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期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算起，已经过去170多年了。以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为标志，前80年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及其准备时期，后90年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旗帜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社会存在各种思潮和“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不是最早，同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在中国的传播相比，要晚近百年时间。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吸引许多先进的中国人并被确立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这固然有国际的影响，比如，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西方资本主义的危机，但最为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中国：一切别的东西都试过了，都失败了，人们逐渐认识到，唯有马克思主义能够指引中国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走上彻底解放的道路。正如毛泽东所说：“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1]这是历史的选择。
党在幼年时期对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热情很高，但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还不深刻、不全面，更不懂得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在其中国化的最初进程中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中国人是通过十月革命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比起西方资产阶级思想，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虽然比较晚，但由于前80年的实践证明向西方学不到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国情同中国有许多相似之处的俄国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取得了成功，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过去蕴藏在地下为外国人所看不见的伟大的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精力，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之下，像火山一样突然爆发出来了。”[2]因而，当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之后，就有很强的吸引力，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党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更是刮目相看。
第二，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真理，马克思主义一旦掌握了群众，就会变成推翻旧社会、变革旧制度的不可抗拒的力量。中外反动派对马克思主义既恨又怕，因而马克思主义一来到中国就被视为是非法的，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刊被禁止出版、被销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受到严重迫害，李大钊等革命志士为此献出了生命。相反，资产阶级思想家被邀请到中国各地发表演讲、出版书刊，造成很大的宣传声势。能在这种高压环境下生根，正说明马克思主义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战斗力，当它为中国无产阶级掌握之后，就成为战胜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思想武器，成为新的革命旗帜。
第三，马克思主义是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刻传播到中国的，中国人选择马克思主义不是把它作为一种学术流派，而是把它当作救国救民的思想武器来使用的。对当时中国先进的人们来说，完成“救亡”使命，必须根本改造中国。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运用着重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价值理想和阶级斗争这一理论工具，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选择。在推翻旧社会的历史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坚持阶级斗争不动摇。可以说，阶级斗争是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切入点，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巨大成功的根本所在。但应该承认，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阶级斗争，这种认识是有片面性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其消极影响就显露了出来。
第四，早年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很幼稚，对如何才能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实践的指导作用缺乏深刻认识。虽然瞿秋白在二十年代后期就曾提出“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断不可一日或缓。”[3]毛泽东在三十年代初期强烈呼吁马克思主义本本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参见《反对本本主义》)，但对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国情相结合，这在当时并没有成为党的指导思想，也没有在党的领导工作中付诸实践。
第五，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受到了俄国革命的影响，是经过俄国人介绍过来的。这对中国人比较迅速地掌握马克思主义起了很大的作用；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也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但这同时也带来一个副作用，就是助长了一些缺乏实践经验的年轻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中盲目照搬俄国革命的经验，造成了民主革命时期持续时间最长、危害最烈的“左”倾错误。实践证明，向俄国革命学习是正确的，但是不顾国情盲目照搬俄国经验则是错误的。
二、毛泽东思想与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十月革命后，中国人找到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然而找到武器并不一定意味着就能够正确地使用这一武器，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然很重要，甚至背诵其中的一些内容也是必需的，但是最为根本的还是要把这一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在当时的条件下，读懂马克思主义的书当然不易，但更难的是要认识到并实际上做到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而走向马克思主义，他们从一开始就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不是抽象的学理，而是观察和挽救国家命运的工具。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真正能够救中国的“主义”，但是马克思主义不同中国革命实践的具体“问题”相结合，形成中国革命自己的理论，也不能担当起救中国的历史重任。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中国革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情况结合起来的重要性并真正解决这个“结合”的问题，是经过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付出了巨大代价的。在犯了严重的右倾和“左”倾错误，革命遭受严重失败之后，我们党才开始认识并逐步解决这个问题。党内那些自封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人，由于其所奉行的教条主义路线，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割裂开来，曾一度使中国革命遭受失败与挫折，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前期，在中国共产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使得中国革命几乎陷入绝境。在失败和教训面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探索一条新思路，以挽救中国革命，挽救中国共产党。从井冈山起，毛泽东开始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结合起来，进行中国自己的独特革命道路的探索。