痼疾。
资本主义财富中的异化现象，还表现为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之间的矛盾尖锐化。物质财富的增加之所以与道德和价值观念危机相伴随，跟财富形态的转变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物质财富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它是实物性存在。由于货币成为一般等价物，货币成为财富；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货币成为人与人之间联系的中介，成为任何需要和需要的满足之间的牵线者。货币的流动就是财富的流动。谁拥有货币谁就拥有财富，拥有的货币越多财富就越多。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能够购买人世间任何东西。货币既是财富的转化形态，又是一种异化形态。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有量的规定性，只有货币没有量的规定，货币的量就是无限量。拜金主义、利己主义最根本的共同点，就是对货币的不择手段的无止境、无限量的追逐。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货币作为现存的和起作用的价值概念把一切事物都混淆和替换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55页）在货币拜物教面前，事物如同映现在照相机中的人影，一切都是倒置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所谓人文危机、道德危机、价值观念危机，充分体现了货币作为财富形态的迷人魔力。因此，一个货币异化的社会，必然是一个拜金主义的社会，也必然是一个价值观念颠倒、道德尺度失衡的社会。
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问题时，马克思关于异化和异化劳动的思想，对于我们理解社会财富增加与贫困增加同步的现象有指导意义。资本主义社会中财富增加和分配不平等之间的矛盾、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之间失衡的问题，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的表现。但马克思主义并不因为资本主义存在着财富异化，就反对生产力的发展，阻止科技的进步，反对资本和货币在社会进步中的作用；道德不是评价社会进步的标准。
资本主义社会的进步的确血泪斑斑。它以农民失去土地、失去家园，变为大城市的贫民窟的居住者、变为流浪者为代价。马克思曾为此而抨击资本主义的不合理性，但他是向前看的，并不会因为资本主义的异化而要求历史倒转，由工业生产方式变为农业生产方式，由资本主义高楼林立的当代城市退回所谓充满田园风光和诗情画意的农家茅舍。城市代表文明和开放，而农村代表落后和封闭。农村向往城市和城市生活，农民想脱离农村和土地而往城里跑。只有当城市变为钢铁水泥筑成的高楼林立的堡垒，压抑得人透不过气时，人们才羡慕农村的自然风光；而且越是落后、越没有为现代文明“侵入”的所谓“原生态”地区，越成为人们向往的地区。这是当代文明社会的弊病，是现代化造成的自我困境。当代西方后现代主义能够滋生的原因正在于此。其实，城市、特别是超大型城市仍然是现代文明的辐射点，是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我们需要的是让城市的生活更美好，而不是退回到幻想中的“农村牧歌”。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的进步，财富中的异化和异化现象是进入更高的社会形态的炼狱，故企图阻碍历史潮流前进是枉然的。马克思就曾批判过封建社会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批评过西斯蒙第、卡莱尔等人的历史观。财富、货币、资本只要具有增加社会总体财富的活力，从中产生的种种不合理性比起平均主义来就对社会整体发展更为有利。正因为如此，《共产党宣言》中痛斥土地贵族的懒惰和对待财富的贵族态度，而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资产阶级为增加社会财富而扩展资本的力量加以赞扬。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大量涌现，它的合理的组织生产的方式和管理方式、经营才能，都表明资本主义社会是比以往任何社会更进步的社会。财富中虽然存在种种异化现象，但社会财富总量的增加对社会总体有利、对社会发展有利：它在为人类缩短劳动时间，增加闲暇时间，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准备条件。
在资本主义社会，财富占有者的生活当然是无产者无可比拟也无法想象的。但在财富异化状态下，资本占有者也难免处于一种异化状态。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恶性竞争中，尔虞我诈、钩心斗角，破产沦落甚至自杀，仍是大资产者个人难免的噩梦。马克思说过：“凡是在工人那里表现为外化、异化的活动的，在非工人那里都表现为外化、异化的状态。”（同上，第103页）金钱无主人。财富的流转是异化状态下财富占有者不可避免的命运。“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是封建社会权贵家族衰败时的情景，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时刻都在上演这种破产的“悲剧”。在资本主义市场中上演的没有硝烟的商业战争和货币战争，丝毫也不逊于封建社会的王朝战争。
受道德沦落与价值观念危机困扰的当代西方资本主义，把目光转向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它们多次召开有关东方哲学的讲座、讨论会和出版专门刊物，一些大学开设东方哲学的课程，力图在物质财富和科技飞跃的基础上，寻求精神的安顿空间。文化交流是文化进步的动力，中国哲学中包含许多哲学智慧，值得当代西方人认真研究和介绍。可以肯定，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家的道德观念，对于西方过分追求物欲、沉迷金钱的社会状态中的某些人，可能会有心灵疗伤的作用，但我以为对整体社会的作用有限。东方之药难治西方之病，东方文化不可能成为西方社会制度弊病的最后“解毒药”。
西方财富的异化现象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它不是单纯的文化观念问题，而是社会发展规律问题，不能只要资本主义制度而不要这种制度的异化后果。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不像一个苹果，可以切去坏的一半、留下好的一半后，仍然是资本主义。没有任何一种外来文化能使西方社会摆脱困境，解决问题的钥匙和手段只能存在于西方社会自身之中。
