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
这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或许是考虑到当时的形势，毛泽东没有直说“干部”是从日语中吸收的词汇，而只说“是从外国学来的”。
一般来说，汉语新词都是经由翻译引进和创造的。毛泽东同志对理论著作翻译极为重视，自延安时期开始，他多次谈到翻译工作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做好这一工作。[2] 据说在中共“七大”的闭幕式上，毛泽东坦言：“没有翻译就没有共产党。”[3] (P1069)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成为一种国家行为，1953年成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编译和理论研究的专门机构——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共五十卷，已于1985年出齐。1986年，经中央批准，编译局开始实施中文第2版的编译计划。
历史的规划
1972年印行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1995年出版了新的版本。据编译者的介绍，编译中文第2版的缘由之一，是第1版在文献选录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三个组成部分的比例多寡悬殊，很不平衡。科学社会主义方面的内容，特别是有关阶级斗争和工人阶级内部思想斗争的文献所占的比重过大(约占全部篇幅的70％以上)，哲学方面的内容不够充足(约占20％)，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内容则显得相当单薄(约占10％)。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偏差呢？编译者告诉我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版编辑工作进行期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仅出版了21卷，还有29卷没有问世，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一些重要著作和书信尚未译成中文，这也在客观上给选集的编辑工作造成了一定的限制。[4]
这种解释和说明当然很有道理，不过过于简略了，一些历史性的内容在其中隐而不现，可能会遮蔽问题的真相。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西方的政治和哲学学说，是随着西学东渐传入中国的。马克思及其学说第一次出现在汉语文献中，是1899年2月，《万国公报》卷122刊载了由李提摩太节译、蔡尔康纂述的《大同学第一章·今世景象》，其中用一百余字的篇幅介绍了马克思及其关于资本的学说，由此，马克思作为社会主义者在晚清中国登台亮相。梁启超1901年撰文，题为《康有为先生的哲学即社会主义派的哲学》，他1902年的一篇文章里则说：“麦喀士(日尔曼国社会主义之泰斗也。)”显然，在梁启超看来，康有为和马克思都是社会主义者。1905年10月创刊的《民报》、1908年1月创刊的《天义报》也都曾译介过《共产党宣言》的片断。当时一些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有了初步的了解，一时间，维新派、革命派和无政府主义者似乎都成为社会主义的信徒了，不过，他们理解的社会主义和中国的传统思想密不可分。
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真正拥有比较普遍的感召力，并主要用来指“马克思社会主义”，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后，特别是中国五四运动时期。新文化运动中西方新思潮纷纷涌入中国之际，俄国十月革命后新成立的苏维埃政府多次宣布放弃沙俄在中国侵占的领土，一下子激起了中国进步人士的兴趣，他们的目光转向了苏俄。1918年11月出版的《新青年》第5卷第5号上，李大钊撰文欢呼，社会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是人类最崇高的价值观胜利的同义词。五四运动发生的当月，李大钊主编的《新青年》第6卷第5号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这是我国首次较为全面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专集。在这本专集中，李大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虽然他所用的术语和如今的用法有诸多不同，但我们如今耳熟能详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社会革命解放生产力、阶级斗争等基本原理昭然若揭。在介绍唯物史观时，李大钊用一节的篇幅专门论述了阶级斗争学说，强调了它在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首要地位：“经济的构造都建立在阶级对立之上”，“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5] (PP135，125)
“社会阶级”意义上的“阶级”概念，早在18世纪的英汉和汉英词典上已经出现，只不过当时是英语“ascent(坡度)”和“grade(级别)”的对等词。汉语中把“资本家与工人、男人与女人”称作阶级，始自梁启超，他的《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1899)和《外资输入问题》(1904)，率先赋予了“阶级”一词新的含义。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对阶级斗争的阐述，主要是汲取了日本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河上肇的表述，后者是以《共产党宣言》所说的阶级特征为出发点的。[6] (PP. 170-173)
