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发展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问题，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旨归所在。但是近年来，对人的发展问题的哲学探讨似乎陷入了停滞状态，仿佛人的发展理论已经完全清楚，无需进行探讨了。但是，人的发展问题又是所有哲学都不能回避的重大问题。从当代中国社会现实来看，在中国日益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工业社会的今天，人的发展问题再一次得到突显，而马克思论著中对人的发展问题的论述非但没有过时，反而更为突出地指向当代社会，因此，在当代中国发展的语境中回到马克思的文本，探求马克思人的发展相关论述的深刻意义，不仅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理论问题，也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本文的探讨拟从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手稿哲学思想中汲取教义，对马克思人的发展理论进行深入阐释。
一、异化与人的发展：《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人的发展理论
尽管我们可以从词源学角度来考察异化理论的起源和发展历史，将其追溯到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哲学著作，但真正将异化作为一个哲学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概念而突显出来的，却只能说是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此后，异化概念在哲学史上得到了进一步阐述和深化，对哲学史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对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我们当然是耳熟能详的，但在此我们所关注的不是异化理论本身，而是蕴含在马克思异化理论论述中的人的发展理论，因为对于马克思而言，异化最终是人的本质的异化。从《1844年手稿》的相关论述看，马克思主要从以下方面对人的发展问题进行了论述。
第一，异化阶段是人类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特殊阶段。异化阶段是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所突显出来的人被自己的生产出来的产品（物）所全面统治和奴役的阶段。在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形态中，例如在封建的国家和奴隶国家中，并不是不存在这种异化，只是没有象资本主义社会这样突显罢了，用黑格尔的术语说，异化从资本主义社会之前的自在阶段过渡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自为阶段。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将人类的全面异化、物对人的全面统治和奴役显现出来。这说明，在资本主义阶段，人的发展阶段到了一个特殊的、极端的阶段，人全面地受到物的统治和奴役，这具体表现为人受到资本的统治，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本阶级两大阶级的对立。
第二，按照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根据是否全面异化，我们可以将人的发展划分为前异化阶段—异化阶段——后异化阶段三个阶段。所谓前异化阶段，即人类尚未异化。在人类社会的原始时期，人类为了生存的需要，利用自然界来生产和再生产自身的劳动，是无所谓异化的，这一阶段可以说是前异化阶段。在这一阶段，人类表明了自己是类存在物。这一阶段，人的活动在一定意义上是自由的，并不受物的统治和奴役。所谓异化阶段，如我们已经说明的那样，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这一阶段，人的活动不是自由的活动，人受到自己生产物的奴役，成为自己生产物的奴隶。需要指出的是，异化阶段并不仅仅是劳动者受到物的奴役，即使是非劳动者（例如，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产阶级等）也是受到物的奴役的。异化阶段不是社会某一部分人的异化，而是人的全面异化。这一阶段，在资本主义时期达到了其顶峰。但是，异化阶段又是人类发展的必经阶段。所谓后异化阶段，是随着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人类社会消除了异化，人重新成为人的阶段。事实上，这就是共产主义阶段。后异化阶段的人与前异化阶段的人虽然表面看来是相似的，但是就其实质而言却完全不同。后异化阶段是人的全面解放阶段，是真正自由自主的人的实现。而前异化阶段的人，却是人与自然界的原始同一阶段，是自由而不自主的阶段。马克思认为，必须异化的消除只能通过消灭私有财产来实现，因为就其本质而言，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的产物和表现。马克思曾经说过，虽然私有财产似乎异化劳动的原因但事实上相反，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之结果。 [1]（P61）通过揭示私有财产的本质，马克思得出的结论是，工人解放这种形式，或者不如说革命的政治形式，使工人从奴役中解放出来，实际上包含着人的普遍的解放，即人类的解放。 [2]（P62-63）消除异化达到后异化社会的途径是通过工人的解放来达到人类的普遍解放，由此可见，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直接衔接着无产阶级革命理论。
