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就已经指出，人的“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①。在马克思那里，无产阶级成了革命实践的承担者，担负起了自我解放乃至人的解放的历史重任。因此，有的人在宗教意义上看待无产阶级，或者在基督教的末世拯救论意义上将之视为马克思主义的“选民”②，或者在宗教—历史哲学混合的意义上把它视为“被世界历史选中的天命在身者”③。这种看似离奇的类比提醒我们，无产阶级在马克思理论中具有重要地位，蕴含着无产阶级能够成为人的解放的某种属性。然而，由于对无产阶级及其概念的研究视角不同，人们对无产阶级的理解仍然存在着某些不足，“究竟什么是无产阶级”仍然是一个值得继续讨论的哲学问题。

一、科恩论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概念

科恩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导言中说，他对马克思《神圣家族》关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论述遭受到了质疑，这是他完全走向分析哲学的动因之一。然而，科恩仍认为这是一篇分析哲学的论文，尽管它并不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分析哲学的文章”。④一般来说，分析哲学追求概念的清晰和命题的准确。那么，科恩究竟是如何清晰界定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概念的呢？他是否做到了清晰界定无产阶级？

科恩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一文中从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入手来分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定义。⑤在科恩看来，人与物之间的关系无非包括两类：1.人支配物；2.物支配人。

对于1，科恩又进行了细分，即1-1人在自身所处的环境中得到确证，以及1-2人在自身所处的环境中得不到确证。在情况1-1中，人仅仅是了解自身的处境，但并不知道自己身处其中；在情况1-2中，人不但不能确证自己，而且还与自身所处的环境相对立，并发现这种环境对自身具有压迫性。

对于2，同样包括两种情况，即2-1人在自身的处境得到确证，以及2-2人在自身所处环境中不能得到确证。在2-1条件下，科恩做了进一步区别：2-1′——人熟悉自身的处境而且在他所做的一切当中得到享受和满足；以及2-1″，人熟悉自身环境，但不了解自己身处其中，也就不可能享受其身临的处境，不能从他的劳动中获得愉悦感；在2-2条件下，人们与自身的处境相对立，并感受到这种处境对其自身的压迫性。⑥

根据科恩的分析，情况1指的是资本家，而情况2指的则是工人。那么马克思在分析无产阶级时指出，它应该归结为2-2，即他们不但与自身的处境、他们的活动(工作)不一致，而且对这种处境表现出了愤恨，并试图对这种处境做出反应。他认为，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就是这样论述无产阶级的，换言之，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对无产阶级的论述就是2-2这种情况。⑦马克思的表述如下：

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样表现了人的自我异化……无产阶级在异化中则感到自己是被消灭的，并在其中看到自己的无力和非人的生存的现实。⑧

如果说，科恩通过“分析”准确划分出了无产阶级的范围及其特征，那么应该如何看待马克思在这里对异化和无产阶级的论述就成了他的主要任务。在科恩看来，要完成这一任务，应该借助《德意志意识形态》提供的人的本质以及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论述的异化学说。⑨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⑩科恩认为，这就是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界定。因为传统的定义应该是种加属差。在对人的定义中，人的“种”就是动物，那么“属差”是“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换言之，人的本质就是它与动物之间的“属差”。也就是说，人的本质就是确立其本性的事物。对人来说，确定其本性的就在于他是一位生产者，人将自身与动物区别开来的就在于他的生产性。

科恩进而论证说，既然生产是人的本质属性，那么所有人都应该把生产活动作为他的“目的、根本利益和目标”，而“要成为非异化的”人，就必须“把生产活动作为目的自身”，不但把自身的力量用来“从事生产”，而且还要乐于进行这样的生产活动。(11)科恩认为，马克思之所以认为不管是资本家还是无产阶级都是异化的，原因在于：资本家根本不从事生产活动，因而也就不具有人的本质，所以它是异化的；相应的，无产阶级虽然在从事生产活动，但是它的生产活动却不是为了实现它自身的力量，而是为了一个与动物一样的导致人异化的理由——谋生。(12)

科恩根据人的本质以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把工人的异化及其表现出来的特征总结为以下几点：“(1)无产阶级否定自身而不是实现自身；(2)他感到凄惨；(3)它没有发展它的能力；(4)他被榨干；(5)他的地位卑贱；(6)他的工作是不自愿的；(7)他的工作并不是为了满足需要，这不过是满足其需要的手段；(8)他为别人工作。”(13)

