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推动跨学科的沟通与合作,在不同学科的交叉互动和视界融合中寻找更加富有现实解释力与思想创造性的学术生长点,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拟推出“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学术前沿系列对话”,推动学术界在不同学科之间展开富有学术质量和理论深度的对话交流,扎扎实实地推进中国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的创新。
哲学与史学的对话——“唯物史观与历史评价”全国学术研讨会,是“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学术前沿对话”的第一场,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与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研究基地、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共同主办,于2007年10月9—10日在复旦大学召开。参加本次对话的有哲学学者张一兵、孙正聿、俞吾金、吴晓明、陈学明、杨耕、丰子义、王南湜、王德峰、邹诗鹏、叶险明、童世骏、张雄、张奎良等,史学学者庞卓恒、冯天瑜、姜义华、张广智、葛兆光、李杰、李红岩、陈新等。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总编辑高翔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赵剑英研究员以及参会学者轮流主持了会议。
这次对话会共收到二十余篇学术论文,作者从跨学科对话的视角,力图把本学科的运思路径和理论触角绵延至新的学术领域,在哲学和史学两个学科的交互视野中收获新的思想创见。为了扩大对话成果,加强现场互动,这次会议还改变了以往学术会议部分学者主题发言、大部分学者台下听会的模式,而把重点放在了学者之间的对话和讨论上。其基本程式是先由相关学者就所提交的论文进行简明的观点陈述,随即转入全体对话和讨论时段。《中国社会科学》与《历史研究》拟同时发表部分会议论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将收录会议论文与现场对话,结集出版“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学术前沿系列对话”丛书。与会学者共进行了六场对话,就唯物史观的科学品格与方法论意义、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构境、历史事实与理论视角、历史规律与主观意志、历史意义与当代价值以及历史虚无主义批判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交流。学科对话的模式激发了思想的熠熠光华,会议议程的革新更是直接带动了不同理论观点的碰撞交辉。在座学者竞相发言,或立论或反驳,或诘问或辩护,或声援或反思,会议现场气氛热烈友好,生动活泼,令人振奋。这次对话会大大推进了哲学与史学两个学科领域的沟通交流,取得了良好丰硕的学术成果。总的说来,会议成果集中表现在四个方面:1.学科对话之于学术创新的必要性;2.唯物史观在学术研究中的方法论意义;3.唯物史观与历史评价问题;4.对历史虚无主义等思潮的剖析与批判。
一、学科对话之于学术创新的必要性
不同学科之间的学术对话有没有必要,它将在哪里找到其合法性根基,它又怎样在不同学科的交集和贯通中获得真实而深刻的学术成果?这一系列问题是哲学与史学以及其他对话的前提省思。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高翔总编辑提出,当前,社会科学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每个学科都面临着下一阶段向哪一个方向发展的选择。在各种思潮相互激荡、各种方法相互冲击的情况下,加紧跨学科的对话和研究,可以给既有的学科研究范式和话语体系带来新的启迪与冲击,为学术生长提供新的巨大空间。在不同学科的对话中,哲学与史学的对话是最有基础的。历史学讲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从现代意义上说,天人之际讲的是人与自然规律的关系,古今之变则是社会演变的内在逻辑与规律。历史学研究要对上述关系和规律形成自己基本的、独立的观点,这和哲学研究在最高层次上应该是一致的。最近这几年,无论是哲学还是史学,都面临着加强对话的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实现自身对各个学科的指导地位,必须加强与各个学科的相互沟通、了解,向各个学科提供最新、最前沿的研究成果。同时,它也需要从各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中,汲取有益成分,使自身的进步与发展,奠定在坚定的科学基础之上。中国当代史学在改革开放后几十年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也面临着比较严峻的挑战和危机,其一是历史学出现了淡化理论的倾向,过度陶醉在对个别事实的精雕细琢中;其二是盲目崇拜西方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妨碍了我们的独立思考和理论创新。在这种情况下,学术界亟需重新认识唯物史观的价值,构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与时俱进的和适合当前社会发展趋势的学科基础理论体系与价值评判标准。
