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内涵和历史进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是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提出来的。原文是“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调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1] (第20-21页)联系这段话的前后文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涵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创造出符合中国实际需要的，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后来为了避免“民族主义”的误解，才把它改成为“马克思在中国具体化”。现在我们恢复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总体性范畴，它内在地包含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意思。
但单独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概念的最先是艾思奇等人。1938年4月，艾思奇在《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一文中指出：“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他认为过去的哲学只做了一个通俗化的运动，打破了哲学神秘的观点，使哲学和人们的日常生活相接近，有极大的意义，但这只是哲学中国化、现实化的初步，通俗化并不完全等于中国化、现实化。现在需要适应抗日战争的形势，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这不是书斋课堂里的运动，不是滥用公式的运动，是要从各部门的抗战动员的经验中吸取哲学的养料，发展哲学的理论。然后才把这发展的哲学理论拿来应用，指示我们的思想行动”。这个运动要“把辩证法唯物论做运动中心”，“以抗战的实践为依归”[2] (第387-388页)。1940年2月他在《论中国的特殊性》一文中，从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科学的方法、无产阶级的行动指南三个方面，系统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依据，批判了借口中国的特殊性而丢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否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错误思潮，强调具体把握、应用和创造性地实践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2] (第477-487页)。艾思奇的观点和毛泽东的思想是一致的。根据他们的有关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含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现实化、民族化、通俗化。所谓现实化，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创造出中国特色的哲学形态，化为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思想路线、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所谓民族化，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中国的国情，批判继承中国优秀文化传统，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以中国的民族形式；所谓通俗化，就是用广大群众通俗易懂的语言文字、喜闻乐见的形式表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畴、原理，让哲学走出书斋和课堂，成为群众手里的锐利武器。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虽然是1938年才提出来的，但自俄国十月革命之后，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在中国一经传播就开始了它的历史进程。这个进程以对中国革命的实践主题的解答和转换而划分为若干阶段，到目前为止，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主题大致经历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和共产党的建立；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如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争取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并避免资本主义前途；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如何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中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等几个大的阶段。这几个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便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与此相适应，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也就经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和应用，从哲学上总结概括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经验，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验给予哲学的概括和总结，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等几个阶段。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先驱以及毛泽东思想的宣传者、解释者的李达，在前两个阶段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二、李达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特点
李达在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有如下一些特点：
一是较早地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萌芽，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中国和世界的理论武器。
