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社会现实本身，应当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旨和基本口号。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依循这一主旨而得以成立，并由此而开展出其研究的全部路径、方法和问题领域的。撇开或疏离社会现实本身，我们也许可以去谈论和倚仗任何一种别的什么哲学，但唯独不再可能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了。然而，这一主旨实在是经常被误解和荒疏的。一方面，某种研究假借纯粹学术和思想的名义，力图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越来越远离现实的经验内容，以便捍卫所谓哲学本身的纯正性；另一方面，则是完全粗陋和天真地来设想社会现实，不断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反学术的和拒斥思想的形象，从而为无批判的实证主义大开方便之门。不难看出，上述两个方面总已先行设定了思想与现实的抽象对立和无限分离。虽说这种对立和分离的事实性有其历史的起源和根据，但在马克思（以及黑格尔）之后，我们已经完全没有理由来赞同这种抽象的二元论了。因为正像作为真理的现实本身并不向无思想的“意识”敞开一样，社会的现实也只是在哲学思想经历长期艰难的探索之后，方才有可能积极地呈现出来。
为了要从哲学上来谈论社会现实本身，必须首先涉及到黑格尔。因为就此而言，我们根本无法绕过这位哲学家；因为比较切近地说来，正是黑格尔在现代形而上学的范围内，第一次把理解社会现实作为真正的哲学课题标举出来。在黑格尔看来，哲学以真理为对象，而这就意味着，哲学的真正内容就是现实（Wirklichkeit）。“所以哲学必然与现实和经验相一致。甚至可以说，哲学与经验的一致至少可以看成是考验哲学真理的外在的试金石。”[1]基于这一根本立场，黑格尔对所谓主观思想或主观意识进行了尖锐的、有时甚至是苛刻的批判。在《20世纪的哲学基础》一文中，伽达默尔很敏锐地把对主观意识的批判同“人类社会现实”的首次发现联系起来，并且把继续克服主观意识的任务理解为20世纪哲学的基本主题——这一主题实出自黑格尔哲学的伟大遗产：“因为黑格尔哲学通过对主观意识观点进行清晰的批判，开辟了一条理解人类社会现实的道路，而我们今天仍然生活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中。”[2]
众所周知，按照绝对唯心主义的观点，作为真理的现实就是理念，而哲学的任务就在于深入到理念中去，也就是说，揭示出真正的现实。与此相反，主观思想或主观意识的观点盛行于所谓“反思哲学”中：作为忽此忽彼地活动着的推理能力，反思——抽象的外部反思——不会停留于、深入于特定的内容之上，但却知道如何把一般的原则运用到任何内容之上。这种外部反思，在黑格尔看来，不过是诡辩论的现代形式，并且不过是浪漫主义思想及其虚弱本质的病态表现。它从来不可能真正触到并揭示社会的现实，相反却使之完全被掩盖起来。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主观意识把对现实（即真理、理念）的无知当成了良知。例如所谓批判哲学“……确信曾证明了我们对永恒、神圣、真理什么也不知道。这种臆想的知识甚至也自诩为哲学。”[3]
黑格尔对主观意识的批判本质上要求使思想完全进入到事物的客观内容之中。因为在黑格尔看来，思想的真正客观性就在于，思想不只是我们的思想，而且是事物的自身（an sich）[4]。这个要求首先在所谓道德哲学中获得其主要意义。因此，举例来说，在黑格尔那里，与其说道德意味着某种我们可以对它进行反思的内在自由的情景，毋宁说道德即在于按照某个国家的习惯生活。如果说，这个颇有些粗鲁的简单公设已含蓄地包含着客观精神的概念，那么，正是通过这一概念方始有社会现实的积极绽出，就像客观精神在为绝对精神的超越中方才获得其哲学的证明一样。[5]总而言之，那由反思而来的内在自由的情境（意志是自己决定自己的，一切正义的和道德的行为均建筑在自由上面），由于完全疏离于现实的内容，所以只是纯全空疏的理智；并且由于它仅只从属于理智的抽象同一性，所以最终乃是形式主义的。[6]与此相反，在黑格尔那里，真理乃是思想的内容与其自身的符合，“客观思想一词最能够表明真理”；只有客观的思想才是自由的思想，它要求让客体自由地从自己本身来规定自己；[7]这就意味着思想必得深入于作为事物之实质的内容，而这内容就是合理的现实。
这样一来，黑格尔便开辟出一条理解人类社会现实的道路。虽说这条道路还远不是畅通无阻的，虽说接下来还有决定性的事情要做，但深入于社会现实本身的要求毕竟被当作一项真正的哲学任务提示出来了。就此而言，马克思乃是黑格尔这一事业的继承者。正如卡尔·洛维特所说，由于黑格尔把现实领会为“本质与实存的统一”，所以他史无前例地把现实的、当前的世界提升为哲学的内容；因而，具有本质重要性的事情便在于：弄清楚哲学的内容如何就是世界或者可经验的现实的内容。虽说马克思（以及基尔凯郭尔）尖锐抨击了黑格尔的理性与现实的和解，但这一批判本身是依循现实实存的概念来制定方向的。[8]