第三，通过异化劳动理论的论述，马克思初步阐述了人的本质。从马克思的论述来看，劳动者，或者说工人，在劳动中感受到的是一种异己力量的压迫，是痛苦和不幸而不是快乐和幸福，不是自由地发挥，而是精神与肉体上的摧残与折磨。人被异化成了动物，这表现在其属人的属性不再是属人的，而是动物的，其动物性则变成了人的。例如，劳动本是属人的，但劳动者在这种异化劳动中感觉到自己变成了动物；吃喝拉撒这些是动物机能，而人却只有在行使动物机能时才能感到自由。 [3]（P54-55）作为非异化的劳动，作为人的本质生命活动之表现的劳动，应该是自由活动。异化劳动是劳动的外化，而这种外化的劳动正是从反面说明了劳动作为人的本质的维度。人在外化的、异化的劳动中，所感受到的是自己本质的丧失，是自我折磨，是对自身的压抑，是自我牺牲。反过来说，在真正的劳动（非异化的劳动，作为人之本质表现的自主活动）中，人的本质得到了实现。真正的劳动，即作为人的本质表现的劳动，对人而言是内在的，而不是外在的，即是说，人本身内在包含了劳动的属性，劳动是人的第一需要。或者说，劳动不应该是异己的，而完全是本己的。真正的劳动是自由活动和自主活动。而异化的劳动则与之相反，是非自由的（被强制的）、非自主的（是为别人的，不属于自身的）活动。人在自主的、自由的活动中，与动物区别开来。这说明，劳动是人与动物之间的分界线。
第四，在将劳动作为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来阐述的同时，马克思多维度地阐述了人的本质。首先，在存在论维度上，马克思将劳动视为人的存在论基础。马克思指出，劳动是生产人本身的一种活动，是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劳动是人所特有的生存方式。“劳动这种生命活动，这种生产生活本身对人来说不过是满足一种需要即维持肉体生存的需要的一种手段。而生产生活就是类生活。这是产生生命的生活。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生活本身仅仅表现为生活的手段。”[4]（P57）这段颇为绕口的话只不过是指出了劳动是人的本质特征，指出了劳动是人本身的存在论基础而已。其次，马克思指出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的本质。动物对自身生命活动的关系不存在着意识关系，不存在反思性关系，而人与自身的生命则不是直接同一的，总是为意识所中介。再次，马克思提出了人的类本质的思想。所谓人的类本质，是指人作为一个类能够把自身作为对象看待，同时也能够把其他人和物看作自己的对象，人能够把自己看作有血有肉的思维着有意识的人来看待。在马克思看来，作为类存在物的人的两个基本维度是：一是人可以将自己和他物的类作为对象，二是人把自身作为普遍的、自由的存在物。[5]（P57）前者指出人可以在意识活动中将自身和他物作为对象来反观自身，后者则指出人的普遍性、自由性本质。马克思接着指出了人作为类存在物的表现。在理论上，人把自然界作为意识的对象；在实践上，人把自然界作为活动的对象和基础。在这一意义上，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的类本质是未经异化的劳动。未经异化的劳动，即自由自觉的人类实践活动。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总是将真正的未经异化的劳动与异化劳动对比来说明，在对异化劳动的论说中，阐释未经异化的劳动的特质。对于作为人的类本质的劳动，马克思有各种提法，如自由活动、自主活动、有意识的活动、实践活动、改造对象世界的活动等等。这些都是对非异化的劳动的不同说法。由马克思在《手稿》中对异化问题的论述可以看出，对异化问题的阐述构成了马克思人的发展理论的起点和基础，所谓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只不过是异化的克服扬弃，因此异化理论中对人的发展理论的阐述构成了马克思人的发展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马克思写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距今已经一百七十多年。在有些人看来，对手稿中异化理论的研究已经穷尽其意义，不再具有研究价值。而我们认为，手稿的巨大理论潜力尚有待于进一步发掘。举例来说，现代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海德格尔就极为重视异化问题，他认为，正因为马克思经验到了人之异化的维度，他才真正思入历史深处，也只因为如此，马克思的历史观比现象学和存在主义都要优越。[6]海德格尔对马克思异化理论的重视至少提示我们，即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不仅没有过时，而且还远远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发展，因为从历史发展的宏观视野来看，我们所面对的世界并未超出马克思的理论思考所指向的视界。
二、劳动与人的发展：《资本论》及手稿对人的发展问题的论述
晚年的马克思是否放弃了异化概念？由于在《资本论》中，异化概念已经不再明确出现，所以有些学者认为手稿中的异化概念是马克思“不成熟的”思想，不应作为成熟的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组成部分。但是笔者以为，异化理论实际上贯穿于马克思一生的哲学思考，并以某种变化了的方式保留在《资本论》中。正如赫勒所指出的：“一切指出《资本论》中异化概念缺失的理论家都错过了基本问题，即整本书的建构只不过是异化的重构。……异化是别名为劳动的社会分工的私有财产。”[7]因此，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实际上与后期《资本论》中对劳动的论述也是一致的。
