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创造，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历史进程。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中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形成了比较系统、独具特色的党的创新理论新体系，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继续推向前进。对于十六大以来党的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十分有必要站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规律的高度，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代走向的视角加以深入研究和总结提炼，这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和社会实践中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胜利推向前进的根本保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和当代走向
何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了精辟概括。这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和我国的具体特色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加以实现，创造“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1]只有根据中国的国情和特点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2] 马克思主义才能充满生机和活力，充分发挥对人们的理论武装作用和对社会实践的理论指导作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或基本特征，集中表现为两大要素：一是时代性，二是实践性。时代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应时而生，应时而变，是马克思主义经久不衰的根本原因。“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3] 因此，“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去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才能认识到什么程度”。[4] “只有不可救药的书呆子，才会单靠引证马克思关于另一历史时代的某一论述，来解决当前发生的独特而复杂的问题”。[5]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这些重要论述，对于我们今天深刻认识和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视野，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今天的中国是全方位开放的中国，中国的改革与发展是当代人类文明潮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中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决然离不开对时代主潮流和发展大趋势的深透认识与全面把握。否则，悖离时代，与“时”隔绝，与“世”隔绝，抽象地谈论和搬用马克思主义，就会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毫无价值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和实践性不可分割。实践是产生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源泉，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动力。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这个“时”，既包括时代的变化，也包括实践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并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一个根本依据就是中国特殊的国情条件和一定条件下的社会实践。因此，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宝贵经验；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实践作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逻辑起点，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重要规律。
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性本质和实践性特征，提出一个重大任务，这就是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走向，不断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当代视野。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和社会实践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着重关注哪些重大现实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当沿着什么样的方向实现新的理论飞跃和理论突破？显然，这是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最重要视角和最重要任务，也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视角和最重要任务。
第一，高度关注当今时代的新变化和时代发展的主潮流，深入研究和平、发展、合作时代主潮流下和全球化大趋势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和新走向。
当今时代的新变化和新特点，可以用“一个主题、一个潮流、四大趋势”加以概括。一个主题，即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上个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战略家的深邃眼光观察世界，明确形成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的战略思想。他深刻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6] 根据邓小平的这一科学判断，我们党明确提出并一以贯之地坚持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重大战略思想，实现了由战争与革命的战略思维向和平与发展的战略思维的历史性飞跃。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明确形成和长期坚持，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创新和带有根本性的发展，为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进程提供了重要前提。二十多年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改变，但这一主题正在向纵深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发展趋势和特点，突出表现为和平、发展、合作已成为时代发展的主潮流，世界各国之间寻求更多的相互沟通与合作成为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时代主题和时代潮流，集中表现为四大发展趋势，即：经济全球化愈益凸现，政治多极化不可阻挡，文化多元化方兴未艾，科技信息化突飞猛进。这“四化”，不断深化着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为人类文明进步带来了新的生机与动力。同时，种种逆世界潮流而动的政治势力和社会思潮一刻也没有停止对和平、发展、合作大趋势的影响与干扰。在这种新的时代条件下和国际格局中，如何顺应时代潮流，拓展认识视野，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揭示全球化大趋势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基本道路，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面临的最重大课题。
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全球化，是继19世纪上半叶的工业革命、20世纪下半叶的信息革命之后的第三次世界现代文明潮流。当代世界的经济全球化，主要表现为跨国公司的迅猛发展、贸易自由化程度的迅速扩大、金融国际化进程的明显加快以及跨国投资的日趋加大。在这种经济全球化背后，实质上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社会文明相互竞争的过程。全球化不仅给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而且对社会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变革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能否积极适应全球化大趋势，果敢地参与全球化竞争，在竞争和比较中摒弃陈旧观念和体制，吸纳新的观念和体制，成为能否增强社会主义生机与活力的关键问题。正是这样一个关键问题，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生长点。邓小平理论引领中国走向世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揭示了全球化条件下党执政兴国的基本规律。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在积极吸纳世界各国新的发展理念的基础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作出了更加深刻的揭示。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指引下，当代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沟通与合作正在不断加强，日益广泛的沟通与合作，不仅历史性地锻炼和提升了我国的生产力水平，而且也使我们的社会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经受了新的锻炼和考验，增添了新的内涵。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及其给我国社会主义带来的全方位影响，正是在当今时代进一步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新的生长点。在当代中国，真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不应当是消极回避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固守陈旧的思维模式，把马克思主义同全球化对立起来，同当代人类文明大趋势对立起来，而应当是积极应对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确立与时俱进的思维方式，充分利用全球化大趋势提供的历史性机遇，积极吸纳当代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不可忽视的重大任务。