三、解放生产力和共同富裕
财富不是资本，但财富可以转变为资本。当财富支配他人劳动时，它就转变为资本形态。资本的占有是有产者与无产者的分界线；财富多少是富裕与贫困的分界线。财富与资本的区分不能混淆。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公民都是有产者，因为工人有汽车、有住房、有电冰箱，总之已不是一无所有的无产者，这是混淆资本与财富的界线。在传统意义上，无产者是工人阶级的另一称呼，因为他们不是凭借资本而是直接创造财富的劳动者。没有无产者即没有工人的资本主义社会，这当然是奇谈怪论；谁为资本的价值增值而劳动？难道是有产者为有产者自己生产，资本具有自我增值的魔法吗？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是资本与劳动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会因为贫困线的上下浮动而改变。
在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希望人人富裕，但并不希望也不可能人人都变为资产者。社会主义社会应该害怕的不是富裕，而是贫困。富裕只能巩固社会主义，贫困才会导致社会主义的危险。但我们也必须辩证地思考：不发展有不发展的问题，而发展又会出现发展中的新问题，富裕也是如此。富则修是错误的，但“富而不教”则会出现新问题，所谓“富二代”现象敲响的就是这种警钟。
在当代中国，私有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私人资本对当代中国社会财富的创造发挥着重大推动作用。在社会主义社会，工人的主人翁地位不能因被雇佣而改变。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发展是基本国策。社会主义国家应该保障工人有尊严地劳动，保障劳动者的福利和体面的生活。这是社会主义劳动不同于异化劳动的根本之点。如果资本与权力相结合，尤其是私有资本变为社会资本构成的主导，当然潜藏着极大危险。无视这种危险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因此而害怕富裕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历史发展中常常有极为相似的现象。中国是后发展国家，中国的现代化包含极其复杂的多样性的过程。它同时面对着前现代（落后的小农生产方式）、现代（工业化和城市化）和后现代（现代化弊端的呈现和对生态文明的渴求）种种发展的矛盾的交结与纠缠。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迅速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也会出现西方现代化过程中某些类似的现象。由于产业结构的调整，产生大量结构性下岗失业人员，以及农村人口向城市迅速聚集，无房和蚁居、蜗居现象成为迅速发展中的新的社会问题，成为财富增长中的新的贫困。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经济总量从3000亿上升到现在的30万亿，社会财富总量大大增加。财富虽然是使用价值，但它的生产与分配都承载着人与人的关系。财富分配的核心是利益关系的调整。当今中国，亿万、百亿万富翁不少，位列世界富豪排名榜上的人日渐增多。这是好事，是社会财富激增的表现。只要聚财有道，不是巧取豪夺，富人增多有利于增加人们对财富追求的社会活力，可以提升人们创业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当然，对财富急剧集中的不正当渠道及其产生的拉大基尼系数的效应，我们必须认真对待。
尽管历史发展有相似现象，但不同社会中对类似现象的处理方式和后果并不相同。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仍然存在贫困人口，然而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中国社会财富的增加与贫困人口的变化成反比。改革开放以来，脱贫成为我们的一项重要政策。无可否认，财富确实在向少数人集中，但脱贫人口还是越来越多。我们国家正在采取各种措施限制两极分化和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主义的现象，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社会低保水平，保障失业和下岗人员的生活，并着手解决房价虚高和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
分配永远无法超越经济和文化的制约。在当代中国，财富分配中的分化现象几乎难以完全避免。经济问题是不可能单纯依靠道德解决的，道德愤慨和抨击可以促进人们关注分配问题，但不可能解决分配不公问题。处于不同地位者和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对公平的理解可以南辕北辙。公平是社会的、历史的、变化的概念，永恒的、普适的公平是不存在的。
社会主义当然要求公平。公平是社会主义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道德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制度内在本质的要求。但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公平不是一个抽象的道德概念，而是由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保证的实际状态。分配的公平是结果，它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所有制性质决定的。在社会主义中国，有尊严和体面的生活，不会也不可能单纯依靠救济、慈善事业或社会福利来保障。与一些人津津乐道的西方福利国家的学者不同，马克思主义者清楚地意识到，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在着手完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的同时，应该合理规划各种经济成分的关系，并着力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增加社会主义国家的公共财富。中国的工人和农民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过去和现在都功不可没。中国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就和社会财富的激增，如果不能使全体社会成员、特别是弱势群体的个人生活得到改善，就难以逐步落实“以人为本”和“共同富裕”的理念。只有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发展，并采取经济的、法律的、道德的手段和实际政策措施限制两极分化，才能在社会财富和个人财富分配之间求得某种合理的、适度的均衡。我们要求的公平是社会主义公平，它不同于不同利益集团对何者为公平的主观认定，而是以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和有利于社会发展为衡量尺度的现实的公平。