复旦大学俞吾金教授认为,在哲学研究中同样存在着对史学研究的疏远,有些哲学研究不下艰苦的功夫研究史料,满足于哲学领域内的自说自话。在哲学和史学的对话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困难,这是因为长期以来学科之间的交流不多,过去几乎没有对话。通过不同学科的对话,可以起到知识结构互补的作用,双方的理论借鉴和对经验材料的不同理解可以对对方产生非常有益的影响。天津师范大学庞卓恒教授说,据他回忆,这次哲学与史学的对话恐怕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这种对话本身就是一种创新。复旦大学张广智教授认为,历史学家也应当是思想家,没有哲学的深度就不能达到对历史的深入理解,为此,应当打破学科之间的围墙,倡导跨学科与多学科的研究。吉林大学孙正聿教授说,两个学科之间的对话是必要的,但这种对话不仅是困难的,而且是非常艰难的,像哲学以什么样的角度切入史学等,都需要作为基础问题深入研究。复旦大学葛兆光教授认为,一个好的历史学家,应当以一定的哲学理论作为其论述基础。哲学与历史之间,未必有多么深的鸿沟,彼此之间是可以互相对话的。通过对话,两个学科领域的语言、概念、思路、方法能够互相接近,但同时,填平鸿沟并不等于彼此没有界限,学科对话绝不是说和光同尘,绝对同一。南京大学张一兵教授认为,倡导史学与哲学的对话,恰恰缘起于当代中国学术研究过于硬化的学科边界和学科陌生性,这可能是上世纪自然科学与教条主义意识形态留给我们的某种理论后遗症;而对话即是推倒学科之间的屏蔽之墙,打破学科壁垒,探索面对今天的总体性社会生活时所共通共识的理论方法。
实际上,对学科对话之于学术创新的必要性的思考,贯穿和隐含在几乎所有学者的发言以及讨论中,学者们对这一点均持积极认肯态度。有学者甚而提出,对话会设置本身就应当成为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不可忽略的一笔。
二、唯物史观及其方法论意义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毕生研究所达致的两大科学发现之一,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和最重要的理论成果。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老一辈学术工作者在中西今古之变和多种学术思潮的振荡冲突中,自觉地以唯物史观及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立了现代学术话语体系。时过境迁,当代中国和世界已经发生了和正在发生着急剧的变革,时下各种学术思潮和不同研究范式又在中国思想学术界展开了激烈的碰撞横决。在这种情况下,唯物史观如何结合当代中国实践生发出新的形态,如何在学术研究中进一步深化其方法论意义,就成了这次对话会必须回答的一个重大主题。
复旦大学吴晓明教授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历史科学的方法论,对于当今史学研究具有重大意义。但长期以来,一方面由于哲学与史学的疏离隔绝,另一方面由于现代形而上学强化和巩固了实证主义或自然主义的意识形态,所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历史科学方法论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蔽而不明的,它或者被当作形而上学的固定模式或先验框架,或者被看作完全无批判的实证主义。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特征实际上突出地体现为三个基本方面:(1)社会现实的发现。这意味着,历史事实只是在社会现实中构成并通过社会现实而显现出来,历史事实的客观性归根到底不过是社会现实的客观性;因此,历史科学的真正任务就在于切中并把握社会的现实,并从而揭示历史事实本身的客观意义。(2)总体性的观点。在马克思看来,总体性的现实乃是在人类的实际生活过程中感性地生成的社会关系,在这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历史科学方法论的意义明确地表现为:只有当一切孤立的历史事实、历史现象或历史人物从属于这样的总体之时,它们才有可能作为真正的现实被理解和把握。(3)具体化的路径与实行。历史唯物主义不是抽象的思想,而有其具体化路径,这就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概括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原理。之所以把这个“基本原理”理解为并称之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化路径,不仅在于突出其方法论的意义,而且在于强调这一方法论纲领按其本性来说不是现成的、自身封闭的;毋宁说,它只是开辟了一条经由社会现实的总体来具体理解人类历史的道路。正是因为这一具体化路径,历史唯物主义才能够作为历史科学的方法论而存在。