第二，高度关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与发展的主旋律，深入研究经济市场化改革和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条件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和新走向。
我国社会实践的新变化和新特点，可以用“一个基础、一条主线、四大趋势”加以概括。一个基础，即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是当代中国的最大国情，也是推进一切方面改革与建设的最根本基础；致力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改革与发展，这是当代中国的最大实践，也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任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在当代中国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前提，也是不断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必须始终把握的实际条件。我们讲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最大的实际就是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我们讲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搞清楚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离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础和前提谈论马克思主义，就很容易陷入无谓的空谈或抽象的争论，从而迷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进方向，这是为历史经验所反复证明了的。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发展需要决定，我们必须始终坚持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必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这个主旋律，必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这个改革与发展的本质和核心。把社会主义制度与现代市场机制有机地结合起来，是贯穿当代中国改革与发展的一条主线。正是在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和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当代中国进入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发展的新阶段，进入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新格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及其带来的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新格局，是当代中国不可逆转的大趋势。显然，这样一种改革的主旋律和发展的大趋势，向马克思主义提出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也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不断丰富和发展提供了许多新素材、新经验。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走向，也是深入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当代视野的最重要生长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敞开双臂热烈地拥抱改革与发展带来的新生活，满腔热情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应当如何面对新情况，实现新发展，而绝不应当囿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某些论断而对生机勃勃的改革与发展采取隔膜或对立的态度。
在要不要坚持经济市场化改革、要不要坚持以人为本等重大原则问题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面临着新的挑战和考验。一些人提出对改革进行反思，这是必要的，但是在“反思改革”的名义下对我国20多年来的改革理论尤其是市场化改革理论与实践进行怀疑甚至否定，把落实科学发展观同改革开放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从而造成某些困惑和思想混乱，这种模糊认识和思想倾向亟待澄清。而这样一种否定改革的思潮，又是以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马克思主义方向的理由出现的，因而所产生的政治、社会影响不可低估。这里涉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与现代市场机制能不能结合、怎样结合。在20多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乃至争论，一直没有停止。无疑，这仍然是当前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新视野必须进一步深入回答的重大问题。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机地结合起来，开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与实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创举，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和鲜明特色。在已有20多年改革成就和基本经验的基础上，继续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不断推进经济市场化改革进程，是当代中国改革与发展的主线，是社会主义在中国这块大地上获得生机和活力的根本原因。正如胡锦涛明确强调：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说到底要靠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一方面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进一步坚定改革的决心和信心，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一方面要坚定不移地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积极化解在改革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在改革中更加关注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保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一切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际工作者，有责任在社会主义制度与现代市场机制相结合这个历史性重大课题上作出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探索，在此基点上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局面，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第三，高度关注新的时代条件下和社会实践中工人阶级执政党建设的主任务，深入研究我们党在如何积极回应新的挑战和考验的前提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和新走向。
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政党的思想武器，工人阶级政党是马克思主义的组织载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结果。党自身建设状况，是能否真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重要因素。在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化改革大背景下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关键在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入解决党的建设面临的新问题、新任务，切实推进执政党建设这一新的伟大工程。
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需要解决的最关键问题是什么？这是在当代中国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新视野迫切需要关注的重大课题。以邓小平、江泽民为代表的两代中央领导集体对这一重大课题进行了不懈探索，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作出了新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提炼，创造性地提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这两大理论命题，卓有成效地推进了这两大“根本建设”。两大“根本建设”及其重要成果，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要支撑点。