他最早提出“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要反对脱离实际的“本本主义”，提出中国革命的胜利要“依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等振聋发聩的口号，奠定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理论基础。从遵义会议起，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实际上已被确立，他的思想开始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体化、民族化，批判了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恶劣学风，强调了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从延安整风到中共七大，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作为“我们这个民族的突出的、完整的关于中国人民革命建国的正确理论”，为全党所拥护，为党章所确认。[4]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可以概括为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史。毛泽东的一生为中国人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体中的其他成员一起用心血凝结成了丰硕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如何与各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这是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面临的最重大的课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成功地实现了这一“结合”，创造了“结合”的经验，坚持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正确认识和总结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地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基本经验，对于我们正确认识以党的诞生为起点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历史实践，对于正确认识中国革命发展的规律，对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都是十分重要的。
根据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基本经验，可以把实现这次“结合”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原则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行动的指南，而不是可以照搬的教条。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主要是掌握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而不是搬弄它的个别词句和具体结论，这是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首要一环。
第二，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必须面对中国的国情，对实际情况作出科学的分析，并且从这种分析出发，引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而不囿于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的一些具体结论和别国成功的经验。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一切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这是实现“结合”的根本环节。
第三，在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必然会受到来自“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的干扰和反对。“左”倾指导思想主要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态度，主张不顾实际地照抄照搬马列理论和别国经验，反对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右倾思想则主要表现在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抛弃革命的远大目标和正确立场。这些错误倾向从两个极端出发来干扰和破坏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和实践。排除“左”、右倾干扰，正确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这是“结合”成功的保证。
第四，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进行科学的总结，使之系统化、理论化，这也是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重要一环。对实践经验进行总结，特别是上升到哲学高度进行概括和总结，这对学习、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非常重要的。把实践经验提到哲学的高度上进行总结，才能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提高自觉性，使今后的实践更有成效。哲学总结可以磨练自己的理论思维，不至于陷入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泥坑中去，才能对实践中的新鲜经验加以概括和提炼，从而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
第五，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世界观就是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就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方法和武器。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于政治、军事、党的建设和经济建设等多项工作中去，提出系统的、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这是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桥梁。
第六，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彻底解放的哲学。群众是认识的主体，也是实践的主体，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群众化，而变为群众手里的锐利武器，这对于群众认识和改造世界，对于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都有着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三、深刻的历史教训
回顾建党以来90年的历史，围绕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这个主题，有两个问题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一是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我们党内的教条主义错误，二是我国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至70年代中期近20年间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严重错误。
第一个问题是我国民主革命时期的三次“左”倾错误，特别是以王明、博古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路线，他们所犯教条主义错误的主要内容就是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应该说，俄国革命经验是很宝贵、很成功的，“以俄为师”的中国共产党应该认真学习。俄国革命经验是列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俄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而产生的，十月革命的成功说明这个“结合”是正确的。列宁的伟大在于他没有照搬马克思、恩格斯的“同时胜利论”，而是根据资本主义由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的特点，揭示了资本主义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勇敢而鲜明地提出了“一国胜利论”，并抓住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国内的政治经济危机的大好机遇，领导俄国革命一举取得了胜利。俄国革命是列宁主义的杰作，是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具体情况相结合的结晶。俄国革命的经验为中国共产党所仰慕，成为中国共产党学习的榜样。但是，中国革命不能照搬俄国革命的经验。因为中国的国情同俄国不完全一样。我们党内教条主义的错误就在于，他们以为同样是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同样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在俄国那样做能成功，在中国同样做也一定能成功。他们根本不懂得也没料到，伟大的俄国革命经验搬到中国，由于国情不一样，却遭到了惨重的失败，几乎葬送了革命。