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下半叶，文化人类学作为一门新的学问在欧美兴起，产生了大批杰出的文化研究者与著作。当时在德国，有两位智者密切关注着这门学问的酝酿与滥觞，并迅速吸取其中最重要的成果，丰富和发展了由他们所创立的伟大理论。这两个人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
作为19世纪最伟大的学者，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对文化人类学进行过深入研究。他们在一百多年前所取得的成果，对我们今天仍很有启发意义。
一、发现“晚年马克思”
马克思从1867年7月发表《资本论》第一卷后，直到1883年逝世，并未接着出版该书第二卷。一个多世纪来，研究者盛赞马克思的两大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但对他1867年以后的工作没怎么重视。有些人甚至认为：晚年的马克思由于丧妻丧女，疾病缠身，成为一个精神悲伤的老人，在理论上缺乏创造活力。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人类学家劳伦斯·克拉德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发现了马克思的大量人类学笔记原件。1972年，他编译整理的《卡尔·马克思的社会文化人类学笔记》（本文简称《人类学笔记》）在荷兰出版，书中包含马克思晚年所作五本笔记：美国摩尔根的《古代社会》笔记，俄国柯瓦列夫斯基的《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笔记，英国梅恩的《古代法制史讲演录》笔记和拉伯克的《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笔记，印度菲尔的《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社》笔记。笔记共208页，约合中文40万字。① 在这本书中，马克思以摘要和批注的方式，对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制度进行了研究。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发现了原始社会的结构，阐明了家庭形式的演变规律，说明私有制的产生导致了专偶制家庭的产生和文明社会的建立。马克思对摩尔根的发现十分赞赏，不仅作了详细摘录，而且对原书的结构进行了重新改造。恩格斯甚至这样评价：“摩尔根在美国，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四十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以此为指导，在把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加以对比的时候，在主要点上得出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结果。”②
俄国柯瓦列夫斯基的《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描述了北美洲印第安人、南美洲印第安人、印度土著和穆斯林、阿尔及利亚土著的公社土地占有制以及殖民主义者对这些原始公社土地所有制瓦解的过程。马克思在摘要中考察了原始公社土地制，批判了殖民当局以资产阶级经济学说为依据，打着“经济进步”幌子强制瓦解公社所有制并扶植大土地私有制的做法。
《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社》是在孟加拉和锡兰工作多年的英国官员约·菲尔针对当地农村情况作的。马克思摘录了其中有用的资料，但对菲尔的整个著作持否定态度。
英国梅恩的《古代法制史讲演录》以“法律和社会的发展起源于‘各种关系的契约’”这一著名观点为原则，考察了古典法和印度早期法的演变。认为早期社会中，人们之间的关系受性别、年龄、家庭关系等的制约，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逐渐转而受各种契约的制约，契约关系不注重人的身份，而是把各个分散的、独立的个人组成社会。马克思对梅恩的观点进行了批判。
英国古史学家约·拉伯克《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研究的是原始婚姻与家庭制度，其中摘引了弥勒《美洲原始宗教史》、麦克伦南《原始婚姻》、巴霍芬《母权制》等相关著作。马克思对该书作了简短摘要，并以尖锐讽刺的形式对拉伯克的观点作了批判。
《人类学笔记》的问世迅速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人们发现，除上述五本笔记外，马克思的晚年手稿中还有几十部相关著作的摘要，如《罗伯特·佩顿〈亚洲君主制原则〉一书摘要》、《瓦列里安·克拉辛斯基〈斯拉夫民族宗教史纲〉一书摘要》等等。学者们这才知道，马克思在1879～1882年间阅读了许多文化人类学著作，做了大量笔记。他的研究工作并未停止，而是在向新的领域延伸。于是，西方掀起了一股研究马克思的新浪潮。学者们从中发现了一个新的马克思，他们称之为“晚年马克思”，对这个新马克思作了种种阐释。
