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说来，谈到辩证法，人们往往首先想到的是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唯物主义颠倒。在此基础上，“辩证唯物主义”被界定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得到了验证和应用。然而进入新世纪以来，一方面藉由“历史辩证法”的讨论，“历史唯物主义”已经摆脱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定位而日益凸显出自身的方法论内涵；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学批判特别是《资本论》中的哲学正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关系总是为学界以不同的方式重新提及。相应的，一个新的焦点问题被摆上了台前案头：如何理解辩证法的“合理形态”，这种“批判的和革命的”辩证法与政治经济学批判之间存在着怎样的理论关联？

一、“主谓颠倒”还是“头足倒置”：问题的提出

依马克思自己的表述，“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马克思，1995年，第22页）我们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在黑格尔那里，是思辨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在马克思这里，则是现实的唯物主义辩证法。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是一种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的“头足倒置”，从而抛弃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外壳，汲取了其中的合理内核。因此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形成可以顺理成章地追溯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以下简称《批判》）中对思辨哲学“逻辑的、泛神论的神秘主义”的“主谓颠倒”。这种理解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传统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辩证法问题研究的基本框架。然而，回到马克思的文本和思想探索历程中去，上述观点遭遇了尖锐的理论挑战。

一方面，从《批判》的“主谓颠倒”到《资本论》的“头足倒置”，有十年左右讨证的空场。换言之，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转向“真正的实证科学”之后，辩证法连同黑格尔一起被马克思选择性地遗忘了。只是到了1858年初，马克思才提到了黑格尔“方法中所存在的合理的东西”。另一方面，正如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中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对黑格尔的“‘颠倒’这个问题归根到底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把一种意识形态‘颠倒过来’，是得不出一种科学的”。（阿尔都塞，第186页）更进一步，辩证法问题上的颠倒，并非仅仅是哲学立场的转换，而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实践”的产物。简言之，如果承认在青年马克思的“主谓颠倒”和成熟马克思的“头足倒置”之间存在某种理论上的不连续性，那么该到底如何理解马克思“合理形态的辩证法”？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理论创新已经在两个维度上为解决这一疑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指明了进一步探索的方向。

第一个维度是“实践辩证法”的探索。走出传统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的藩篱，自觉反思唯物和唯心、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对“对子”，并受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的影响，以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和列宁《哲学笔记》为直接的文本基础，“实践唯物主义”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重要环节。与这一讨论的自我反思与深化相一致，“实践辩证法”的探索同时面临着双重任务：一是对传统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理解进行“解蔽”，恢复辩证法和人的存在之间的真实联系；二是避免滑向“人本主义”的泥淖，在彰显辩证法批判性的同时捍卫其科学性。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发现“辩证法的实践转向”“前提批判的辩证法”“生存论的马克思主义”以及重思“历史唯物主义”等不同研究路向之间的异曲同工之处。在“实践”的理解上通过社会历史内涵的展开，如对“劳动”和“物质生产”范畴的强调等，来实现辩证法从“思维过程”主体到物质“生产过程”主体的“颠倒”或“转向”。（孙正聿等，第347页）

第二个维度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哲学意蕴的再考察。依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科学社会主义为并立的三个组成部分，唯物辩证法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获得了验证和发展。近四十年来，随着马克思经济学手稿的编译和出版，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推进，政治经济学批判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成为一个持续发酵的焦点话题。在此过程中，不仅“古典政治经济学”本身的哲学意蕴逐渐为学界所关注，而且德国古典哲学中包含的社会历史维度也被不断呈现。“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市民社会”与资本主义“物化（物象化）批判”，“资本逻辑”与现代性反思等讨论都从不同角度触及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辩证法这一问题核心。也正是近年来不断升温的《资本论》哲学的阐释，进一步凸显了“主谓颠倒”还是“头足倒置”，即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不同阶段上对辩证法的不同理解这一基本问题。

因此，站在既有学术研究的理论高地之上，走出传统苏联哲学教科书唯物与唯心、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简单二分，从“实践唯物主义”走向“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探索历程中说明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性改造，进而说明马克思主义在形而上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与资本批判的统一中实现的哲学变革就成为一项切实的理论任务。（参见杨耕）沿着上述思路，笔者将尝试证明：“主谓颠倒”和“头足倒置”标志着“青年马克思”和“成熟马克思”批判黑格尔的不同方法论构架。作为其理论支撑和真实基础的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市民社会”）内在结构和运转机制理解的深化。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推进相关，“辩证法的合理形态”的探索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青年马克思”站在费尔巴哈的立场上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主谓颠倒”；二是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总的结果”指导下，“实证”批判“把帽子变成了观念”的黑格尔思维抽象；三是在《资本论》的写作过程中，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重新发现及“双重颠倒”——从思维主体到生产过程主体的转向，以及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头足倒立”着的“现实抽象”的破析。