如果说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我们还并未面对真正的人类劳动，而只是通过异化劳动来透视人类劳动的话，那么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等著作中，我们所面对的就是真正的人类劳动本身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确立了新的历史观，而这个新的历史观的逻辑起点则是现实的个人。那么，现实的个人之“现实”又在何处？马克思指出，在于生产劳动。正是人们的物质生产劳动构成了现实的个人的真正的、现实的基础。在这里，物质生产（劳动）是解释历史的基础。[8]这种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内的劳动观与异化史观中的劳动观具有极为不同的意义。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中，马克思继续探讨了劳动概念。如果说《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劳动更接近于抽象的实践观念、物质生产的含义更为广泛，而这里的劳动则更接近于严格的生产产品的物质生产、严格意义上的劳动。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导言中，马克思开篇指出：“摆在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9]（P22）物质生产，是劳动的特殊形式，是从社会的个人出发来对劳动所做的界定。马克思指出，生产总是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社会个人的生产。生产不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而是伴随人类社会始终的现象。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构成的生产总过程中，生产是起决定作用的环节。诚然，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包含了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诸环节，但生产却既是总过程，又是支配这个过程其他要素的要素。 [10]（P40）在这里，马克思显然是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来定位作为生产总体过程的物质生产的。
马克思还着重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内部考察了劳动，即作为与资本对立的一方的劳动。马克思认为，在资本生产中，资本是交换价值，而劳动是使用价值，在此意义上，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是对立的。“同资本这个以设定的交换价值相对立的使用价值，就是劳动。资本只有同非资本，同资本的否定相联系，才发生交换，或者说才存在于这种规定性上，它只有同资本的否定发生关系才是资本；实际的非资本就是劳动。”[11]（P232）在马克思的思考中，一方面是资本，另一方面是劳动，二者之间形成了一对矛盾。对于作为非资本本身的劳动，马克思做了以下解释：“（1）从否定方面看的非对象化劳动（本身还是对象的东西；在客体形式上是非对象的东西）。作为这样的东西，劳动是非原料，非劳动工具，非原产品：是同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相分离的，同劳动的全部客体性相分离的劳动。是抽掉了劳动的实在现实性的这些要素而存在的活劳动（同样是非价值）；这是劳动的完全被剥夺，缺乏任何客体的、纯粹主体的存在。是作为绝对的贫穷的劳动：这种贫穷不是指缺少对象的财富，而是指完全被排除在对象的财富之外。 或者也可以说：是作为现存的非价值，因而是未经中介而存在的纯粹对象的使用价值，这种对象性只能是不脱离人身的，只能是同人的直接肉体结合在一起的对象性。因为这种对象性是纯粹直接的，它也就同样直接是非对象性。换句话说，不是处于个人本身的直接存在之外的对象性。（2）从肯定方面看的非对象化劳动，非价值，或者说，自己对自己的否定性，劳动是劳动本身的非对象化的存在，因而是劳动本身的非对象的，也就是主体的存在。劳动不是作为对象，而是作为活动存在；不是作为价值本身，而是作为价值的活的源泉存在。［劳动］这种一般财富同资本相反，在资本上，财富是作为对象即作为现实性而存在，劳动则表现为财富的一般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在活动中得到实现。因而，一方面，劳动作为对象是绝对的贫穷，另一方面，劳动作为主体，作为活动是财富的一般可能性，这两点决不是矛盾的，或者不如说，这个在每种说法下都是自相矛盾的命题是互为条件的，并且是从劳动的下述本质中产生出来的：劳动作为资本的对立物，作为与资本对立的存在，被资本当作前提，另一方面，劳动又以资本为前提。”[12]（P253-254）这段冗长晦涩的论述，指出了与资本相对立的劳动的一般特征：其一，从否定方面来看，劳动是非对象化的，即是说，劳动并不是具有实体的对象性的，而是纯粹主体的，是一种纯粹的活劳动，与材料、对象无关，是纯粹的贫穷；其二，正因如此，劳动不是作为对象，而是作为活动存在，不是价值本身，而是作为价值的源泉存在。同资本相反，资本是物化了的、对象化了的财富，而劳动则表现为财富的一般可能性。劳动与资本是互为前提的，即是说一方面劳动被资本作为前提，劳动是财富的一般可能性，另一方面，劳动又以资本为前提。因此得出的一般结论是，资本仅仅是对象化了的、物化的、以财富形式表现的劳动，而劳动则是潜在的、未实现的、作为一般可能性而存在的资本。