近十多年来，西方对晚年马克思的研究在中国越来越引起学界的注意。1985年，《人类学笔记》中文版出版，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中国学者在苏联1938～1946年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中，还发现了恩格斯整理的四册马克思晚年笔记，1992年红旗出版社将其以《历史学笔记》为名出版，计545页，约合中文180万字。学人们对马克思晚年为什么注重文化人类学研究，进行了热烈讨论，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猜测。
二、马克思为什么研究文化人类学？
马克思晚年为何放弃《资本论》的写作，转而阅读大量文化人类学著作？他有什么未完成的计划？
中外学术界对此众说纷纭。在西方，有的人认为晚年马克思回归到了早年的人本主义；有的人则称晚年马克思的思想为怀古恋旧的浪漫主义；有的人认为晚年马克思超越了以往的经济学和阶级分析，超越了唯物史观，走向了“多元决定论”；也有的人把晚年马克思的人类学研究，看作是他以前工作的逻辑发展，是对唯物史观的运用和深化。在中国学者中，有的人认为这是马克思晚年研究兴趣发生转移，有的人认为马克思晚年的社会史观由单线论发展为多线论，有的人认为马克思晚年的研究带有浓厚感情色彩和道德考虑。③
马克思为什么从政治经济学转向文化人类学呢？
马克思恩格斯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始人，是将他们的学说建立在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史系统研究的基础上的。马克思曾说：“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在这方面，到现在为止只做了很少的一点工作，因为只有很少的人认真地这样做过。”④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资本主义制度在欧美国家已经是随处可见的社会现实，他们并不缺乏这类研究的鲜活材料，因此，马克思恩格斯的前期研究，主要是针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深入的解剖。
《资本论》出版之后，对于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研究，成为更为迫切但也更为困难的课题。举个例子来说，马克思在早期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最早的所有制形式是部落所有制，他说：“在这个阶段上，分工还很不发达，仅限于家庭中现有的自然产生的分工的进一步扩大。因此，社会结构只局限于家庭的扩大：父权制的酋长、他们所管辖的部落成员以及奴隶。隐蔽地存在于家庭中的奴隶制……”⑤ 这就存在问题：人类社会最早的所有制形态是如何确定的？父权制是最初的所有制形式吗？部落、家庭、氏族之间是什么关系？这些问题，没有实证资料，马克思无法做出科学的解答。而如果不对前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研究，也就不能解释资本主义制度的由来以及为什么它具有如此巨大力量的问题。
19世纪的欧洲，经过自15世纪以来的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运动和全球殖民主义浪潮，文化人类学出现了长足进展。地理发现意味着不同文化间的相互发现，文艺复兴极大地刺激了人们的文化探索兴趣，殖民地统治需要则使异文化研究有了现实动力。大量的文化人类学报告，大量的异域见闻，由异文化引起的对欧洲本土文化的重新审视与调查，使文化人类学有了丰厚的资料基础。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关于“人的三大科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在同一世纪相继创立决非偶然，这些学问意味着人类开始全面科学地研究自身，人文科学的重心正由神学向人类自身转移。
英国学者莫里斯·布洛克（Maurice Bloch）在《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一书中，描述了马克思接触人类学的经过。他指出：马克思是一个革命家、实践家，开始他所重视的是对未解放人民的研究，对人类学并未注意。他注意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和《共产党宣言》（1848）中，兴趣还只是集中在与资本主义相连接的封建社会，尚未注意到氏族社会。但1873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案）》中，就以很大篇幅来讨论古代社会、东方国家和氏族社会。从那时起，他们的著作中越来越多地引用人类学资料。
