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国情的特殊性，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一开始就遇到许多既不同于西欧，也不同于俄国的新问题。这就需要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然而直到1938年10月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以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成为全党的一种自觉行动。这一现象本身值得思考。但如果对其背后的历史稍作梳理，就会发现它与中共创建时期的两次争论紧密相联。而今重提这些争论，对于认识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曲折发展的成因，有很大帮助。
一
人们大多注意到，李大钊当年探讨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他认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思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①李大钊的这一论断，固然有新文化运动的深刻影响，但更直接的还是源自一场辩论——“问题与主义”之争所引发的思考。
1919年7月，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胡适在《每周评论》第31期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从而在思想界引发了一场从7月到9月的激烈辩论。胡适立论的基础是实验主义。他认为，输入的主义不一定适合时下的实际需要，中国的问题也不可能一下子解决，“治所有病痛的万灵药是绝对不存在的”②。而李大钊并不完全赞同胡适的观点，于是在《每周评论》第35期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与之商榷。
在李大钊看来，所有问题都在一个包罗万象的结构中交织在一起，而无所不包的主义则是性质类似的思想群体。人们需要用主义作为判断形势和问题的标准，同时也可用它作为解决这种彼此关联问题的工具。不过，李大钊也接受了胡适的批评，即对实际的问题应认真地研究，不应含糊不清地空谈各种学说，并且“承认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做”③。
但是，李大钊并不认为研究问题和谈论主义之间有什么根本矛盾。他坚持认为，“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要想使一个社会问题，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就必须“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所以“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④。
在以上论述中，李大钊实际上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确立了一个重要的思想原则。这就是“主义”与“问题”并重，理论与实际结合。于是就在胡适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建议后不久，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就开始走入工厂乡村，展开社会调查研究，以了解下层民众的生活状况。李大钊还组织了邓中夏、张国焘等北大学生，向长辛店铁路工人宣传，建立劳动补习学校，成立工人俱乐部，把工人组织起来。
在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中，毛泽东也是一个注重实际并身体力行的典范。也就在“问题与主义”争论发生后不久，他即于当年秋天在长沙组织了“问题研究会”。这个学会提出研究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劳工、国际事务等事项，以及诸如如何团结民众、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和孔教方面等140多个问题。此外，毛泽东还经常到当地的纺纱厂、造纸厂、火车头修理厂、面粉厂去了解情况，并深入到铁路工人、泥木工人、搬运工人及其他工人中间广交朋友，开办工人夜校和建立工会组织。
与此同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也加紧了“主义”的研究和宣传。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主导下，北京大学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研究会还设有图书室，取名“亢慕义斋”，亢慕义是德文译音(Das Kammunistsches Zimmer)，即“共产主义小室”。图书室购进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和《共产党》、《新青年》等进步期刊，并组织翻译《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原著供会员学习之用。研究会提倡全体会员通过定期讲座、共同研究、公开演讲、编辑书报等手段来阐扬这一学说的精神⑤。
受其影响，一批马克思主义著作被陆续翻译发表。比如，《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著，陈望道译)、等等。这些论著的翻译出版，奠定了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基础。
二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其“主义”的研究，当然不是为了单纯的“知识”兴趣，他们更看重的是，“怎么可以把他的思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所以当他们拥有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知识，就当仁不让地开始了改造中国的行动。
在《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一文中，李大钊指出：“毫无团体训练的人民，也不能产生有力的民众运动”，“中国现在既无一个真能表现民[众]势力的团体，C派的朋友若能成立一个坚固的精密的组织，并注意促进其分子之团体的训练，那么中国彻底的大改革，或者有所付托！”⑥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由个体走向群体，各地共产党小组由分散走向集中，本身也就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并且，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还应当被视为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大成果。它表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由思想传播正式进入理论运用和实践探索阶段。