强调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不只是李大钊个人的特点，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恽代英等五四时期在中国传播和诠释马克思主义的有识之士，所接受和理解的唯物史观都是和阶级斗争联系在一起的。蔡和森给陈独秀的一封信中宣称：“和森为极端马克思派，极端主张：唯物史观、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7] (P74)对他们来说，唯物史观作为一种知识，提供了一种历史观，一种透视历史乃至建构历史的方法论原则。李大钊1920年撰写了《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和《史观》等文章，陈独秀则运用阶级斗争学说，1923年写了《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对中国的革命状况和政治斗争进行了分析。
在对阶级斗争的重视上，毛泽东远远超过了李大钊等人，在他看来，阶级斗争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内容和灵魂。1941年9月的一次讲话中，毛泽东回忆说：
记得我在一九二○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8] (PP. 388-379)
对毛泽东来说，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标志就是信奉阶级斗争学说。阶级斗争是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一把钥匙，社会革命是解决阶级矛盾的根本手段，是推动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对立统一，阶级斗争，是我们办事的两个出发点”。[8] (P380)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明确地概括：“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9] (P1487)
毛泽东“实际的阶级斗争”工作是从农民运动开始的。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一切改良主义者不理解乃至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道路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梁漱溟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代表。他的《乡村学须知》(1933)阐述了乡村建设运动同中国共产党在农村进行的革命的区别，指出根本分歧源于“我们对于中国问题的解释与估量与他们不同”。1938年1月，梁漱溟到延安访问时，特地携带了他的《乡村建设理论》一书和几本小册子送给毛泽东交换意见。毛泽东读《乡村建设理论》时，写下了1500字的批注，对中国社会文化及其与西方社会文化的异同关系进了具体分析，强调“无论哪一个国内，天造地设，都有三种人，上等，中等，下等”，“贫富贵贱就是阶级”，“富人的钱不让穷人花”就是阶级对立。[10] 既然贫富差别被视作阶级矛盾，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也就是阶级斗争的范例了。“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11] (P625)
汉语术语“农民”是从日语中借来的。“农民”概念在汉语世界中地位的上升又是和把中国社会的性质判定为“封建社会”密切相联的。[12] 中国本原意义上的“封建”指称的是封土建国、封爵建藩，只是一种“政治事件”，至多不过是一种“政治制度”。至少到19世纪中叶，它和西欧的“Feudalism”还毫无瓜葛。首先将“封建”一词用作形容词，并将其作为英语“feudal”对等词的是日本人。受其影响，梁启超的《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1899)和《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1902)使用了“封建时代”、“封建整体”、“封建制度”等概念，认为中国和欧洲都经历了家族时代、酋长时代和封建时代。同一时期，严复直接从英语中把“feudalism”译作“封建”。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提出“封建=前近代=落后”，此后，苏俄及共产国际以“封建”指称现实中国，大革命后“现实中国半封建说”逐步确立，频频出现于瞿秋白等中共理论家的著述，尤以1928年中共六大文件表述得最为完整。
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革命形势的发展要求对当时中国社会性质有较为透彻的了解，以解决中国革命的若干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此，相继展开了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其核心议题就是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讨论。几乎所有参加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的派别，都相信马克思主义是有效的分析工具，都认为中国历史上存在一个“封建社会”，只是在它的特征、起迄年代等方面众说纷纭。[13] 经过这两场论战，社会形态学说公式化，线性的社会发展五阶段论获得广泛认可，泛化的封建观普遍流行开来。毛泽东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1939)和《新民主主义论》(1940)，正式以“封建社会”冠于周秦以下漫长的历史阶段，“三千多年来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封建社会”，“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中国现时社会“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那么顺理成章，“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
“阶级”和“封建”两个概念在现代中国的闪亮登场提示我们，时代和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之间始终是一种互动的关系。如果说，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被译介的马克思主义更多地规划了时代。而80年代之后，时代似乎过多地规划了马克思主义的翻译。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诸如“公有制”还是“社会所有制”，“所有权”还是“所有制”，“消灭私有制”还是“扬弃私有制”，“出版自由”还是“新闻出版自由”，“党的文学”还是“党的出版物”，等等。宽泛地说，20世纪70年代末后，中国社会和思想界一系列重要的争论，都与一些词语和概念的翻译直接相关。