布洛克说：“马克思、恩格斯因此求助于人类学两件事：第一，他们到人类学中寻找一些证据，以证实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起作用的某些原则是永远存在的，是贯穿历史的一般原则；第二，他们指望人类学向他们提供一些与19世纪资本主义国家略有不同，甚至相对立的制度作为例证。他们在许多人类学家的著作中都发现了满足这两个目的的材料，但从整体上看，摩尔根的著作似乎最适合这一双重任务。”⑥
的确，马克思恩格斯接触了摩尔根的著作后，开始以极大精力研究起氏族社会来。“人类学从此便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进程中扮演着核心角色，而马克思、恩格斯也因此而被人们完全误认为早期人类学家。事实上，他们俩所依据和重新解释的人类学仅是其广泛研究工作中的一个部分。他们的研究早已超出学科之间严格的分界线，他们的历史学与人类学之间不存在障碍，他们的历史学、人类学与政治学之间也不存在任何障碍。”⑦
三、普适性：五种社会形态理论
马克思从文化人类学中究竟找到了什么？他晚年通过阅读文化人类学著作取得了哪些新学术进展？
从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的内容来看，他最关注的问题是对原始氏族社会的形态的实证研究。而他的相关理论成果，最为人熟知是五种社会形态。
早在1845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就曾提出过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他认为人类社会的所有制形式有五种：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资本主义所有制、共产主义所有制。划分依据是人类在一定生产力水平上的分工及由此带来的内外部交往程度。这个理论当时主要针对德国哲学中的一些非唯物主义历史观，如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和青年黑格尔派的英雄史观等。由于当时还没有原始氏族公社的实证材料，马克思用的论证方式主要是纯哲学的抽象概括，其中有关原始氏族社会形态的一些论断并不确切。
到了马克思的晚年，以实地调查为基础的文化人类学著作渐多，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当时的文化人类学成果进行了广泛涉猎，吸取了丰富营养。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摘抄了大量实例，并对原著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批判，对原始氏族社会的形态及发展作了非常深入的思考。
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根据马克思晚年笔记，特别是其阅读摩尔根《古代社会》的摘要，同时参考了其他文化人类学著作（如巴霍芬的《母权制》、麦克伦南的《原始婚姻》等），写成《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这是他们关于原始社会形态研究的代表作。恩格斯在这本书中主要谈了三个问题：1.原始社会的文化分期；2.家庭发展史；3.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恩格斯对原始社会的分期主要采用摩尔根的方式，并在其基础上增加了社会分工、家庭结构和社会结构等要素。几种要素的基本关系可概括为下表：
由于当时达尔文进化论在学术界影响极大，马克思恩格斯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也有鲜明的古典进化论色彩。⑧ 无论是社会演进，还是生产发展、婚姻形态，都遵循着一定的阶梯。他们认为这一社会进化理念，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
恩格斯这样描绘从氏族社会到阶级社会的转化过程：在野蛮时代的中级阶段，氏族社会出现了第一次大的社会分工：畜牧业与农业的分工。通过驯养牲畜，从氏族社会中分离出一些游牧部落。当有了更多牲畜时，用来交换他物。后来，牲畜与货币等同起来。与此同时，农业开始发展，初为牧草，后为食物，并产生耕地占有权的观念。手工业也得到发展，改进了工具。生产的发展增加了劳动量，需要更多劳动力，故以战争获得俘虏。这就出现了阶级：主人与奴隶，剥削者与被剥削者。接踵而来的是男子因畜牧和战争占有了更多财富，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下降，直到母权制颠覆，确立父权制和一夫一妻制，出现个体家庭，大家庭解体。
在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发生了第二次社会大分工：手工业与农业的分离。那时不仅有了主人与奴隶的差别，又增加了富人与穷人的差别。家庭财产的差别，彻底摧毁了原始共产制。
在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过渡的阶段，发生了第三次大的社会分工：商业从其他生产部门中分离出来。由于经常的战争，城市变得重要起来。军事首长制兴起。城市生活中出现了专门的商人。货币成为非生产者统治生产者及其生产的新手段。土地变为抵押品。
