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实践没有止境，创新也没有止境。我们要突破前人，后人也必然突破我们，这是社会前进的必然规律。”这一段话应该也适合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也是揭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了不止一次的“突破”，取得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是对马克思主义作出突破性发展的典范，毛泽东思想是这种突破性发展的理论成果。
一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有“突破性”和“非突破性”两种形式，“突破性”是主要的发展形式
毛泽东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忠实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坚持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大体上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非突破性的发展，一种是突破性的发展。非突破性的发展，主要是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中的原质理论，通过与实践结合，实际运用，使我们对它（原质理论）的内涵有了加深的认识，对它的外延和适用范围有了扩大的认识，总结这些经验，形成对马克思主义原质理论的丰富补充，这是一种发展形式。比如我们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理论，关于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理论，关于无产阶级先进性和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关于立党为民和为人民服务，依靠群众，坚持群众路线的理论，关于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理论，关于建立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理论，关于对待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理论，等等。这些理论的原质在马列文库中早已有之，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又有了自己的新体会、新认识，这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比如群众路线，其原质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的思想理论，中国共产党在贯彻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时，在实践中形成一套自己特殊的群众路线工作方法，把历史观与群众路线工作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这种非突破性的发展，是在运用中加深理解的发展，是在理论原有的方向上的发展。这种发展有“新”的成份，否则就不能叫发展，但这种“新”成份不构成新的理论质，而是对原质理论的扩大和加深。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主要形式是突破性发展。这种形式的发展也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实现。与第一种形式所不同的是：在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实践过程中，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和实践主题的转换，马克思主义某个或某些原质理论，不能用来直接指导新的历史条件下新的实践主题，这时作为实践主体的中国共产党人就不能削足适履，硬用该原质理论来解决新的实践问题，而必须根据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含历史观、价值观）与方法论为指导，分析具体实践，形成解决新的实践课题的实践观念，用以指导新的实践活动，取得实践经验，并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将这些经验上升为理论。只要经验是新鲜的，总结又是科学的，这新的理论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为什么说这是突破式的发展呢？因为它突破了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某个或某些理论，在总结新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新质理论（因为它是在马克思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下科学总结新鲜的实践经验形成的），这种新质理论是对旧质理论的辩证否定。人们会问：突破马克思主义的原有理论，能保证这种“突破”后形成的理论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吗？当然，不是说，任何对马克思主义的突破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那些完全否定马克思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突破”，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破坏、抛弃。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当发现马克思主义的某原质理论不适合新的实践时，实践主体还是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下，分析实际情况形成理论观念用以指导实践，这是—重保证；当实践结束，还要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以及方法论为指导，应用科学方法来总结实践经验，这是二重保证。在这“双重”保证之下的理论，当然是马克思主义的了。
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两个飞跃的结晶，主要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的突破性的发展。毛泽东思想中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论、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论、土地革命中心论、农民作为主要革命动力论、对资产阶级一分为二和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辩证分析论、无产阶级的革命战争辩证法与认识论、人民民主专政论、和平社会主义改造论、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和两类矛盾的理论等，这些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突破性发展，没有这些重大突破，就不能叫毛泽东思想，就不能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也是突破式发展的典范。邓小平理论主要是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课题。在邓小平之前，马克思主义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的观念，比如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斯大林、毛泽东也有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但实践证明，前人留给邓小平的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并不都是有效的。邓小平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从中国国情出发，并总结国际（包括原苏联）的经验教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了新的设计，形成了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其中包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根本任务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实行一国两制论、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主题论等，这些构成邓小平理论中的理论质点，这是对马列、毛泽东理论质点的突破，也是一种辩证的否定。邓小平理论构成了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试想，如果没有邓小平的关于社会主义观念的突破性的发展，能有邓小平理论吗？20世纪末能有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发展吗？