最近的争鸣涉及《共产党宣言》中“两个决裂”的论述。2000年出来一种批评意见，说马克思恩格斯原文中的两个形容词überliefert均被译为“传统的”，这一方面曲解了马克思的“两个决裂”的思想；另一方面又用曲解了的马克思思想倒过来曲解现实生活，从而给社会和文化的发展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1卷是在1972年出版的，自然带上了“文革”中泛滥的文化虚无主义的特征。[14]
提出上述不确切的译语或者“误译”的学者，强调它们数十年间在人们的思想上引起的混乱之大，对中国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造成的影响之巨，是很难形容的。曾经被视作积极的、正面的作用，现在则被视作负面的、消极的影响了。积极作用有多大，消极影响就有多大。20世纪70年代末之前，关于翻译的正确和准确与否也曾有过争论，但从未上升到如此的政治和历史的高度。翻译的是非曲直当然值得理论，不过，我们更关心的是这种争论产生的背景、时机和情景。在我们看来，所有的争论和探讨本身，都是时代规划的有机部分。
转译
关于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的缘由，编译者告诉我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是从1954年开始翻译的，当时编译局翻译人员大都只懂俄文，通晓德、英、法文者极少，更不用说其他语种了。再说，当时俄文第2版是世界上最好的版本，惟一可能的选择也只能是依据俄文第2版从俄文转译。由于转译，不准确之处无形中就增加了许多。如果说这里对转译还有褒有贬的话，那么，在谈及编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的缘由时，则对转译的评价都是负面的了：“尽管译者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对待翻译工作，但在转译过程中，毕竟难以完全消除译文在表达方式和修辞方面与原文的距离。在个别地方，转译甚至也影响了对原文语义的理解和有关译名的统一。”[4] 事实上，转译引发的问题远不止这些。随着苏联模式遭到摒弃，“转译”中出现的问题很自然就和时代勾连了起来。如《资本论》中译本里有关“劳动二重性”的语句的翻译，“问题恐怕受到半个世纪以来，对劳动价值理论的误解和曲解是相关的。再进一步去考察探究，这一错误的始作俑者是苏联”。
这些解说颇值得玩味。毛泽东说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9] (1471)这样的历史概述高屋建瓴，不过，从译介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因为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就一下子传入中国的，也不是从俄国直接传入的。
直到五四运动爆发，中国人对欧洲各社会主义理解，包括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学说的了解，几乎全部来自日语，或是欧洲语言原著的日文翻译，或是日语的社会主义著作。可以说，在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的早期，推动中国知识分子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几乎完全是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因而，在1919年的中国，接触马克思主义，势必卷入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氛围中去。李大钊、陈独秀等人都没有读过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的原文，他们最初所接触的，大多是经过日文转译而来的文本。李大钊等人与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关系密切，他本人甚至加入了日本的社会主义同盟，他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知识，许多是取自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如《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详细引用了三部马克思的著作，这些引文与日本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河上肇同年发表文章的引用重合。而且，马克思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第一篇文章，是河上肇《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中译文，刊登在
让社会主义思想进入汉语世界，需要为其每个概念找到恰当的汉语对等词。清末以来，中国介绍西方思想时，往往是把日本译介过的内容有选择地重译成汉语，源自西方的种种新词多半也是沿用了经由日本而来的“日制汉语”。欧洲语言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是以何种方式在日语和汉语中找到其对等词的，中国人在创造这些术语时在多大程度上仿效了日语词，又在多大程度上是凭借了自己的创造，是很值得研究的。[6] 通过对这个过程的考察，我们会发现，马克思主义概念在汉语中的“安家落户”，延续了晚清以来思想家诸如梁启超、朱执信等人的译介，特别是一些对等词的确立，汲取乃至延续了他们的工作。