这里我们看得很清楚：第一，列宁及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十月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是因为他们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俄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如果没有这种结合，照搬马恩的结论，就不会有俄国革命的发动和胜利。因此，十月革命的胜利是“结合”的成果。第二，中国的教条主义者照搬俄国革命的经验到中国来，招致中国革命的惨痛失败，这并不是俄国革命的经验不好，而是没有将它与中国国情结合起来。这说明，列宁通过“结合”所产生的经验不能现成地用来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就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经验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进行了“结合”，“十月革命”取得了成功；中国共产党没有“结合”，所以中国革命一度失败。“结合”是关键。别人“结合”不能代替自己“结合”，自己的“结合”更是关键。毛泽东的伟大就在这里，由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实现了这样的“结合”，所以才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也正是在这一成功结合的基础上，实现了中国革命实践中的第一个飞跃，产生了毛泽东思想。这里说的是两个党之间，由于世情、国情、党情不一样，“结合”不能一劳永逸和相互取代。
第二个问题则是说，即使是同一个党——中国共产党，同一个人——毛泽东，由于不同的历史条件，不同的国情，“结合”的成功也不可能是一劳永逸的。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同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斗争中，在中国革命的艰苦斗争和摸索中，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因此奠定了他在当代中国历史上伟大崇高的地位。但毋庸讳言，毛泽东晚年确实犯了严重的错误，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经济生活的困难和60年代中期开始的持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酿成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国内外许多人都议论毛泽东的错误：为什么这么伟大的人会犯下这么严重的错误？人们从不同角度分析毛泽东犯错误的原因。这里不全面分析毛泽东晚年犯错误的原因，但必须指出，是复杂的历史条件、多方面的原因造成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从主观方面说，有进入社会主义时期经济建设上缺乏经验，有在成绩和胜利面前不够谨慎、骄傲自满以致破坏党内民主集中制，有由于年老引起的身心健康等方面的原因，导致不能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因而偏听偏信，主观片面地作出决策。到“文革”中又有客观上受到林彪、江青集团等阴谋势力的包围和封锁的原因，同时也有制度方面的原因，国际环境下严峻复杂的斗争刺激的原因，等等。但最为重要的原因，如同中共中央已经明确作出的结论中所分析的，是由于他晚年背离了他自己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陷入了主观主义的泥潭。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是贯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典范，他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取得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在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主要矛盾和革命任务变了，加上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规律缺乏了解，他虽然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作过探索、尝试，写出了《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重要文献，但终究由于他对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分析和认识，以及在经济建设方面的急于求成，中断了他已经开始的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探索一条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尝试；在经济建设中照搬过去革命年代的成功经验，违背经济规律，夸大党和群众的主观意志与精神力量的能动作用；在经济建设受挫以后，又把精力转向阶级斗争，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就背离了中国国情，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
从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中，我们看出一条线索，这就是他没有像民主革命时期那样重视和探索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的结合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在晚年，一方面，他在已经变化了的历史条件、基本国情以及变化了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面前，搬用革命战争年代的经验来搞建设，而不是去深入探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并形成新的结论，其结果必然是在实践中遭受挫折和失败；另一方面，他也搞了很多新“创造”，但往往脱离中国的国情，脱离群众的愿望和要求，过分理想主义。深入剖析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原因，我们发现毛泽东晚年的主观主义是以经验主义为主要特征的，这并非说他没有教条主义的倾向，但前者是主要的，后者是次要的，后者是为前者服务的。毛泽东晚年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政策主要不是从马恩的书本上搬来的，而是根据他革命战争年代的经验，加上他的理想、设想而形成的。他也常常引证马列的话，但这是为了说明他的观点、理论、政策和路线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是正确的。事实上，毛泽东从来不搞教条，他从不迷信任何人、任何理论，但他却十分重视自己的实践经验。经验是宝贵的，正确地运用经验对于正确认识和改造世界是很重要的。但任何经验都是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在一定的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如果不问时间空间，不问实践指向和过程，盲目照搬，这就是经验主义——一种主观主义，就一定会犯错误。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是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的成功结晶，是极其宝贵的财富，如果正确地运用，把它与社会主义时期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这些经验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也会发挥其积极作用。如果不是“结合”，而是盲目搬用，那就会产生消极甚至破坏的作用。历史昭示我们，虽然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实现了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取得了那么伟大的成功，获得了那么丰富的经验，提炼出那么深刻的真理，但即使是像毛泽东这样一位历史巨人，当他进入新的历史时期，面对新情况和新问题时，如果只是沉湎于历史的成功经验中，而不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原理与新的国情相结合，同样也是会犯错误的，甚至会犯很大的错误。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从实践中产生出来的，又是经过实践检验的，是科学的，但在具体运用的时候还必须与各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俄国革命的经验和中国革命的经验，是马克思主义与各自国情相结合的产物，是极其宝贵的，但当中国革命运用俄国革命经验时，仍然需要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参考中国革命的经验时，同样也是需要与社会主义新时期的特点和国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不能包办代替各国的革命和建设，必须通过“结合”才能发挥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与具体情况的结合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一次成功的结合只能代表这一次的成功，结合是一个过程，应该在实践中始终坚持。