然而中共一大上的一场争论却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李大钊在“问题与主义”的辩论中所确立的思维方向。据《中国共产党成立史》讲：当时以张国焘为首的多数派主张组织一个面向工人阶级的政党，并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为直接目标；而以李汉俊为首的少数派则主张建立一个先进知识分子的不定型的合法组织，从事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工作⑦。李汉俊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太幼稚，不懂马克思主义，需要进行长期的宣传和教育。按照他的意见，首先应当把知识分子组织好，施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育，等候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有了普遍的影响后，再由这些知识分子去组织工人，教育工人。因此他不赞成建立严密的、战斗的工人政党，而主张组织先进知识分子，公开建立广泛的和平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政党⑧。
这种划法是否客观、公允，我们姑且不论。但从争论的内容看，它的确触及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一个严肃话题，即理论探究与实际运动的关系问题。可惜，在那个时候，大家采取的似乎是一种非此即彼的态度。就是在1926年蔡和森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和1930年李立三的《党史报告》中，都仍然维持着当时的判断。直到1941年在《答宋亮书》中，刘少奇才对这场争论提出自己的不同见解。他说：“在中国党内上述两种意见的对抗，当时是前一种获得胜利的，在党内相当造成了反对专门理论研究的风气，结果，阻止了党内理论水平的提高。这是必须纠正和反对的。这与我党直至今天在理论上的准备与修养仍然一般不够的现象，是有密切联系的。它给了党内以极坏的影响。在当时，党内关于理论与实践同时并重的正确的意见，是没有得到发展的。”⑨
当然，造成这样的结果，也有其深刻的国际背景。比如1922年11月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卡尔·拉狄克就曾对中共提出过严厉批评：“我们的中国党是在中国的两个部分发展起来的，彼此是相当独立的。在广州和上海工作的同志很不懂同工人群众相结合。我们同他们进行了整整一年的斗争，因为许多人认为，一个好的共产党员怎么能干预象罢工这样平凡的事情呢？那里有许多我们的同志把自己关在书斋里，研究马克思和列宁，就象他们从前研究孔夫子一样。几个月前还是这个样子。”⑩拉狄克的批评是有根据的。因为在6个月前，即1922年5月，驻华工作全权代表利金曾就中国情况向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作了专门报告。在这份报告中，利金严肃地指出中共有两个不幸：一是脱离工人运动；二是脱离国民革命运动。“这里又表现中国共产主义小组所特有的小组习气。它们把自己局限在单独的独立小组中，不大能从事实际革命工作，满足于像在温室里那样栽培共产主义。”(11)
客观地说，共产国际的批评本身也许并没有错。但这恰好发生在中共党内已经有了分歧的情况下，又加之党的年幼，还不能很理性地对待上级的意见，所以它实际上助长了党内轻视理论研究的思想倾向。
三
综合分析上述两次争论，会清晰看到它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构成的深刻影响。第一场争论，实际上是在“五四”以后，先进知识分子内部关于中国问题的一次理性讨论。在这场争论中，李大钊论证了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的需要，并确立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基本原则。这对于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意义重大。
第二场争论，实际上是在确立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以后，中国共产党内部就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产生的意见分歧。这场争论的一个重要结果，是直接促成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这当然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但在争论的过程中，年青的中国共产党人采取了非此即彼的态度，也给党的理论建设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事实上，一个缺乏理论思维的政党，根本无法抵制教条主义的侵蚀。因此，无论是当时客观的社会环境，还是后来共产党人的革命实践，都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建立在两个重要认识前提的基础之上。
第一，关于中国社会特殊性的认识。因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占有人口的绝大多数，而工人的数量相对较少，其中产业工人的比重则更小。这表明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一定会遇到许多与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地——西欧，列宁主义的诞生地——俄国完全不同的新情况。中国共产党要取得革命的成功，就必须解决两个重大难题。一是在一个工人阶级人数很少的国家里，如何建成“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二是重新思考中国革命的动力、步骤、途径和方法等一系列问题，在实践中努力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
第二，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认识。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但中共生来就带有一个极大的弱点，“这个弱点，就是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12)究其原因，除上述党内争论的不良影响外，在《答宋亮书》中，刘少奇还指明了以下三个因素：一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输入到建党的时间不长；二是客观形势要求革命者立即而且全部地投入实际运动，无暇顾及理论研究和经验总结；三是马列原著均以欧洲文字发表，在中国可读者不多，即使能读的也很少读完(13)。中国共产党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必须深入研究和宣传这个理论，并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创新和发展这个理论。
两大认识前提集中到一点，就是理论要与实际相结合。也就是说，党不仅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14)，这是非常必要的，但更为重要的，还在于“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15)。这既是李大钊当年在“问题与主义”辩论中所树立的思想取向，也是近20年后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大声疾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要义所在。
（原载《科学社会主义》2008年3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