二 突破马恩并不是否定马克思主义，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前提下的“突破”就是发展马克思主义
我们提出对马克思主义的“突破”并不是根本否定马克思主义，而是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前提。如果那种“突破”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都破掉了，那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是区分“突破”是发展马克思主义还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点。我们党的三代领导人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都反复强调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情况结合的结晶。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的不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要不要坚持，而是我们要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什么？搞清楚这个问题至关重要。搞清楚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什么不是基本原理，坚持什么，不坚持什么就自然明白了。如果分不清基本原理与非基本原理，应该坚持的不坚持，就会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以致犯大错误；反之，不该坚持的去盲目坚持，就会犯教条主义错误，给实践带来危害。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思想体系，毫无疑问，我们是要遵循的，但只能作为行动的指南，而不能当作千古不变的教条，不能照搬照套。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我们要采取科学的态度。他们的著作中，阐述和体现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对革命和建设都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但只能起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作用，不能代替我们对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和对具体问题的具体结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有些结论是经过实践检验和证明了的，是科学的结论，这是我们必须遵循的，但这些结论，只是指出了总的发展趋势，规定了一般的原则，并没有也不可能对一切具体问题都作出具体而科学的回答。应该看到，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所要解决的历史任务又不同，有的结论在当时是正确的，而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就不适用了，过时了。同时，在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包含了一些根据当时历史条件提出的，至今尚未被实践证明的设想、假设，这是不能当作普遍原理和科学结论来加以坚持和运用的。另外，不可避免，在他们的著作中还包含有一些错误的东西。这说明用“凡是”（凡是马列的著作、指示都是科学的，凡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都要坚持）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著作，是错误的、有害的。
根据马列著作内容的实际情况，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进行具体考察，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容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主要是指它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说得再具体一点，世界观包括历史观和价值观，方法论主要是指唯物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关于这一点，革命导师曾经反复予以论述。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多次把他和马克思共同创立的学说——现代唯物主义称为“我们的这一世界观”。他说：“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1]恩格斯还特别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2]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称为伟大的认识工具，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毛泽东最早提出学习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邓小平则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灵魂是它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核心内容。
第二个层次是经典作家提出的一些重要观点、重要结论（或者说基本观点、基本结论）。这些观点是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不同历史时期的历史任务而得出的结论。比如，马、恩运用唯物史观分析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得出的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重要结论；关于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在未来的社会主义建立公有制，实行计划经济、按劳分配；关于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等等。这些重要结论、观点、思想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基本原理。
第三个层次为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结论、个别观点。这些个别的观点和结论，是革命导师在特定的条件下，对于当时当地的历史事件作出的判断、预测，随着条件的变化，它们有可能变得不正确了。
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必须采取科学的态度：对于第一层次的马克思主义必须无条件地运用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永远不会过时，我们要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对于第二层次的一些重要观点，要坚持但不能盲目地坚持，要以发展的眼光看待这些观点。凡是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原理、原则，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组成部分，应该结合实践加以理解并坚持，在实践中加以发展；凡是未被实践证明的假设、设想，不能当作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待，但可以在实践中加以研讨、验证。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结论、个别观点，凡是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结论，我们可以借鉴、参考，但一般不具普遍指导意义，因此，不能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坚持；凡是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结论，我们就要勇敢地否定。
