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与过去和现在，是紧密相连的。在预测未来走向之前，有必要回顾一下过去。
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形成气候，是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前后。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1] (P11)，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唯物史观，使正在为解放中国寻求真理、探索道路的知识分子的眼睛为之一亮，“只有马克思主义能够救中国”一时成为他们的共识，马克思主义哲学很快成为中国共产党建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由此也可以看到，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的时候开始，就带有政治性质。
中国现代历史的这一新起点，注定了中国革命的命运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命运。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这一结合，解决了中国革命的性质、道路、战略和策略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使一个落后的中国取得革命成功，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一结合的理论成果，是产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存在的形态——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取得成功，很重要的一条，是因为它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精神实质，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它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是中国的。这种实践唯物主义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他们的后继者的期待。就此而言，毛泽东思想是世界上一个最为成功的范例。
建国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上升为国家哲学，成为主导一切的意识形态。在建国初期，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理论与实践都是生气勃勃的，“实事求是”仍是决策的理论依据。在一系列问题上，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毛泽东提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独特的道路，解决了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国家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改造取得成功，情况发生巨大变化。但是，毛泽东对这种变化没能做出实事求是的、正确的估计。一方面是过高估价这种变化的含义，另方面因为刚从战争年代走过来，广泛动员群众的“群众运动”、“人海战术”取得的成功仍记忆犹新，在这种认识和经验基础上建构的中国下一步发展战略，就不免带有浪漫主义的色彩。毛泽东是彻底地相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是他一贯坚持的行动纲领。但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总是在一定的前提和条件下进行的，群众本身也是历史的存在，“群众运动”不是万能的。“群众运动”的方法，在战争年代行得通，在建设年代就不一定。实际上，在农村合作化过程中所采用的群众运动的方法，那种广泛动员、一哄而起的方法，已经内涵着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隐患。后来发展决策的失误同这一隐患的恶性膨胀有关。经济建设与革命战争不一样，它需要科学技术和知识，对此毛泽东是清楚的。1956年，当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刚过，他就不失时机地提出“向地球开战”和“向科学进军”的口号。也就是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依靠科学技术和知识进行建设。但是，学习知识、向科学进军，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见效，毛泽东恨不得在几年之内就把落后的中国带进现代化的国家行列。当时提出的口号是“超英赶美”。进入1957年，由于对形势的误判，毛泽东发动反右派斗争，一大批具有才华的青年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他对知识分子产生了疑虑；又由于在发展问题上的急性病，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就使中国在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上发生偏差。当时正是世界上科技革命刚刚兴起的时候，中国刚举起的“向科学进军”的旗帜却在此时收卷起来，从而错过一次融入世界科技革命大潮的机会。“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产生与失败，都有一定的必然性。至于后来做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文化大革命”的决策，更是脱离当时中国的实际，使新中国建设事业遭受极严重的损失。这是实践与理论的大失误，完全违反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原则。可以说这种失误首先是哲学上的失误。
在建国之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理论研究和宣传，都是围绕着夺取革命战争胜利进行的，为夺取革命胜利服务成为哲学研究的唯一目的。在革命战争年代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是，这种做法本身也包含着把哲学研究政治化的危险。改造世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功能，中国革命的先驱们为了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去学习、研究、传播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武器去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带有政治性质，这同哲学研究政治化，把哲学变为政治的工具具有原则的区别。
