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我们的哲学学术语境中，“对话”已成为主流的学术姿态，中、西、马各以不同的话语方式进行着各种视角的对话。如何能建立这几种哲学话语的沟通逻辑和意义通道，则成为对话是否可能和能否有意义的关键问题。我们所关注的马克思哲学的中国化问题、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问题、面对西方哲学的强势话语与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问题，以及在国际学术界建立中国哲学的话语权问题等等，都离不开如何理解我们在与西方哲学话语进行对话中的逻辑可能与意义通道的打通。“对话”的可能逻辑与意义通道可能在于我们对这些学术资源本质的把握和解读，这里的一个不可逃避的问题是如何在今天的哲学对话语境里，解读马克思的哲学，以确定马克思哲学在我们文化境遇中的可能。
马克思哲学与我们的意义关系，取决于对马克思哲学如何解读，解读出什么。近年来，以马克思的文本资料解读马克思哲学的意义，是我们“回到马克思”的基础性学术功课。对此，学界已从“教科书”的哲学构架走出，在摒除“学科意识”的羁绊后，在“问题意识”的引导下[1]，从马克思到底想做什么，他的精神实质的意义是什么的问题入手，破解马克思对于哲学的消解秘密，寻觅马克思使哲学走进历史的理论通道。本文的主旨就在于从马克思在经济学视阈中的政治诉求的视角，解读马克思对哲学本身的消解意象，从而在历史中找到哲学的归宿，从而使逻辑与概念中的解释性哲学走进了“历史”。
一、“解释”性哲学的消解——哲学在哲学之外
在我们的哲学理论意象中，以往的哲学是“解释世界”的哲学，而马克思的哲学是“改造世界”的哲学。这种观念来源于对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的解读。这种解读背后的逻辑是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也就是说，这种思维方式认为在历史上存在过两种哲学——“解释世界”的哲学和“改变世界”的哲学，这两种哲学是绝然对立的。这种解读是一种误解。马克思的那句名言，并非是将哲学分为两种存在方式或历史形态，而是对以往“解释”性哲学的消解，这种消解也是对哲学自身的消解，并在消解哲学的过程中，使哲学走出哲学自身，使哲学走进“历史”。
西方哲学只能是“解释”性的哲学。西方哲学与我们所说的“中国哲学”①有很大不同，西方哲学往往从某种预设出发，依据某种人的存在作为“类”意义上的精神需要，以及“以知为信”的原则，以历史的存在为文化背景，来确定某种解释性的前提预设及其意义，如此构成了在“前提预设”笼罩下的哲学问题域，从而构成一种哲学谋划。这一类哲学谋划都以“解释”的可能与否作为其基本问题。可以说，尽管有的哲学宣称“消解”某种既定的原则和标准，实际上，这种自称的“消解”本身也是以对“无”前提的设定为前提的②。所以，如何构造哲学的解释性前提，就成为西方哲学“解释”性哲学谋划的可能及态度。另外，西方哲学以“Being”为把握方式，只能以“是什么”去把握，而作为“Being”的哲学就只能是“解释”性的哲学。
首先，西方哲学的意义界就是“解释”。纵观哲学的历史，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对历史中的哲学画像是有见地的。“以往的哲学家们都在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对“解释”和“改变”这两个词的意义，哲学界已有很多研究，如何从“解释”进入“改变”并不是哲学自身就能解决的问题。“改变”作为“实践”也是作为一个“概念”在“解释”。我认为，西方哲学在思想史的逻辑上，就是以“解释”作为哲学的存在意义，也就是说，哲学的存在方式就是“解释”。
其次，哲学的解释是为了解决“何以为信”的问题。西方哲学崇尚的是“以知为信”，所以，西方哲学的“解释”是处在“知识论”的围城中的。即使是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也是以“信”为目的的“知识论”式的逻辑论证，即在“本体论”式和“宇宙论”式的证明中，合逻辑地确定上帝的存在。
其三，西方的“解释”性哲学，是以“是”(Being)为叙述工具的。从西方哲学的现代语言转向回溯其因缘，在西方哲学的诞生处已经孕育着这个转向的文化基因。也就是说，西方文化的存在形式只能是从拉丁语传承下来的西方语言，这种语言的根基是Being。在这种语言中所形成的语式是“是什么”的问答逻辑。而从“是什么”如何走进“是”本身是这种语言不可逃避的悖论。可以说，在上帝创造人的时候，懒惰的上帝只给了人一套“是什么”的，以“Being”为特征的语言系统，所以，人类离不开“是什么”的语式规定，而“是什么”的语式从功能上只能是对“是”以“什么”的方式做出说明，而这种说明只能是“解释”。