这种一般意义上的劳动构成了人的发展的基本前提，因为正是在劳动中，而且只有在劳动中，人们之间的全面的交往关系才能建立起来。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之间的活动相对是孤立的，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之间的联系变得更为普遍。因此，人们之间的相互依赖更为普遍化。在著名的社会三形态理论中，马克思正是从劳动出发，从人类发展的角度对社会发展的三形态做了规定。互相之间毫无联系的个人，正是通过其生产活动，通过其劳动产品，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构成了一种社会联系。而货币又是最一般的产品的化身，因此，每个人都是通过货币才与他人联系在一起。[13]（P106）人类的社会联系，人与人之间这种普遍的交往，包括人的社会权力，都是人通过自己的生产活动生产出来的。劳动构成了人的社会性的基础。因此，在这种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直接的关系，而是被劳动产品——货币所中介的，是在物的依赖基础上的。但是，正是在这种物化的劳动基础上，人的独立性才能够生产出来，即是说，人不再直接依附于他人，而是通过物而与他人产生联系。这是人类的自由的重要发展阶段。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一般劳动进行了更为深入的阐释。一般劳动是人类自身在人与自然界之间进行物质变换的过程。与动物的本能活动相比较，人类劳动的特殊性在于劳动活动的目的性。正如马克思在一段非常著名的论述中所写道的，最蹩脚的建筑师高于最灵巧的蜜蜂，因为建筑师是有目的的，他在建筑之前头脑中已经有了图形，而蜜蜂只是通过动物之本能活动来建筑蜂巢。因此，人之优于动物，就在于人的目的性，并且通过意志来实现这种目的性。 [14]劳动的目的性和意志性，是人类的劳动区别于动物的根本特征。这只是一般劳动过程的性质，每一个劳动过程都包括三个要素：有目的的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前者是人的因素，后二者是物的因素。有目的和意志的劳动本身是人的发展的基本前提。当然，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劳动者是被迫的劳动，但资本主义劳动仍然为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即剩余劳动的产生。
尽管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进行了严格的道德批判，但对剩余劳动却给予了充分肯定。关键在于，没有剩余劳动，就没有人的自由。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虽然在某种意义上也存在着剩余劳动，但是由于人与人之间的依赖关系，人们没有自由。只有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实现了物的依赖性基础上的人的独立性，在形式上人们的自由独立得到了保障，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真正实现人类自由。马克思的剩余劳动理论，不仅探讨了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关系，而且探讨了剩余劳动对于人类自由时间的生成的特殊意义，还分析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对抗关系。在产品的生产中，用于供给自己与家人的消费的那部分生产，是必要劳动。而超过了这部分必要劳动的那部分劳动，则是剩余劳动，这种剩余劳动用来满足社会的一般需要。 [15]在此，剩余劳动作为由劳动者个人所提供的劳动的一部分，只能由共同体所占有并归全体劳动者所有，从而为满足社会的共同需要而使用，这既是维系个体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也是维系社会共同体正常运转与不断发展的需要。而剩余劳动的产生，为自由时间的产生提供了前提。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写道：“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16]马克思从人的积极存在、生命尺度和发展空间三重维度上说明了时间的重要性。自由时间是相对于劳动时间而言的，指个人在物质生产活动之外的劳动时间获得的、可以自由支配的、直接用于发展非直接生存需要的本质力量的时间，因此，自由时间可以从劳动时间中游离出来；然而，如同劳动在总体上可以区分为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一样，劳动时间在总体上也可以相应地区分为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最终，自由时间从劳动时间中游离出来就落实到时间的节约上。马克思指出：“真正的经济——节约——是劳动时间的节约。”[17]（P107）“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18]（P107）自由时间为人类社会由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向自由个性的社会的过渡准备了条件。
综上可以看出，在《资本论》及手稿关于劳动的论述中，马克思通过分析作为人类本质的劳动二重性指出，正是在人类劳动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而剩余劳动的产生为人类自由时间的产生提供了前提，进而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提供了前提。质言之，劳动在人的发展中具有极为关键的意义。
三、自由：从物的依赖性到自由个性的过渡
如前所述，无论是对异化的探讨还是对劳动的论述，马克思思想的深处一直所心仪的是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社会，因而人的自由一直是其运思的潜在旨归。如何实现人的自由呢？笔者认为，深入解读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的三阶段的理论，特别是马克思关于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过渡的理论，可以给予我们深刻的启示。