综合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加强自身建设上取得的理论成就，可以用“一个主题、两大历史性课题、两大根本建设”加以概括。一个主题，即保持党的先进性，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永恒的主题。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是贯穿党生命始终的根本建设。党的先进性既是历史的范畴，又是实践的过程，同时是时代的要求。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必须着眼时代发展变化，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在当今时代，在当代中国，加强我们党的先进性建设，必须着眼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经济市场化的改革趋势和社会结构多样化的变革趋势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提出的新情况、新要求，着力回答如何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如何增强党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是一项长期的政治系统工程，需要多角度多方面的努力。而对于已经执政半个多世纪，承负着重大历史任务，并且面临着严峻挑战和考验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无疑是顺应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的要求，进一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更好地完成党的执政使命。先进性建设是贯穿党生命始终的一项根本建设，执政能力建设是党执政后的一项根本建设。这“两大根本建设”相互作用、有机统一，在本质上是一回事情。要把“两大根本建设”贯穿于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和制度建设的全过程。党在思想、组织、作风、制度等方面的先进性建设，都必须紧紧围绕提高执政能力这一“根本建设”展开，也主要是通过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得以体现；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既是党的先进性建设的根本任务，又是检验党的先进性程度的根本标准。
正是在深入解决党如何执政和如何拒腐防变这两大根本问题上，党的先进性建设具有了深刻的时代内涵和时代要求。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在深入总结55年来党执政的主要经验的基础上，密切适应时代和人民的要求，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作出了高屋建瓴、统揽全局的理论提炼和战略部署。这就是：通过全党共同努力，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党，成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党，成为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勤政高效、清正廉洁的执政党，归根到底成为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永远保持先进性、经得住各种风浪考验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社会和谐、人民幸福。围绕这一总体目标，按照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和谐协调发展的要求，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三大执政”（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提炼，“五大能力”的确立，深刻反映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共产党如何执政、社会主义如何建设、人类社会如何发展的基本规律方面日益走向成熟。这是党的先进性建设时代内涵的新拓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
党的创新理论体系的新概括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创造性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形成了一系列重大创新理论。这些创新理论，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相互联系，初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一创新理论体系，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紧密结合时代新变化和实践新发展，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出了创造性的丰富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最新理论成果。深入地研究和总结十六大以来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对于我们进一步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走向和基本规律，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目前，理论界对党的十六大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进行了多层面多角度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理论见解，从一定意义上推动了党的创新理论的研究。但是也应注意到，不少研究囿于表面，失于零散，缺乏对创新理论的体系性和整体性的研究。当前，无论是党的创新理论成熟的程度，还是社会实践对创新理论需要的程度，都迫切要求进一步提升对党的创新理论研究的水平。这是社会科学界的一项根本任务。
笔者认为，深入研究、科学概括党的十六大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需要围绕主题，抓住根本，在科学理论的内在联系和发展规律上下功夫。这样一种研究视角，可以概括为：“紧紧围绕一个主题，系统提出五大战略思想，进一步创造性地回答三大根本问题”。
紧紧围绕一个主题，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这是十六大以来党的创新理论体系的主线。1982年，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精辟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7] 这一高屋建瓴统揽全局的科学概括，不仅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选择具有根本意义，而且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形态的形成具有根本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所形成的理论成果的主题，这一主题，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形态各个阶段，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无不围绕着这一主题，都是这一主题在不同时代条件下和不同发展阶段的理论展开。今天，认真研究和总结十六大以来党的创新理论体系，也必须紧紧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把党的创新理论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上加以深入研究与提炼。这样做，既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十六大以来党的创新理论的意义、内涵和精髓，又有助于我们科学把握十六大以来党的创新理论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内在联系，更深刻地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理论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本质特点。
系统提出五大战略思想，即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紧紧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深入解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关键时期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在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形成的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一是关于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战略思想。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是十六大以来党的思想理论创新体系中最重要的理论成果。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思想统领，是我们党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本质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三个方面相互联系、有机统一，其实质是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这一新型发展观，既积极吸收了当今世界各国科学的发展理念，顺应了时代发展潮流，又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对我国现阶段的发展规律作出了科学揭示；既继承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关于发展的基本思想，又结合新的时代特点和实践要求，进一步揭示了我国现代化发展的本质、状态、目标和基本要求，生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俱进的宝贵品格。坚持以科学发展观武装全党、统领全局，按照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推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我国现代化宏伟目标的根本保证。科学发展观从根本上解决了“为谁发展”的重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在指导发展上的集中体观。把坚持以人为本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和核心，这是科学发展观的最重大价值所在。科学发展观从根本上解决了“靠谁发展”的重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在指导发展上的集中体现。把坚持以人为本放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地位，就是要把发展建立在人民群众主体力量的基础上，坚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并且把这种积极因素与社会发展规律有机地统一起来，依靠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科学发展观从根本上解决了“如何发展”的重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在指导发展上的集中体现。总之，科学发展观不仅具有科学方法论的意义，而且具有科学世界观、群众观、社会观的意义，因而这一新型发展观具有党的指导思想新发展的重大价值和意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的根本表现形态。