马克思将以往的哲学确定为“解释”性的哲学，是合乎西方哲学的历史实际的。从西方哲学的历史来看，西方哲学作为“解释”性的哲学，是以“是”(Being)为叙述工具的，也就是在“Being”这种语言中所形成的“是什么”的问答逻辑中，在“是”与“什么”的区别与划界中，建立了各种哲学“解释”模式。“是”与“什么”所构成的“是什么”的逻辑形成了西方哲学的“知识论”的哲学情结。这样，西方哲学就在为能得以“解释”而“以知为信”。可以说，“解释”、“Being”的语言系统、“以知为信”是西方哲学形成各种谋划方式的关键词。由这些基点围筑起来的“知识论”的思维逻辑，使得西方哲学的各种谋划方式，通过哲学发问方式的转变，确定哲学的意义界。古希腊高尔基亚的三个哲学命题道出了哲学的这种“解释”性质，也道出了哲学作为“解释”的尴尬。他指出：“第一，无物存在；第二，如果有某物存在，人也无法认识它；第三，即便可以认识它，也无法把它告诉别人。”[3]这三个命题是深刻的，它道出了作为“解释”的哲学所持的“知识论”立场的悖论意义。当他对物的存在，认识的可能，以及意义的通达发出质疑的时候，也就道出了哲学的“知识论”立场使哲学的“解释”不得不陷入悖论命运的尴尬境地。这就是依据哲学的“解释”本性，必须要对我的存在以“是什么”的方式进行说明，作为“解释”的“说明”必须是清楚明白的，但以何为清楚明白的标准却是需要论证的，即也是需要说明的。这就陷入了一种自身的清楚明白需要自身来证明的解释循环。从哲学上说，就是对“是”本身必须要以“是什么”的方式说出其是“什么”，但这是不符合逻辑的同一律原则的。因此，哲学作为“解释”却走进了不可解释的尴尬境遇。
西方哲学作为“解释”的这种悖论性质是明显的。从古希腊哲学对“本体”的追问发端，虽然经历了近代哲学对把握“本体”的主体自身的先验设定，康德引领的德国古典哲学对“以知为信”哲学原则进行的合乎逻辑同一性的哲学建构，以至于黑格尔之后哲学对自身的逻辑确定性，以及对知识“清楚明白”进行逻辑构造努力的拒斥等思想历史过程，但这些哲学都没有脱离把哲学作为“解释”来把握的境遇。可以说，马克思对西方哲学的“解释”性的揭示，是对西方思想特质的天才概括。从马克思思想的整体发展来看，面对西方哲学的这种特质，马克思并不是想在这样的哲学之上建立一个新的哲学大厦，而是要消解哲学，在哲学的消解中让哲学走出哲学，也就是通过哲学自身的非哲学化，使哲学走进“历史”。这也正是马克思在哲学问题上与以往哲学的不同之处。
从现有的哲学文本看，马克思留下的“提纲”、“手稿”、“序言”和“导言”以及各种“通信”，都透露出马克思对哲学的消解意向。我以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最后一条，“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4]是马克思哲学观的确切表述。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等文本中，马克思提出了自己的哲学观念和思想的基本路向。从这些文本中我们似可以读出这样一些信息：
首先，以往的哲学(德国古典哲学)的功能与作用只是“解释世界”，不具有实践性的对现实的干预能力，马克思说过：“哲学，尤其是德国哲学，爱好宁静孤寂，追求体系的完满，喜欢冷静的自我审视；……就像一个巫师，煞有介事地念着咒语，谁也不懂得他在念叨什么。”[4]219所以，哲学要从对天国的叙述回到对人间事务的介入，“彼岸世界的真理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2]2哲学作为独立的思想形态，其批判能力是有限的，所以，应该对哲学本身进行批判。在对哲学的抽象形式进行批判中，哲学的解放也就有了与以往哲学不同的指向。
其次，哲学问题视阈的转换在于对人类的存在意义有了与以往不同的认识，这体现在从哲学的视阈对人、世界、社会和历史的认识转换上。马克思认为，人是“感性活动”意义上的“实践”的存在；世界是对人而言的“现实的世界”；社会存在是“历史”(时间)的存在；这种“存在”是人的真正本质；理论的意义与目的，不在于解释(言说)世界，而在于改变(实践)世界。改变(实践)世界应该是马克思确立的“存在”的意义、“应然”的价值指向和人类的生存境界。这种认识使得马克思在理论上超越“哲学”(“解释世界”意义上的哲学)，走向“社会批判”，“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就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就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就变成对政治的批判。”[4]2这就是对现实历史的批判。