二、“费尔巴哈是惟一对黑格尔辩证法采取严肃的、批判的态度的人”

众所周知，马克思与黑格尔的第一次交集发生在1837年下半年。在“给父亲的信”中，马克思提到在自己“法的形而上学”建构失败后，开始“从理想主义（唯心主义），转而向现实本身去寻求思想”，并且发现自己“最后的命题原来是黑格尔体系的开端”，而这部“从哲学上辩证地揭示神性”的著作，“像欺诈的海妖一样，把我诱入敌人的怀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15页）为了解决“现实的东西和应有的东西之间的对立”，马克思从康德、费希特转向了黑格尔。这一认识实际上也构成了马克思“博士论文”与鲍威尔哲学的潜在区别。受“博士俱乐部”的影响，马克思尝试以原子的偏斜运动为“自我意识”做哲学史的论证。但在“自我意识”哲学出路的思考中，马克思更加强调哲学与现实的辩证关系。“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哲学的实现同时也就是它的丧失”。因为“自我意识把世界从非哲学中解放出来，同时也就是把它们自己从哲学中解放出来”。（同上，第258、259页）可以说，在马克思接触黑格尔之初，便特别强调“在现实中发现思想”的辩证特征。

然而从1843年开始，马克思的态度发生了截然的变化。其一，借用“主谓颠倒”的方法，用唯物主义替代唯心主义，批判了黑格尔辩证法中泛逻辑的神秘主义；其二，强调真实的矛盾对抗，反对思辨中虚假的辩证统一。抽象地说，上述二者确实可以构成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理解的核心框架。前者构成了“唯物主义”理解的基本原则，而后者可以引申出辩证法“按其本质来看，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观点。但问题是：受费尔巴哈影响，作为《批判》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的方法论基础，这种唯物主义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唯物主义？尤其是对照《形态》中的判断：“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第22页）这种唯物主义能否直接作为辩证法合理形态的基础？相应的，手稿“对黑格尔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是否完成了对思辨辩证法的批判性改造？

有研究证明：马克思在费尔巴哈人本学的基础上，所实现的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只是达到了“一般唯物主义”或“哲学唯物主义”的水平，历史唯物主义的发现还需要经历“第二次”转变。如果结合费尔巴哈自己对“唯物主义”的态度，以及恩格斯晚年“唯物主义并没有别的意义”的说法，这种唯物主义实质上是一种“人本主义”或“人类学”。受费尔巴哈影响，马克思强调哲学的出发点是“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而非无对象思辨“理性”。但是“他（费尔巴哈）过多地关心自然而过少地关心政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42页），马克思从《批判》开始并在《手稿》中，通过异化劳动理论实现了对费尔巴哈的发展。