真正的哲学研究，是对真理的探讨，需要一种独立探讨的精神。批判性与革命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哲学研究如果受制于政治决策，变成政治附庸，就会丧失其革命性与批判性，以至于有可能变成错误决策的帮手。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是为后者提供政治决策的理论基础和理论武器，而不是倒过来变成政治决策和政策措施的解释工具。哲学是政治的灵魂，而不是政治的奴婢。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由于哲学与政治这种关系的颠倒，造成了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失误。
从上面简单的历史回顾，可以看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始终受政治与哲学两者关系的制约，毫无疑问这两者关系还会继续制约未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走向。因此，如何正确地处理这两者关系，关系到未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健康发展。这一制约因素属于主观因素，而传统、时代精神、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等等则属于客观因素。这种主客观因素的综合，决定了中国未来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走向。下面我试图就此作一简要的分析。
第一，在中国革命过程中，逐渐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传统，这一传统经过中国革命实践的检验，证明是一个正确的、行之有效的优秀传统，是反对教条主义、使马克思主义保持与时俱进特质的传统，在新的历史时期这一传统将会得到进一步的实践与弘扬。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的西方，是对当时西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产物。它并不是包医百病的药方。马克思本人反对把他的哲学看作是一般历史哲学。他以古罗马的奴隶制和美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为例，说明“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演变中的每一个部分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2] (P342)马克思历史理论强调一切以时间、地点为转移，他非常反对把他的历史理论同上述一般历史哲学混同起来。他说：“他(指俄国民粹主义思想家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引者注)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2] (PP. 341-342)中国共产党人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经验，深刻地体现了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与历史方法，是马克思哲学实质的创造性运用与发展，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与经验。今天的时代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非但未能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像它的反对者所说的那样已经“过时”，反而越来越证明它的现实的巨大价值。但是，这种价值能否实现，马克思主义能否在中国、在世界各国发挥作用，关键同样是能否同中国、同各个国家的实际、与各国文化传统相结合。中国开放改革以来的历史证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样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需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的哲学研究，受这一实践路径的制约，其主流也必然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第二，马克思主义在同中国实际结合过程中形成的两种形态，即实践形态和学术形态，在新的历史时期同样存在，但会有许多新的特点和新的问题。这两个形态，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同生共长，互相促进，互相配合。前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实践中的运用，后者是在总结前者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的理论建构与发展。当年许多革命家本身也是学者；而许多主要以理论研究为职业的学者，本身也是革命家。革命家与理论家、实践与理论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现在情况发生很大变化，实际工作者与理论工作者已有明确分工，这种分工有可能使两种形态发生分离，也就是理论与实践的脱节，但总的趋向是统一的，因为这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要求的。这种统一表现在它们具有共同的历史使命、共同的时代主题、共同面临的问题和共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是在一个新的基础、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基础上的统一，这种统一决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两种形态互相促进的发展会走向新的辉煌。
第三，如果肯定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那制约未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就不仅是传统，可以说更重要、更直接的是受时代与时代主题的制约。按照邓小平的说法，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我认为这是对现时代的确切的定位。现在，虽然恐怖主义还在威胁和平，虽然还有超级大国试图建立世界霸权，不断制造战争，但历史发展总的趋向是和平，“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后发展国家全力操办之事。中国是一个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虽然二十多年的改革，使国民经济有很大发展，但按人口平均，仍是一个贫穷的国家，还需几代人的努力才能赶上发达国家，才能使广大人民过上符合“人”的本性(不是动物式的)的生活。中国又是一个复杂的、矛盾多多的国家，如何发展，比任何国家都要艰难。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能不受这一发展主题的制约。探讨中国发展的规律，探讨符合中国实际的科学的发展观，应该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攻方向。“发展哲学”将会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有发展前景、最贴近人民群众生活的哲学形态。