异化和人的本质是科恩界定无产阶级的一种方式，这种概念界定借助的是马克思早期及其思想转型期的著作来完成的。科恩还用另外一种方式界定无产阶级。他在《资本主义、自由与无产阶级》中曾对经典的无产阶级概念——那些“拥有他们的劳动力但不拥有生产资料的人”——进行过细致分析。(14)科恩认为，这个无产阶级概念与这样一种说法密切相关，即无产阶级为了避免饥饿之苦而被迫出卖他们的劳动力。不难看出，这个概念包含两个前提条件，一是无产阶级拥有他们的劳动力，二是他们不拥有生产资料(并因此不得不去出卖劳动力以避免忍饥挨饿)。但是，科恩认为，这个概念实际上是模糊的，因为它(1)是相对宽泛的，比如，高薪的设计师尽管没有生产资料，而且也在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但他们并不属于无产阶级，因为他们仍感受到了确证和满足；同时它(2)又是狭隘的，因为它有的无产阶级确实拥有一定的生产资料。

那么无产阶级概念的科学性究竟应该建立在哪个要素之上？科恩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中提出了一个无产阶级概念，即它“必须出卖他的劳动力以获得他的生活资料”。(15)换言之，“当且仅当一个人必须出卖他的劳动力时，他才是一个无产者(阶级)”(16)。但科恩紧接着就否定了这个概念的充分必要性，也就是说，必须也不能成为让无产阶级概念具有充分必要性的要件，因为迫使他们的必须(做工)的原因在于他们面对的外在条件，整体外在条件的强迫性和工人本身的自由选择之间总存在着一些紧张关系，比如，如果无产阶级是自由的，那么它完全可以选择从事其他不受奴役的工作，或者选择不进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中。然而，大多数无产者并没有做出这样的选择，“这些自由的个体构成了一个被严重制约的群体”(17)。

对于为什么无产阶级不逃离这种被束缚的群体，科恩给出了三个理由：(1)这种逃离只有可能性，较少具有实践性，这是一种“可能但很难”的选择；(2)对无产阶级来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一种“无声的强制”的经济关系(18)，因而一个阶级的地位是自然而然的和无可逃避的；(3)从无产者个体角度来说，并非所有人都愿意成为小资产阶级或诸如此类的阶级阶层。这种推理设想的更好的解决方案就是进行解放，但这种解放并非针对无产阶级，而是针对阶级社会的。(19)

科恩经过对无产阶级的两种论证，最后不得不承认，这些论证并没有确定无产阶级的概念。但我们要继续追问的是，科恩的不成功原因究竟在哪里？尽管他差不多完全脱离马克思文本的发生语境，没有考虑到(最起码是没有论证)马克思思想转变对界定这个概念的影响，都没有帮助他确定一个无产阶级概念，这究竟是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及其追求科学性和明晰性的目的所致，还是由于其他原因呢？我们下面打算通过我们自己对文本的分析，并借助思想史资源，试图重新梳理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理论。

二、无产阶级与异化

要理解无产阶级，我们首先应该“回到马克思”，根据马克思的文本来分析这个概念。我们认为，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的分析还是应该回到《神圣家族》，甚至需要回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充分借助这两部著作中的异化理论。

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论述无产阶级的方法是，在私有财产、无产阶级和财富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中解释无产阶级。在马克思看来，私有财产本身是一个整体，它同时也是一个矛盾体，其中包含两个对立面——无产阶级和财富。在这个矛盾体中，一方是财富，它作为整体的肯定方面要维持这个整体；另一方是无产阶级，它作为整体的否定方面要消灭这个整体。这个整体的否定方面——无产阶级，“是对立内部的不安，是已被瓦解并且正在瓦解的私有财产”。然而，私有财产为什么会走向瓦解？因为私有制本身就包含着无产阶级，培养了否定自身的“掘墓人”——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能够成为否定方面，因为无产阶级对与“它的人的本性”相矛盾的“露骨的、断然的、全面的否定的生活状况”表现出了愤慨。也就是说，导致无产阶级愤慨的是私有财产，正是私有财产“造成作为无产阶级的无产阶级，造成意识到自己在精神上和肉体上贫困的那种贫困，造成意识到自己的非人化从而自己消灭自己的那种非人化”(20)。实际上，无产阶级的这种非人化的、在精神和肉体上贫困的状态，就是一种异化状态。