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并不在于后者要求作为内容的社会现实的积极呈现，而恰恰在于绝对唯心主义最终依然从根本上遮蔽社会现实本身。这种遮蔽并非出自特殊的情绪或观念，而是出自这一哲学的根本性质。因此，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称黑格尔“如实地描写了现代国家的本质”，并指证其较深刻的地方在于“把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分离看作一种矛盾”；[9]然而更加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黑格尔只是用现存的东西来冒充国家的本质，并且只能从表面上来解决上述矛盾？因为绝对唯心主义必然把经验神秘化；而它之所以把经验神秘化，是因为现实最终被完全等同于理性（自我意识的理性与存在着的理性的和解）。这样一来，所谓国家的本质便成为现存事物的哲学辩护，而市民社会的“现象的矛盾”便被直接归入“本质中的理念中的统一”了。[10]这种哲学上的基本状况在《巴黎手稿》中被称为“非批判的实证主义的和同样非批判的唯心主义”[11]，正是这种非批判性使得社会现实本身再度隐遁起来。
因此，尽管黑格尔由于反对主观思想、由于要求着社会现实的内容而为历史的运动找到了一种表达，但正像这种历史还不是“作为一个当作前提的主体的人的现实历史”，这种历史的表达仅只是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12]在马克思看来，由于黑格尔的体系以纯粹的思辨的思想开始，而以绝对的即超人的抽象精神结束，所以这一体系不过是哲学精神的展开的本质（即哲学精神的自我对象化）。但这种哲学精神的本质作为本质，首先是绝对精神的“内部自身”：它既意味着无限的自我意识在自身内部的纯粹的活动（在自身内部绕圈的抽象行动），又意味着真正的本质性被导回到“人和自然界的思辨的、思想的价值”，也就是说，被导回到纯粹抽象的思想。这样一来，作为内容的社会现实本身就不得不被抽象的思想所扼杀：那种被绝对唯心主义所认可的本质，说到底乃是人和自然界的同一切现实的规定性毫不相干地生成的本质，因而真正说来乃是其“非现实的本质”。
于是，在马克思的批判中，黑格尔哲学——它曾尖锐地抨击过无内容的和非现实的抽象思想——乃从属于一种虽然是思辨的、但依然是抽象的思想。这种哲学在要求并且诉诸内容的同时，由于其本身的抽象性质，特别是由于思辨的辩证法真正说来不过是人类感性的、自我对象化活动的抽象的无内容的形式，“所以它的内容也只能是形式的、抽去一切内容而产生的内容。因此，这就是普遍的，抽象的，适合于任何内容的，从而既超脱任何内容同时又恰恰对任何内容都有效的，脱离现实精神和现实自然界的抽象形式、思维形式、逻辑范畴。”[13]如果说，思辨唯心主义正是在这里背弃了自己深入于内容（即具体社会现实）的初衷，那么，马克思由此而开展出来的诸多批判以及伴随着这些批判的整个哲学变革，其真实的核心和积极的成果正在于拯救社会现实本身。这种情形，再例如《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等著述中，可以说是一望而知的。
只有从根本上把握住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并把这一革命牢牢地置入当代哲学的意识中，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对整个现代形而上学（黑格尔哲学是其完成了的标记）的决定性超越，并且才有可能真正领会经由马克思的批判性变革才开始同我们照面的社会现实本身。“意识〔das Bewusstsein〕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das bewusste Sein〕，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14]为了能够切近地理解这个命题，甚至仅仅为了能够切近地理解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黑格尔的遗产就决不能被匆匆越过。如果人们过于轻易地来想象“社会现实”（或一般所谓现实），仿佛它就是我们偶然遇到或见到的某种现成的东西，或我们纯粹外在地经过的某种孤立的事件，那么在这里社会现实还根本不曾出现，也根本不可能出现。这种想象至多出自于“抽象的经验论者”[15]的观点，而这种抽象观点的实质无非就是从属于主观意识的外部反思。要是我们这样来设想历史唯物主义所开启的社会现实，那么我们非但没有从黑格尔那里前进一步，相反倒是大踏步地退回到主观思想——特别是“无批判的知性”——的窠臼中去了。