从以上论述来看，马克思提出的哲学原则，既不是要构造什么哲学体系，留下一些千古不变的普遍命题，也不是为了明天的心理期盼，给出一些具有心理安慰功能的哲学谋划，而是要在对以往哲学的批判中，消解哲学，走进历史。哲学不要说“谁也听不懂”的哲学的话，哲学要讲政治经济学的话，哲学要讲法学的话，哲学要讲政治学的话，哲学的话语指向、叙述方式及其功能要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哲学要具有改变世界的功能，哲学就是在非哲学化中走进“历史”，“历史”也在这种非哲学化中消解了哲学。可以说，马克思哲学的力量并不在于其本身是否是一个即成的理论模型，而在于其基于西方思想史中的正义理念，通过哲学的解释功能的消解，对人类社会运行现状进行批判。马克思哲学所引领的西方哲学向“历史”的转向，就是哲学自身的消解和哲学从解释功能向批判功能的转向。马克思的哲学就是哲学的出走。那么，马克思是如何通过经济学视阈中的政治诉求来拆解哲学的虚拟围墙的呢？
二、经济学视阈中的政治诉求——马克思哲学的“非哲学化”
如果说，在问题意识的解读中，关于马克思对于“哲学”的消解的努力，我们可以形成“同情之了解”的认识，那么，马克思如何消解哲学？何以消解哲学？消解了的哲学走向哪里？这些问题是把“马克思哲学”一语作为一种思想解读和把握方式所不得不必须面对的问题。我们应该从马克思哲学文本解读的幻象中超脱出来，即不要把马克思哲学作为一种既定哲学著作的文本释义，而是要把马克思哲学还原到他的经济学和政治理想的设计中去把握。因为我们依据学院式的哲学解读框架，很难从马克思的那些“提纲”、“手稿”、“序言”、“导言”等语录式的段落中给出体系性的解读。因此，我们试在哲学之外来看马克思的哲学，可能更能恰切地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深意。
如果说前述的关于马克思哲学观的认识还合乎当下人们的认知习惯的话，那么如下的判断就应该作为我们走进马克思哲学的经济、政治世界进行解读的前提性观念预设。即：
第一，马克思作为思想个体是沿着西方思想历史的轨迹前行的，古希腊和希伯来文化所形成的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理念是马克思的思想所追求的[6]。我们要注意马克思本人作为犹太人血统，其家庭中的基督教文化氛围对他的世界观的潜在影响，即耶稣基督为人类的公平正义之献身精神所形成的对人类存在意义的强烈刺激。
第二，通过宗教的批判走进哲学的批判的马克思，在“解释”哲学的自我批判中消解着哲学。马克思虽然藉哲学之历史及哲学之论战，有“提纲”、“手稿”等非公开性文件，但并没有可以表明其欲努力构建哲学体系的著作，其对哲学“解释”性质的批判更说明其消解哲学的意向。所以，摆脱“知识论”学科建设的学术羁绊，我们才可能更确切地理解马克思哲学何以对“社会批判”、“历史”、“实践”、“感性”等词语更加青睐的真实用意。所以，马克思并非是构建哲学(体系性哲学)，而是在“批判”中消解着“哲学”。
第三，马克思所以要消解哲学不仅仅是他个人禀赋特点所致，而是源于哲学问题自身发展的逻辑必然。哲学作为人类的一种自觉意识形式，其发展缘于人类存在方式在历史中的转换。哲学问题的发展逻辑规定着哲学发问方式的转变方向。可以说，哲学在发展中走向对自身消解的趋向，实际上是哲学自身“解释”性的对象性世界把握方式的消解，马克思对哲学的消解并不是体现在对其简单地宣布为无意义，而是对哲学自身的“解释性”所形成的对象性思考方式的消解。这种消解就表现为在经济学的视阈中的政治欲求和设计，为哲学确立一种新的存在方式，这就是哲学从“解释世界”走进“历史”而“改变世界”。
由这几个观念出发来看待马克思哲学的真实意蕴，就是要通过历史中的文本和逻辑明确马克思何以把哲学的视角引入“历史”？马克思何以在“资本”的逻辑中为哲学立命？马克思在资本的逻辑中何以要突出其经济中的政治公平理念？其在经济学的视阈中何以依“感性”(生命存在)、“劳动”、“价值”、“交换”、“剩余价值”“价值分配”等语词③，来描述“资本”的主义化语境中的“市民社会”关系？马克思又何以在对“资本”主义化的揭示中，通过“现实化”的“实践”途径，找到对“资本”“主义”化的消解之路？