这种异化状态实际上不仅表现在无产阶级身上，而且还表现在财富身上，因为在马克思看来，“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是人的自我异化”(21)，而造成这种异化的是私有制。换言之，私有制导致了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的异化。然而，私有制是如何导致这种异化的呢？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并没有分析从私有制到人的异化的演进过程，更没有论述异化在何种意义上又导致私有制灭亡的原因。它只是简单地指出了无产阶级的异化状态促使他们去扬弃私有财产的心理状态。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回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为《1844年手稿》)。

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的《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一节讨论了异化概念。根据马克思的论述，这个异化劳动概念包含四个规定，即“(1)劳动产品的异化；(2)劳动活动的异化；(3)类本质的异化；(4)人与人的异化”(22)。在这四个规定中，前两个规定是在论述“劳动的异化”，后两个规定是指“人的异化”。异化的这四个规定“呈现出从物到人，从单个人再到复数人的越来越复杂的过程……马克思是在试图建构一个完整的异化劳动概念体系”，(23)。

但已有很多学者指出，在这个概念体系中存在很多有待说明的难题，其中最著名同时与本文关系最密切相关的是第四个规定——“‘人同人相异化’的困境”(24)。这一规定的困境在于：(1)有些学者根本否认异化的第四个规定，即将第三规定和第四规定合二为一，并因而将“马克思的异化劳动视为三重异化”(25)。韩立新教授虽然肯定了第四个规定的独立性，但却提出了另外一个更具破坏性的观点，即(2)第四个规定与前三个规定之间存在着断裂。因而，异化的第四个规定应该是市民社会中“两个私有者之间的异化”。这种解释的合理性在于，它既能解释异化主体之间的对等性，也能够避免异化规定之间的逻辑矛盾。(26)

对于“人同人相异化”是指市民社会中私有者之间的异化这一结论，我们认为存在以下漏洞：如果说将异化的这一规定的主体视为私有者，从而认为这种异化是指某个主体将自己的劳动产品和劳动对等地异化(转让)给另一个主体，这就意味着这种异化具有公平性和自愿性，因而也就不会造成某一方在肉体上遭受折磨，在精神上遭受摧残。换言之，异化就不可能给主体带来否定性(消极性)。然而，这与马克思异化理论的逻辑前提是矛盾的，因为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前提是基于一种经验事实，即“国民经济的事实”，这种事实揭示的恰恰是无产阶级所处的不利处境——“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27)。换言之，我们承认异化理论具有层层递进的关系，那么在这种关系中，整个异化理论(四个规定)的否定性特征与它的出发点应该是一致的，而不应该在最高层面以后规定丧失这一特征。

同时，我们还可以从异化(导致)的消极属性的角度来论证“人同人的异化”就是指“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异化”这一结论。不可否认，来自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异化理论具有外化层面的含义，但它同时“缺少主体的自我复归”而具有的否定性，正是这种否定性导致了无产阶级的普遍奴役以及他们人的身份和尊严的丧失，揭示了“资本主义的不合理性和非人性”(28)，正是异化的这些后果，才让无产阶级有了否定私有制这个整体的动力，让无产阶级成为革命的主体。

当然，与异化理论的内在逻辑相比，更直接和更明显的证明是文本上的论证。在《1844年手稿》中异化的第四个规定遭受质疑的原因之一是它的内容“少得可怜”，并认为其不过是“前三个规定，特别是对第三规定的一种类推”。实际上，如果我们接受马克思思想的“断裂”发生于《德意志意识形态》，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在某种程度上，《1844年手稿》和《神圣家族》之间就是相互补充的。(29)而异化的第四个规定的内容，完全可以从《神圣家族》中来寻找补充论证。在《神圣家族》第4章的“批判性的评注2”中，马克思大量关于私有制、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资产阶级)的解释说明，就是对异化理论第四个规定之论述的补充说明。

三、市民社会与无产阶级普遍性

无产阶级要想真正担负起“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任务——消灭私有制，前提是让自己由特殊的阶级上升为一个普遍的阶级。但有些研究认为，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概念具有很强的模糊性，因为它“在目的的普遍性(人的解放)和手段的特殊性(一个阶级的解放)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30)。解决这种紧张关系的一种偷懒的方式是，简单地认为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的论述存在着“抽象和具体、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分离”(31)。