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虽然是1938年才明确提出来的，但我党在创建初期就开始注意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在中国如何应用的问题，只是不够自觉、不够成熟罢了。1923年5月，李达在《马克思学说与中国》一文中提出了“中国可以应用马克思学说改造社会”的论断，批判了“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论调，同时回答了中国无产阶级应如何实行这种改造、应采取怎样的政策等问题，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对于目前的政治运动，究应怎样决定，这一点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上并未为中国共产党筹划”，但根据马克思关于社会革命的一般原理，“按照目前中国国情”，即“当时产业的情况和文化的程度”，完全可以定出一个政策来[3] (第202-215页)。1929年1月在《中国产业革命概观》一书中，李达援引了国内外关于中国经济的大量统计资料，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的经济状况及其趋势作了分析，明确指出应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必须“考虑中国社会问题的特殊性”[3] (第488页)。这就表明李达较早地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萌芽。而他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一开始就自觉地认为是为了给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认识和改造中国现实提供理论武器。1926年6月他在《现代社会学》一书的序言中写道：编著此书的目的是“欲应用唯物史观作改造社会科学之一尝试”，“学者苟循此以求之，必了然于国计民生之根本，洞悉其症结之所在，更进而改造之不难也”[3] (第237页)。1937年4月，他在其哲学巨著《社会学大纲》上的题字是：“献给英勇的抗日战士”。1939年4月，他在该书第四版序中写道：“中国社会已经踏进了伟大的飞跃的时代，我无数同胞都正在壮烈的牺牲着，英勇的斗争着，用自己的血和肉，推动着这个大飞跃的实现，创造着这个大时代的历史。这真是有史以来空前的大奇迹！可是，战士们为要有效的进行斗争的工作，完成民族解放的大业，就必须用科学的宇宙观和历史观，把精神武装起来，用科学的方法去认识新生的社会现象，去解决实践中所遭遇的新问题，借以指导我们的实践。这一部《社会学大纲》是确能帮助我们建立科学的宇宙观和历史观，并锻炼知识的和行动的方法的。因此，我特把这书荐于战士们之前。”[4] (第7页)
二是注重从学理上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
李达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方面强调实践，要求贯彻到革命行动中去；另一方面又注重从学理上深入研究，完整准确地理解。1928年，他针对我党建党初期理论准备不足，多数党员对马克思主义知之甚浅即投入革命实践活动而发生盲目行动的倾向，强调指出：“我主张党内对于马克思学说多做一番研究功夫，并且自己也努力研究马克思学说和中国经济状况，以求对于革命理论得一彻底的了解。但当时党内的人多注重实行，不注意研究，并有要求马克思那样的实行家，不要马克思那样的理论家的警句，同时我也被扣上研究系的头衔”[5] (第10页)。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要从学理上进行深入彻底的研究的态度终其一生而不悔。
1926年出版的《现代社会学》从人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活动出发，简要地阐述了人类社会的结构及其各要素的相互关系，论述了社会的起源、发展和变革以及家庭、氏族、国家和社会意识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等唯物史观的一系列基本原理。像这样从理论体系上全面深入地宣传和研究唯物史观的著作，在当时的中国恐怕还是第一部。如作者在该书序中所言：此书“虽取材不宏、择焉不精之弊殆所不免，然对于斯学之体系，自信已略具规模”[3] (第237页)。与唯物史相联系，作者还同时扼要地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及其实际运用。因为在作者看来，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是密不可分的。李达写道：“马克思社会主义之内容，可分为历史观，经济论，政治论三大部分。历史观与经济论属于理论的方面，政治论属于实际政策的方面。历史观之根柢为唯物史观说，经济论之根柢为剩余价值说。政治论之根柢为劳工专政说，而贯串唯物史观、剩余价值与劳工专政三大原理，使成有机联络关系者，则为阶级斗争说。”[3] (第370页)作者的这种论述不仅对于人们完整地了解唯物史观，而且对于人们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内在联系有着重要的意义。当然，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作者这时对于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关系尚未作出应有的论述，在稍后出版的《社会之基础知识》一书中，作者在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也只讲到辩证法的唯物论，没有讲到它和唯物史观的关系。这个问题只有到了他撰写《社会学大纲》时才获得较完满的解决。
1937年出版的《社会学大纲》，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成果的集大成，其体系之严谨，内容之深刻，超过了当时在我国已翻译出版的包括苏联、日本在内的所有同类著作及国内学者的同类著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系统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首先是它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完整的科学世界观的理论体系，把自然观与历史观、世界观与方法论统一起来，维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整体性。作者开宗明义在“本书的根本论纲之提起”和第二篇关于“历史唯物论序说”中明确论述了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关系，指出：历史唯物论即“科学的社会学”，是科学的现代世界观的一个分支[4] (第10页)；“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之间，具有极密切的关联。历史唯物论如没有辩证唯物论，它本身就不能成立；辩证唯物论如没有历史唯物论，也不能成为统一的世界观。”[4] (第283页)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由互不相干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两大块”组成，而是用统一的科学世界观——唯物辩证法即辩证唯物主义贯彻到底的。其次是该书构建了一个以唯物辩证法为核心的独特的哲学体系。作者先从人类认识史的综合的角度考虑了唯物辩证法，阐明它是人类认识的全部历史的成果；接着从作为哲学科学的角度考察了唯物辩证法，阐明了唯物辩证法的对象、任务和一般特征，论述了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和范畴；进一步从认识论和逻辑学的角度考察了唯物辩证法，论述了辩证法、逻辑学和认识论的三者一致的问题。至于历史唯物论，作者认为它也就是历史的辩证法，是社会发展理论与社会认识方法的统一，是社会的理论与社会的实践的统一。这样，作者就把现今许多人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几大块”(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唯物论等)都当做唯物辩证法的诸侧面来看待，使读者理解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多方面的、内容丰富的有机整体，避免了支离破碎的印象。