谈到“主谓颠倒”，往往首先提起“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但回到《批判》文本中去，除了“观念变成了主体，而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的关系被理解为观念的内在想象活动”，“使作为观念的主体的东西成为观念的产物，观念的谓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0、18页）外，在讨论“抽象人格”或“国家人格”，以及“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二元性时，马克思也使用了这一方法。可见，人本主义唯物主义主要针对的是黑格尔把“观念”作为主体，以及在“理性推理的阐释”中所造成的“体系的全部超验性和神秘的二元论”。从“类存在”的“人”出发，马克思发现了黑格尔“国家法”中的“非批判性”和“泛逻辑的神秘主义”的关键，即“私有财产”。黑格尔之所以将“抽象人格”的观念作为主体，是因为其“法哲学”中存在着从封建“地产”这种“本来意义上的私有财产”出发的“政治的唯灵论”和“粗陋的唯物主义”的混合。“伦理观念的现实性在这里成了私有财产的宗教”，这是黑格尔辩证法中“最坏的一种混合主义”。（同上，第128页）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要专门批判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市民社会”的内在分裂，并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探索人类解放的可能了。同样，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手稿》用异化劳动来说明私有财产，并专门批判“黑格尔的辩证法”了。在初步的经济学研究中，马克思发现“私有财产”构成了黑格尔“国家”和“国民经济学”共同的异化本质，并用人的“类本质”，即“自由自觉的活动”的异化来说明这一事实。因为，“费尔巴哈这样解释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从而论证了要从肯定的东西即从感觉确定的东西出发）：黑格尔从异化出发，从实体出发，从绝对的和不变的抽象出发，就是说，说得通俗些，他从宗教和神学出发”。（马克思，2000年，第96页）只有“费尔巴哈是惟一对黑格尔辩证法采取严肃的、批判的态度的人；只有他在这个领域内作出了真正的发现，总之，他真正克服了旧哲学”。（同上）然而，在《手稿》论述辩证法片段的后半部分（与［私有财产和需要］、［增补］和［分工］交叉写作完成），马克思却在黑格尔与国民经济学对勘的意义上提到“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同上，第101页）而在“异化这个规定之内”，黑格尔辩证法也包含着“积极的环节”：“独立于自然界和精神的特定概念、普遍的固定的思维形式，是人的本质普遍异化的必然结果，因而也是人的思维普遍异化的必然结果；因此，黑格尔把它们描绘成抽象过程的各个环节并且把它们联贯起来了。”（同上，第114页）

由此可见，站在费尔巴哈或者说“异化”批判的立场上，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是一种从宗教和神学出发的泛逻辑的神秘主义，需要通过“主谓颠倒”的方式确立新的理论出发点。此外，借助于对私有财产，尤其是“需要”和“分工”的分析，马克思看到了黑格尔辩证法和国民经济学在异化规定内的逻辑同构性，即“在抽象的范围内——把劳动理解为人的自我产生的行动，把人对自身的关系理解为对异己存在物的关系，把作为异己存在物的自身的实现理解为生成着的类意识和类生活”。（同上，第113页）因此，对黑格尔和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就不应仅仅满足于“主谓颠倒”，更应深入到“感性”的“对象性活动”内部，去分析这种“抽象”和“异化”的形成及其扬弃之路。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感性”的“人类”概念开始暴露出自身“直观”和“非历史”的本质，迫使马克思去重新思考自身的方法论路径。

三、“有一个德国人就把帽子变成了观念”

可以说，马克思在《手稿》中对待黑格尔辩证法的态度既明确又矛盾。一方面，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是一种从异化和抽象出发的含混的折衷主义和泛逻辑的神秘主义，需要从“感性”的“对象性活动”出发加以拒斥。另一方面，在“私有财产”的运动、“市民社会”的研究特别是对现代“工业”的分析中，这一费尔巴哈式的人本主义出发点本身并不可靠。或者说，为了说明现代“市民社会”的内在分裂，破解“一种非人的力量统治一切”的秘密，需要进一步在“对象性活动”的自我展开中去寻求。问题是，对于费尔巴哈人本主义迷障的戳穿，又恰恰依赖于对政治经济学语境中与“所有制”互为表里的“分工”和“需要”的考察，以及黑格尔辩证法中对自我意识的对象化和劳动的批判性分析。因此，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马克思自身的理论任务就是双重的。其一，在反神学、反宗教的意义上，强调唯物主义来反对思辨辩证法及其“漫画式”的完成。其二，在扬弃“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意义上，尝试在现实的“对象性活动”的“实证”研究中，批判存在于“国民经济学”和黑格尔辩证法中的“异化”现实。

第一重任务的完成，体现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已经发现，“黑格尔方法的基本特征”，“用思辨的话来说，就是把实体了解为主体，了解为内部的过程，了解为绝对的人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75页）费尔巴哈把形而上学的绝对精神归结为“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从而完成了对宗教的批判。同时也巧妙地拟定了对黑格尔的思辨以及一切形而上学的批判的基本要点。（参见同上，第176－177页）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同“自我意识”哲学划清了界限。“如果说黑格尔的‘现象学’尽管有其思辨的原罪，但还是在许多方面提供了真实地评述人类关系的因素，那末鲍威尔先生及其伙伴却相反，他们只是提供了一幅毫无内容的漫画，……把现实的人变成了抽象的观点”。（同上，第246页）第二重任务的探索，反映在《形态》中。马克思不仅继续了对鲍威尔的批判，而且进一步清算了自己此前的理论方法，批判了包括黑格尔、费尔巴哈、施蒂纳在内的整个“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个过程在话语方式上，表现为从哲学话语，如“自我意识”和“异化”，向经济学话语，如“分工”“所有制形式”“生产力”“交往形式”的转变；在理论逻辑上则表现为，从“现实的个人”出发，在一定的“生产方式”的展开和内在对抗中理解社会的形态和历史的变迁。站在“实证的历史科学”基础上，黑格尔辩证法显然更是一种“泛逻辑的神秘主义”，这种作为“神秘力量”的“一般性和概念”的瓦解将在物质生产中，尤其是分工和所有制形式的矛盾对抗中得到唯物主义的说明。

