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二十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念之一，也是当前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和前沿问题之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如何提出的，应当怎样理解，为什么后来停止使用“中国化”的提法而代之以“具体化”，在当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中，有哪些最新进展和需要进一步解答的疑难和困惑，有哪些令人关注的理论生长点，需要把握怎样的方法论，本文拟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提出和演化
最早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是艾思奇，他在1938年4月写的《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中从哲学的角度明确提出，“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过去的哲学只做了一个通俗化的运动，把高深的哲学用通俗的词句加以解释，这在打破从来哲学的神秘观点上，在使哲学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接近，在使日常生活中的人们也知道注意哲学思想的修养上，是有极大意义的，而且这也就是中国化现实化的初步……。然而在基本上，整个是通俗化并不等于中国化现实化。因此它也没有适应这激变的抗战形势的力量，而另一方面，因为整个并没有做到中国化现实化，所以也不够充分的通俗化。”（注：《艾思奇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p.387）这表明哲学的中国化和现实化，既是前一段哲学大众化、通俗化的继续，也是抗战的需要。此后，艾思奇还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两个原则，“第一要能控制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熟悉其表现方式；第二要消化今天的抗战实践的经验与教训。”（注：《艾思奇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p.420）虽然“控制”包含了“吸收”的意思，但是这样的表述，毫无疑问是不确当的，其后果和教训是值得认真研究和总结的。当然，其与中国传统哲学和中国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基本思路是可取的。今天的研究，也大体是这样的思维理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艾思奇最先提出，毛泽东则影响最大。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生根开花，不仅要把它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而且需要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使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实践，就是根据中国的特点，就是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是这样说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成为伟大的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晋察冀日报社编1944年版；）（pp.20-21）解放后，《论新阶段》报告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收入《毛泽东选集》时，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改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p.534）至于修改原因，后面会有论及。
毛泽东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辩证地融合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吸取了中国历史上优秀的哲学思想，对中国古代哲学遗产在理论内容上进行了改造，并且常常借用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和民间成语故事，以及神话、寓言、谚语、俗语等来说明一些深刻的唯物辩证法的道理。毛泽东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实践论》、《矛盾论》的理论阐发；二是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三是实际工作中的辩证法，诸如军事辩证法、统一战线的辩证法、领导方法的辩证法等等。毛泽东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予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p.534）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不可能离开中国的哲学思维和文化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首要的和主要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继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论述之后，一些学者和人士也发表了意见，进行了多方面的阐释：
艾思奇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在中国实践马克思主义、创造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有新的贡献。艾思奇在《论中国的特殊性》中说：“能在一定的具体环境之下实践马克思主义，在一定国家的特殊条件之下来进行创造马克思主义的事业。这里就一定有‘化’的意思，也就有‘创造’的意思。……马克思主义者的创造的概念……，是在不变的正确基础原则上的新的理论和事业的创造，是‘给马克思主义的总宝库放进一些……新贡献’。”（注：《艾思奇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p.481）
刘少奇在《论党》中深刻地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为亚洲形式，这是一件特殊的、困难的事业。毛泽东成功地进行了这项具有特殊困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毛泽东思想既是中国的，又是马克思主义的，是发展与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注：《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pp.314-370）
和培元在《论新哲学的特性和新哲学的中国化》中指出，“把辩证唯物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的革命实践、与中国的历史实际结合起来，就是新哲学的中国化。毛泽东在抗大的哲学讲座，迄今脍炙人口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是最好的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哲学著作。提纲所以那样爽朗、生动、有力，不仅是由于他的文字的流畅，更重要的是由于在字里行间洋溢着活的中国革命的经验，这就指示着新哲学中国化的正确道路。”（注：和培元：“论新哲学的特性和新哲学的中国化”，《中国文化》1941年第3卷（2-3）；）
杨松在《关于马列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中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以理解为“使中国各门学术马列主义科学化”，即“着重于把握马列主义的理论基础，特别是把握它的唯物辩证法，并且必须精通他们自己的所专门研究的科学部门中已有的成果，以达到中国各门学术的马列主义科学化。”（注：杨松：“关于马列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中国文化》1940年第1卷（5）；）