第四，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以研究问题为中心，特别是以研究现实的、时代性的问题为中心。但是，这一研究是以哲学的方式思考、反映与引导时代精神，而不是制作发展的政策大餐。哲学史上任何一位哲学大师，莫不是从哲学的高度去思考时代性的课题；任何一部伟大的哲学著作莫不是时代精神的结晶。康德、黑格尔的哲学够抽象了，但都是法国大革命引发的资本主义精神的深刻回响，并引导当时落后的德国走向这种新的时代精神。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不同，它具有超越性、思辨性的特点，但这不是天马行空，不是凭空杜撰，而是从实际出发，站在时代的高度捕捉与思考时代性、全局性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哲学史上一切真正的哲学一样反映时代精神，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止步于“反映”，而是通过引导新的时代精神，通过为党与政府的决策提供理论基础，通过人民群众的实践以达到改造世界的目的。
第五，说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路径，近年来不少学者提出“学术性”与“现实性”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在青年学者中引起了热烈的讨论。有一种观点把两者对立起来，认为“学术性”应是未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流。“学术性”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是有其背景的。其一是对“文革”十年噩梦的回忆与反省。哲学研究政治化，使哲学变成政治的奴婢，变成解释政策的工具，哲学变得卑微了。其二是哲学研究庸俗化的露头。近年来，很多学者从“实践唯物主义”的角度来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与功能，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学院化、教条化。这抓住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但在强调实践性、现实性，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时，又出现把哲学庸俗化的苗头。强调哲学研究“学术性”，就是针对这种哲学研究政治化、庸俗化而提出来的。“学术性”的要求，内涵着哲学探讨的独立性与超越性，关系着哲学研究的生存与价值，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进步。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这是未来哲学研究的主流。这里所谓“主流”是指学术规范而言。
然而何谓哲学研究的“学术性”，至今无人给予一个令人满意的回答，倒是有不少对某种研究成果具有“学术性”的赞扬或“没有学术性”的批评。在研究生的论文答辩、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奖、职称的评审等等场合，常常可以发现这样的评价标准：研究古代的东西，具有学术性，越是古的东西学术性越高，研究当代的没有学术性或学术性不高；外国人研究中国的东西具有学术性，中国人研究中国同样的课题没有学术性；发表在学术期刊上的论文具有学术性，发表在报纸上的没有学术性；等等(这种种评价标准往往是受非学术因素的制约)。这种意见实际上是以研究对象、以发表的场所为标准。
我对“学术性”的理解是“学理性十学术规范性”。学术性的要求，对任何科学研究，都是必要的。不同学科的性质和特点不同，其“学术性”要求也不一样。就哲学而言，一个研究成果是否具有“学术性”，就看其是否具有哲学之理，是否合乎哲学学科的研究规范，不在于它研究的是什么，更不是看它发表在何处。有的人对发表在报纸上的文章不屑一顾，甚至嗤之以鼻，但马克思在创造其哲学的当年，就批判哲学、特别是德国哲学“喜欢宁静孤寂，追求体系的完满，喜欢冷静的自我审视”，“就像一个巫师，煞有介事念着咒语，谁也不懂得他在念叨什么”，它“从未打算把禁欲主义的教士长袍换上报纸的轻便服装”[3] (P219)马克思认为哲学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它要回到人民中去，回到实践中去，报纸无疑是一条轻便的途径。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该把研究现实问题同研究的学术性诉求结合起来、统一起来。把研究现实问题同学术性对立起来，甚至认为离现实越远越有学术性，是一种偏见，这种偏见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格格不入。不能否定那种脱离实际、躲在象牙之塔中进行的“学术研究”，也有存在价值，我们也应该尊重研究者的学术兴趣。但可以断言，这种研究方式取得的成果，充其量只能在“讲坛”上占有一席之地，对现实的影响是很有限的。近年来不断有人埋怨哲学被“边缘化”。不可否认，这种现象是存在的，但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值得深思。这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如果我们的研究远离现实、远离人民群众的生活实践，还不以为问题，反而沾沾自喜，就像有的学者所说，这是自我放逐、自我边缘化。
第六，马克思主义哲学既然是“实践哲学”，既然是以改造世界为己任的哲学，也就是作为实践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哲学，不是为少数人所垄断的“精英哲学”。它实质上是一种“大众哲学”。马克思说，“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能消灭自身”[1] (PP. 15-16)，这些话非常明确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与功能，说明它与人民群众的关系。这种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一切旧哲学的根本区别之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群众性，不是说群众的每个人都去研究哲学，都是哲学家。而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广大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武器。所以，未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其内容应该反映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实践，其形式应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具有中国特色与中国气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者不会很多，学习与运用这个哲学的人却是群众性的。毛泽东曾经号召把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中解放出来，我认为这是符合马克思哲学的精神的。