二是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把社会和谐提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高度，提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目标的高度，从而赋予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特殊的科学内涵和特殊的战略意义，是十六大以来党的思想理论创新的又一重大理论成果。这一重大战略思想的理论创新意义在于，我们党在初步解决了依托市场经济推进经济建设这一“经济发展”重大任务的同时，对“社会发展”这个重大范畴的认识更加科学化和具体化了，这就是统筹兼顾了“大社会”和“小社会”两个层面。作为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我们所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社会，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协调发展的社会，是实现社会和谐的价值目标与创造性实践相统一的渐进的历史过程，需要贯穿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部历史过程，这就是“大社会”含义。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阶段的重大现实课题，我们所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主要是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四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社会建设，旨在完善社会管理体制，促进社会发育发展，化解社会矛盾问题，努力形成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全体人民参与建设而又造福于全体人民的社会发展状态，这就是“小社会”含义。这一重大战略思想指导我们，既要放眼“大社会”发展，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视野和战略高度来谋划和实现社会和谐，又要着眼“小社会”建设，以解决人民群众的实际权益问题为出发点，以化解社会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为着力点，发育社会机体，完善社会管理，建设和谐文化，促进社会公平，增强社会活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大战略思想，是对中外历史上社会和谐理念的重大超越，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理论的重大创新。
三是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大战略思想。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贯穿于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之中，统一于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深刻反映了我们党顺应时代和人民的要求，深刻体现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这在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宝库中具有重要的创新意义。
四是关于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重大战略思想。把党的先进性建设提升到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的高度，作为贯穿党生命始终的一项根本建设和根本工程，这是党的思想理论创新的又一重大成果。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最重要的环节是必须把党的先进性建设放到时代变化的高度，顺应时代潮流，把握时代脉搏，保证党始终与时代发展同步。这就是要着眼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对我们党的先进性建设提出的时代要求，着眼于经济市场化的改革趋势对我们党的先进性建设提出的时代要求，着眼于社会结构多样化的变革趋势对我们党的先进性建设提出的时代要求，努力增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时代内涵。
五是关于积极推进和谐世界建设的重大战略思想。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积极推进和谐世界建设的战略主张，日益为国际社会所认同，正在发展成为一种新型的国际战略思想。这一重大战略思想，是对邓小平和平发展时代主题论的进一步坚持和创新性发展。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已成为时代潮流，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同时国际环境复杂多变，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在这样一种时代大潮流和国际大格局下，明确提出建设和谐世界的战略思想，不仅对于进一步坚持和平发展的外交路线、推进形成和平稳定的国际格局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而且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对外建设和谐世界，对内构建和谐社会，两者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从和平发展到和平崛起再到和谐世界，这样一种创新理论，正在引领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大步地走向世界。
以上五大重大战略思想，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的创新理论。这五大战略思想，相互联系，融为一体，起根本指导和统领全局作用的是科学发展观。这五大战略思想，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创造性地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的三大根本问题：一是进一步创造性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围绕对这一根本问题的探索和解答，贯穿于我们党领导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邓小平理论，开创性地探索和回答了这一根本问题，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抓住社会主义在当代发展的最基本环节，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创新理论，在更加符合时代新变化和实践新发展的层面上进一步创造性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党的创新理论进一步指明，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是坚持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主义，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整体推进的社会主义，是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更深层次和更大层面地造福全体中国人民。
二是进一步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社会主义发展与执政党建设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科学解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求在更加适应时代要求和实践发展的层面上解答“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根本问题。邓小平理论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抓住根本问题加强执政党建设上实现了新的理论飞跃。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在回答“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根本问题上，拓展了新的理论视野，达到了新的理论高度。这就是要把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这“两大根本建设”贯穿于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建设始终，重点围绕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和永葆党的先进性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三是进一步创造性地回答了“我们要走什么样的外交道路，推进什么样的世界格局建设”的问题。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尤其离不开优化的世界格局和良好的国际环境。从“和平发展”到“和平崛起”再到建设“和谐世界”，这一系列创新理念的明确提出，深刻反映了我们党以更加宽广的眼光观察世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更加坚定的步伐走向世界。正是这样一种宽广的世界眼光和坚定的世界步伐，进一步拓宽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我们党的建设的世界视野，从而为党的建设增添了更加强劲的时代动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注入了更加鲜活的时代气息。