四、邓小平理论与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相结合，这一由毛泽东开创的历史课题由邓小平进行了成功的探索。邓小平以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目标，精心设计和大胆探索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相结合的伟大课题，实现了第二次历史性飞跃。邓小平理论就是这次飞跃的理论结晶，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情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结合的成果，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邓小平理论的历史使命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上个世纪的后20年，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受到严重的挑战，由于国际大气候和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自身的原因，在短短的时间内，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解体，社会主义运动走入低谷。在中国，经过长达20多年的阶级斗争，特别是十年“文革”的党内斗争，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出现了严重的危机，社会主义综合国力下降，元气大伤。在这种大背景和新形势下，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临危受命，作为第二代中央领导的核心和灵魂，担当起挽救社会主义中国的前途和命运的重任。他着眼于国际风云变幻的大视野，立足于国内政治、经济的重重困难和问题，深刻、清醒地认识到按照过去那一套搞僵化的社会主义是不行了，必须进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改革。他以大无畏的气魄，以钢铁般的意志和决心，把社会主义中国引向改革开放之路。在改革开放的大前提下，又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进行具体设计。经过30年的探索实践，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战略方针得到了实现，社会主义中国在经过艰难险阻和重重危机之后，又以其生机勃勃、繁荣昌盛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联想到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我们感慨颇多，但看到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中国的无限生机，我们又十分欣慰。邓小平说过，“不改革，社会主义死路一条”，“改革是第二次革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党和人民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革命，使得国家独立、人民解放，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领导的“第二次革命”才使社会主义中国避免了苏联、东欧的噩运，走上了能达到理想目标的康庄大道。毛泽东说过，“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真理。邓小平说过，“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也是真理。今天我们完全能够说，“只有改革才能救社会主义”，这已被实践证明，并将继续被证明是一条真理。90年前，我们党提出救中国于危亡的“救亡”使命；60年前，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千辛万苦、浴血奋战，推翻了三座大山，实现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高质量、高水平地完成了这一使命。在党诞生90年后的今天，我们可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大事，从某种意义上也是对社会主义的“救亡”。同60年前一样，这次“救亡”的胜利，同样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情况的结合。当然，这是以邓小平为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的新的结合。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形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大思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5]邓小平是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作用的。他多次强调必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并且把它们作为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一项写入了党章和宪法。但他坚决反对“两个凡是”的教条主义态度，尖锐地指出：“两个凡是”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要发展，毛泽东思想要发展，否则就会僵化；“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6]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为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建设，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明确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这是邓小平总结我们长期的历史经验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由于这个大思路一开始就很明确，因而实践起来就比较顺畅，没有出现大的挫折和反复，避免了大的损失。
第二，在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与纠正和总结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教训中，深刻阐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的现实和深远的意义。邓小平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同时，他又以大无畏的气魄来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并深刻地总结出了这一时期的主要教训是背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第三，邓小平根据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和对历史经验的准确把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要把握实事求是这个精髓。提倡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强调要提倡实践，不要提倡本本。这对于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神实质，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在实践中解放思想、勇于探索，是起了巨大的作用的。
第四，邓小平明确提出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根据邓小平的多次阐述，我们党又把这条思想路线概括为“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结合实际，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写入党章和党的决议，这就成了全党必须遵守的原则，这无疑会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的结合。同时，邓小平还对这条路线的内涵和要求作了阐明，以便广大党员、干部正确把握和贯彻执行。
第五，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邓小平把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联系起来加以考虑，提出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是统一的。这对正确把握和规范解放思想是十分重要的。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解放思想就是使某种思想观念从不应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就是使主观思想与客观实际相符合。解放思想就是要求我们从教条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这就是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不是比胆量，比谁敢否定传统，比谁敢标新立异。邓小平说：“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符合，就是实事求是。”[7]
第六，邓小平是在反对“左”、右倾错误倾向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的结合，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同历史经验一样，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必然会有来自“左”、右错误倾向的干扰和阻力，邓小平对于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倾向性错误也是十分重视的。他明确提出，无论“左”的、右的错误，我们都要反对，反“左”反右两手抓。从实际情况看，主要是防“左”，但也要警惕右。邓小平吸取过去的经验和教训，主张反对错误倾向不搞运动，不搞斗争，不搞大块文章批判，而是要教育加等待。既有耐心的马克思主义的说服教育，又有实践示范的教育。耐心的教育，成功的实践，使得人们在事实面前自觉地放弃自己的错误认识而站到正确路线上来。实践证明，这是一条成功的经验。