粗略地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被接受的过程中，首先借助了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而后借助了美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接受苏联的影响。[16] (PP. 39-55)前面说过，五四时期进步的知识分子之所以接受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受了十月革命的鼓舞。从孙中山到毛泽东，都高度重视俄国的经验。中国共产党人最初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大都是俄国人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列宁主义。1919年后实际上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宣传阵地的《新青年》，第8卷第1号起开辟《俄罗斯研究》专栏，胡适感叹：“今《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的汉译本。”[17] (P10)《俄罗斯研究》专栏主要刊登译自欧美杂志上的有关俄国革命的文章，最大的来源是名为《苏维埃·俄罗斯》的杂志。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1920年11月创办了《共产党》月刊，其译介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文献，也都来自欧美。李大钊的《俄罗斯革命的过去过去及现在》(1921)列出了三种当时可以看到的列宁和托洛茨基著作的英文版。这些表明欧美的社会主义文献对中国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理解布尔什维克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作为共产国际的成员，与苏联有着密切的联系，早期的领导人绝大部分都到苏联学习过，他们在苏联一方面亲身感受和体会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进程，另一方面开始拜读苏联人编写的马克思主义教程。苏俄革命领袖普列汉诺夫、列宁、布哈林等人的著作很多都被译成中文。此外，还有德波林的6部哲学著作。1930年后，先是米丁等主编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后是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广泛流行。同一时期，河上肇等人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著作也被译成中文出版。
毛泽东到达延安以后，阅读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主要是：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和《关于辩证法的笔记》，普列汉诺夫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他还读了许多苏联的哲学教科书，在书上写了大量批注，其中《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3版)和《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上许多批注的内容，后来出现在《矛盾论》和《实践论》中。显然，毛泽东这两部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要标志性成果的著述，都打上了苏联经验和思想的痕迹。
1927年之前，列宁著作在中国的传播远比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著作快和多。1919年9月到1922年初，中国先后出版了列宁的11部著作，1922年至其1927年，列宁的30多部著作被译成中文。相比较而言，从1919年7月到1927年4月，仅出版了马克思的10部著作。潘佐夫认为：“中国人士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认识过程，从一开始就是依照俄国布尔什维克对其所作的一种特殊解释而进行的。也就是说，从马克思主义的那许多各式各样的潮流当中，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只选择了一个——1917年二月革命以后的列宁主义，这种主义是以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观念为核心的。”[18] (P1397)《新青年》
在俄国才还了马克思的本来面目叫做共产主义。
只有俄国的共产党，在名义上，在实质上，都真是马克思主义。
中共对马克思主义一系列基本理论和概念的理解，都受到苏联的很大影响。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达、艾思奇等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也都受到苏联教科书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直到现在还有迹可察。
应当承认，中国共产党人一开始就非常注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践中的运用问题。《新青年》、《觉悟》等刊物上都曾提出，切忌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囫囵吞枣”、“食古不化”。施存统特别指出：“我以为马克思主义全部理论，都是拿产业发达的国家的材料作根据的，所以他有些话，不能适用于产业幼稚的国家……如果在中国实行马克思主义，在表面上或者要有与马克思所说的话冲突的地方，但这并不要紧，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本身，并不是一个死板板的模型。”[19] (PP. 323-324)从主观认识而言，中国共产党人从一开始也没有完全迷信苏联十月革命的经验，毛泽东更是一再呼呼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有过一系列的摸索，但是最终还是未能从根本上摆脱“苏联模式”。对此可以从各个方面进行反思，不过，1954年开始编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采用俄文版为底本，表明当时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苏联版本还是有着充分的信赖，对翻译的历史性和政治性缺乏必要的认识，这恐怕也是值得考虑的原因之一吧。何况，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关系破裂为止，赴苏留学，学习俄语，译介苏俄文学，造就了中国“俄语一代”，这不能不使得俄罗斯文化和苏联经济渗透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中。
主体的召唤