马克思的社会发展三阶段理论（以人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社会、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社会、自由个性的社会），同时也就是人的发展的三阶段理论。其中，第二个阶段和第三个阶段对我们而言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何为物的依赖性基础上的人的独立性？马克思写道：“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社会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19]（P106）这就指出了：第一，在这个社会中，人达到了独立性，但这种独立性以对物的依赖为基础；第二，在这种形式下，形成了现代社会，这个现代社会的特点是，全面的普遍交往，全面的社会联系，从而也就为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马克思对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这一阶段是充分进行了客观的肯定，而丝毫不存在对物的依赖性社会的否定。毫无疑问，当今世界的主流社会形态仍然处于这种社会形态之中。这种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在于：其一，人和人之间形成了全面的依赖关系。所谓全面依赖，就是说，每一个人的现实生存依赖于他人的生产，而每一个人的生产产品又成为其他人的消费资料，这是一个全面的相互依赖的体系。 [20]（P106）在人的依赖性的社会中，人对人的依赖并不是全面的，他对人的依赖是通过某一共同体的中介（氏族、部落、国家、家庭等等），而在物的依赖性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全面的依赖不再通过共同体的中介。其二，人与人的依赖关系是通过物（交换价值）来进行。简言之，人与人之间的全面依赖是通过“物—交换价值—货币”表现出来的。这里的关键就是货币作为交换价值，作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代表出现。一个人只有通过货币才能与其他人相联系，才能形成社会关系网络。“每个个人行使支配别人的活动或支配社会财富的权力，就在于他是交换价值的货币的所有者。他在口袋里装着他自己的社会权力和自己同社会的联系。”[21]（P107）在物的依赖性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归根结底被物所中介，具体表现为被货币所中介，以至于每个人都被货币所体现，他自己被货币所代表，而他本人倒变得次要了。由此便引出了第三个特征，即这一社会是全面的物化—异化的社会。在这种“物的依赖性”的社会中生活，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为物浸染，成为物的关系。人的关系通过物的关系表达出来。货币成为具有神奇魔力的人的代理。正是由于货币所具有的这种魔力，人们社会活动的性质被彻底变异了，“表现为对于个人是异己的东西，物的东西。在交换价值上，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22]（P107）
由此看来，物的依赖性社会具有双重特质。一方面，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因而具有值得肯定的历史合理性和进步性。另一方面，物的依赖性社会是人的全面的物化和异化的社会，是社会发展矛盾日趋加深的社会，它具有不合理性的一面，因而应该被更高级的社会所代替。应该注意的是，在这两个方面的分析中，我们实际上采用了相互交织的两种尺度：在第一种判断中，我们使用了历史尺度（科学尺度），而在第二种判断中，则主要使用了伦理尺度（人的尺度）。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第一种尺度更为重要，即我们应该坚持历史尺度优先的原则。从这一原则来看，我们对物的依赖性社会不应做过多的批判。但是，这并不等于我们完全认可物的依赖性社会。从更为长远的目标和远景来看，马克思所向往的社会是自由个性的社会。
对自由个性的社会，马克思是这样界定的：“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23]（P107）这就说明了：第一，自由个性的前提和基础有两个：一是个人的全面发展，二是个人的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第二，自由个性阶段是物的依赖性阶段的发展，物的依赖性阶段是自由个性阶段的基础，为自由个性阶段创造条件。从马克思的论述看，自由个性社会有以下特征：首先，自由个性的社会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基础。所谓“自由个性”，是指人不仅摆脱了“人的依赖关系”，而且摆脱了“物的依赖性”，从而真正独立地、自由地存在和发展自身，按照自己的个性特点自由地安排自己的生活和活动。而达到这样一个自由个性的社会，其前提是奠基在生产力发展之上人之全面发展。马克思指出：“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从属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相异化的普遍性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24]（P112）其次，自由个性的社会是消除了异化和物化的社会。在人的依赖性阶段，个人表现出某种程度的丰富性和普遍性，但这种丰富性和普遍性是原始的。而在自由个性的阶段，个人的丰富性和普遍性是建立在消除异化的基础上的，或者说，是私有财产之扬弃的结果。这一阶段的出现必须以第二阶段的充分发展为前提。再次，自由个性阶段是真正的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阶段。所谓自由个性，不但指人获得了政治上的自由，享有自由的权力，而且指人们能够控制自己的社会关系和自己的能力，人们的活动成为自由自觉的活动，获得了存在上的彻底自由。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接近于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描述的乌托邦式的场景：即一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希望来安排自己的生活，是一个科学家、学问家，还是从事生产劳动，完全是出于自己的愿望。一个人可以“上午打猎，下午捕鱼，晚上从事批判。”[25]