庞卓恒教授则力图从唯物史观是科学这一角度来重申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意义。他认为,科学就是揭示了客观事物存在和变化的因果必然性规律,并经过实践检验证明这些认识是真理的知识体系。他重新解读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形态从低级向高级的发展”、“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偶然性”、“人民群众和历史人物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共产主义实现的历史必然性”等唯物史观的一系列基本概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因果必然性的普遍规律,因而唯物史观及其指引的历史学研究是科学。
复旦大学
复旦大学王德峰教授充分阐释了唯物史观在史学研究中的去蔽作用。他认为,在马克思那里,真正的历史科学要研究的不是肯定的事实或者已经包含了理论成分构架的事实,而是人们的实践活动和他们的实际发展过程以及人们能动的生活。马克思第一个真正发现了生产关系,在物质生产中深刻揭示了本真的历史性,而只有认识到物质生产是人的现实生活的本质来历,认识到它为历史奠基,才可能去除对本真的历史性的观念遮蔽。唯物史观的“唯物主义要点”,就在于让“时代的现实动因”,即物质生产方式变更的历史运动本身呈现出来,而不是只看到那些遮蔽了现实动因的形式,比如,只看到宗教的观念、哲学的观念或政治的观念,并把它们当成造就了一个时代的动因。
北京师范大学
三、唯物史观与历史评价
历史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如何正确地进行历史评价,历来是一个严肃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历史评价的论定、修正甚或重估,往往会对现实社会的发展进程和人们的思想观念产生极其巨大的影响。然而,现今在后现代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冲击下,历史评价似乎变得简单、轻松、随意了。历史仿佛真地成了“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可以说,历史评价问题,尤其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历史评价问题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如何面对历史,如何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进行历史评价,如何使这种评价符合历史本身的逻辑,这是与会学者集中讨论的又一重要问题。
北京大学
复旦大学陈学明教授认为,当前中国学术界争论的一个重大问题,是我们在评价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时候,需要不需要以唯物史观来指导。的确有一些人发表文章企图否定唯物史观在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评价中的指导作用。因此,把唯物史观与历史评价的关系作为一个尖锐的问题提出来,不仅有理论意义,更具有现实意义。唯物史观在认识、看待历史的时候,充分注意到两个环节:事实的历史性与事实的整体性。以此为主要特征的唯物史观观察历史的方法,其现实意义体现在,可以帮助我们思考人类究竟还需要不需要理想的问题。质言之,人类需要不需要从历史事实的整体出发,为自己的行动设立一种奋斗目标,人类是不是需要重新回到“运动就是一切,目标微不足道”的轨道上去?而唯物史观在面向历史的时候,把过去所有历史事件和历史总体联系在一起,把当前塑造的一切和历史总体联系在一起,这充分彰显了理想和目标的现实意义。
首都师范大学
张一兵教授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阐发了历史构境的问题。他认为,依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意识”并没有自身独立存在的历史,任何观念的历史都依存于人类现实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历史的观念同样如此。人的历史观念总是一定历史条件下人们对过去社会生活的主观重构,而一定的社会历史生活结构则生成着人们再现历史生活的一定的重构方式。对马克思来说,人类社会的历史,并不是辉格式的线性进步时间,而是人的社会存在方式的历史转换本身。社会存在并不是外在于人的物性实体或实存,而是在人对自然的对象化关系和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中建构出来的有序性社会生活世界。社会存在本身就是历史的,历史已经内在地编织进当下的社会存在之中。因此,对于历史的理解从来就不能离开对当下社会生活的把握,任何历史都是一种为研究主体所建构的历史情境。