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马列著作中的基本（重要）观点、基本结论。对于这一层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我们过去曾经当作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坚持，坚信不移，坚决执行，决不敢越雷池半步。细细推究这一层次的理论、观点，有许多是正确的，我们必须坚持的，当然必须在理论与实践结合中来坚持。但有的只是一种预见、设想，未被实践所证明，有的则已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道的。这些情况说明，对马、列著作中的重要观点和重要结论，要区别情况，不能盲目搬用。比如，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这是马恩著作中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所得出的重要（基本）结论，其基本精神是科学的，今天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仍然要坚持其科学精神；但历史条件不同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也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特点，因此，要结合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丰富、发展劳动价值论的内涵。再如，关于社会主义只能搞计划经济，这是马恩的一个基本观点，长时间当作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的，实践证明，这一论断只是假设，并不符合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实际。邓小平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勇敢地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代替计划经济。这说明，马恩基本观点中有些并没有被实践证明，后人不能盲目地视之为基本原理而加以恪守。马恩关于社会主义消灭剥削、共同富裕、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思想，是科学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组成部分，我们应该坚持但不能盲目行事，应该根据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有区别地辩证地坚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该以公有制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坚持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社会主义是要共同富裕，但不能搞平均主义，应该首先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社会主义要消灭剥削，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允许资本主义经济的一定发展，允许剥削现象的存在，这有利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并最终消灭资本主义。
正确理解和贯彻马列著作中第二层次的理论观点极为重要。过去，革命和建设中的教条主义错误主要是因为对这一层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了片面的错误的理解。在他们看来，这一层次的理论观点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都必须无条件地搬用。谁如果根据实践发展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层次的一些重要观点加以修正，谁就可能被扣上否定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帽子。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反对列宁的十月革命就是根据这样的逻辑。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深入到触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一些观点时，国内外都有人指责这是“姓资”，他们也是采取这样的逻辑。从另一方面看，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也是主要就这一层次的观点而言，列宁的一国社会主义革命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均是如此。在这—层次的理论内，是存在可以为后人突破之处的。对于这一层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我们既要慎重对待，又要敢于解放思想。
邓小平指出：“我们坚持的和当作行动指南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或者说是由这些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至于个别的论断，那么，无论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都不免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这些都不属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所构成的科学体系。”[3]这为我们正确认识和把握问题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三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作出突破性发展的实践基础
后人为什么会“突破”前人，从根本上说，这是实践的发展决定的。后人突破前人的思想理论，说明前人的思想理论有局限性。产生这种局限性的原因很多，但如果这种理论是一种时代的真理，那么它的局限性就不是主体原因造成的，而是那个时代局限性造成的。如牛顿运动定律是真理，它也有局限性，只适用于物质宏观低速运动，而不适合微观高速运动，后为爱因斯坦相对论所突破。牛顿运动定律的局限性不能到牛顿主观中去找，他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科学家；其局限性是牛顿时代的实践条件、实践水平造成的。马克思主义也是相对真理，马克思主义有没有局限性，过去我们不敢说，现在我们敢说也可以说了，同其它任何真理一样，马克思主义也有局偎性。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不是马克思个人因素决定的，不是马克思主义创始者低能，不，他们是19世纪、20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其局限性是马恩所在那个时代的实践局限性决定的。我们说我们会突破马克思、恩格斯，并不是说我们比马克思聪明伟大，而是说我们时代的实践要求我们突破马克思、超过马克思，时代也提供了我们突破、超过马克思的条件。毛泽东鼓励我们党的干部要学习马克思，但不要迷信马克思，他说：我们今天不如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等于马克思也不是马克思主义，只有超过马克思才是马克思主义。这里说的也是历史条件、实践水平的变化发展，奠定了后人突破前人、我们超过马恩的实践基础。
中国马克思主义对马列的突破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发展提出了不同于马列的历史条件和实践水平，这是“突破”的基础；二是以毛泽东、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坚持彻底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这是突破的主观条件。没有出现新的历史条件和新的实践主题，“突破”前人既没有基础，也没有必要；没有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科学态度，即使历史发展已提出突破的可能和必要，也不会使可能变成现实。民主革命时期的王明路线即是明证。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突破、重大发展。新民主主义革命论是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体系的一部分，但它不同于马恩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不同于列宁的十月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它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封建，主要内容是土地革命，革命的主要动力是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是革命动力不是革命对象。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就着手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经过发展过渡到社会主义。