第七，开放改革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和宽松的环境，促使哲学和哲学家从教条主义与思想迷信中解放出来。二十多年来哲学研究出现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各种“体系”、各种观点纷纷见诸报刊，形成一种多视角、多样性的研究格局。这一时期的研究，虽然路径纷呈，百花竞放，仔细考察也有轨迹可循，主要是对“实践”、“人”、“价值”、“个体性”、“自由”等等属于“主体性”问题的研究持续不断，逐步形成为主流。这中间虽然有些观点过于绝对化，但总体而言表现了哲学研究主题转移的趋势。这样一种发展趋向不是凭空出现的，它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源，反映了现代化时代的时代精神。这一趋势已经对中共中央的决策发生影响，江泽民的“人的全面发展”、“三个代表”的思想；胡锦涛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无疑反映了二十多年来的哲学研究成果。可以预料，这一发展趋势将会进一步继续，对未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题、研究路径、发展趋势将会发生深刻影响。
第八，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展开，世界性交往的深入，哲学的交流与对话也必将随之扩大与深入，这也是影响未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要因素。在开放改革以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外国哲学(包括外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是彼此隔绝的，或者只是把外国哲学当作批判对象，谈不上研究，更谈不上吸引和借鉴外国同行的研究成果，对外国哲学只是一知半解。八十年代初国门打开，中国学者发现，外面是一个纷繁复杂，多姿多彩的世界。由于封闭的时间太长，面对这种局面，许多中国学者一时手足无措，找不到与外国学者对话的共同语言。在一些青年学者中，惊愕、钦佩，崇拜之情溢于言表，以至出现这种情况，研究什么就赞赏什么；研究谁就变成谁的信徒。他们津津乐道于拾取外国哲学的牙慧，否定了“东教条”，又迷上了“洋教条”。直到今天，明的和暗的崇拜“洋教条”、“挂马头卖羊肉”的情况依然存在。“东教条”是死胡同，“洋教条”也不会有出路。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涌现一批年轻有为，研究手段、研究能力强劲，同时具有自信心、能够独立思考的学者。他们的专业研究对象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但对西方哲学史、对现代外国哲学也有深切的了解。他们的研究成果立足于中国现代化实际和当代哲学前沿，坚持马克思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表现了既植根于中国深厚的优秀文化传统，又吸取外国哲学的精华的努力。我认为，他们的努力体现了未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向。他们是发展和建构未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希望。
第九，以上说的是未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流，不是说的全部，更不是说中国哲学研究的全部。现代社会是开放社会，全球化、互联网的发展，使各个国家的开放，不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像许多人所形容的那样，地球已成一个“村庄”。中国经过将近三十年的开放改革，已经融入这个全球化的“大村庄”。经济、政治交往，思想文化交流与碰撞不可避免。受这种历史潮流的影响，过去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那种大一统的局面将不复存在，多样性的研究、主流学派与各种非主流学派并存，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各种研究路径互相竞争、互相切磋、互相促进，将使未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这是可以预料的。
人类历史已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同马克思的时代相比较，这个时代具有许多新的内容和新的特点。上世纪，当这个新时代的特征刚开始冒现时，就有许多学者用各式各样全新的词组来称呼这个时代，诸如“全球化时代”、“信息化时代”、“科技革命时代”、“知识价值时代”、“和平与发展时代”、“开放时代”等等，这种种词组从不同角度表明这个新时代的某个侧面或某种特征，但没有一个词组能完全地、精确地包容和贴切地说明这个时代。当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中预见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历史发展雄辩地证实了两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预见。可以说，这个时代就是世界历史充分发展与充分展开的新时代。恩格斯在阐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激情满怀地写道：“这是人类以往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次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激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4] (PP. 261-262)现时代的变革、矛盾、进步与挑战，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与之相比较，根本不可同日而语。这个时代需要巨人，而又必然会产生巨人的时代。这个时代重大而复杂的问题的解决，需要哲学的参与；而哲学不面向时代进行变革与创新，哲学本身只会变成旁观者。中国二十多年的变革与发展，表明历史发展的步伐比以往任何历史时代都要神速，任何瞬间的犹豫不决，都可能会错过历史性的机遇。我们有机会生活在这个时代，是一种幸运，我们不要辜负这个时代。关注与研究这个新的时代，应是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神圣使命。历史将会证明，哲学上的巨人、大师，将会从时代风云搏击者中产生，而决不会是出自谨小慎微、孤芳自赏，躲在象牙之塔中的淘金者。
【参考文献】
（来源：《现代哲学》2006年3期。编辑录入：齐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