当然也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同理解，比如叶青就认为，“化”必须改变形式，成为新的东西。他在《论中国学术化》中指出，“化是带有改作和创造的性质的，理解、精通、继承、宣传、应用、发挥……都不是化，当然也不是中国化了。”“它必须变更其形式，有如一个新的东西，中国的东西，与原来的东西不同。这才叫做中国化……”（注：叶青：“论学术中国化”，转引自《艾思奇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另外，王明否定和反对这一命题，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提法是错误的。这样提问题，本身就是非马克思主义的。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不同的阐释，并不奇怪。我们现在感兴趣和需要探讨的是后来这一提法的演化。以上我们提到，现在大家常常使用的1938年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那段讲话，最初讲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但是后来提法变了，变成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这就不免使人发问：为什么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来替代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提法。现在的人们不好理解。其实，当时主要的原因是为了避免刺激苏联人。有两个概念苏联人可能感到不快，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毛泽东思想”，这两个具有强烈中国性民族性的概念，在苏联人看来似有叫板之嫌，分庭抗礼之势。为了减少苏联人的担心，就只好一般地讲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而不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特别是1948年6月28日，苏联发表了《共产党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情况的决议》，谴责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所谓亲资反苏和民族主义倾向。中共中央同年7月10日发表了一个赞同上述决议的决议。考虑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毛泽东思想”这两个提法，容易被认为是民族主义，因此，中共更多更经常的表述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后改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实际相结合”或“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建国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凡是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法的地方，都做了修改，或者干脆删去。把“中国化”改为“具体化”，在中国人看来是策略，是方法；在苏联人看来是战略，是立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当然有联系，但是差别也很明显。前者更强调创新、独立性，后者更强调运用、遵循一般原理。前者令苏联人不快，后者则让其比较放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一直到“八大”，为了和苏联搞好关系，对“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也很谨慎。1951年陈伯达写了《论毛泽东思想》的小册子，毛泽东提出，不要用这个书名，我们中国不要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列，我们要谦虚，我们执行的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只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注：赵明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之命名、名称演变的思考”，《文史哲》2004年第1期；）于是，陈伯达将书名改为《毛泽东论中国革命》。1954年毛泽东又提出，今后不要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以免引起误解。我们是分店，总店还是马克思、列宁，马列主义是主干，我们是枝叶。（注：赵明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之命名、名称演变的思考”，《文史哲》2004年第1期；）筹备党的“八大”时，毛泽东再一次建议党的正式文件上不要用“毛泽东思想”的表述，在需要提及的时候，可以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等字样。根据毛的这一提议，1956年9月八大通过的党章就没有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一提法。对此，后来胡乔木有一个进一步的解释，他说：“为什么八大没有提毛泽东思想？也是因为苏联的关系。苏联始终拒绝承认毛泽东思想，在苏联报刊上绝口不提毛泽东思想。凡是中共文件中提了的，他们刊用的时候都给删掉。这成了一个禁区。”（注：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pp.10-11）既然苏共是这个态度，为了搞好与苏联的团结这个大局，中共有10多年的时间没有提“毛泽东思想”。
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以及伴随之的工农兵学哲学，使“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再次提出。1959年庐山会议后，林彪取代彭德怀主持军队工作，更是鼓吹“顶峰论”，宣传什么“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上世纪六十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恶化和中苏论战，使“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得到更加广泛的使用。到“文化大革命”中，个人崇拜，现代迷信，发展到极端。康生在1967年10月一次会见外国代表团时竟然说：赞成不赞成毛泽东思想，赞成不赞成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真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是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试金石、分水岭。（注：赵明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之命名、名称演变的思考”，《文史哲》2004年第1期；）这就太自以为是，强加于人了。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特别是中共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也就很自然地重新使用，并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实践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理论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密切相连的。这两个对于当代中国最具重要意义的命题，其最初的指向都是苏联模式。当然随着实践的发展，这两个命题的含义已远远超出了突破苏联模式和苏联范式这一起点的意义和范围了。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最新进展和疑难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近年来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使用频率极高。