在马克思那里，无产阶级究竟是一个怎样的阶级？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明确将无产阶级视为一个特殊阶级，因为解放的前提是“形成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形成一个若不从其他一切社会领域解放出来从而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领域，总之，形成这样一个领域，它表明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回复才能回复自己本身。社会解体的这个结果，就是无产阶级这个特殊等级”(32)。

但真正的解放必须是“以宣布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为立足点的解放”，即“人的解放”，这种解放依靠无产阶级来实现。(33)那么，作为特殊等级的无产阶级如何能够实现“人的解放”这个普遍的目的呢？唯一的途径就是无产阶级让自己成为一个普遍的阶级，换句话说，无产阶级自身应该包含一种“革命所需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能够使其“承担起普遍的‘人的解放’的重任”。(34)

有的学者认为，无产阶级的普遍性只有在哲学—逻辑学的意义上才能够得到解释，才能让自己成为“不是为了自己的特殊利益而成为一种否定性的或者说是革命性的力量”，而这种处在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关系中的无产阶级，其科学内涵“只有在存在论的高度……才能真正把握”。(35)然而，无产阶级这种“普遍的无的体现”不能仅仅局限在存在论之“存在的辩证否定运动过程”的一个环节来加以抽象的理解，这种逻辑推演必须在社会和政治思想中来加以具体化。因为麦卡锡已经指责说，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理论在早期只有一种抽象的本质，其后期的文本的重要理论目的之一就是用经验的、社会和经济内容来丰富这一抽象概念的内容。(36)我们要对麦卡锡的界说进行一些修订，那就是，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概念在其早期就已经具有了丰富性和具体性，要给无产阶级理论注入更加科学、经验的内容，就不能仅仅在他的抽象的或先验的无产阶级概念中打转。

那么，无产阶级在社会和政治思想层面如何具体体现其普遍性的，或者说它的普遍性具体化表现为几种形式。本文将接受韩立新教授的结论，即无产阶级的普遍性应该包含两个层面，其一是政治层面的普遍性，另一就是经济上的普遍性。

对于无产阶级的政治普遍性，马克思认为其在于无产阶级是“推翻旧势力的政治主体”。马克思曾经指出，德国的封建专制制度是使人们成为普遍奴隶的原因，而推翻这种“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普遍奴役制的任务需要无产阶级来完成。在完成这一任务过程中，无产阶级会成为“政治上的理想主义者……感到自己是整个社会需要的代表”，从而能够实现普遍的解放。这种政治任务和使命的理想主义和普遍主义特征就给实现解放的主体——无产阶级赋予了政治上的普遍性。(37)

但是，无产阶级的政治普遍性不能替代经济的普遍性，甚至经济普遍性才是让无产阶级成为普遍阶级的真正基础，它是“决定国家和政治的基础，才是解决‘人的问题’所必须要找到的普遍性”。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的经济普遍性应该在市民社会中实现并得到解释。因而，我们首先应该解决的是如何“在经济学的层面上说明市民社会本身的普遍性”(38)，并解释市民社会的普遍性及其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

在解释市民社会的普遍性之前，我们首先要明确与无产阶级相关的是何种市民社会。关于市民社会，人们给出过各种各样的解释和说明。日本的高岛善哉对种种市民社会理论进行过梳理和说明。在他看来，市民社会有四种容易产生混乱的理解：(1)作为国家对立面的市民社会；(2)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对立面的市民社会；(3)作为封建社会对立面的市民社会；以及(4)作为产业社会或大众社会对立面的市民社会。(39)为了廓清这些易错的理解，高岛善哉提出应该从以下三个维度来理解市民社会，即它是(1)“历史的产物”，(2)“近代政治、经济、教育等精神文化的总体范畴……近代市民生活的总体”，以及(3)一种“典型的经济社会”。(40)然而，不管是高岛善哉提出的所谓导致混乱的市民社会理论还是他本人的市民社会，都未能解决无产阶级的普遍性问题，或者说，我们很难从这些概念中看到无产阶级与市民社会的紧密关系以及其中体现的无产阶级的普遍性。根据韩立新教授的归纳梳理，市民社会的概念具有三重规定，即(1)“贯穿整个人类历史的市民社会”，(2)“伴随着私人所有而出现的市民社会”，以及(3)“资产阶级社会”。他进而指出，在近代，市民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同属于一个社会，是这个社会的不同层次，因而具有双重含义，即它是“以商品交换关系为核心的社会组织……采取了异化和物象化形式的社会”，同时它是“以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对抗为核心的资产阶级社会”。(41)