在这个意义上，《哲学的贫困》中那个著名的比喻就不难理解了。“如果说有一个英国人把人变成帽子，那么，有一个德国人就把帽子变成了观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46页）问题的关键在于：“经济学家向我们解释了生产怎样在上述（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下进行，但是没有说明这些关系是怎样产生的，也就是说没有说明产生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既然我们忽略了生产关系（范畴只是它在理论上的表现）的历史运动，既然我们只想把这些范畴看作是观念、不依赖现实关系而自生的思想，那么，我们就只能到纯理性的运动中去找寻这些思想的来历了”。“既然把任何一种事物都归结为逻辑范畴，任何一个运动、任何一种生产行为都归结为方法，那么由此自然得出一个结论，产品和生产、事物和运动的任何总和都可以归结为应用的形而上学”。这正是“黑格尔为宗教、法等做过的事情”。（参见同上，第137－138、139、140页）用《形态》中的话说，就是“在黑格尔看来，近代世界也已化为抽象思想的世界，黑格尔把与古代哲学家相对立的近代哲学家的任务确定如下：古代人必须把自己从‘自然的意识’中解放出来，‘把个人从直接的感性方式中清洗出来并把个人变为被思维的和思维着的实体’（变为精神），而近代哲学必须‘取消僵硬的、确定的、不动的思想’。黑格尔补充道：这由‘辩证法’来完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11页）

马克思已经发现，政治经济学将现实的物质生产方式中所发生的关系的抽象，作为一种“神秘的力量”独立出来，而黑格尔则将这种抽象的“关系”等同于“观念”，并以“观念”的辩证运动来替代现实的人的存在方式。也就是说，在初创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马克思将辩证法等同于黑格尔的形而上学（哲学）的方法，并在经济学研究的基础上，选择从物质生产出发，通过分析“以对抗为基础的生产方式”来揭示这种形而上学，以及与之同体的政治经济学的非历史本质。这也是马克思在1845年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暂时告别黑格尔辩证法的根本原因。

四、“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

有趣的是，在《资本论》的直接创作过程中，马克思开始重新关注黑格尔和辩证法。他在1858年初致恩格斯的信中说到：“我很愿意用两三个印张把黑格尔所发现的、但同时又加以神秘化的方法中所存在的合理的东西阐述一番，使一般人都能够理解。”（《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第121页）问题是：马克思为什么会重提辩证法，马克思在黑格尔辩证法中发现了什么，这一发现又意味着什么？就第一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已经给出了回答。同一封信中写到，“我又把黑格尔的《逻辑学》浏览了一遍，这在材料加工的方法上帮了我很大的忙”。（《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第121页）恩格斯在为《政治经济学批判》所作的书评中写到，“应该用什么方法对待科学？一方面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它具有完全抽象的‘思辨的’形式，……另一方面是平庸的、现在重新时兴的、实质上是沃尔弗式的形而上学的方法。……马克思过去和现在都是唯一能够担当起这样一件工作的人，这就是从黑格尔逻辑学中把包含着黑格尔在这方面的真正发现的内核剥出来，使辩证方法摆脱它的唯心主义的外壳并把辩证方法在使它成为唯一正确的思想发展方式的简单形式上建立起来。……这个方法的制定，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1－42页）