另外，如果站在“学院派”的“纯哲学立场”对马克思哲学进行文本解读，就很难把马克思的那些“哲学文本”看做是“纯哲学著作”。我们所熟知的《德意志意识形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人类学笔记》等著作，都不是学院派哲学所习惯的那种具有体系性、符合某种学术规范的哲学著作。我们不免会产生这样的疑问：为什么马克思没有留下一部阐述自己哲学思想完整的纯哲学著作？而留下的不是“提纲”，就是“手稿”。按马克思的哲学素养和理论功底，出现这种情况的确令人费解。这个问题的背后是否意味着或蕴涵着马克思对哲学及其哲学问题的某种态度呢？从另一个角度看，马克思何以留下半成品的“提纲”、“手稿”，而转向“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转向“社会批判”呢？
对这些问题的梳理和解答，需要分别研究马克思的经济学之政治意义，以及政治诉求之“公平”“正义”理念的经济学根据。这离不开对马克思留下的那些准哲学的“手稿”、“提纲”之后的最基本的两部著作基本精神的把握，即《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
结合对西方哲学历史的演化逻辑的梳理，我们似乎可以达成这样的认识：马克思藉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精神”，对哲学之“解释”角色采取了拒斥的态度，进而形成了对现实的批判哲学立场④。马克思进行的哲学批判就不是德国传统哲学的那种从理性出发所进行的“宗教批判”，而是从哲学之“社会历史”意识走进历史现实的经济学中的对现实的“政治批判”。马克思的这个批判如何完成的呢？
首先，马克思改变了哲学的传统身份和性质，即：“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己。”[2]15哲学的这种身份确定的意义在于哲学必须走进“物质”的领域而成为“武器”。“武器”的使命和归属在于阶级(阶级的根本理念来自于“公平”和“正义”)及阶级的消灭。这种哲学观来自于马克思对德国的法哲学的批判。
其次，哲学的“物质武器”身份取决于对于“市民社会”的经济学分析。从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来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经济学理论，背后隐藏的是马克思的哲学意识、哲学方法和政治意图。这主要表现在马克思确定的对资本进行分析的始端问题和概念设定，这就是“商品”的概念。“商品”的经济学意义在于其内涵的物质利益关系。这里有何以要从“商品”开始，而不是从资源的稀缺前提出发，为资源的合理配置建立某种数学的量化模型的疑问；也有何以在现代的工业生产方式所形成的以生产与交换为轴心的经济学意识中，去把握当代资本社会的基本逻辑，而不是在对生产的各种要素进行形式化分析中，以经济构成要素合乎经济人之理性规定的形式化描述，来摆脱经济的内在利益之“公平”理念的纠缠。与现代经济学理论不同的是，马克思的经济学分析是建立在社会物质利益基础上的，对价值不合理分配、转移的批判性分析，他的主旨是在对社会物质利益关系的经济学分析中，找到“我、你、他”居于什么样的现实结构中，以及作为“应该”的现实性途径。这个意义上的经济学分析在理论逻辑上确定问题的始端概念无疑是重要的问题，从“商品”出发无疑与从“资源的稀缺”出发会导致截然不同的理论后果，这就为马克思在经济学的分析中植入政治诉求建立了理论通道。
其三，在马克思的《巴黎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第一卷中，对资产阶级经济制度的考察和分析逻辑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如马克思自称的，“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次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7]第二，如何进入资本、土地、国家及世界市场和贸易，则要从生产、消费、分配、交换(流通)的分析中才有可能。生产、消费、分配、交换(流通)则成为资产阶级经济制度分析逻辑的第二个层次。第三，生产、消费、分配、交换(流通)是“古典经济学家们都使用的概念[5]353-354，对这些概念作黑格尔式的抽象研究，并不是马克思的理论归宿，马克思最为关切的是如何透过生产、消费、分配、交换(流通)把握资本的奥秘与本质，商品、劳动、价值、货币、剩余价值、资本、工资、利润、资本的积累就形成了第三层分析逻辑。