这样的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的书里找不到，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里也没有。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根据中国国情和革命实践的特点，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下的伟大创新。这无疑是个大的突破。这个“突破，”之所以成立，是因为中国国情决定了全新的实践主题，这个实践主题是马列理论和革命实践中所没有遇到过的，因此，不能搬用马克思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和十月革命经验，而只能自己创造，因而这是由全新的理论课题的特点决定的，这决不是说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比马恩、列宁有特别的高明之处。当然，这种突破之所以变成现实，这主要归功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创新思维，就这点说，与王明等教条主义者比起来，不知要高明多少倍。
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列宁和毛泽东分别在各自的时代和实践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突破性的发展。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是邓小平在20世纪后20年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突破性的贡献。邓小平以社会主义改革家的伟大气魄，实事求是，勇往直前，对前人马克思主义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作了若干重大的突破，这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可以看得很清楚，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对前人理论的突破是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提出来的，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在排除左的教条主义的阻力中实现的。只有邓小平才有如此巨大的勇气来突破马、列、毛泽东。
总结以毛泽东、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突破”，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突破”是，历史发展的要求，是解决新的实践课题的要求。面对新的历史条件和新的实践课题，必须以新的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因此，这是实践的要求，是实践奠定了“突破”的基础。第二，中国共产党两次突破式发展马克思主义都是总结党自身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所取得的成果，特别是充分总结失败教训的成果。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论是在与左倾教条主义斗争中提出并成熟起来的。中国革命历史中曾是左倾教条主义者领导革命，搞本本主义，搞“凡是”主义，把革命引到失败的边缘，然后才有毛泽东正确路线的领导，才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导。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人首先是从教条主义的失败中才觉悟到要对马克思主义作“突破”式的发展的。邓小平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也主要是总结教训，特别是总结十年“文革”的教训和“两个凡是”的教训才产生出来的，因为我们党自身的教训深刻，后果严重，因此使人警醒觉悟，特别能提高人的认识。邓小平自己说过，我们有些事办得比较好就是因为总结了教训。第三，后人“突破”前人，使实践获得成功，理论获得发展，使马克思主义得到更广泛更深入的传播，因而更有生命力、说服力，更有群众基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群众基础，如此广泛，如此扎根，如此巨大的生命力，导致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中国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而这两个历史阶段的两大实践主题的圆满解决，是中国共产党人突破式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指导下成功的。马克思主义在新阶段的发展，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乃至世界）获得了新的生命力。而马克思主义的突破性的发展，这是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双重逻辑，双重要求。第四，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只有在新的实践中才能实现。实践出真知，新的实践出新的真知。新的实践产生新的实践经验，对新的实践经验进行科学总结就会产生新的理论。只在书本里作深入研究，可以加深对理论的认识，但绝不会有新理论的突破性的发展。
四 坚持反对教条主义，排除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障碍
教条主义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最大敌人，它强调理论的一般性，否认实践的特殊性，结果导致理论和实践的脱离。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俄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列宁主义阶段。他向后人昭示了这样一个不容置疑的真理：“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因为这种理论和任何理论一样，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4]绝对真理观和教条主义是相通的。绝对真理观是教条主义的思想理论基础。坚持绝对真理观，必然导致教条主义。坚持这种思想观念的人认为某种思想正确，就是绝对正确，就是绝对真理，不需要丰富、发展，可以不分时间地点，到处搬用。我们党内民主革命时期的博古的“凡是”和文革结束后华国锋的“凡是”观，均是如此。因此要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要根据实践的发展，突破马列和前人的一些思想理论，就必须首先破除绝对真理观，树立科学的真理观，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当作绝对真理体系，不断推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走向丰富和完善。
什么叫绝对真理？按照列宁的定义，那种无条件无过程（立即）的绝对正确的认识或理论，叫绝对真理。当然，世界上决没有这样一种认识，也决没有绝对真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也是相对真理，不是绝对真理。因为它的真理性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从根本上说，教条主义不可能坚持马克思主义，只能葬送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因其僵化的“坚持”观，也不能区分什么是发展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反对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者采取的是“对照法”，即把某种新理论、新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说法相对照，看看是否一样：如果一样的就是坚持，如果走了样就是偏离；如果与说法很不一样（或者相反），即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它们做的是形式逻辑、表面文章。其实，在马克思主义队伍中，后人有的与前人不一样的说法，不仅不是离开马克思主义，而是在新的实践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向前推进了一步；有的与前人的说法很不一样（甚至相反），并不是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是对马克思主义作了突破性的发展，如邓小平的市场经济论与马克思主义的计划经济论就是如此。实践不止，创新不止，我们突破前人，后人也会突破我们，这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
（原载《湖南科技大学学报》2005年01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