应该说，韩立新对市民社会的界定为论证无产阶级在经济上的普遍性提供了一种可能。这是因为，作为国民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市民社会，必然是以劳动产品的异化(42)和劳动产品的交换为基础的社会，也就是说，市民社会首先是一个经济社会。在这个社会条件下，首先，劳动产品异化的第二层含义的规定本身蕴含着无产阶级的因素，因为这种异化迫使劳动者遭受“自己的产品即资本的统治”，直接面对的就是它的恶劣的生存状况。(43)其次，市民社会是异化劳动发生的社会场域，并且由于我们已经论证“人同人的异化”即为“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异化”，因而，我们可以推断，无产阶级通过异化劳动的环节进入到市民社会之中，无产阶级的社会特征是在作为经济社会的市民社会中呈现出来的。第三，无产阶级的社会—经济普遍性在于近代的资产阶级社会(市民社会)的异化劳动的普遍性，而不在于黑格尔意义上市民社会基于“需要之体系”的普遍性。因为，(1)黑格尔意义上的普遍性指的是市民社会中的个人必须通过与他们的联系才能够生存，因而在具有形式普遍性的市民社会及其中的个人尽管是“相互依赖、相互补充的联系状态”，但这种状态不是无产阶级备受压抑、非人性的存在状况，甚至其中的个体也不是无产阶级，而是拥有私人所有的独立主体。尽管这种主体与无产阶级一样，可能也属于私有制的一方面，但它只能是肯定的一方面，而不是否定的一方面，只能是保守的一方面，而不是破坏性的一方面。但是，(2)无产阶级能够承担起具有世界历史任务并进而反对私有制的动力，在于它在私有制中属于被否定的一方面，他自身并非私人所有者，因而也不可能进入黑格尔意义上的“需要的体系”。无产阶级的普遍性必然需要借助一个环节进入市民社会，然后在市民社会的经济语境中来表征自己的普遍性。第四，无产阶级所借助的环节就是私有制(私人所有)以及和他一同作为私有制组成部分的有产阶级(资本家)。

根据如上分析，我们可以认为无产阶级的经济普遍性应该做如下理解：(1)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民社会—资产阶级社会中，社会交往(以商品交换为主)是社会普遍性的前提条件，而交往的普遍性必然会导致生产的普遍化；(2)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普遍性就是异化劳动的普遍化，而“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的异化也就是相应的普遍化，同时无产阶级作为其中一个规定的一个方面，必然也会具有普遍性特征；(3)由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是自我异化，但因为无产阶级在异化中感到的是被毁灭，受到了“不可避免的、无法掩饰的、绝对不可抗拒的贫困”的逼迫，因而，他们就有了摆脱异化状态的普遍要求，而这种要求是通过否定实现的。

四、无产阶级何以能够成为否定方面？

无产阶级在政治和经济层面具有了普遍性，为这个阶级的革命提供了潜在可能性，那么这种可能性是否会自然而然转化为必然性，成为现实的否定要素？换言之，无产阶级何以能够成为否定方面？

无产阶级具有了认识到自身境况的自我意识。我们看到，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对自身的状况表示愤慨，因为它感到自己“是被消灭的，并且在其中看到了自己的无力和非人的生存的现实”。他所处的状况与人的本性相比，完全是“露骨的、断然的和全面的否定”，而要摆脱这种否定状况，就必须消灭私有制，而消灭私有制，首先应该消灭自身。消灭私有制涉及问题的本质，即这究竟指的是无产阶级的目的，还是指向另外一个方向——“无产阶级究竟是什么”。(44)对此，我想要说明的是，如果认为消灭私有制是一种历史目标，那么这仅仅是无产阶级的认识问题，但如果认为它就是“无产阶级究竟是什么”的答案，这实际上就已经转变成了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问题。私有财产瓦解的前提必须是无产阶级具有了自觉的阶级意识。马克思甚至认为，英法两国的社会主义之所以发展比较充分，部分原因在于这两个国家的“无产阶级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任务，并且不断地努力使这种意识完全明确起来”(45)。只有当无产阶级意识到“无产阶级究竟是什么”的答案就是消灭私有制，也就是说，消灭私有制本身就是无产阶级的题中应有之义，即无产阶级作为私有财产的否定方面本身就包含着消灭它本身。

