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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雷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多重研究视角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成立后90 年的发展充分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探索已经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道路的探索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两次重大的历史性飞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也由此经历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次重大的理论飞跃。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重视理论创新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理论成果,必须用创新性的眼光和视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研究。当前,国内学者从历史进程、科学内涵、基本经验、发展规律、理论内容等方面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作出了许多重要的分析和论证,还有必要进一步拓展视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多方面问题作出深入研究。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过程中,以马克思主义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整体性、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为视角,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是极有意义的。

一、从时代化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价值

从时代化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键在于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价值,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体现。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反映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充分体现。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生命力体现必须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

首先,马克思主义是在把握它那个时代的实质中产生的。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既是在它那个时代的土壤上生长起来的,但同时又是超越它那个时代局限的理论思维。恩格斯说过:“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不同的内容。”①马克思主义作为时代的产物,它的产生无疑具有它那个时代的烙印。它是适应19世纪中期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方式发展的要求、在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和阶级斗争的炽热化的基础上创立的,它是适应无产阶级要求有能够代表自己利益的科学理论而诞生的必然结果。如果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的产物,就是指马克思主义走过了它那个时代,就过时了,这就大错而特错了。这样不仅没有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意义所在,更重要的是没有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实质。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首先强调的就是社会实践。马克思主义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它产生的内在根据是社会实践,社会实践正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生命根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②马克思主义以社会实践为基础,以可靠的科学知识和历史材料为依据,不仅反映世界的本来面貌,而且不断研究和解决时代发展提出的新情况、新问题,它主张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理论观点要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当时的历史条件发生变化。争取无产阶级解放并最终解放全人类是马克思主义的崇高目的,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境界,马克思主义具有的崇高目的和最高境界,说明了它必然蕴涵着与时代同进的发展性,时代化包含着发展性,决定了它具有超越时代局限的理论思维,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品质。

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马克思主义根植于现实的土壤,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③可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是以其现实性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发展性,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生命价值。

其次,马克思主义的创立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革命,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在人类思想史上,马克思主义以崭新的理论形态表达了人类的最高智慧,“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是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④它不仅是时代的经典、时代精神的精华,以时代顶峰的姿态矗立着,而且它还以其理论的彻底性超越自我,走在了时代的前面,成为开放的、发展的理论。它作为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理论表现,既尊重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又尊重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主体地位,既强调科学地认识世界、解释世界,也强调能动地改造世界、改变世界,既主张理论在时代发展和实践变化中发展,也主张理论的自我批判和自我完善,它给人们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义,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提供了正确观察、分析、解决问题的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就在于马克思主义具有当代性,它不因时光流逝而失去真理的光芒。

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在当代中国的体现,就是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通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而产生的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效应得到生动证明的。正如毛泽东所说,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⑤。显然,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凸现马克思主义当代性,关键就在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当代性的具体表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具体反映,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发展。以时代化为视角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价值,可以展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力量。

再次,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是通过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中国化得到体现的。从时代化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价值,使我们清晰地看到研究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间价值体现关系的重要性。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并不在于能够现成地解答一切问题,它的价值是蕴涵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价值之中的;指导中国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应该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而形成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它承认时代的变化、正视新的实际,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和探索现实,并作出科学的回答。

面对时代的变化,在对待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的态度上,我们既不能用马克思主义去裁剪现实,也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套用到现实中,更不能把现实强加给马克思主义。不仅如此,还使我们清晰地认识到赋予马克思主义今天这个时代新内涵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任务,而这一任务的完成在中国是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形成和发展来完成的。时代总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新的时代有新的时代主题、新的实际。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站在时代前沿、洞察时代趋势、直面新的实际,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的过程中,阐发马克思主义的新原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把时代的实践要求、民族的理论意识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起来的、阐发了马克思主义新原理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理论成果。在这些理论成果引导下,中国不仅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更重要的是,走出了一条令世人瞩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二、从整体性角度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根据中国特点运用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本土化。在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本土化的过程中形成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具有整体性,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整体性角度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对科学认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首先,必须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在体系建构上的整体性。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不同历史时期形成的阶段性理论成果,各自都有其完整的科学体系。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在以革命和战争为时代主题的背景下,适应了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发展的需要。毛泽东思想以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如何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为主题,对新民主主义革命(19211949)、社会主义改造(19491956)、社会主义建设初步探索(19561976)的研究,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⑥这个理论体系是在以和平和发展为时代主题的背景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结合起来,适应了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为主题,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和怎样发展的研究,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但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这两大成果之间却具有内在的、逻辑的和历史联系的严密性。它们都是围绕建立、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实现民族复兴的共同主题形成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现了理论本身的内在逻辑性和整体一致性。从毛泽东思想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基础的 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理论品格,而且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把握。

其次,必须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在主要内容上的整体性。从毛泽东思想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对怎样建立、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实现民族复兴这一共同主题进行了探讨,形成了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一系列理论论断和理论观点。例如,毛泽东思想中的矛盾论、实践论、论十大关系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都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分析现实的理论结晶。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唯物辩证法成为从整体性角度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前提。没有唯物史观,没有唯物辩证法的运用,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的形成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作的多方面的理论研究和探索,又是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这三个组成部分的内容作为一个整体,贯彻到与中国具体实践的结合之中形成的,因而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之间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理论成为从整体性角度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基础。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中,实事求是、以人为本贯穿于理论论断、理论观点乃至理论体系始终,成为从整体性角度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主线。前提即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基础即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主线即实事求是和以人为本,这三者是我们理解、把握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主要内容上具有整体性的三个重要问题。