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历史，一再被讲述为从帝国的幻觉和昏睡中觉醒的过程。[20] 从梁启超到孙中山再到毛泽东，一再谈到民众的“觉悟”和“觉醒”问题。在这个觉醒的过程中，翻译发挥了首要的作用。尼南贾纳指出：“自欧洲启蒙运动时起，翻译就一直被用来支撑着种种主体化的阐述，对被殖民民族来说，尤其如此。在这样一种情境下，对翻译进行反思便成了一项重大的课题，对于要把早已活在‘翻译里’、被殖民视角一再设想的‘主体’弄个清楚的后殖民理论，具有极大的迫切性。”[21] 欧洲的启蒙思想家曾经从中国士大夫的著作和传统中寻求启示，晚清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则转向欧洲的启蒙运动，从中寻求指导。马克思主义被译介到中国的过程，延续了“唤醒中国”的历史使命，发挥了“召唤”主体的独特作用。
王观泉1984年出版的著作就提出：
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如若没有一批出洋留学或大学深造，没有那些精通外文又甘心情愿献身工人运动的“赤色”知识分子把《共产党宣言》，把马克思的、恩格斯的、列宁的、早期斯大林的，以及诠释经典理论的书籍如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等，还有苏俄的共产国际的指令、文件翻译成中文，马克思主义靠“悟”是悟不出来的……靠什么来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十月革命的炮声是如何传布入国被融化进中国革命实践的？从媒介学的角度，靠的是翻译！[22]
切不可以为关注和翻译这些外来的社会主义学说仅仅是文字方面的工作。“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即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骨干人物，如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等，都是外来知识的介绍者、诠释者，这绝不是偶然的。”[16] (P38)先知先觉者又致力于“唤醒”其余的民众。1920年中共尚在酝酿之时，恽代英就知识分子的作用，得出了和列宁几乎一致的结论：“就我的意见，俄国革命，分明不是起于劳动阶级的自觉，分明是起于列宁等利用革命去贯彻他的波歇维克的主张。所以俄国究不能说不多仗列宁等人。中国真有这些人没有呢？我以为很明显的一件事：便是中国如有社会革命，必须有非劳动阶级的人为之指导。”[23] (P89)
社会、人民、农民、无产阶级、共产党等主体范畴对于我们来说，似乎是毋庸置疑的，而在阿尔都塞看来，“你我作为主体这件显而易见的事情——以及它的无可置疑——本身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后果，是基本的意识形态的后果。把显而易见的事情当做显而易见的事情强加于人(而又不动声色，因为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事情’)，恰恰是意识形态的一种特性”。[24] (P362)事实上，正是在翻译的过程中，一系列“主词”出现了，一系列主体生成了。
“人民”这一搭配在周朝的著述中就有，意思是“人们”或“国家的人口”。20世纪初，“人民”具有了与统治者相对的含义。李大钊在《平民政治与工人政治》(1922)中指出，“人民”概念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是用来欺骗民众的。毛泽东遵循了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905)中的标准，将能为社会革命的继续发展做出贡献的人都纳入“人民”的范围，因而，毛泽东从未把“人民”看作一个常数，在革命的不同阶段，属于人民范围的社会力量是不断变动的。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理论中，农民的位置是相当有限的。列宁对农民是很不信任的。毛泽东则充分信任中国农民的革命热情。一般来说，农民革命本身并不代表先进的生产方式，但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无法完成本应由它来进行的推翻封建制度的革命，农民革命在得到代表先进生产方式的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就完全可能成为一种解放生产力、推动生产力发展的进步的民主革命。并且，中国农民革命由于所处的时代及革命的内容，它也完全可能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并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就把中国革命的希望寄托在农民身上，12年后，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直截了当地说：“农民则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
经历了一系列的选择，自五四运动后，Proletarier和Proletariat被译为“无产者”或“无产阶级”。李大钊在1920年1月完成的《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中，不仅把无产阶级看作一个社会学概念，而且还赋予它民族性，称中国是一个“无产阶级的民族”。鉴于工业无产阶级的人数实在有限，毛泽东1939年的总结中，把“城市小工业和手工业的雇用劳动者和商店店员约有一千二百万”，“农村的无产阶级(即雇农)及其他城乡无产者”都纳入了无产阶级的范围。[10] (P644)
“共产”和“共产主义”作为Kommunismus的对等词，并最终取代“均产”一词，应归功于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随着《共产党宣言》中译本1908年出版，“共产党”一词出现在汉语中。1922年7月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发言》对党的目标作了如下说明：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他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
一个主词就是一个主体，而主词本身蕴含着“运动”的向度，以至于我们可以说，一个大写的主词本身，也就是一个强有力的动词。例如，“阶级”这个主词本身就蕴含了“斗争”的旨归，阶级必然要求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必然要求无产阶级革命。