可以说，马克思之所以重提黑格尔，并强调辩证法神秘形式中的合理内核，在直接的意义上是服务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科学方法的制定和说明的。经过1848年革命后的反思和探索，马克思在研究政治经济学并不断修订《资本论》“叙述方式”的过程中，对黑格尔辩证法和政治经济学的“物化”本质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及其抽象表现“价值形式”的分析中，马克思恩格斯都认为：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所产生的神秘化和颠倒性，除了坚持“唯物主义基本观点”外，还必须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论说明中重新回到黑格尔。这在19世纪中叶以降，庸俗的实证主义形而上学甚嚣尘上的思想语境中展现出自身的独特价值。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大纲》）《导言》中，马克思在谈到“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时，批判了黑格尔对这一方法的滥用。“黑格尔陷入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其实，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2页）然而，尽管这种滥用的辩证法本身是一种唯心主义，但在形式上却同资产阶级“财富”有着深刻的结构相似性。在《大纲》“资本章”中，马克思提到，“重要的是应当指出，财富本身，即资产阶级财富，……这个中项总是表现为完成的经济关系，因为最初在两极间起中介作用的运动或关系，按照辩证法必然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即这种运动或关系表现为自身的中介，表现为主体，两极只是这个主体的要素，它扬弃这两极的独立的前提，以便通过这两极的扬弃本身来把自己确定为唯一独立的东西”。（同上，第293页）

正如恩格斯致施密特的信所言，“实际上，我们头脑中的辩证法只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进行的、并且服从于辩证形式的现实发展的反映。即使把马克思的从商品到资本的发展同黑格尔的从存在到本质的发展作一比较，您也会看到一种绝妙的对照：一方面是具体的发展，正如现实中所发生的那样；而另一方面是抽象的结构，在其中非常天才的思想以及有些地方是极其重要的转化，如质和量的互相转化，被说成一种概念向另一种概念的表面上的自我发展”。（《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第519页）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于《资本论》叙述方式中的辩证特征，恩格斯曾斩钉截铁地鼓励马克思说，“这已经无法修改了，谁能辩证地思维，谁就能理解它”。（同上，第213页）

可以说，正是由于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本身具有辩证的特征，马克思才会在《资本论》中重新拾起黑格尔辩证法的武器，并在这一“再现”过程中暴露资本“物化”现实自身的边界。对此，恩格斯敏锐地指出：“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形式尽管是那么抽象和唯心，他的思想发展却总是与世界历史的发展平行着，而后者按他的本意只是前者的验证。真正的关系因此颠倒了，头脚倒置了，可是实在的内容却到处渗透到哲学中。”（《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2页）惟其如此，正如《资本论》第二版跋中写到的，“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1页）

五、“唯物主义”与“双重颠倒”：简短的结论

回到本文的主题，我们在马克思不同时期的文本中发现了他对自己的理论成果同黑格尔辩证法关系的不同表达。既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不同，又有神秘体系和合理内核的差异，同时，又涉及到“主谓颠倒”和“头足倒置”等不同的说法。那么，结合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制订和政治经济学批判逻辑的推进，该到底如何理解“辩证法的合理形态”？如果我们选择并坚持“唯物主义辩证法”这一经典表述来定义这一理论，那么值得认真对待的问题可能有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套用流行的语言学结构主义表述，“唯物主义”这一概念的“所指”本身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在不同思想语境的“能指链”中确立自身的意义指向。回到马克思的原初语境中去，“唯物主义”强调的并非是一种从僵化的物质“实在”出发建构理论体系的探索，而更多是突出一种批判性的、颠倒抽象的思辨唯心主义的方法论途径。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专门强调，“除此以外，唯物主义没有什么别的含义”。

其二，如果尝试选择一种“方便说法”来给出对“合理形态的辩证法”的清晰界定，笔者愿意尝试使用“双重颠倒”的说法来指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科学方法。即一方面是坚持从物质生产出发，而非从颠倒的抽象观念（关系）或非历史的意识形态话语出发，来制订剖析“资产阶级社会（市民社会）”和“客观抽象”的研究路径；另一方面是必须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破析中说明客观发生的颠倒的“物化”现实的扬弃之路。黑格尔的辩证法以思辨的方式颠倒地映现了“倒立着跳舞”的资本主义“物化”现实，然而却为庸俗的实证主义形而上学的瓦解准备了条件。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它成为观念而甚至把它转化为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同上）

参考文献

阿尔都塞，2006年：《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

马克思，1995年：《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0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2003年：《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7年、1960年、1972年、1982年、1995年、1998年，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人民出版社。《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1976年，人民出版社。

孙正聿等，2010年：《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专题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

杨耕，2011年：《形而上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和资本批判的统一》，载《光明日报》11月8日。

（原载《哲学研究》2016年第2期，录入编辑：杨洪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