无论是著作、论文，还是研讨会、课题、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都是主题词之一，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探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取得了许多成果，其最新进展和疑难问题主要有：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诠释与文化解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过程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即：一是和中国实践相结合，二是和中国文化相结合。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包括实践诠释，而且包括文化解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内容，要在中国社会实践和中国文化传统两个维度上展开。与中国实践和中国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基本途径。对此，近年来的研究已经越来越普遍地注意到了，并取得了积极成果。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政治层面与学术层面
有学者提出，要注意区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政治层面和学术层面。认为前者主要是形成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后者则要考虑学科的体系，结构和内容，概念和范畴。（注：许全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若干新思考”，《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4年第1期；）我是赞成这种区分的，这里有两点补充：一是就中国化的政治层面而言，当代中国哲学具有政治化的特点，有时候政治层面与学术层面是相互交错、相互渗透的，难以完全分清。比如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是政治层面的中国化，但是其中某些方面也具有学术层面的意义，尤其是当理论工作者对其进行理论研究和学术探讨时就更是如此，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政治性学术”（胡乔木语），这是我们应当注意到的。二是就中国化的学术层面而言，比较起政治层面，就显得成果不多，相当滞后。就是说学术与政治两个层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是不匹配、不协调的。总的看，学术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突破性的进展不多，大体还处于起步阶段。
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经验马克思主义化
有论者认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是“一化”，而是“两化”，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经验马克思主义化。前者是指马克思主义同时代特征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同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相结合，带有中国特性和中国气派。后者是指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把中国的经验上升为科学的理论。（注：王天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经验马克思主义化”，《求是》2003年第24期；）这个“两化”的解说是有启发性的，但在实践中“两化”往往成了“一化”。
4、马克思主义“化”中国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这具体表现在：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指导了中国社会实践，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社会面貌。同时马克思主义改造与提升了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了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和思维方式。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也要注意中国的具体情况，考虑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积淀，或者说得更清楚，是中国人在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文化习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两种情况，前者可称作马克思主义“化”中国，后者可视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两者的结合，就是我们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注：郭建宁；“毛泽东文化观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几个问题”，《河北学刊》2003年第5期；）当然这样的“化”是一把“双刃剑”，搞得好，可能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反之，则可能导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某些病变、挫折和失败。
5、“回到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针对“回到马克思”这一近年来颇有影响且又颇有争议的命题，有学者指出，“要求不爽毫厘地‘回到’马克思是不可能的。马克思的文本不可能自己解读自己，去解读的还是我们这些当代的大活人，无论你怎样努力避免前见，你还是不可能彻底摒除自己的‘主体性’，你的世界观、文化背景、知识结构、语言框架乃至感情气质等等，都在无形地支配着你的解读方式，使你解读出来的结果无法与马克思本人的原意不爽毫厘。……即使所有的人都能解读得与马克思本人的‘原意’完全一样，也还只解决了问题的一半。更重要的一半，即马克思主义如何中国化的问题还没有开始解决。而这个问题如不解决，即使彻底‘回到’了马克思，对中国的意义也是很有限的。”（注：陶德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学术月刊》2003年第11期；）对“回到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上述见解，我是同意的。当然也要注意到，对马克思文本的科学解读，是有利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甚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条件。但是，套用一句名言，这不过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回到马克思不是目的，掌握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应对与解答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的新问题、新形势、新挑战，面对今天的时代，今天的现实，今天的社会，今天的实践，这才是最重要的。
6、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这两个概念的使用率都很高，常常并用、互用和混用。两者的区分何在，理论界通常的解释是，前者是过程，后者是结果。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过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这一过程的结果。这一界说当然是有道理的。但是过程与结果是相互联系的，比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形成的过程，同样，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又比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可以产生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结果，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产生过程也可以导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总之，应当辩证地理解和把握。