从商品这个经济现象的细胞入手，在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学说和资本的构成中揭示的是社会财富是如何产生差异的。社会财富之差异的背后是要表明现实社会中的人是如何存在的。作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常识性解释，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揭示了资本剥削的奥秘，也蕴藏了超越这种现实存在的内在政治力量。所以，在马克思经济学的视阈中蕴藏着他对社会未来要求的政治设计和欲求。马克思的经济学中的政治诉求来自于他早期形成的“苦恼的疑问”[6]82和《共产党宣言》中对未来社会的政治设计。可以说，马克思的经济学批判的意义在于为其政治设计和诉求留下合乎理性逻辑的理论通道。
其四，《共产党宣言》作为“更多地对政治的强调”[6]182的马克思⑤的重要文献，以阶级区别为历史的解释轴心，文献的首句话就是：“至今所有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的区别与阶级的斗争，从思考方式上，是依据某种合理性的设计对历史的评判，即从历史的“正义”与“公平”出发，对何以出现阶级的对立，何以形成阶级的斗争，给出历史事实的描述及其物质利益上的根据，并为阶级斗争的历史逻辑做出合乎历史必然性的说明。依据这样的思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叙述了历史的阶级斗争性质，描述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虽然这是一部宣传性的文稿[5]190，但其中对以往历史和对社会未来的描述，都贯穿着马克思本人及其当时共产主义者同盟成员所拥有的政治抱负。这里的“资产者无产者”、“财产与财产所有”、“阶级与阶级斗争”、“共产党与共产主义”“革命与暴力”等概念，显然带有法兰西的激情与浪漫。这里似乎吸收了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思想成果，但赋予这些概念以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以及体现资本奥秘的政治经济学的根据。这些概念的意义在于马克思的经济学有了政治的导向，即在政治的引导下去描述经济学概念、范畴的意义。可以说，《共产党宣言》中所明确的以共产主义为政治目标的政治诉求，为马克思的经济学的政治化取向埋下了伏笔。所以，马克思哲学的现实性要求，在这里才得到了根本性的表达。
从马克思的基本文本的解读可以看到，马克思从哲学对宗教的批判开始，并不是想建立一个合乎人们认知习惯的哲学体系，他在批判体系性的哲学建构的同时，把哲学从哲学的自身欣赏中引导到对社会历史的“批判”。他并不是力图建构一个可以名留青史的哲学体系，而是要消解哲学。因为他总是处于“苦恼的疑问”当中，并且“不能克服的一个问题是现实的东西和应有的东西之间的对立”[5]29。马克思对于哲学的消解并不是简单地宣布哲学为“无”，而是从社会的历史性存在出发，在经济学的视阈中赋予历史存在以合乎人们认知逻辑的历史的政治诉求。从马克思的叙述中可以看到，哲学只有在经济学与政治的诉求中才能获得存在的意义，从今天的语境出发，如果说“马克思哲学”作为一个有意义的词语的话，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所得出的政治设计的合理性，才可能是我们理解马克思何以、如何进行哲学消解的可能途径。所以，马克思对哲学的消解的真实意蕴，在于通过对社会历史存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表达基于人类大多数立场之上的政治诉求，从而使哲学从“武器的批判”变成“批判的武器”。
由此可以明确的是，马克思对哲学的消解，其意图在于哲学要置身于经济学基础上的政治批判，而这种批判是把哲学从学院派的概念性的“解释世界”的意识谋划中，通过经济学视阈中劳动对资本本身的政治批判，引向对“历史”的“改变”。这无疑是一种哲学的转向。
三、结语——让哲学走进“历史”