原始氏族制度为什么消亡呢？“氏族制度是从那种没有任何内部对立的社会中生长出来的，而且只适合于这种社会。除了舆论以外，它没有任何强制手段。但是现在产生了这样一个社会，它由于自己的全部经济生活条件而必然分裂为自由民和奴隶、进行剥削的富人和被剥削的穷人，而这个社会不仅再也不能调和这种对立，反而要使这些对立日益尖锐化。一个这样的社会，只能或者存在于这些阶级相互间连续不断的公开斗争中，或者存在于第三种力量的统治下。这第三种力量似乎站在相互斗争着的各阶级之上，压制它们的公开的冲突，顶多容许阶级斗争在经济领域内以所谓合法形式进行。氏族制度已经过时了，它被分工及其后果即社会之分裂为阶级所摧毁，它被国家代替了。”⑨
国家是如何诞生的？“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⑩
恩格斯在全书结束时引用摩尔根对文明时代的评断，在今天看来仍发人深省：
自从进入文明时代以来，财富的增长是如此巨大，它的形式是如此繁多，它的用途是如此广泛，为了所有者的利益而对它进行的管理又是如此巧妙，以致这种财富对人民说来变成了一种无法控制的力量。人类的智慧在自己的创造物面前感到迷惘而不知所措了。然而，总有一天，人类的理智一定会强健到能够支配财富，一定会规定国家对它所保护的财产的关系，以及所有者的权利的范围。社会的利益绝对地高于个人的利益，必须使这两者处于一种公正而和谐的关系之中。只要进步仍将是未来的规律，像它对于过去那样，那么单纯追求财富就不是人类的最终的命运了。自从文明时代开始以来所经过的时间，只是人类将要经历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社会的瓦解，即将成为以财富为唯一的最终目的的那个历程的终结，因为这一历程包含着自我消灭的因素。管理上的民主，社会中的博爱，权利的平等，普及的教育，将揭开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经验、理智和科学正在不断向这个阶段努力。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11)
四、具体性：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
马克思恩格斯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主要是解答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问题。但是，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与社会发展的具体道路，是两个完全不同性质的问题。对此，马克思在晚年笔记中也作了深刻的思考。
马克思恩格斯在剩余价值理论和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中，对资本主义制度一直持无情的批判态度。例如马克思就说过： “资本就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12)
恩格斯分析资本主义制度的二重性时说：“以这些制度为基础的文明时代，完成了古代氏族社会完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它是用激起人们的最卑劣的动机和情欲，并且以损害人们的其他一切禀赋为代价而使之变本加厉的办法来完成这些事情的。卑劣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动力；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和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13)
恩格斯还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权力腐败的必然性：“官吏既然掌握着公共权力和征税权，他们就作为社会机关而驾于社会之上。从前人们对于氏族制度的机关的那种自由的、自愿的尊敬，即使他们能够获得，也不能使他们满足了；他们作为日益同社会脱离的权力的代表，一定要用特别的法律来尊敬，由于这种法律，他们就享有特殊神圣和不可侵犯的地位了。文明国家的一个最微不足道的警察，都拥有比氏族社会的全部机关加在一起还要多的‘权威’。”(14)
那么，在社会发展的具体道路上，有没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这个阶段呢？
马克思早期曾对古希腊的迦太基人、英国的诺曼人、英国统治下的印度以及美国的社会形态跨越式变迁作过研究。例如他在分析美国历史时说：“在这些国家中，除了移居到那里去的个人而外没有任何其他的自发形成的前提，而这些个人之所以移居那里，是因为他们的需要与老的国家的交往形式不相适应。可见，这些国家在开始发展的时候就拥有才能的国家的最进步的个人，因而也就拥有与这些个人相适应的、在老的国家里还没有能够实行的最发达的交往形式。”(15)
马克思晚年在摘录摩尔根《古代社会》时，又以希腊的霍普利特部落为例，指出了社会阶段有可能跨越的问题：“根据舍曼的说法，霍普利特部落是希腊的外来人；他们一度在克苏图斯统率下站在阿提卡方面和优卑亚的加尔西顿殖民者进行战斗，并因此获得优卑亚对岸的杰特拉波里和大部分邻近地带作为移住地。”(16)