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嘱咐李达编写的《唯物辩证法大纲》更是体现了从学理上系统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点。在编写过程中，他一再向助手交代：“写教科书不能没有系统性，不能不讲逻辑性，联系实际也不能生拉硬扯，不要赶热闹，要有科学性，我们还是要坚持从老祖宗讲起。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发展，你不讲马克思、列宁的东西，怎么讲得清楚毛泽东思想？总有个来龙去脉嘛！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是从天下掉下来的，它是人类认识史的总计、总和与结论。”[6] (第215页)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该书既继承了原《社会学大纲》的逻辑体系，又增添了新的理论内容和新的时代特征。该书在概述人类认识发生和发展史的基础上，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系统地论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新贡献，概括了现代自然科学的新成果，批判了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错误观点，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社会主义建设和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意义，较好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与实践、党性和科学性、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在我看来，其理论特色更多地体现在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深刻论述和基本观点的发挥上。作者对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论述，对实践概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逻辑证明和实践标准的关系的阐释，以及真理的客观性、绝对性和相对性、具体性和普遍性等的问题的分析，均有新意和理论深度。该书在“反修防修”、“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背景下编著而成，因而难免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和存在一些缺点，但就其理论的系统性和科学性、表述的深刻性和明晰性而言，不仅比国内同类的著作具有更高的专业学术水平，而且与当时苏联康斯坦丁诺夫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相比也要略胜一筹。
三是充分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精神。
李达在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同各种错误思潮进行过不调和的斗争。李达的一生是传播、研究、实践马克思主义的一生，是为真理而斗争的一生。
十月革命，特别是“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不久即发生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大论战。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张东荪、梁启超等公开反对社会主义，或者把自己打扮成社会主义而宣传假社会主义。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中国无劳动阶级”，不能提倡社会主义，只能实行资本主义和改良主义，只能“奖励”资本家“开发实业”，“务取劳资协调政策”，“举办疾病保险”，等等，到了“将来”的某个时候再谈社会主义不迟。李达当即发表《张东荪现原形》的短文和《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的长文，批判张、梁的假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指出“中国工业的发达虽不如欧美、日本”，但“中国无产阶级所受的悲惨，比欧美、日本无产阶级所受的更甚”，“中国是劳动过剩，不能说没有劳动阶级”，因此，“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不能因为“中国现时社会实况与欧美略有不同”而改变，马克思主义同样适合中国的国情。李达认为，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完全不必要也是不可能的。他说：社会主义者并不反对开发实业，问题是用资本主义的方法“开发实业”，只能使绝大多数劳动者沦为奴隶，同时“中国是万国的商场，是各资本国经济竞争的焦点”，产业万分幼稚，又处在各国政治的经济的重重势力压迫之下，妄想发展资本主义，同各资本主义国家竞争，“不免是空想罢了”。他强调指出，所谓“将来”再度社会主义，也只是虚伪的欺骗而已，所谓“劳资协调”、“矫正资本家”，只是略略缓和社会矛盾，并不是社会主义所主张的彻底废除私有制，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而是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即假社会主义[3] (第62-69页)。更为可贵的是，李达这时已自觉地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批判改良主义，论证社会革命的必要性和客观条件。他指出：“一切革命的原因，皆由生产交换的方法手段而生，不是人的智力发明出来的，也不是抽象的真理产生出来。简单说，社会革命不是在哲学中探求而得的，乃是发生于现社会的经济状态之变动。”[3] (第47页)中国已进入产业革命时期，中国的无产阶级不仅受国内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而且受国际资本的掠夺和压迫，中国革命已具备其客观条件，并且是势在必行。