再次,必须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在发展与创新上的整体性。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始终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根本原则。它们既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的内在要求,又深深扎根于中国国情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客观需要之中。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它们对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作了研究和阐明。毛泽东思想把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与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结合起来,分析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讨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问题的探讨与社会主义发展初期的实践结合起来,阐明了中国社会主义的特性,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所有制问题的探讨与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结合起来,探讨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问题等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问题的探讨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讨了社会主义本质问题;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改革问题的探讨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讨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问题;把马克思主义关于市场、市场机制问题的探讨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把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问题的探讨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讨了社会主义科学发展问题;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建设问题的探讨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讨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问题;把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形成了“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等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体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实质上就是“继承与坚持”、“发展与创新”的关系,是以“继承与坚持”为基础的“发展与创新”,而以“继承与坚持”为基础的“发展与创新”,恰恰说明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

从整体性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可以全面、系统、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的研究纳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之中,深入分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也可以全面、系统、准确地把握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所体现的理论成果的整体性,深入研究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两大理论成果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的关系。从整体性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和当代价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坚定不移地坚持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三、从大众化角度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视野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从而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由被少数人理解掌握转变为通俗易懂并被人民大众理解掌握,自觉地用于指导实践的过程,则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前提的,中国化要求大众化,就此而言,从大众化角度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视野尤为重要。

从大众化角度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视野,首先,必须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体系转化为教育和传播体系,进而转化为人民群众的认知体系和实际运用的问题。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点,并不限于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教育和传播的形式,而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体系转化为教育和传播体系,进而转化为人民群众的认知体系和实际运用更为重要。马克思说过:“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⑦显然,“理论掌握群众”的过程是“理论变成物质力量”的前提,而“理论掌握群众”的过程在今天的社会条件下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不是说采用了某种形式就能够完成的。它的实现会受到经济全球化浪潮、网络信息化、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化等的冲击,同时又会受到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的困扰,还会受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接受主体在认知水平和认知能力上存在着不同层次的影响。因此,研究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必须研究复杂的社会条件下人民大众怎么才能接受、认同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研究理论体系向教育和传播体系转化、向人民群众认知体系和实际运用转化的问题,研究人民大众的个人信仰与国家主导意识形态、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和谐统一问题。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过程中,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创造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那么,可以认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则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和感召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作为一个整体,则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具有创造力、生命力、影响力和感召力的条件。因此,从大众化角度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视野,还必须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和感召力。显然,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和感召力来自它的实践本质,来自它的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来自它反映了实践主体的利益要求。但是,对马克思主义影响力和感召力的研究必须澄清理论界关于分割“学术研究的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如果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和感召力限于“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或“学术研究的马克思主义”的范围,那是很糟糕的。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和感召力恰恰来自“学术研究的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性,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这二者的完美结合,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也是如此。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要为人民大众所接受、认知和运用,它就不可能简单地是单一学术的过程,或是单一意识形态的过程,或是单一通俗化的过程。从大众化角度拓展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必须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性与意识形态性相统一的问题,研究学术探究与理论宣传的关系问题,研究学理化与通俗化的关系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之所以能够大众化,关键就在于它是能够代表人民群众利益要求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如何使人民大众能掌握这一可以代表自己利益要求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否要将这一能够代表人民群众利益要求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通盘给予人民大众,这些都是从大众化角度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视野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我们给人民大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什么?它既不能是支离破碎的、只言片语的,它会影响人民大众掌握真理的科学性、准确性。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个缺乏基本内涵、在宣传和实际政策中成为一些随意性口号的堆积或者实用主义的解读。这种各取所需的诠释方法会破坏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完整性,损害马克思主义的形象。它也不能是一套一套的理论或是逻辑体系?人民大众没有时间也没有理论基础来啃大本本和深奥的理论,这种做法会影响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普及的效果和认知的程度。如邓小平所说:“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群众怎么读?要求都读大本子,那是形式主义的,办不到。”⑧因此,从大众化角度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视野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研究任务,就是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中提炼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把它作为当代中国新的历史条件下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内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既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具体化,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应用到中国具体实际中形成的,同时也具有少而精、管用、易于普及的特点,适合人民大众的需要。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提炼和研究,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一项重要任务,同时也是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全球视野”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它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的“瑰宝”,可以为推动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作出贡献。

【注释】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年,第382 页。
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12 页。
《列宁选集》第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309 页。
《列宁选集》第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309 页。
《毛泽东选集》第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534 页。
⑥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11 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9 页。
⑧《邓小平文选》第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382 页。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年。
[2]《列宁选集》第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
[3]《毛泽东选集》第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
[4]《邓小平文选》第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
[5]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年。
[6] 秋石:《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载《求是》2009 年第23 期。
[7] 王伟光:《以不断创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载《红旗文稿》2010 年第1 期。

(原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7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