近年来，中国理论界讨论十分热火的“超越卡夫丁峡谷”问题，也是由晚年马克思提出来的。
马克思早年认为，社会发展将遵循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五阶段的线性发展历程，这是考察资本主义进程较早的西欧国家得出的结论。但阅读了大量文化人类学著作后，马克思了解到世界上各个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社会发展道路。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及《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中，马克思提出了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
所谓“卡夫丁峡谷”，本意指古罗马卡夫丁城附近一个小峡谷。公元前321年，罗马军队被萨姆尼特人击败后，被迫通过由长矛交叉构成的扼形门，这被认为是对战败军的最大羞辱。此后人们以“卡夫丁峡谷”来比喻灾难性的历史经历。
马克思1881年在给俄国民粹派女革命家查苏利奇的回信中，指出俄国农村公社“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就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17) 这里，马克思显然是借用“卡夫丁峡谷”的典故，表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种种痛苦与灾难。
文化人类学带给晚年马克思的，是对古典社会进化理论的超越。马克思已经认识到：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形态。不同国家和民族的起源、地域环境和历史过程各不相同，它们的历史发展道路也不可能完全一致。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就已有了“文化相对论”的思想。
五、余论
文化人类学研究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还表现在研究方法的改变上。早年马克思的研究方法以逻辑方法为主，在《资本论》中，逻辑的力量被马克思发挥得淋漓尽致。马克思从事物发展的高级状态开始，运用概念和逻辑向后追溯出事物发展的轨迹。从资本主义的发展状态，通过“商品”等概念间的逻辑关系，揭示出资本主义制度的真相与发展规律，令人叹服。但晚年马克思的研究更重视实证方法，强调通过实地调查收集实证材料，在对具体资料的分析比较中，发现事物的规律性。所以有学者说：“如果说，‘从后思索’的方法从历史渊源上来说，是在批判改造黑格尔观念辩证法的基础上形成的，那么，实证研究方法，在一定意义上又是汲取了摩尔根史学方法而形成的。”(18) 马克思晚年这种逻辑、实证与比较相互补充的方法，值得我们学习。
在马克思恩格斯影响下，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热衷于文化人类学研究，如奥古斯特·倍倍尔（1840～1913）的代表作《妇女与社会主义》，比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还早出版五年。该书用大量人类学资料，以马克思主义方法来论述两性关系中的生物因素与社会因素的关系问题。马克思的女婿保尔·拉法格（1842～1911）著有《财产的起源和发展》、《灵魂的起源和演化》、《关于亚当和夏娃的神话》、《关于贞洁受孕的神话》、《割礼及其社会和宗教意义》等书，从人类学、神话学和民俗学的角度，探索人类各种文化制度的由来，论证资本主义并不是自古就有的制度，更不是人类唯一的制度。他指出，原始社会实行一种没有私有观念的制度：“至今还存在着这样的野蛮部落，他们一点也不知道什么是土地所有制（不论是个人的或是集体的），而对个人使用品的个人占有也只是刚刚开始。”“共产主义是人类的摇篮。文明所到之处，这种原始的共产主义就被破坏，尽管贵族和资产阶级的贪得无厌，而这种制度尚存的残迹仍然表现着自己的公有财产的特点。”(19) 卡尔·考茨基（1854～1938）在其代表作《自然界和社会的繁殖和发展》（1910）中，也是广泛运用人类学材料，力图揭示在每个历史时代，在不同的经济活动形式下“人的再生产”条件（婚姻、家庭、劳动的两性分工、能育率、子女数量、寿命、性别和婚姻限制、外婚制等）的特点，并试图对恩格斯关于“物质生产”的两种基本形式的思想提出修正。
综上所述，19世纪的文化人类学成果为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与发展提供重要的理论资源与思想资源，其中的一些成果成为马克思恩格斯文化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在文化人类学基础上形成的一些思想，至今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我们应该对这一领域予以更多的关注与研究。
（原载《西北民族研究》2008年2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