从马克思对以往哲学的批判中，似乎可以窥测到他何以没有构造“体系”性哲学的缘由，即使哲学从“解释”的循环中走进“历史”，去“改变世界”。然而，哲学如何走进“历史”？哲学何以能够“改变世界”？这是马克思对古典哲学反思批判后的困境。从他为自己写的“提纲”、“手稿”，以及他后来的思想轨迹来看，马克思从哲学的概念性批判转向了以“经济学”的社会分析为基础的政治诉求。也就是从人作为存在的“经济关系”中寻找到这个社会存在的政治奥秘。在马克思看来，对“存在”进行经济学的解剖，并不是仅仅停留在某种经济学的“解释”上，而是要在经济学的视阈中寻找到社会的政治性指向。可以说，在马克思那里，哲学是通过社会的经济学的政治诉求走进“历史”的。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只有通过对抽象哲学的消解，才能使哲学摆脱“天国”的理论束缚，哲学才能走进历史。这种消解就是将哲学的原则贯彻到以政治经济学对资本的批判为核心的“社会批判”中，以实现哲学对“世界”的“改变”性作用。我们可以看到，有了政治经济学基础上的“社会批判”，才在实践上有了为共产主义的理想而进行的社会革命，从而才有了异化与异化的克服，资本的秘密，私有财产与市民社会的扬弃，才有了对共产主义不仅作为现实的、可即的一种社会实体，或某个时空中的平台，而且还作为“意义”“价值”与“境界”的设定[7]，也才有了《共产党宣言》。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种通过政治经济学基础上的“社会批判”，才能使哲学从“概念”走进了“历史”⑥。
马克思哲学就是在对以往哲学的检讨中所树立起来的对哲学自恋性的批判中，使得哲学在具体、现实的历史中消解自身的抽象性身份，在具体的对现实历史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对历史进行干预。这就是马克思强调哲学之“实践性”的应有之意。正如阿尔都塞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着，却又从来没有被当作‘哲学’来生产。”[8]可以说，消解哲学是马克思哲学观的起点，通过政治经济批判使哲学进入历史是马克思哲学观的结论。马克思由此确立了哲学通过“实践”走进“历史”的原则，从而完成了哲学向“历史”的转向。这也可能就是马克思之所以没有为后人留下一部“纯粹哲学”专著的原因之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马克思并不是那种符合某种规范的哲学家，而是以解放全人类为使命的思想者。马克思的这种消解哲学哲学观，使那种在希腊城邦广场上崇尚言说的哲学意义发生了根本的变革，哲学不仅仅是坐而论道的清议，而且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引导下走进了生活和世界的各个角落。马克思完成的这个哲学转向的实质就是使哲学非哲学化。
应该说，以卢卡奇、葛兰西、柯尔施，法兰克福学派，以及阿尔都塞、萨特等在西方发达国家形成的社会批判理论和运动，延续着马克思引领的这个哲学转向。当代西方的社会批判理论和运动与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有所不同，他们实行的是资本对资本的批判。资本对资本的批判表现为非哲学化的经济批判、政治批判、文化批判、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批判。我们从卢卡奇、葛兰西对马克思的重新诠释，从马尔库塞、阿多诺、哈贝马斯对技术主义和工具理性的批判，从詹明信对资本主义进行的文化批判，都不难看出哲学在“社会”和“历史”中的消解，在这些不同形式的社会批判中，哲学就从以往的身份构造中解脱了出来，走进历史的哲学就消解了概念性构造的哲学。可以说，概念性哲学的自身消解所带来的是哲学的非哲学化。对这个问题，我们从卢卡奇的“总体性”辩证法向“历史”的指向，德里达对马克思哲学的解构中所蕴含的批判精神，以及阿尔都塞站在现代性之后的语境中对哲学消解的看法和对马克思哲学的“激进解读”等，都可以感受到马克思将哲学引向“历史”之后的哲学的非哲学化倾向。
如上所言，我们似乎可以得到这样的认识，马克思面对西方哲学本身的“解释”性质，离开了哲学本身固有的“知识论”历史逻辑的轨道，“消解”了哲学的“解释”性，在对哲学的自我批判中，依政治经济学基础上的社会批判所蕴含的以“正义”为主要价值指向的政治诉求，引领了西方哲学向“历史”的转向。如果说这样的认识可以得到一定的共识的话，那么，西方哲学历史在当代的发展线索，在发生“认识论”向“语言学转向”的学院哲学之外，还应该肯定马克思哲学为始端的从近代的“解释”(认识论)向“历史(学)”的转向⑦。
（原载《西安交通大学学报》2008年3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