在批判假社会主义的同时，李达还参加了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李达在《什么叫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之解剖》、《社会主义与江亢虎》等文章中，批判了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代表人物区声白、江亢虎等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荒谬观点，指出无政府主义“各分派的共同要素就是否认一切政府，一切国家，一切权力”，其要害是否认无产阶级专政；他们所谓“自由管理”和“平等分配”的口号，其实质是反对无产阶级在实行社会革命后建立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组织社会化的大生产，企图维护分散的个体小生产，实行小资产阶级的绝对平等主义。李达还专门批评了打着“新社会主义”的幌子来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江亢虎的观点和纲领，指出号称社会主义的鼓吹家和实行家的江亢虎“不懂社会主义偏要制造社会主义来欺世盗名”，“不了解俄国社会革命，偏要引用资本家攻讦劳农俄国的话来到处传”，真是“谬种流传，遗害决非浅鲜，我们为忠实真理起见，不能不加纠正”，“不能不加以辨白”[3] (第80，221-222页)。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李达批判无政府主义时还追根溯源，从理论上剖析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渊源和哲学基础，指出无政府主义的鼻祖施蒂纳、蒲鲁东、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各派代表人物及其在中国的信徒们共同的世界观基础是极端个人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施蒂纳的理论是“无限制的发挥自我”，蒲鲁东的理论也“明明是准据个人主义的”，巴枯宁的理论“是对于国家和教会的感情上的偏见发生出来的”，而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则十之八九“都是迷想，空想”，他和“那些把小我人格与大我人格合为一致的人的思想相似，一大半可以当作宗教看的”[3] (第81-90页)。这就是说，无政府主义在世界观上是个人主义的，是以抽象的“人性”、“人格”、“感情”为基础的历史唯心论。
解放后，李达积极参加了对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和实用主义哲学的批判运动。1954年，由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观点的讨论而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的胡适思想批判运动。李达撰写了《胡适政治思想批判》、《胡适思想批判》和《实用主义——帝国主义的御用哲学》等一系列论著，系统地批判了胡适的政治思想、社会思想、哲学思想和治学方法，尤其是作为胡适思想和方法之基础的实用主义哲学。他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出：实用主义者在“经验”这个名词下面贩卖主观唯心论，他们把全部自然和社会都包括在人的感觉经验之内，于是世界就成了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存在的东西，这显然是主张意识第一性、物质第二性的唯心主义。进而实用主义者又否认真理的客观性，主张“科学法则是人造的”，“真理是人造出来供人用的”，主张有用就是真理，否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实用主义者还从庸俗进化论取来“进化”这个观念导入实用主义之中，主张“一点一滴一分一毫”地进化和改良。实用主义的方法是大胆假设，小心论证，以期为资产阶级应付环境和达到其政治目的服务。李达还从理论上深刻分析了实用主义与不可知论、信仰主义、主观真理论、诡辩论之间的关系，揭露了实用主义为帝国主义政治纲领服务的本质。李达的批判从哲学上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实用主义的界限，为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贡献，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7] (第487页)但是，应当承认，由于受当时政治气候的影响，李达对胡适的批判，存在着某些“左”的痕迹，他忽视了在某种意义上胡适的实用主义作为一种学理和治学方法仍然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不能一概否定。
1956年6月，毛泽东在同李达的一次谈话中对李达在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中的批判战斗精神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对李达说：“我看你是黑旋风李逵。但你可比李逵还厉害，他只有两板斧，而你李达却有三板斧。你既有李逵之大义、大勇，还比他多一个大智。你从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算起，到全国解放，都是理论界的‘黑旋风’。胡适、梁启超、张东荪、江亢虎这些‘大人物’没有一个没挨过你的‘板斧’的！”[8] (第260页)
三、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贡献及其历史地位
从李达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点可以看出，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出了重大贡献。具体表现在：
一是完整准确地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入研究中国社会特点，注意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创造了前提条件。
纵观李达各个时期的著作，无论是他的译著和专著，都充分体现出他从学理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完整准确的理解。李达精通日、英、俄文，他翻译的日本学者河上肇著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苏联少壮派哲学家西洛可夫等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等，都有助于读者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他的哲学专著《现代社会学》、《社会学大纲》、《唯物辩证法大纲》全面系统地阐明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分别代表了各个历史时期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最高水平，体现了完整准确地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治学精神。