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社会现实本身之积极呈现的可能性，不仅取决于对黑格尔哲学的决定性批判，而且也取决于同低于黑格尔哲学的抽象观念作战。如果要找到一种低于思辨唯心论的黑格尔主义的典范，那么它就是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这种形而上学之所以是黑格尔主义的，是因为它把现实的关系只是当作一些原理和范畴的化身，而这些原理和范畴乃栖居于“无人身的人类理性”的怀抱里；这种形而上学之所以低于黑格尔的思辨唯心论，是因为蒲鲁东认为各种观念并不能在其自我运动中互相“区分”，从而一笔勾销了由黑格尔建立起来的“某种类似历史的东西”（即思辨的概念运动，马克思称之为“运动的影子”和“影子的运动”）。[16]与这种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相反。马克思要求抛弃最初作为出发点的永恒的原理，而“回到真正的出发点”，也就是回到社会现实本身。因此，举例来说，要从社会现实的方面来理解何以权威原理出现在11世纪，而个人主义原理出现在18世纪，“我们就必须要仔细研究一下：11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18世纪的人们视怎样的，他们各自的需要、他们的生产力、生产方式以及生产中使用的原料是怎样的；最后，由这一切生存条件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17]
由此可见，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部学说，就在于把揭示和切中社会现实作为与自身不可须臾相失的、最根本的思想任务和实践任务指示出来；并且也因此之故，任何对这一任务的放弃、疏离和弱化，都不能不意味着历史唯物主义从根本上的瓦解和坍塌。在那种表面上执科学之名而实则沉溺于无批判的知性的马克思主义那里，真正的社会现实难道不是被从属于外部反思的主观意识彻底遮蔽么？在这里被恢复起来的，难道不正是抽象的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粗陋的唯心主义以及它们的混合物么？当所谓需要、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等等被当作永恒的原理和范畴（人们在历史实践中的现实关系只是其化身）时，当这些原理和范畴又被置放在“无人身的理性”的怀抱中时，这里出现的究竟是历史唯物主义呢，还是它的反面？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在现代形而上学依然具有普遍支配力的时代状况下，社会现实的藏匿和遮蔽就会成为一种顽固的常态，并且往往在社会的现实刚刚有可能绽露之时就立即被汪洋大海般的意识形态幻觉推回到晦暗之中。因此，回到社会现实本身将不能不是一项艰巨而长期的任务，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个学说也只有在这一任务的不断开展中方才能够持之不坠，海德格尔在其晚期讨论班中虽然错估了马克思哲学的存在论性质，但他还是正确指出了现代性意识形态对社会现实的强势掩盖，从而提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特意义：现今的“哲学”只是满足于跟在知性科学后面亦步亦趋，这种哲学完全误解了我们时代的两重独特现实，即经济发展与这种发展所需要的架构，而马克思主义懂得这双重的现实。[18]
席美尔曾这样说过：在整个哲学史中，根本看不到人类所经受的深重苦难——这是哲学的耻辱。就此也许我们可以补充说：只有在社会现实本身充分被揭示的地方，哲学才可能真正触及人类苦难的根由，从而哲学才可能中止它的这份耻辱。因此，回到社会现实本身，也就是这一哲学耻辱的实际消除。如果说，这一目标的达成决不可能是轻而易举的和一蹴而就的，那么，我们就不仅经常需要黑格尔这位教师，而且尤其需要马克思这位导师。因为他们把揭示社会现实的本质性内容作为最坚决的哲学任务和方法论要求提了出来。只是当黑格尔把这种内容转变为理性思辨的形而上学本质时，马克思将它导回到理性前的现实生活过程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回到社会现实本身，应当被看成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因而也应当成为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这种研究的路径、方法和问题——所围绕着旋转的那个枢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