如何看待唯物史观及其在中国的传播问题,这本身就属于历史评价的一个重要课题,武汉大学冯天瑜教授对此作出了详细解答。他认为,唯物史观自20世纪初叶即流布于中国,并逐渐衍为主流历史观。其中,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中国社会史论战是唯物史观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两个关键阶段。在这两个阶段中,一方面通过译介与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史学发展起到了积极引导作用,另一方面又因其“左”派幼稚病而导致了两种偏颇:其一是把西欧历史模式放大为普世规则,陷入了历史单线进化论;其二是忽视反映社会形态的核心概念的准确性,导致了中国历史宏大叙事的紊乱。今日反顾唯物史观在中国早期传播的成败得失,应当克服这两种偏颇,复归和完善唯物史观的科学体系,并努力达成对唯物史观及其社会形态学说的正确理解、合理运用与创造性发展。
上海财经大学
四、历史虚无主义等思潮析评及其他
哲学与史学对话不是坐而论道,袖手清谈,而是充满了强烈的现世关怀和忧患意识,对历史虚无主义、历史目的论等思潮的剖析即是一例。一段时间以来,历史虚无主义等思潮照搬西方个别史学流派的观点,淡化和否定马克思主义在史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以貌似超然的客观主义态度研究中国历史尤其是近现代史。然而,这些思潮不过是导源于西方文化的无节制崇拜和无意识摹写,而生发的对中华文明的虚无以及对中华民族学术生命力与创造力的否定,它所深刻表征的是某些学者在学术上的失语和无思考状态。与会学者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对这些思潮展开了深入的分析与批判。
中国社会科学院李红岩副研究员在讨论中重点谈到,现在史学界涌动着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它其实“虚无”的就是唯物史观。换言之,唯物史观在史学界面临的挑战是唯物史观还管不管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进行历史研究,是促进还是阻碍了学术发展。他认为,这要从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谈起,唯物史观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立稳脚跟,是因为回答了当时中国人最迫切的问题,即中国社会的性质和出路问题。一百年来的中国史学史已经表明,唯物史观非但没有束缚中国史学的发展,而且帮助中国人空前深刻地揭示了中国历史的奥秘,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史学的发展。将唯物史观应用于历史学,能够帮助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另外,唯物史观的一大贡献就是把社会形态理论引入了历史学研究,这样的论证方式是两千多年的中国史学所没有的。因此,建立新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必须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
南开大学
复旦大学邹诗鹏教授对解释学史学观展开了深入的分析批判。他认为,解释学史学可区分为三个大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狄尔泰、克罗齐以及科林伍德的历史解释学及其思想史研究,第二个阶段是在现象学、特别是海德格尔此在现象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及其史学模式,第三个阶段则是后现代解释学及史学模式。这三个阶段,分别标示着历史的三个基本规定性即客观性、历时性与总体性的丧失。这样,解释学史学观就呈现出浓厚的相对主义特征,而其背后则是历史虚无主义的巨大思想氛围。与之相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强调历史活动中的人、实践活动及其主体性,并批判了思辨的历史哲学,强调自身是“人的科学”及“历史科学”,是“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因而对解释学史学观作出了有力批判。也正由于此,在解释学史学路向上不断被消解的历史客观性、历时性以及总体性,在唯物史观中得到了建设性的保留。唯物史观蕴含的历史进步及其人类解放论,有理由作为抵制和遏制历史相对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想资源。
云南大学李杰研究员提出,在中国近十几年的史学理论研究中,西方分析历史哲学、后现代主义史学观等有较大影响,这种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其中负面影响主要表现为否定历史事实的客观性,否定历史规律的存在,否定历史真理的属性等,其中包括否定唯物史观的科学性。在这种负面影响之下,中国史学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放弃唯物史观理论指导的倾向,而这导致了中国史学理论思维水平的降低。马克思主义史学关心社会现实的重大问题,努力发现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它的题材围绕劳动者阶级的解放而形成;它以事实陈述与理论阐释的结合为其叙述方式,以揭示历史规律为己任。放弃了唯物史观的史学研究,尽管在个别事实的阐释上能发现历史真理的颗粒,但如果不能与人类解放事业相关联,不能阐明历史的进程与趋势,不能对劳动者阶级的愿望作出表达,就不能称为合格的史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要以研究历史规律为己任,应当致力于阐明,在全球化的世界历史潮流以及传统与现代的转换中,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性。