科学发展观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重要意义
在十六大以来党的创新理论体系中，科学发展观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的理论创新意义。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科学发展观既继承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关于发展的基本思想，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脉相承的重要特点；又紧密结合新的时代特点和实践要求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出了创新性发展，生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俱进的宝贵品格。
第一，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揭示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本质与核心，这就是坚持以人为本。
发展以何为本，这是发展的本质与核心问题。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考察经济社会发展，曾将社会发展划分为三大阶段：“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8] 这三大发展阶段，集中在发展理念上，即形成了以神为本、以物为本和以人为本三大发展形态。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形态，基本上是以神为本，人们主要从虚幻的神灵中获取发展的价值与动力；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广泛发展，使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以物为本的阶段，人们的生产关系及社会关系主要地通过商品交易表现出来，人的能力得到普遍提高，但人的本质掩盖在物的交换之中；只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才能真正进入以人为本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新的发展阶段。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是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我们还不能完全超脱人对物的依赖，但是社会主义的性质和价值目标，决定了我们必然也必须把以人为本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理念，作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核心价值观。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既不是简单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也不是简单吸收西方资产阶级的人本主义，而是具有自己深刻的内涵，这就是，着重强调尊重人的主体价值、发挥人的主体作用、实现人的主体利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不可须臾动摇的原则和前提。
第二，科学发展观进一步规范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准则与状态，这就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发展遵循什么准则，保持什么状态，是发展是否科学和有价值的直接标志。片面的发展、单一的发展、只顾眼前不顾长远的发展，不仅难以促进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而且会给经济社会带来隐患，以至给人类自身带来灾难。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随着综合国力竞争的日益加剧和世界现代化进程的逐步加快，各种关于发展的理论竞相涌现，先后产生了经济增长论、增长极限论、综合发展论、循环经济发展论、经济自由发展论、可持续发展论、新发展论等关于发展的基本观点，这些发展理论，表明当代进步人类在坚持发展这个主题的过程中，愈益注重探索如何以最小的代价谋求最大效益的发展，由此各种发展模式应运而生。科学发展观在深刻总结国内外各种发展中的经验教训、积极吸收世界各国文明发展理念与模式的基础上，明确把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作为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准则和必须保持的状态。全面发展，着重强调发展是一种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种要素综合发展的过程；协调发展，着重强调人与环境、人与自然、人与组织以及各种社会组织之间必须协调和谐；可持续发展，着重强调发展不仅要满足当代人的利益需求，而且要为后代人的发展创造广阔空间和有利条件。这三个方面发展理念与模式，既各有侧重，又相互联系，科学发展观将这三种发展理念与模式熔入一炉，在坚持以人为本这一本质与前提中融为一体，实现了发展观的新跨越。
第三，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关键与目标，这就是实现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科学把握发展的价值目标，是现代化道路选择的关键因素。马克思主义历来注重人的全面发展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价值目标作用。马克思指出，未来新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9] 《共产党宣言》明确强调：“根据共产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将使自己的成员能够全面发挥他们的得到全面发展的才能”；“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0] 社会主义社会虽然还不可能完全具备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特质，但是社会主义社会是逐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社会主义的发展性质与目标，决定了必须把实现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根本价值取向，并贯穿于发展的各个层面和一切过程。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推进经济社会的发展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人越全面发展，社会的物质文化财富就会创造得越多，而物质文化条件越充分，又越能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人的全面发展程度也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这两个过程应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地向前发展。
第四，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抓住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精神实质，这就是统筹兼顾、全面推进，开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全面发展的新局面。
坚持以人为本，将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具体化为实践过程，就是统筹兼顾：统筹全局、兼顾各方。只有统筹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中的各方面因素，兼顾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和利益需求，才能有效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实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和谐相互协调、共同发展。
第五，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把握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时代条件，这就是充分利用“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潮流，坚持对外和平发展与对内和谐发展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对外构建和谐世界、对内构建和谐社会，这两大战略思想对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具有重要意义。任何国家与民族的发展都离不开世界。作为正在走向世界的发展中大国，我国现代化发展尤其离不开对国际格局新变化的科学判断和有利条件的充分利用。当今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有利于保持国际环境的总体稳定，有利于我们进一步加强与世界经济的联系与合作；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有利于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相互补充与合作，这对我国由经济市场化走向现代化十分有利。正是在深刻分析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部因素的基础上，形成了对外和平发展和对内和谐发展的重要战略思想。充分利用和平、发展、合作的国际环境，将对外和平发展与对内和谐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是落实科学发展观题中应有之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历史进程，从根本意义上说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回答和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过程。科学发展观渗透着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基本观点和科学方法，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原载《山东社会科学》2007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