7、“在中国”与“中国化”
目前理论界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研究二十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中，有两种书名，一是“在中国”，如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一百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等；二是“中国化”，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等。但是，有相当多的冠以“中国化”之名的书实际上讲的就是“在中国”，“中国化”不过是一个颇具理论色彩又很时髦的名词而已。一些所谓的“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论著和论文，完全可以叫做“毛泽东思想概论”和“邓小平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然有联系，但是决不等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等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像西方哲学在中国，不等于西方哲学中国化一样。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有传播与介绍即可。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除此之外，还要有加工制作、综合创新、实践运用等等，这要困难得多。
8、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容与形式
把民族性当作形式，在过去和今天的理论研究与文化讨论中是一种相当普遍和流行的说法。比如新民主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具体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内容是马克思主义，形式上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民族性只是形式，与内容无关吗？冯契先生曾就这个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所谓地域性的特色或民族风格，决不仅是形式方面的问题而已。普通讲到中国气派，常只提到民族形式。其实，形式与内容决不能分成两截，而风格正存在于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注：冯契：“中西文化的冲突与汇合”，《时与文》1947年第3期；）民族性是形式，又不仅仅是形式。它不仅体现在形式中，也体现在内容中。而且只有不仅体现在形式中，同时也体现、渗透和包含在内容中的民族性，才是真正有生命力的。因此，仅仅把民族性作为形式，是远远不够的。
9、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文化现代化
一些研究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是中国文化的现代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就是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两者是一回事。其实，问题并不这么简单。有学者就指出，在中国文化发展方向和前景问题上，“可以有两个提法，一个是发展出一个适合现代化要求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一个是发展出一个适合现代化要求的、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文化。……这两个前景，也许是一回事，也许不是。”（注：薛涌：“追求新的文化目标——访北京大学哲学系汤一介教授”，《书林》1986年第8期；）这中间，还有许多问题值得研究和探讨。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生长点与方法论
当前如何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我想以下一些问题可能是主要的理论生长点，应当着力研究，并予以方法论的关照与自觉。
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背景
从文化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确立，归根结底是鸦片战争后中国人对西方文化和固有文化都陷入了一种肯定——否定、否定——肯定的架构之中，即对西方文化是要肯定的，在现代化方面它是先生，但是先生老是欺负学生，作为侵略者，又要否定。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劲攻势和近代中国的节节败退，屡战屡败，不适应时代的中国传统文化是要否定的，但是否定中又有民族性、民族感、民族精神的问题，因此又要肯定。要肯定的又要否定，要否定的又要肯定，构成了近代以来中国人对于文化认识的矛盾和复杂背景，近代以来中国人关于文化认识的许多命题和悖论，都与这个背景有关。王国维就说过“爱所不信，信所不爱”的问题，前者指的是中国文化，后者指的是西方文化。西方学者列文森也注意到了这一“理智与情感”的问题，一方面，中国文化（主要是儒学），既可以被称为伟大的遗产又可以被称为吃人的礼教；另一方面，西方文化既可以是文明的导师又可以是强权、霸权和侵略者。一方面，要享用西方文明的成果，另一方面要杜绝西方社会的罪恶，由此产生的可能的结果和合适的出路，就是接受马克思主义这种“西方的反西方主义”（唐君毅语）。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西方的”，但它又揭露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矛盾、危机和罪恶，在这个意义上，它又是“反西方”的。这样的一种主义，正适合了中国人既要学习西方文明，又要防止西方资本主义产生的种种罪恶的矛盾心理。
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进化论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形成于19世纪40年代，而进化论大体形成于19世纪60年代。1898年严复翻译《天演论》，进化论传入中国。1917年10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一进程表明：从形成来看，是马克思主义在前，进化论在后。而从中国人的接受来看，则是进化论在前，马克思主义在后。产生于马克思主义之后的进化论成为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条件与桥梁，这一现象值得关注，令人深思。
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主要是译介（摘译、转述，介绍），对马克思主义原著即马克思主义的原生形态研究得不够。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经过了日本人、苏联人的“二传”，由于视角的原因，理解的原因，翻译的原因，一些表述也许不甚准确，其中可能还有非马克思主义的附加，这使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宣传有先天不足，使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具有某种简单性和机械化的倾向。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这是二十世纪末中国学界发出“回到马克思”的呼声的一个缘由所在。由于中国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不久，在研究还刚刚起步的情况下，应用问题就提上了日程，可以说传播与应用几乎是同步的，理论形态很快就转化为实践形态。同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一些主要传播者，如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毛泽东等人，都兼具革命家和理论工作者的双重身份和双重角色，这恐怕与以后当代中国哲学具有政治化特点，并一度使哲学政治化有关，这是我们在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应当予以注意的。