通过对马克思无产阶级理论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及其异化思想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产物，并且综合了英国古典经济学中的市民社会理论。马克思在构建无产阶级理论的时候，既充分吸收了思想史的资源，同时又是在具体的社会语境中来展开论述的。无产阶级正是在这种极强的综合中表现出了普遍的、彻底的革命性。如果像分析的马克思主义那样，通过分析的方法而抛弃掉历史和社会的维度，那么就很难全面、科学地理解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理论。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8页。

②[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何兆武、李约瑟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507页。

③唐文明：《究竟什么是无产阶级》，载韩立新主编：《新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34页。

④[英]科恩：《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 一种辩护》，段忠桥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6-7页。

⑤Gerald A.Cohen,"Bourgeois and Proletarians",i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Vol.29,No.2,1968.

⑥对于情况1，科恩分析的是资本家，而且进行了同样详细的分析，本文限于篇幅不再详述。

⑦Gerald A.Cohen,"Bourgeois and Proletarians",pp.227-228.

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61页。

⑨Gerald A.Cohen,"Bourgeois and Proletarians",p.211.

⑩《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19页。

(11)Gerald A.Cohen,"Bourgeois and Proletarians",p.213.

(12)Ibid.

(13)Gerald A.Cohen,"Bourgeois and Proletarians",p.220.

(14)See Gerald A.Cohen,"Capitalism,Freedom and Proletariat",in The Idea of Freedom,Oxford,New York,Toronto,Melbourn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9,p.18.

(15)[英]科恩：《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 一种辩护》，第91页。

(16)Gerald A.Cohen,"Capitalism,Freedom and Proletariat",p.18.

(17)Gerald A.Cohen,"Capitalism,Freedom and Proletariat",pp.22-24.

(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46页。See Karl Marx Frederick Engels Collected Works(MECW),Vol.35,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75,p.726.

(19)Gerald A.Cohen,"Capitalism,Freedom and Proletariat",pp.24-25.

(2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61页。

(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61页。MEW,Bd.2,S.37.

(22)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55-166页。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MEG4-2),I,Band.2,Berlin:Dietz,1982,S.236-245.这种归纳请参考韩立新：《〈巴黎手稿〉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61页。

(23)参见韩立新：《〈巴黎手稿〉研究》，第161页。

(24)关于其中的难题及其解决，韩立新教授做出了目前为止国内最为详细也最为系统和创造性的论述。详情参见韩立新：《〈巴黎手稿〉研究》，第161-180页。

(25)具有代表性的是日本学者梅本克己在《唯物史观与经济学》和广松涉在《青年马克思论》中的论述。转引自韩立新：《〈巴黎手稿〉研究》，第176页。

(26)韩立新：《〈巴黎手稿〉研究》，第179页。

(2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56页。

(28)韩立新：《〈巴黎手稿〉研究》，第180页。

(29)从两书的写作时间来看，《1844年手稿》写于1844年6月初-8月，《神圣家族》写于9月-11月。而在这段时间，马克思的术语及其思想也没有发生明显变化。费尔巴哈的影响仍然巨大。这一点能够从《神圣家族》中的相关章节表现得非常明显。当然，这涉及另外一个学术界聚讼纷纭的问题——马克思的思想发展究竟有没有一个费尔巴哈阶段。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326-338页。

(30)Timothy McCarthy,Marx and the Proletariat:A Study in Social Theory,Connecticut:Greenwood Press,1978,p.49.

(31)David W.Lovell,Marx's Proletariat:The Making of a Myth,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88,p.6.

(3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6-17页。

(3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8页。

(34)韩立新：《〈巴黎手稿〉研究》，第71页。

(35)唐文明：《究竟什么是无产阶级》，载韩立新主编：《新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第353页。

(36)David W.Lovell,Marx's Proletariat:The Making of a Myth,p.6.

(3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1、16页。

(38)韩立新：《〈巴黎手稿〉研究》，第72页。

(39)[日]高岛善哉：《什么是市民社会？》，载韩立新主编：《当代学者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日本学者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5页。

(40)同上书，第58-59页。

(41)韩立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市民社会概念》，载韩立新主编：《新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第183-187页。

(42)它包含对象化即“自然的异化”和“劳动产品的异化”两个层面。参阅韩立新：《〈巴黎手稿〉研究》，第165页。

(4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57页。

(4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62页。

(4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62页。

(原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