如果让各种所有制、各种利益集团在市场博弈中达到公平，认为机会均等就是公平，那么劳动者只能是这种所谓机会均等中的弱者。市场中的机会均等适用于进入市场的资本拥有者和投资者，资本与劳动之间则没有真正的机会均等，这是由他们各自的地位决定的。当然，社会阶层具有一定的流动性。这是指其中的成员而不是指阶层本身；阶层本身不会有整体性流动，它只能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而改变。只要雇佣关系中的资本与劳动的区分存在，资本就比劳动强势：劳动离开资本就会失业，特别是离开土地进入城市的劳动者，离开了资本就不能生存，这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自身特点，构建和谐社会、调节劳资关系是我们的基本政策。我们应该充分发挥资本的作用，但更应该保护劳动者的权益和积极性。当然，就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来说，资本比劳动强势、聘用者比被聘用者强势，在这一点上两种经济具有相似之处。因此，市场经济下的所谓双向选择、自由择业，永远不可能越出市场经济规则的限制。
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发展社会主义，以社会主义引导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四个字至关重要，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生命线。不能把消除两极分化和过大的贫富差距、共同富裕寄托于对公平的道德诉求，而应该按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走最终达到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的共同富裕之路。这才是真正通向社会主义公平之路。
物质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但精神贫穷同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新财富观不单关涉物质财富，还关涉精神财富。精神产品同样是满足人类需要的财富。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消费方式和结果并不相同。物质财富的消费受到生理限制。虽然随着社会发展，生理需要已经不是消费的限制，享受和奢侈性消费成为物质财富消费的主要内容，但这种消费终究有个限度。超过人的社会的、生理的、心理的合理的物质需求，往往表现为不合理的消费。精神财富的消费则是无限的。物质财富的不合理的、过度的消费会有害于消费者自身，而精神财富的消费则使消费者素质越来越高，即越来越有教养、有文化。物质消费虽然可以拉动生产，但社会物质的过度消费会破坏生态环境、破坏资源，妨碍可持续发展；而精神财富则是一种增值性消费：消费越孕育出新的精神产品，智慧的碰撞越会产生新的智慧。一个国家的物质财富的增加，应该有利于劳动时间的缩短和闲暇时间的增加，有利于人的素质的培养和提高。物质生产任何时候都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但并非投入物质生产的社会劳动总量越多越好；事实正好相反，科技革命使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时间比例发生重大变化：精神生产在社会总生产中越来越占有重要地位。
先进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任务，它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在当代中国，由于经济发展和财富的增加，足疗、按摩、美容、洗浴之类的享受性和奢侈性消费扩展到小县小镇；与之相比，文化建设与全民读书的风气则发展缓慢。一个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文化精神支柱。如果只有物质财富增长，我们只能是一个在国际风云际会中借机而起的“暴发户”，而不可能是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文明国家。
财富是社会性财富。财富不可能是任何一个人创造的，它凝聚的是社会集体的力量。虽然在私有制社会中财富的占有方式是家族式的，但本质上它是社会财富。虽然封建社会中也有人建立义仓、学田，但不超过宗族范围，财富是在家族中贮藏和继承。但千亩良田八百主，通过家族的兴衰，不依财富主体的意愿而发生易手流转。资本主义社会比封建社会进步，有些财富的拥有者是主动转让，采取成立基金会的方式从事各种社会公益事业，不是在家族范围内济贫，而是回归全社会。这是社会文明的进步。
社会主义新财富观主张增加社会财富，也主张增加个人财富。但对个人来说，不应当以追求财富为人生目标。“一切向钱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之类的口号是误导，而不是社会主义新财富观。在对待财富问题上，应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相结合，个人财富的获得不能损害国家和集体利益。从这点上说，中国儒家以义取利、反对见利忘义的观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具在内在的兼容性。
社会主义国家的新财富观既重视个人财富，更重视社会财富；既重视物质财富，更重视精神财富；认为财富来自社会，也要回归社会。所以，我们应当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论，通过切实改革分配制度，以清除财富观中的拜金主义、利己主义，让财富真正成为人的劳动对象化和发展人的主体本质力量的创造物，成为全体社会成员共同享用的物质的和精神的盛宴。
【参考文献】
[1]古籍：《道德经》，《论语》，《孟子》，《庄子》。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9年，人民出版社。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人民出版社。[4]斯密，2007年：《国富论》上卷，新世界出版社。
（原载《哲学研究》2010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