“革命”这一术语首次引入现代汉语是在1896年的《时务报》上，随着1905年孙中山建立同盟会，“革命”一词具有了重要的政治意义，然而，只有等到确认了阶级的存在之后，毛泽东才得以提出：“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权力的暴烈的行动。”在这一定义中，我们可以感觉到，作为Revolution的对等词，“革命”古典意义隐隐约约，始终在发挥作用。[25] 革命话语在现代中国的兴盛，就是因为，一方面，它从传统中获得深厚、神秘的文化资源，唤醒狂欢节般的集体记忆，另一方面，是由于“世界革命”意识的引进和融合，它变得错综复杂，富有包容性，因而能在急剧变动的时代适应政治、经济和心理的变革的需求。
《共产党宣言》带给汉语“工人求解放”的思想，随着列宁主义传入中国，最晚到20年代中期，中国进步知识分子不仅追求“被压迫阶级的社会解放”，而且致力于“摆脱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解放”。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1938)中指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主要任务，是联合尽可能多的同盟军，组织武装斗争，反对内部的或外部的武装的反革命，为争取民族的和社会的解放而斗争。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变化，同盟军的阵营也在不断变化。这并不难理解。依据福柯的观点，“主体”是在话语内生产出来的，因而不能置身话语之外，它必须在话语中被主宰，必须服从话语的规则。[26] (PP. 133-147)
结论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依据毛泽东的相关论述，大致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要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二是要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1] (P534)我们充分认可这一观点的权威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然是指它在中国的应用与发展，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希望补充的是，可以从翻译这个更为源初的视域来体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当看到，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被译介到中国的过程中，就已经被“中国化”了，或者至少，“中国化”的过程就已经开始了。因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讨，应该充分注意译介的历史契机和具体环节，比如译本的选择，同一文本的多种译本，全译本和节译本，直接从原文翻译和转译，等等。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在进入汉语世界时，是如何寻找到相应的语言形式以作为它恰当的物质载体的。通过对这一议题的考察，我们会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是晚清以来西学东渐过程的有机组成和延续。
翻译是阅读，也是阐释，更重要的，它是一个跨语际、跨文化的交流过程。在马克思主义被译介到中国的过程中，中国固有的语汇和思想会“归化”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也会“规训”既有的思想和习惯。翻译的场域充满斗争和协商。在极端的情况下，翻译就是一种改写，即由于意识形态和诗学两方面的影响，对原作进行一定程度上的调整，以使其符合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和诗学，以便于其为大多数读者所接受。一些学者业已认识到，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密切关系，后者中有一些与马克思主义相同或相近的先天素质；而马克思主义一旦在中国落户，也必然要被迫改变自己的形式，从而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27] (P190)
翻译的整个过程中都伴随着选择。尽管翻译总是在特定条件下展开的，受到种种主客观条件的制约，译者总归具有一定的能动性。马克思主义被译介到中国，始终是具有一种迫切的功利性的。翻译的初衷就是希望寻求问题的解决途径。这种目的不能不渗透在翻译的整个过程中。从具体文本的选择，到对等词的选择、句式的选择、语气的选择、词汇色彩的选择，乃至一个标点符号的选择，都和中国读者的需求和认知语境息息相关。翻译作品通常都有一个“前言”或“后记”，它们负责对于作品“积极意义”的弘扬和“消极意义”的消解。再加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中国翻译的先后次序，不同于其本身写作的先后次序，而且早期的翻译大多为摘译或节译，这势必构成了一个新的理论脉络和空间形象，由此，翻译的确是赛义德所说的“理论旅行”的历程，“完全(或部分)地被容纳(或吸收)的观念因其在新时空中的新位置和新用法而受到一定程度的改造”。
如果说“翻译在一种新的躯体、新的文化中打开了文本的崭新历史”，那么转译尤其值得重视，经由日文或俄文转译，都牵涉着一段历史以及历史的经验。今天，如果把对于马克思思想的误解归咎于转译，显然是过于简单的历史理解。例如，从苏俄转译马克思主义，是和这样的历史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共产党是在列宁的号召之下组织起来的，是共产国际派人来帮助组织的，在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就有国际代表到会”。[8] (PP. 403-404)因而，我们在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应当考虑到日本和苏俄的镜像，进而言之，应当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置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链条”中来加以把握。在这个视域中，马克思主义普适性的概念和原理在中国得以具体化，中国特殊的国情和革命实践则具有了普遍的意义和价值，由此，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晶的毛泽东思想具有了世界性的影响和感召力。
（原载：《现代哲学》2007年2期。录入编辑：神秘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