李达在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还十分注意研究中国社会的特点和思想理论界的动向，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早在1926年撰写的《现代社会学》一书中他就明确指出中国是一个“半封建社会”，是“帝国主义国家之半殖民地”，并对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领导权和前途作了正确的分析。在1929年出版的《中国产业革命概观》一书中引用国内外关于中国经济状况的大量统计资料，对旧中国的农业、手工业的崩溃、凋落过程及近代企业发展状况作了详细分析，得出了明确的结论：“要发展中国产业，必须打倒帝国主义的侵略，廓清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树立民众的政权，发展国家资本，解决土地问题。”[3] (第495页)如前所述，李达在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过程中，对思想理论界妨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种种错误思潮，如假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第二国际修正主义以及实用主义等，进行了有力的批判，扫除了思想障碍。所有这些，都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创造了理论前提、实践前提和主体条件。
二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重要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经验的哲学概括。其理论来源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同时又批判地吸收了中国传统哲学的遗产。但在20世纪30年代革命战争的环境下，毛泽东能够读到的马列哲学原著并不多，苏联30年代的哲学教科书和我国李达、艾思奇等人的哲学著译，就成了毛泽东接受、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中介”。李达翻译的苏联西洛可夫等人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主要表现是，它为《实践论》、《矛盾论》的写作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料；毛泽东受该书的启发，发挥和创新了某些哲学原理。李达本人的哲学专著《社会学大纲》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的重要理论成果，被称为“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部马列主义的哲学教科书”，它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更有直接的影响，如该书关于认识过程三阶段的论述，给毛泽东发挥认识辩证过程的理论和概括认识论的总公式提供了契机；毛泽东非常赞同并发挥了该书关于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最根本规律的思想，等等。50年代李达通过撰写《〈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对毛泽东“两论”中某些观点有所纠正、补充和发展。“大跃进”时期，李达通过批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口号，促使毛泽东反思和纠正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观主义错误。
三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项基本内容和重要任务，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化，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欧洲形式变成中国形式，为中国的广大干部和群众所掌握。毛泽东一贯倡导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化，并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他的《实践论》、《矛盾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通俗化的典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的过程中，中国学者，一个艾思奇，一个李达，对此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李达各个时期的文章和著作，特别是《〈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都具有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特点，受到毛泽东的称赞。1951年3月，当《〈实践论〉解说》出来的时候，毛泽东致信李达说：“这个《解说》极好，对于用通俗的言语宣传唯物论有很大的作用”，“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过去做得太少，而这是广大工作干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希望你多多写些文章。”[7] (第407页)李达对哲学的通俗化，不是简单化、庸俗化，而是在注意概念、范畴、原理的准确性、完整性基础上作深入浅出的解释。这一点也得到毛泽东的肯定。1954年12月，毛泽东致信李达：“你的文章通俗易懂，这是很好的。在再写文章时，建议对一些哲学的基本概念，利用适当的场合，加以说明，使一般干部能够看懂。要利用这个机会，使成百万的不懂哲学的党内外干部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7] (第487页)
李达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的早期传播和第一次历史性飞跃阶段中作出了重大的理论贡献，因而有着开创性的历史地位。他是我国最早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之一，是一位普罗米修斯式的播火者。从五四时期开始就孜孜不倦地在中国人民中间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其影响仅次于李大钊、陈独秀，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研究方面则无人出其右，他是中国现代哲学界的一位巨匠，其哲学修养非一般哲学工作者所能比及。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他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最早传播者、启蒙者，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宣传者、解释者，是为真理而斗争的英勇战士。所以，毛泽东一再称李达是“理论界的鲁迅”，“在理论界跟鲁迅一样”[8] (第260-261页)。这个评价是很高的。我想，毛泽东把李达称之为“理论界的鲁迅”，其意思是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李达是现代中国哲学界的主将，最英勇的旗手，是在理论战线上向敌人冲锋陷阵的最坚决、最热忱的战士。李达的方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正确方向。
（原载《武汉大学学报》2006年1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