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日本中介”
我们熟知，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其实，此前日本渠道已经送来了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到日本留学，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有影响的人物主要有：陈博贤（《晨报》记者）、陈独秀、李大钊、李达（师从河上肇）、李汉俊（同前）、陈望道（依据日文参照英文翻译了第一个《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李大钊、李达译介了许多河上肇的著作。
日本学者中影响最大的是辛德秋水和河上肇，前者的《社会主义神髓》1903—1907年就有三个中译本。后者则于1920—1965年在中国出版其著作12类，20多种版本。其中《贫乏物语》、《社会组织和社会革命》和《资本论入门》均有两个以上的版本。1960年毛泽东会见日本朋友时说：“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日本要比中国早，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是从日本得到的。通过日文本学习到了马克思主义。京都帝国大学教授河上肇写的著作现在仍是我们的参考书。”（注：盛邦和：《解体与重构》，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p.97）
五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苏联教科书模式
日本渠道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具有重要影响，可以说1927年以前，来自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中担当了主角。此后，特别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这一主角地位逐渐为来自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所取代。苏联哲学（主要是教科书）对中国的影响持续而久远：先看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德波林在1929—1930年有4本中译本的书，即《唯物辩证法与自然科学》、《辩证法唯物论入门》、《伊里奇的辩证法》和《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布哈林则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唯物史观与社会学》和《共产主义ABC》等。接着看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影响大的主要是米丁、罗森塔尔。前者著有（均为中译本）《新哲学大纲》、《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辩证法唯物论》、《历史唯物论》、《辩证法唯物论辞典》和《新兴哲学体系》。后者有《新哲学教程》、《辩证认识论》、《革命辩证法的核心》和《简明哲学辞典》。当然还有斯大林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即联共党史4章2节。最后看五十年代，我国高校教学用的都是苏联教材，其中《辩证唯物主义》是亚历山大洛夫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康士坦丁诺夫的，《简明哲学辞典》是罗森塔尔和尤金的。从苏联传入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教科书的形态。这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以其特有的系统性和权威性而后来居上，在中国占“正统”地位达半个世纪之多。从总体上看，无论是李达的《社会学大纲》，还是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都未能从根本上突破苏联哲学教科书的影响。真正的改革和突破应当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
苏联社会发展模式影响中国社会大半个世纪，苏联哲学教科书模式影响中国哲学大半个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两个最重要的命题，都首先是针对苏联模式的，一为理论的，一为实践的。
六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西方马克思主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把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西方思潮，特别是现代西方哲学流派结合在一起的思潮，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探索。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努力会在两个方面有所启示。一是理性思考的态度。在他们看来，倘若马克思活到今天，他也一定会去鉴别、消化和吸收现代西方哲学流派。既然当年他对德国古典哲学能够这样做，那今天他对西方现代哲学也会如此。二是贴近现实的精神。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在苏东巨变后痛定思痛，更加自觉地贴近现实，在现实生活中寻找马克思主义的生长点，使马克思主义走出低谷，回击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挑战，会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产生强烈震撼。（注：陈学明：“西马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工程”，《文汇报》2004年12月27日。）
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
以上几点固然重要，但是马克思主义如何和中国文化联结，则更为关键。只有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结合、融合、磨合、整合，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才能成为现实。儒家讲的“行”、“躬行”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学说之间，传统文化讲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与马克思主义强调的改造世界之间，中国哲学讲的相反相成、物极必反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之间，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社会”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共产主义之间，都有某种契合和相通之处。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与发展，并为人们选择和接受的内在机制和文化基础。
总的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还在继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也须要拓展与深入。如何在与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对话中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创新结合起来，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形态，确实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们应当为此而不懈努力。
（原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5年05期。录入编辑：乾乾）