邓小平关于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是真理，对我们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但邓小平理论并没有结束真理，它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一样，也仍然是相对真理，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还在发展过程中，在实践中还会碰到新的矛盾和问题。面对这些矛盾和问题，我们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来分析和解决，但不能期望从邓小平著作中找到解决问题的现成答案，而需要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与新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实践中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江泽民多次强调指出，我们要坚持和发展邓小平理论，这是第三代党的领导集体的庄严责任。无论是坚持还是发展，都只有在实践中将邓小平理论与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结合”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需要，是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一切新情况和新问题的需要。这种“结合”必须贯穿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过程。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与实现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建立和谐社会的重要构想。这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自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理论成果。这是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坚持和发展，对于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
五、对“结合”的深层思考
党的历史经验证明，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国情和实践相结合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结合”是关键词和着力点。这里人们会提出一个问题：既然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是从实践中概括出来的，又是经过实践反复检验的，是普遍真理，为什么在实际运用的时候还要强调与具体实践相结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呢？这些认识问题在许多人那里并没有得到解决，而这是应该解决的。
首先，从对普遍原理的认识上来看，因为普遍原理都具有抽象性，只有与具体情况结合起来，认识才能深刻。作为普遍性原理的真理，它是对各种事物共同本质和规律的抽象概括，它的内容虽然是客观的，但它不能独立存在，它不能为人们的感觉所感知，只能为人们的思维所把握。人们如果没有一定的实践经验，对具体情况、具体知识又缺乏必要的了解，那么他对概括出来的抽象的普遍原理所包含的具体、丰富的内容和深刻的本质就缺乏深刻的认识，他所能理解的普遍原理只能是“抽象的普遍”，而不是包含丰富内容的“具体的普遍”。没有革命的实践经验，对革命理论的认识往往只能是空洞的、条文式的。对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的认识不能只就书本加以理解，更主要的还要与实践结合才能有深刻的理解。我们党一贯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一定要紧密结合实际，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
其次，从抽象理论不能直接指导实践，理论指导实践需要经过中介的特点来看，也必须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反映了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它指出了事物发展的总的方向、总的趋势，规定了总的路线，是我们认识、研究和解决问题的指南和向导，但任何理论只能指导而不能代替我们去认识和解决问题。马克思主义也是如此。马克思主义理论揭示了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的一般规律，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指明了方向和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并没有也不可能详尽无遗地指出一切国家和民族的具体特点。正如列宁所说：“在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中，即使有70个马克思也不能够把握住所有这些错综复杂的变化的总和；至多是发现这些变化的规律，在主要的基本的方面指出这些变化及其历史发展的客观的逻辑。”[8]各国无产阶级在运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的时候，必须根据各个国家和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传统等等方面的特殊性，把普遍原理具体化，形成革命和建设的具体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列宁非常反对从马克思主义“一般真理的单纯逻辑发展中去寻找具体问题的答案”，认为“这是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必然导致革命事业的失败。对于比较抽象的理论来说，所谓理论指导实践并不是说理论可以直接作用于实践过程，而是要经过若干中介，理论的指导作用才能传达到实践中去。实际上，从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转化成改造世界的具体的路线和方针、政策，中间有许多中介环节。首先必须将一般原理转化成改造世界的具体的路线和方针、政策，有了路线和方针、政策，没有周密的计划、有效的措施和得力的办法，都不能使理论见之于行动。没有对具体实践的把握就无法将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与实际结合起来，也就无法形成指导实践过程的实践观念，达不到理论指导实践的目的。
第三，从人的认识规律是一般与个别的辩证统一来看，普遍性的东西(马克思主义原理、党的方针政策)是从许多具体经验、个别事物中概括出来的。一般包括个别，但正如列宁所说：“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物。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9]这样，具体事物中就会有一些东西没有被包括(概括、反映)到普遍原理的一般之中去，一般包括个别就会有“遗漏”、“特殊”、“例外”。当我们在分析和解决实践中许多具体问题时，是决不能照搬普遍原理的，而应该从实际出发，(在不违背普遍真理的精神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解决。这是我们党所一贯倡导的，这叫创造性的工作。
最后，从理论的稳定性与实践的发展变化性的矛盾来看，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虽然反映了事物的目前状况及其发展的趋势，但是绝不能对事物今后发展的一切细节、发展中所出现的各种问题、偶然性的东西，都能料事如神。事物在发展过程中会出现原来所估计不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是照搬原来的“本本”、“条条”，就一定会犯错误。这就要求我们要根据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的理论，找到新的措施和办法，才能使问题得到解决。而在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时，又形成了新的经验，对这些经验加以总结提高，就能对普遍原理加以丰富和发展。列宁的一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理论，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夺取革命胜利的理论，都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本国实际情况相结合成功地解决问题的典范。邓小平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中，没有囿于马克思的某些具体结论，而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我国今天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同样也是“结合”的典范。
从根本上说来，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在分析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得到坚持和发展的。毛泽东讲过，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同样，在今天，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我们也应该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与切实研究改革、建设中的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不拘泥于个别过时的结论；既珍惜已有的成果和经验，又不断地有所创造，在坚持中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生动的、变动不居的实践必然要呼唤理论的发展。邓小平指出：“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10]离开实践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创造的观点，就谈不上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原载《阅江学刊》2011年4期。录入编辑：求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