上海社会科学院童世骏研究员通过对毛泽东纪念馆、刘少奇纪念馆与李大钊纪念馆的不同观感,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即我们如何对待历史。在我们的研究和宣传中,既要防止历史出现空白和断裂,又要防止历史失去实质内涵,更不能将历史仅仅视为历史。
复旦大学
历史虚无主义等思潮的一个重要方法论特征,就是通过历史个别现象而否认历史活动的本质,孤立地分析历史的阶段错误而否定历史运动的整体过程。正如
李红岩认为,历史事实的概念,无论在怎样的程度上值得质疑,但归根到底,历史事实的概念和历史真实的概念是可以成立的。这里所谓的“底”,是在最基础的层面上讲的,譬如说秦始皇是个男人。在这个基本的层面上应当承认历史事实的客观性。庞卓恒则对张一兵历史事实都是建构的意见提出了质疑。他说。如果秉持这种看法,那么,譬如郭沫若翻译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早期版本是不是客观形态,是不是事实存在和历史事实?张一兵对此回应说,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谈到过真理的问题,例如拿破仑死于
与会学者还就哲学界与史学界共同关心的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封建制问题的讨论即是一例。黑龙江大学
五、思考与展望
本次对话会已经凝结为历史,但对这次会议的回顾、思考和展望才刚刚开始。或许,任何事件总是要以成为历史的方式,去启动和诱发人们的思考。从这个意义上讲,哲学与史学的对话、思与史的互通具有天然的学术生命契合。这次对话会提示我们,在学科对话与学术创新上,需要继续关注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学科对话是推动学术创新,形成新思想、新见解的重要平台。回顾思想史我们看到,随着人类实践领域的日益扩展与认识活动的深入精微,学科区划也日益细密严格。这一方面使得人们可以更加精准地认识和分析世界,但另一方面,森严的学科壁垒也限制和割裂了人们对身周世界的整体性把握。“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刻画的正是这样一种尴尬状态。在这种氛围下,我们可能产生专门的学问家,却很难看到能够准确把握当前时代的本质和变化规律,准确认识学术的本质特征和渊源流变的思想家。这是一个学术繁荣的时代,这也是一个思想贫乏的时代。如果学术的繁荣带来的是思想的萎靡和枯竭,那么这种学术研究能够以成熟的体征写入学术史册吗?基于对这种研究现状的反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率先启动了学科对话与学术创新活动。哲学与史学的对话证明,这一举措对于学者突破长期以来固化的理论视野和研究范式,关注新问题、触碰新观念、激发新思想、提炼新方法,具有极为积极的意义。
第二,学科对话的目的不是盲目求新求异,而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寻找新的更加强大的思想助力。举行学科对话,推动学术创新,其目的不是追逐时髦的话语体系,让理论的触须在思辨的天国中任意摇摆,更不是为了在故纸堆中发思古之幽情。它的目的只能是不断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源源不竭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回顾五四运动以来跌宕起伏的社会史和思想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沧海横流、群说竞起的时代风云中,国家民族命运的雄健转折和中国学术的蓬勃发展,正是因为我们始终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特色相结合。放弃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中国的发展必然偏离世界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滑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逻辑;忽视了当代中国的具体国情,所谓的理论指引就会失去常青的生活底色而蜕变为苍白抽象的教条。因此,学科对话与学术创新的真正路向,是在时代与学术的交互视野、现实与理论的交织互动、历史与逻辑的辩证统一中,像十七大报告提出的那样,“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不断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第三,学科对话要求学者们突破单一学科的视域制限,不断拓辟新的学术空间。学科对话不是简单的“1+1=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1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