物的依赖性社会尽管具有极为重要的积极意义，但是却只能是一个过渡性的社会，在人类更为长远的历史前景中，它必将发展到自由个性的社会。那么，如何从物的依赖性过渡到自由个性呢？首先，这一过渡必须以生产力的的极大发展、社会产品的极大丰富为前提。从物的依赖性到自由个性的发展，首先表现为物的依赖性的充分实现。如果不能充分实现物的依赖性的社会，自由个性就根本不可能提上日程。而这个物的依赖性社会的实现，也就意味着生产力的极大的发展，社会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从而为人们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提供前提。其次，这一过渡表现为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中逐步消除异化。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异化和异化的扬弃走的是同一条道路。从物的依赖性到自由个性的过渡，表现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关系的变革，在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革中逐步消除异化。在物的依赖性基础上的人的独立性并不是真正的独立性，而是一种伪独立性，因为在这一社会中，人受到物的限制，受到不以他为转移并独立存在的关系的限制。“这些外部关系并未排除依赖关系，它们只是使这些关系变成普遍的形式；不如说它们为人的依赖关系造成普遍的基础。……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互相依赖的。但是，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26]（P114）因此，消除物的依赖性，就是消除统治人的物质关系。再次，这一过渡意味着在社会革命的基础上对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制度进行全方位革命。生产力的发展并不排除生产关系的革命。而生产关系的革命同时就会引起广泛的社会革命，包括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等等多层面全方位的革命。这一革命形式有时表现为暴力革命，但更多时候表现为社会的渐进、缓慢的变革。最后，这一过渡意味着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逐步实现。从物的依赖性到自由个性的过渡，最终的落脚点是全面发展的、自由的个人。应该指出，马克思所说的自由个性的社会，既是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另一种说法，也即在《资本论》中所指出的“自由王国”。马克思在那里指出：“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27]在笔者看来，这段论述是马克思对在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转变（从必然王国转向自由王国的过渡）中的一段具有原则高度的论述，同时也是从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社会（必然王国）向自由个性的社会（自由王国）的过渡的具有原则高度的论述。
如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从马克思早期手稿中对人的异化状态的论述，到《资本论》》及手稿写作中对劳动的论述，再到从物的依赖性到自由个性的过渡的思想，贯彻始终的是马克思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关注，是对自由个性社会的向往。人的异化状态是现代人的普遍生存状态，只有扬弃这个异化状态才能达到人的自由，这个扬弃又只能通过劳动来获得，从而实现从物的依赖性中的脱离，逐步达到自由个性的社会。由此看来，马克思的人的发展理论是和其社会历史发展理论相统一的。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及手稿中所阐述的人的发展理论的深刻意义。
【参考文献】
[1][2][3][4][5]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单行本[N].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6]海德格尔.《路标》[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401.
[7]Agnes Heller，A Theory of History，Routledge Kegan & Paul，1982:275-276.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19.
[9][10][11][12][13][2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10.
[1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93-994.
[1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532.
[17][18][19][20][21][22][23][2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2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37.
[2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28-929.
（原载《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2016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